炀帝的“暴政”与隋末的大动乱

从文帝时代到炀帝时代：隋代后半期的政治与社会

仁寿四年（604）七月，六十四岁的隋文帝去世。尽管文帝的晚年在政治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然而通观其在位二十四年间的总体情况，他不仅统一了国家、确立了新的国家体制，而且带来了社会以及民生的安定和繁荣。在文帝时代，人口（户数）由不满四百万户增至八百九十万户，丰衣足食，据记载国库里装满了征收来的谷物等。所以，隋文帝实可谓中国史上的明君之一。

其后，历史进入了炀帝时代。隋炀帝前后在位十五年，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到大业七年（611）为止的前半期，属于意气风发、蓬勃向上的时期。进入后半期以后，先是继前半期的余绪，从大业八年开始远征高句丽，陷入了战争的泥沼；其后在席卷全国的动乱风暴之中，炀帝又无可奈何地度过每天纸醉金迷的颓废生活，并终于导致大业十四年（618）三月被杀。与其父文帝截然相反，炀帝由此带上了“暴君”、“暴政”的帽子。

在前一小节的最后部分我们已经有所涉及，炀帝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乃是坚持脱离“关中本位”的路线，同时奠定起自己的政治基础，并在此基础之上确立起国家的体制。这一设想或曰大政方针，发端于文帝决定由杨广取代其兄杨勇担任皇太子之时，到炀帝继位以后正式付诸实施。炀帝时代的以开凿大运河为代表的各项政策，以及远征高句丽等一系列的对外活动，其实都可以从这一角度来加以解释。因此可以说，从文帝时代到炀帝时代的发展推移并非政治路线的断裂，而应该说是隋王朝的一条必经之路。

然而文帝和炀帝的政治手法却大相径庭。前者集思广益，稳扎稳打地逐步推行各种强化体制的举措；而后者却倚仗着文帝时代留下的资本，亲自冲锋陷阵，企图一气呵成地达到目的。炀帝之所以如此焦躁，其原因一是由于他本身的资质决定，即源于他的自信，但另一方面的原因，恐怕也与他取得大权的过程有关。炀帝把兄长拽下皇太子宝座，打消了弟弟们对于皇位的觊觎，甚至操纵父皇才终于取得了最高权力。因而作为一种代偿，他迫不及待地希望能早见成果，以显示出自己治理天下的丰功伟业。

然而最终的结果，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乱——数以百计的叛乱集团在各地揭竿而起。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只要我们承认炀帝并没有脱离隋朝规定的政治路线，那么即便这些动乱是直接源自于炀帝的“暴政”，我们也有理由认为这些动乱在本质上意味着民众对整个隋代，进一步也可以说是民众对自南北朝以来积蓄在社会各个层面上的各种矛盾的一种诉求。我以为，导致爆发如此大规模的民众反抗运动的原因，仅仅以炀帝一代的情况来解释是缺乏说服力的。

皇位继承始末

隋文帝在大兴城（长安）的西方，岐山山脉的北侧建造了一座豪华的离宫仁寿宫（即唐代的九成宫），据说文帝就在这个仁寿宫里与群臣一一握手告别之后，安静地停止了呼吸。当然这些都是对外的表面文章，实际上，当时仁寿宫的气氛非常紧张。

两年前独孤皇后去世以后，获得文帝专宠的是陈氏（宣华夫人）和蔡氏（容华夫人）。两位妃子均来自于南朝，陈朝灭亡以后进入隋后宫，其中陈氏乃陈宣帝之女。皇太子杨广一直觊觎父亲的这两位妃子，在父亲病重时，竟然非礼陈夫人。文帝听说此事以后大为震怒，对周围人说“速传我儿杨勇前来”，决意废掉杨广，复立前太子杨勇。

当时，废太子杨勇被软禁在大兴城内。杨素听到文帝有更换太子的想法时，立即通知了太子杨广。杨广遂出动东宫的卫队将文帝的寝宫包围起来，命令心腹张衡入内，让文帝周围的侍女等全部出宫，随后旋即传出文帝驾崩的消息。而且据说就在当天晚上，杨广就将陈夫人传至寝宫“烝”之，其后又强“烝”了蔡夫人。所谓“烝”指皇帝或相当于皇帝者的通奸等淫行。

两位女性都是江南美女，通过上述这件事情，可以充分想象出杨广对于江南之美是如何倾慕。然而杨广调戏父亲的女人，并且最终夺取了父亲的性命，这些行为在儒教的伦理道德观看来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这种做法实际与利未拉特（Levirate）婚姻（父亲死后，其遗孀由儿子们继承的婚姻形态）所体现的北方游牧民族的习俗相重合。进而言之，围绕这种事情而引起的麻烦或纠葛，在进入其后的唐朝仍继续存在，杨广只不过是其先行者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隋唐国家在本质上仍带有浓郁的北族特点。

这样一来，皇太子杨广顺利即位，是为炀帝。其兄杨勇在其即位之前被杀。另一方面，担任并州总管（位于今天的山西省）的弟弟汉王杨谅，在听说哥哥杨广登上皇帝宝座以后旋即起兵反抗，然而没过多久亦被平定。在独孤皇后所生的五子之中，三男秦王杨俊因种种恶行被其妃下毒，早已病死；四男蜀王杨秀因以前就与皇太子杨广不和而遭到软禁，最后与炀帝同时被杀。简言之，文帝的五个儿子均未能寿终正寝。

炀帝政治的开始：大运河的开凿

在等到汉王之乱被平定、围绕即位的一系列措施完成以后，炀帝于十一月迁居洛阳。为了将政治中心置于洛阳，炀帝于开年后的大业元年（605）命令宇文恺等人在此地营造新的首都，并于次年正月落成。新都建造在洛阳老城以西约二十公里处，横跨洛水两岸，向南北延伸。炀帝把新都称东京，也称作东都，将此作为事实上的首都，也作为他描绘施展新政的基本阵地。

炀帝在这座都城开始着手的工作，首先是大运河的开凿。干燥的华北地区与湿润的华中、华南地区并存构成了中华世界的一大特色。如何将这两大区域结合起来，则是自古以来中国当政者们的一个重大政治课题。尤其是对于在长期分裂之后终于实现统一的隋朝来说，为了稳定中央集权体制，为了把物产丰富的南方物资运往北方以应对日益增加的都市消费人口，连接南北这一课题尤为重要。输送物资最方便的乃是水运，然而无论黄河、淮水，还是长江，中国主要的江河都是自西向东，没有连接南北的河流。于是，炀帝便决定以人工之力来完成此事。

炀帝开凿大运河的过程，简要归纳如下所示：

大业元年三月，征发河南淮北诸郡男女百万人，开凿通济渠（黄河—淮水）；

大业元年三月，征发淮南之民十余万人，开凿邗沟（又名山阳渎；淮水—长江）；

大业四年正月，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凿永济渠（黄河—幽州）；

大业六年十二月，征发人数不详，开凿江南河（长江—杭州）；

虽然开凿大运河时也利用了既存的河流以及旧河道，然而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程。其结果，由于运河这条干线的建成，中国的南方与北方首次连为一体。大运河凿成以后，炀帝随即命令建造一艘高达四层、船身雕刻有漂亮图案的大船——龙舟，以便乘此船前往扬州（江都）行幸游玩。

炀帝的登场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仅仅以大业元年为例来说，为了建造新都洛阳，每个月征发的民工就达二百万人。此外，他还在洛阳郊外建造了豪华壮丽的离宫显仁宫，并于新都附近修建了巨大的庭园西苑。炀帝行幸江都之际，沿途极尽劳民伤财之事。与文帝时代的气氛大相径庭，老百姓叫苦连天，怨声载道。然而，喜欢到处走动且热衷于大兴土木的炀帝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

内政与外交

炀帝的好大喜功不仅仅限于国内，在对外方面，他首先把目光投向了北方游牧民族国家突厥。公元552年由柔然独立出来，并发展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突厥，到了583年分裂为东西两部。其后，由于隋朝的离间计，东突厥日益衰弱，到了隋文帝末年，随着隋朝的公主（先是安义公主，其后是义成公主）降嫁东突厥的启民可汗，东突厥最终归顺隋朝。在中国史上，这种出于政治目的从中国而降嫁到周边民族的公主（皇室出身的女性），通常称之为和蕃公主（参见后文）。

大业三年（607），炀帝前往启民可汗所在地大利城（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和林格尔）附近，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巡行。前文提到，由宇文恺设计制造的观风行殿以及巨型帐篷使突厥朝野惊叹不已，就是这次巡行时出现的事情。当时在长城以北地区，草木茂盛，到处都是茂密的草甸。为了向炀帝表示忠诚，以启民可汗为首的各个部族首长都前去为炀帝行幸道路沿途除草开路。

第二年炀帝还是以半年时间，从西北的五原（位于今天的内蒙古）北行，最后到恒山（位于今天的河北省）举行了祭祀活动。当时，以伏俟城（位于今天的青海省）为根据地的吐谷浑已经迎来了其全盛期，接下来的大业五年（609），为了讨伐吐谷浑，隋炀帝向西方出兵，自西宁附近北上，越过祁连山至张掖（位于今天的甘肃省）。在此期间，隋朝的先遣部队攻入伏俟城，将吐谷浑主伏允赶往西方。此外，炀帝还在张掖接见了高昌王麹博雅等人，在此确立了与西域方面的联系。

大业六年（610）正月，炀帝又在洛阳召开了规模盛大的国际庆典以及交易会，西域诸国的酋长等首领纷纷前来参加。庆典会场设于洛阳城的端门（即正南门）前广场，据说会场灯火通明，狂欢的人们通宵达旦地表演了各种音乐、马戏等节目。一般认为这次庆典就是后世元宵节的起源。交易会的会场设在丰都市（东市。即唐代的南市），店铺里堆满了形形色色的珍奇物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同时，各种美食佳肴自由食用，真可谓酒池肉林，十分奢华。参加交易会的胡人们在惊叹中国物质丰盛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讥讽街头同时还存在衣不蔽体的穷人的现象。

仅仅以炀帝的贪欲这一理由，是无法解释炀帝上述一系列前往边境地带的“行幸”行动的。边境防卫体制的强化、与各族各国首长等方面负责人的沟通联系及协调配合、道路的整备等问题，都随着炀帝的直接出行而获得了彻底解决。前面谈到炀帝利用运河前往江都的巡游，从表面上看起来是游山玩水，但实际上却兼有综合全面检查这条交通大动脉是否通畅的用意。在权力集中于一极的专制体制之下，如果没有专权者这种“行幸”的话，下面的各项工作往往半途而废或被敷衍了事。这一点任何时代都不例外。

这样一来，隋朝的国内体制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和巩固，从北到西北、再到西方的广大区域趋于稳定。剩下的只有东北方面，具体而言就是高句丽。为此，永济渠一直通向了幽州（现在的北京）。

远征高句丽

六世纪的前半期为止，从中国东北地区的辽河以东至整个朝鲜半岛这一区域呈现三国鼎立的局面：北部有高句丽，南方有百济和新罗。其中最为强盛者乃是以平壤（原来的乐浪郡郡治）为都城的高句丽。隋朝建国以后，高句丽旋即向隋派出了朝贡使节，与隋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但是，当隋朝完成了全国统一之后，高句丽因担心隋的矛头会指向自己，便逐渐疏远了与隋朝的关系。其后果然不出所料，开皇十八年（598），以汉王杨谅为主帅，水陆共计三十万隋军向高句丽发动了进攻。（参阅本书第九章相关部分）

隋朝的这次出兵非常唐突，入侵高句丽最终以惨败而宣告结束。隋军出兵的直接原因是此前高句丽为征服靺鞨而发动的辽西之役。然而，高句丽的来犯早已被隋朝的营州（位于今天的辽宁省）总管韦冲击退，隋朝其实并没有必要再派大军。隋军之所以远征高句丽，主要是由于隋朝轻视低估高句丽，以为可以辽西之役为口实对高句丽进行惩罚，或许还可以借机彻底制服高句丽。在前一小节已经谈到，高颎对于隋军远征并不积极，所以这次出兵可谓是隋文帝排除反对意见、强行转换方针的结果。

另一方面，高句丽似乎也预想到了隋朝的动向，一方面接受隋朝“上开府仪同三司、辽东郡王、高丽王”的册封，另一方面却又并没有选择与隋朝保持密切的朝贡关系。究其原因，恐怕是与高句丽和隋接壤，随时可以感受到来自隋朝的压力，而这种有形无形的压力使高句丽敏锐地嗅出了隋朝打算将来直接统治高句丽的意图有关。实际上，开皇十八年隋朝的出兵恰好让高句丽的担心成为现实，验证了高句丽对于隋的不信任。关于隋唐时代的国际秩序问题，人们一般都用册封这个词语来加以解释，然而我以为，恐怕进一步还有必要从隋唐王朝渴望直接统治这一角度来加以理解吧。

在这种背景下，炀帝前后三次发动了远征高句丽的战争。

大业八年（612）正月，隋朝大军集结于幽州，总数一百一十三万，号称二百万。此外再加上超过兵员一倍的后勤部队，总兵力合计超过三百万人。据说隋军每天出发一个军，全军出动完毕竟然花费了四十天时间。如此庞大的战线，各个部队之间的互相协调合作十分困难。而且由于是皇帝亲征，故而任何事情均需要皇帝亲自指挥裁决。同时，兵士们也是身着沉重的铠甲，手执武器和盾牌，同时还要各自背负干粮，致使身体几乎无法转动。

与隋军相比，高句丽为了保卫疆土，人人同仇敌忾，到处强化城防，设置伏兵，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在高句丽举国抗战的情况下，尽管一部分隋朝军队曾逼近平壤，但到七月份隋军最终还是不得不全线撤退。此役的结局十分悲惨：渡过辽水进入高句丽境内的隋军九支部队共计三十万五千人，而最后回去的仅仅两千七百人。在这个过程中，构成隋军主体的府兵制陷入了机能不全的状态。

然而，炀帝并不死心。次年（大业九年）再度整顿军队，组织新兵种“骁果”取代府兵，四月份再次发兵进攻辽东。可是，正当久攻新城（位于今天的辽宁省）不下的时候，杨素之子杨玄感于六月在黎阳（位于今天的河南省）树起了叛旗。这是在将要陷入全国性动乱状态之前，政权内部的第一次分裂，炀帝火速撤军镇压了杨玄感叛乱。第三次远征高句丽是在次年即大业十年（614），据说将出兵之事交付朝议，数日间竟然无人敢说话。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炀帝还是再次悍然决定向高句丽出兵。在这次对高句丽之战中，逃亡的隋军士兵络绎不绝，而高句丽方面长期陷于战事，国力极度消耗，困弊不堪。于是，在高句丽王高元提出求和请降时，炀帝便乘势找个台阶，从高句丽撤出了军队。

三次远征高句丽的失败缩短了隋朝的寿命，也将隋炀帝东亚扩张路线的破产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全国各地烽烟四起的叛乱声中，炀帝已经完全束手无策，只能龟缩于江都（扬州），在那里度过了自己最后的时日。

风起云涌的叛乱隋朝的灭亡

大业六年（610）正月初一早晨，一群穿着白色服装，自称“弥勒佛”的人手拿线香与花束，出现在洛阳皇城的建国门（端门）前。他们乘门卫低头之际，发动突然袭击，夺取了警卫们的武器，宣布起事。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可以见到的弥勒教之乱的发端，其主张为，弥勒佛的“下生”（降临）将会改变社会。这次弥勒教之乱也是隋末唐初天下大乱的滥觞。

反隋之乱从炀帝第一次征高句丽时开始激化，以杨玄感之乱为契机获得迅速发展，波及了除了四川之外的全国各地。史书形容当时的情况时说“天下之人，十之八九举为群盗”，仅文献中能够确认的反隋集团就达二百多个。起义的中心区域，主要是受盘剥和征发最重的从华北平原中部到长江下游的广大地区。反叛者们开始或逃往山中和沼泽地带，或以“无向辽东浪死歌”等反战歌曲为号召，聚集逃亡农民，积蓄与隋朝官军抗衡的力量。

在各地出现的反隋集团形形色色，种类繁多。除了弥勒教以外，既有自称大乘教的集团，还有被称作“奴贼”的奴婢起义军以及被叫做“义儿”、“义子”的虚拟血缘关系的亲卫部队，其分分合合，最终形成了十五到二十个主要集团。在群雄之中，最有影响的包括以下几大势力：出自于关陇集团的名门而投身于“群盗”世界的李密；农民出身但凝聚众望，并建立了礼仪之乡的窦建德；以长江下游为根据地的杜伏威、辅公祏等；此外在长江中游地区，承袭后梁余绪的萧铣也颇有实力。

隋末群雄大多与地方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虽然他们有着向中央发展的愿望，但最终还是只成为一种地方割据势力。隋末动乱的强烈地方色彩构成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色，其与多姿多彩的民众的动向交相呼应。由此特色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情况乃是民众对于隋朝推行的中央集权化的一个反动，也就是说，隋末群雄在反炀帝的同时，也具有明确的反隋意识。尽管如此，在这些地方群雄之中，却并没有能够产生取代隋朝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权。完成权力交替的任务只能是交给后来者，即时任太原（并州，位于今天的山西省）留守、出身于关陇系统主流的李渊。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我们在下一章再加以展开。

最后再看看炀帝的情况。尽管三次远征高句丽的失败实际上已经充分暴露了炀帝政权难以维系的窘况，然而炀帝仍然企图寻找时机挽回败局。在远征高句丽失败的翌年（615），炀帝又前往北方突厥的根据地附近巡游，不料反而被突厥包围于雁门（代州，位于今天的山西省），九死一生，好容易才逃脱了性命。自此以后，炀帝迅速失去了对于政治的热情，次年移居江都之后，更是对世事不闻不问，整天沉溺于游乐之中。炀帝身边的诸如虞世基等人都是只知溜须拍马的人物，高颎等能够从正面谏诤的人才都早已被排挤出局。

于是，大业十四年（618）三月，谋求北归不成的宇文化及发动政变，炀帝被杀，享年五十岁。炀帝一直十分憧憬江南，对他来说，死于江都或许可谓是一个理想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