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兴的统一国家：隋王朝

隋朝的建立与文帝的开皇之治

隋朝及其时代

从开皇元年（581）二月隋文帝取代北周建国开始，到大业十四年（618）三月隋炀帝被部下刺杀为止，隋朝实际上是一个仅延续两代共计三十八年的短命王朝。然而在这一时期之内，公元589年，隋朝终于结束了自东汉末年黄巾之乱以来长达四百余年的分裂局面，开创了一个新的统一国家的雏形。隋朝通过开凿连接南北的大运河等多方面的事业，不仅奠定了其后唐朝三百年的基业，也给后世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隋王朝所完成的工作量，实际上相当于其他王朝的数倍。

从历史上来看，隋代呈现出两个面孔：其一，与南北朝时代相联系，并且结束了南北朝；其二，正如通常人们习惯将隋唐两朝连起来称呼一样，隋代又是唐代的先驱。作为一个过渡性的时代，隋朝可谓承前启后，由此出发可比较中立地观察前后的历史，既能全面地总结之前的魏晋南北朝，又可以为理解其后唐朝的出现做出铺垫。除此之外，我感到，在考虑隋王朝所具有的独特个性，以及思考隋王朝在历史上所具有的意义时，还有必要在此基础之上更进一步。

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隋室杨氏的谱系和其周围的文武官员们的背景以及制约并影响其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的因素时，我们强烈地感到，这一时代的确与南北朝紧密相连，尤其是受到了来自北朝的巨大影响。但另一方面，隋王朝建立以后，却也正是把这一点，即如何摆脱南北朝的影响当作自己最大的政治课题，并为此倾注了全部精力。因此，倘若把与南北朝相联系的前者看成是社会性侧面的问题，那么则可以说后者是政治性的问题。隋朝及其整个时代，可以说就是建立在由上述两个方面交织扭曲而成的状态之上的。隋朝正是在力图化解这种扭曲的过程中，大踏步地迈向了建设新国家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以为，还是应该从“隋唐”并列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隋代这一时代。

正如本套丛书的前一卷《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的作者所论述的那样，在谈论魏晋南北朝这一时代的特色时，有两个基本点。其一是贵族制。贵族制既反映了当时从国家到社会的秩序原理，也代表了当时的文化；其二是非汉族（胡族、北族）的存在。即被称之为“五胡”的汉族以外的民族，开始进入了汉族的世界之中。到了北朝的后半期，汉族原住民与北方来的胡族（非汉族）之间的融合、协作关系越来越密切，并从中产生出了新势力即下一个时代的领导者。隋、唐统治阶层的中心人物正是从这一新的势力中脱颖而出，登上了历史舞台。

然而，在另一方面，支撑贵族制的门阀（家世门第）观念无孔不入渗透的结果，反过来引起贵族制受门阀的制约，导致其丧失活力、地位发生逆转，带来了整个社会的停滞和行政资源的浪费。在经历了长期的分裂以后，当时代的钟摆开始走向统合之时，传统的贵族制则成为巨大的绊脚石和枷锁。也就是说，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两大支柱——贵族制与从北族发展而来的新势力发生了冲撞。两大支柱撞击的结果，使其各自失去政治影响力。而这一冲撞发生的时代正是隋代。

基于上述认识，我在本章中将重点从政治史的角度出发，去接近并描述隋朝这一时代。隋朝这一迥然有异于其他王朝、时间短暂而内容丰富的三十八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下面就让我们来揭开其帷幕吧。

隋室杨氏的出身

隋文帝（庙号高祖）名字叫杨坚。自称其出身于关中（今天的陕西省中部。参见附图83《隋唐关中地区图》）汉族名门望族之一的弘农郡华阴杨氏。看起来这一出身似乎十分高贵，但其中却存在着不少疑点。实际上，在北魏时代，杨坚的祖先居住于长城沿线的武川镇（今属内蒙古），负责镇守北方边境。如果要说杨氏与弘农华阴的杨氏家族有什么关系，那也应该是很早以前的事情。确切地来说，应当把杨氏看作在很早以前就与北方民族通婚，且已完全融入塞北荒野世界之中的一族。

关于杨氏与北方民族的瓜葛，一般的意见都是从杨氏与鲜卑系统（其后的蒙古系统？）的关系来加以解释。然而从史书记载来看，杨坚之父杨忠身材魁伟，乃身高七尺八寸（超过两米）的大汉，且相貌出众，仪表轮廓分明。他的武艺也十分高强，据说杨忠与猛兽格斗时，用左臂夹住兽腰，以右手拔掉兽舌，一举将猛兽制服。这一形象令人联想到，杨忠恐怕不仅仅与鲜卑系各族有关，在他的身上，很可能还有匈奴等民族的混血因素。

隋室杨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可以说就是在杨忠的时期（参见附图1《北周、隋、唐皇室关系图》）。因为534年北魏分裂成高欢率领的东魏和宇文泰为首的西魏时，杨忠投奔宇文泰麾下，成为支撑西魏政权的重臣。宇文泰也来自于武川镇，同样是鲜卑族出身。此外，聚集在其帐下的唐室祖先李虎以及与杨氏及李氏结成婚姻关系的独孤信等人也都是武川镇出身。其后，当西魏设置了执掌军政中枢大权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职位以后，上述这些武川镇出身者分别被委以重任，成为担当西魏（北周）宇文泰政权的中坚力量。

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以武川镇军阀为中心的政治势力，其后占据了隋唐两朝统治阶层的中枢位置。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将这一政治势力称之为“关陇集团”（即集结于长安周围的关中平原至其西的陇山一带的政治集团），时至今日，可以说这一称呼已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杨坚与周隋革命

北周天和二年（568），62岁的杨忠去世。杨忠的一生可谓是戎马倥偬的一生，杨坚出生的西魏文帝大统七年（541）六月，正是其父杨忠横刀立马于战阵之时，当时也可以说是西魏前景未卜，无论西魏何时被东魏吞并，都不会令人感到惊讶的时期。在此后直至隋朝建国的四十年间，杨坚在其父打下的基础之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在政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并将长女嫁给皇太子（后来的宣帝）为妃，赢得了北周武帝的信赖。

正因为如此，杨坚遭到了宇文氏一部分人的警惕和嫉恨，其中最主要的人物就是继承武帝大位的北周宣帝。宣帝的疑心非常重，他经常在考虑要如何除掉自己的岳父杨坚。曾将杨坚召进宫中问话，嘱咐侍卫只要看到杨坚的表情稍有不自然之处，立即当场将其杀掉。但杨坚始终神色自若，从容应对，没有露出丝毫破绽。

北周宣帝的大象二年（580）五月，整天提心吊胆、不知何时有杀身之祸的杨坚，终于迎来了通向权力宝座的转机。当时杨坚主动请缨，提出到距离陈朝最近的扬州（位于今天的江苏省）担任总管（总管乃地方军事行政的最高负责人），就在他马上就要出发之时，宣帝病倒，并且在半个月以后去世。宣帝病死时很年轻，只有22岁，他病倒以后处于失语状态，很可能是患脑溢血或者中风之类的疾病。宣帝留下的孩子（静帝）虽然并不是杨皇后的亲生儿子，但杨坚还是拥立其为皇帝，自己则以受宣帝托孤的顾命大臣的身份，向内外发号施令。

最早向杨坚密报宣帝病倒消息的，是宣帝最为信赖的郑译、刘昉二人。这两个人审时度势，估计在年幼的皇帝之下，很难度过当前的局面，因此秘密与重臣杨坚取得了联系，以图自保。该二人虽然都是汉族贵族，但却缺乏全力以赴投身于改朝换代的勇气。其后，取代二人立誓襄助杨坚者，主要是李德林和高颎，以及原来关系比较疏远、在这一期间投靠杨坚的杨惠（后来改名为杨雄）。

李德林在接受杨坚邀请时当即对天起誓，说尽管能力有限，但愿意以死相随杨坚；高颎也同样慷慨激昂地表示，即便夺取天下失败，被诛灭九族也在所不惜。李德林遂首先成立了丞相府这一幕府机构，以掌握全权、强化凝聚力，进而又为新王朝的建立指明了明确的方向。当时，杨坚政权能否如愿建立起来，还有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在于相州总管尉迟迥。高颎则在与尉迟迥作战时，成功地指挥部下突入敌阵，取得了胜利。

当得知杨坚掌握实权的消息以后，上面提到的尉迟迥首先于同年六月在北齐的旧都相州（位于今天的河北省）起兵；继而七月份郧州（位于今天的湖北省）总管司马消难、八月益州（位于今天的四川省）总管王谦先后起兵反杨。然而，由于几位起事者事前准备不足以及双方兵力悬殊，加之各自内部不团结，所以到了八月以后，尉迟迥被追得走投无路而自杀，司马消难则逃往南方的陈朝；进入十月份以后，王谦也被杀，整个局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于是，北周宣帝死后仅仅五个月，事先所预计的激烈抵抗并没有出现，杨坚顺利地将大权揽入了怀中。谈到这里，还有一个背景不能忘记，即当时笼罩北周的沉闷气氛导致人心疲惫涣散，在当时的整个社会上，到处都弥漫着一种盼望改朝换代、渴望新的统治者出现的气氛。

隋朝的建立与新体制

公元581年二月，杨坚接受北周静帝的禅让登上皇帝宝座，定国号为隋，隋朝第一代皇帝文帝由此宣告诞生。文帝改年号为开皇，并发布了新政权的最初的大政方针曰：

“易周氏（北周）官仪，依汉魏之旧。”

从北周的国号可以看出，北周是以上古时代周朝的制度，即《周礼》的“六官之制”作为国家的根本。所谓六官，就是指在皇帝之下，由六个平行的行政机构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各司其职，分别执掌各方面的事务。宇文氏政权的建立源自于北方少数民族，因而对于他们来说，有必要积极地将广大的汉族吸收到其政权之中。于是，作为汉族理想国家的周代的制度，尤其是可以保障北族与汉族之间的对等性的六官之制遂成为最好的选择。弱小的西魏（北周）之所以能够吞并强大的东魏（北齐），并在南梁被推翻之前迅速成长起来，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六官之制这一政治体制的存在，同时加之在与六官之制互为表里的军事制度——府兵制之下所凝聚的北族与汉族的能量所致。

然而，这种政治体制并不具备长期存在下去的基础。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要想统合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需要建立一个以皇帝为首的金字塔式的统治体系。于是，杨坚即隋文帝明确地表示，要与北周的制度告别，走一条新的路线，即恢复原有的且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国家体制。所谓“汉魏之旧”，并非指回到汉代或三国魏晋的制度，而是指中国传统的皇帝制度。在这一方面，人们首先想到的制度则是距离隋朝最近的国家体制——从北魏到北齐的制度。隋朝重建国家政治体制，竟然大量吸取并采用了以前的失败者北齐的制度，实可谓是一种历史的讽刺。

不用说，站在推行新政的中枢地位的人，正是前述周隋革命的发动者们。其中，高颎任尚书左仆射兼纳言，位居行政权力的中心；李德林担当负责起草制定政策的内史令一职；杨惠则出任左卫大将军，乃中央禁军的最高负责人。其他属于关陇集团的人，诸如虞庆则、韦世康、元晖、元严、长孙毗、杨尚希等人也都分别担任了各个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其后，苏威出任纳言兼吏部尚书，也成为政权中枢的一员。纳言是门下省的最高长官，负责全面审核各项政策。这一职务最初由高颎兼任，后改由苏威担任。

在本书第四章中，我们会详细谈及隋朝取代六官之制实行三省六部制的情况。三省六部制的中心是三省，其分别由高颎负责尚书省，李德林把持内史省，门下省则由苏威担任长官，此外再加之负责军事的杨惠，构成新政权的四大支柱，推动着新体制的运作。这一体制一直持续到开皇九年（589）全国统一。

大刀阔斧的行政改革与贵族制

新政权建立以后，率先着手解决的问题，就是关乎国家体制根基的新律令的制定。所谓“律”，是指刑罚法规，“令”则是指有关行政、官僚组织、税制等与刑罚无关的法令；律令制就是基于“律”和“令”两大支柱的国家体制。经过种种曲折，由一百二十五卷共计五百条条文构成的新律诞生，并最终于开皇三年公布生效；在此之前的开皇二年七月，新令也已经发布，这部法典就是在成文法体系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皇律令。开皇律令被唐代原封不动地加以继承，并成为在整个东亚广为流行的律令制的源头。

开皇新律的最大的特色，乃是清算了在以前的刑罚中存在的自古以来残害身体的肉刑（黥=刺青，即在脸上刺上记号或文字；劓=割掉鼻子；剕=砍掉脚；宫=阉割生殖器；大辟=死刑），而将构成刑罚最基本要素的五刑确定为笞（鞭打10—50）、杖（杖击60—100）、徒（剥夺自由，强迫劳动）、流（流放）、死（死刑）几种非肉刑形式。同时，针对各种具体罪行，在相应的条文中明确规定了处罚的形式。在这里，可以看到开皇律具有与近代法律中的罪刑法定主义（即条文主义）相衔接的一面，可以说，开皇新律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刑法体系。

在开皇新令方面，除了包括前文提到的以三省六部制度为首的中央官制以及地方行政组织在内的整个统治机构的整备问题之外，同时，如何能确保新的人才来源，又怎样安排这些人才等方面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隋代之前的很长时期一直都是贵族制的时代，在九品官人法之下，贵族们凭借其门第家世，把持着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权力。于是，隋文帝决心首先针对这种情况开刀。

隋文帝的第一把火，先是把地方行政的人事权收回中央。在此之前，由中央任命的地方长官在辖区内可以自行录用下属，称之为“辟召制”。魏晋南北朝时代各地的豪门贵族正是凭借辟召制把持地方行政，成为支撑贵族制的温床。文帝基于对“辟召制”弊端的反省，采取了新的对策，决定地方长官以外的官吏也均统一改由中央派遣，以此排除贵族以及地方豪强的势力。此外，对于派往各地任职的官吏，又同时确立了文官三年、武官四年的任期制，以及不得在官吏本人的出身地（本贯）任官的回避制度。

与上述措施配套，隋文帝又将之前的州、郡、县的三级地方行政制度改为州、县两级制度。在此之前的漫长的分裂时期，地方政区的基本单位州被细分化，出现了州郡的区别不明显，官多民少的弊端。由于文帝果断实行废郡，不仅精简了各级机构，裁撤了冗官冗员，同时也削减了开支，推动了清除贵族影响的进程。

但这样一来，如何确保新体制所需要的人才遂成为一个新的课题。隋文帝决定抛弃九品官人法的门第家世主义，面向社会广泛招募人才。根据这一基本的设想，隋文帝尝试着导入了考试的方法。其滥觞是开皇七年（587）发布的一道命令，该命令要求各州每年必须向中央推荐三名人才。尽管我们还不清楚当时的具体选拔方法，但推测各州在选拔推荐人员时或许有考试，到了中央以后，也可能会有什么类似的考试。尽管当时遴选人才的办法并没有因这道命令而立刻产生根本性的变化，然而无疑这是其后发展起来的科举（选举）制度的出发点。

兴建新都大兴城与宇文恺

谈及新王朝建立以后开始着手的事业，有一点不能不提，这就是新都大兴城的建造。后来进入唐代以后，大兴城改名为长安。关于长安这座都城的规模、结构以及景观等，我在本书第六章要涉及，在这里仅略述与隋朝相关的二三事。

在中国内陆的陕西省关中地区，渭水（渭河）自西向东横贯其中部，今天陕西省的省会西安就坐落在这条渭水（渭河）的南岸。当隋文帝决定将新王朝的首都就建造在这里以后，旋即于开皇二年六月任命高颎为总负责人，开始在此营建新的都城。新都建造速度很快，从开始施工到迁都还不到一年时间。开皇三年正月文帝发布了庆祝新都落成的大赦令，到了三月就搬进了新宫殿——大兴宫（即其后唐代的太极宫）。尽管自西汉以来的旧都就位于新都的西北方向，距离很近，然而对于隋朝来说，这仍是一次大规模的迁都之举。

关于大兴城的规模大小，一般认为其与唐代长安几乎完全相同，属于中国都城史上最大规模的都城之一。整个都城呈长方形，东西约9700米、南北约8600米。这座都城从策划到施工，任务之繁重、工作量之大远远超出想象。在此，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主持这项工程的实际负责人宇文恺。

宇文恺是隋朝人，乃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家、发明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城市规划建设的设计师。他不仅主持设计修建了大兴城，到隋炀帝时期，还参与了洛阳城的建造。此外，他还开凿了穿过大兴城的运河广通渠，建造了文帝的行宫——壮丽的仁寿宫（即唐代的九成宫。参见附图7“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位置示意图”）。宇文恺多才多艺，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例如在隋炀帝北巡突厥王庭时，宇文恺还设计发明了被称为“观风行殿”的可折叠式移动宫殿，以及一次可以收容数千人的超大型帐篷，并且准备好了明堂（上古时代的政事堂）的复原方案。

隋初的政界：高颎、苏威、李德林

隋代被其后唐代的光环所遮挡，因而历来往往不被重视。然而，正如秦与汉（西汉）的关系一样，隋代实际上奠定了唐代前半期体制的基本框架。不仅如此，开皇年间实施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在准确把握国家体制的基础上，经过系统周密的设计而提出来的。作为行政改革以及策划制定新国家形象的一个尝试，隋代的各项政策成为后世的样板和镜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充分理解何以将隋代视为历史大转折点的这种见解。

如前所述，隋朝奠定了统一国家体制的基础，而在此之前，亟待解决的各种问题堆积如山，许多人摩拳擦掌力图打造一个新的国家。在这些人之中就有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高颎。高颎曾前后二十年担任开皇年间的宰相，几乎参与了当时所有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成功地推出了“开皇之治”。

高颎乃渤海郡蓨（位于今天的河北省）人，其父高宾不知什么缘故从北齐逃到了北周，成为独孤信的幕僚，并改姓为独孤。因此，当独孤信因谋反被处死时，高家也受到牵连而被贬黜。换言之，高家在北周完全处在一个无足轻重的旁系位置，高颎本人也是从基层小官吏开始干起来的。这些不仅锻炼了高颎在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工作能力，也培养了其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高颎比较体察民情且对人和蔼等也应该与他的上述经历有关。

作为一名中级官吏的高颎，之所以能被杨坚（隋文帝）看中，在其间穿针引线者恐怕是杨坚之妻、独孤信之女（七女）独孤氏（即文献皇后。参见图1）。尽管如此，隋朝建立以后，在关陇系统占据政界主流的情况下，旁系出身的高颎的地位还是十分微妙。于是，高颎便采取了启用关陇系的正统人物，以寻求关陇集团支持的办法。高颎启用的这个人物就是苏威。

苏威出身于关中的汉族名门武功苏氏，其父乃负责起草西魏（北周）的大政方针《六条诏书》的苏绰，属于关陇系统的嫡系。苏威本人虽然很想继承父亲开创的事业，但他属于遇事小心谨慎、缺乏魄力、仅凭自己的力量很难成为政界领袖的那一类人物，与高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于是，高颎通过与苏威的联手而巩固了自己的根基，苏威则借此得以展现自己的实力，二者相得益彰。给予后世以很大影响的开皇前半期的新政，正是在这两个人的合作之下推行起来的。

此外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他就是在周隋革命时期十分活跃的李德林。李德林出身于博陵安平（位于今天的河北省）李氏，他开始时效力于北齐，以山东贵族这一显赫的家世和广博的学识及文采而名重一时。北齐灭亡以后，他作为旧北齐系统的代表人物受到了杨坚的重用。杨坚之所以将李德林纳入自己的阵营，除了欣赏他的学识之外，也是因为看到了他对于旧北齐势力所具有的影响力。但尽管如此，在杨坚发动政变成功并掌握政权以后，却并没有给予李德林多少表现自己的机会。其原因当是由于李德林的贵族习气极其自大，导致他未能融入抱团的北周及关陇集团之中的缘故。

当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北魏以来，作为社会基层组织来说，实行的是管理100户的三长制。到了隋代初年，在进行了一系列行政改革之后，苏威提出了设置乡里制的提案。即为了加强对于村落的强有力的统治，在旧有的100户（里）之上，设置由500户（5里）构成的乡，各乡设乡正作为最高负责人。只有李德林一人坚决反对这个方案，因为在他看来，这一政策势必会导致旧北齐系贵族的既得权益受到威胁。但是，在平定陈朝以后的第二个月，即开皇九年（589）二月，乡里制方案还是被强制加以推行。其后，随着新设的乡正出现渎职问题，废除乡里制却又提上了议事日程。于是，李德林当面对隋文帝说：“我以前反对过这个方案，当时不采纳我的意见，现在却又要废除，这是朝令夕改。”隋文帝听后大怒，遂将李德林贬黜到外地任官，李氏到死为止再也没有回到京城。

高颎与苏威、李德林的阅历和资质各异，倘若三人能够很好地磨合，相信一定会给隋初的政治带来独特的气象，然而可惜他们的合作似乎并不尽如人意。李德林因为参与了隋朝的建立过程，遂忘记了自己本来属于被征服的一方，因而孤芳自赏。高颎则未能将李德林拉拢过来。这些情况充分反映出，开皇之治乃是由西魏（北周）以来的关陇集团所主导的结果，北齐系统并没有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