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人、神与万物

引子

个体的人格与社会的行为模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会轻易改变。人的许多癖好是忽生忽灭的。但是，如果说玛丽羞涩拘谨，而萨莉活泼开朗；约翰喜爱阅读哲学经典，而彼得着迷于通俗小说和好莱坞电影；李身手敏捷，王能诗善赋，我们总是可以确定这些个性特征既不会在朝夕之间养成，也不会在转眼间消失无踪。同样，虽然我们观察到时尚潮流的来来去去，但如果说美国人爱好橄榄球和跳舞，中国人离不开太极和麻将，英国建立了议会制政府，寡头政治在中东延续，日本人以神道教为信仰，种姓制度在印度影响巨大，我们也可以确定这些社会特征绝非一时的潮流更替。

人格和文化的历史延续性不随时空的变化而变化。一个商人是否具有进取心，不仅仅体现在企业经营上，如果“进取”是他的真实人格，而不是他自己口头上的吹嘘，这个特征免不了要在这个人的其他社会关系里出现，如亲友关系及对国内政治、国际事务的看法，等等。同样，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少数肤浅的领域，而将广泛影响整个社会所追求与信仰的诸多领域：从艺术到哲学，从宗教到政治，从民族关系到领土扩张……

迄今为止，我在谈论个体的人格和社会的文化模式时，似乎把它们区分为毫无关联的两个主题。事实上，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人格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环境的产物，反过来，文化模式又被社会中每一个个体所影响和塑造。

诚然，不是每个人都遵循约定俗成的社会模式。有些人或许不愿意按照他人的期待来行事。然而，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特定的机制，运用温和的嘲讽或粗暴的体罚来清除异己分子，抑或强迫他们改弦易辙。同样，每个社会也总是提供某些场所，相对于其他领域，它们可以赋予偏离者更大的自由空间。有些社会就整体而言比其他社会更有弹性，得以产生更多推动变革的内部动力。不过，毋庸置疑，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人格特征长期来看必然与这个社会的文化模式相一致。

在谈论美国人或中国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的行为倾向时，我们通常是就大的概率而言。这就像美国安全委员会在节假日前预测交通事故伤亡人数一样。虽然不能确认哪些具体的人会成为事故受害者，但就整体趋势而言，它可说是相当准确的。

本书对美国人和中国人行为模式的分析都以这一概率为准绳。借助这个工具，我们就可以安全地预言美国丈夫如果胆敢在公开场合不停数落妻子，一场家庭危机将很快爆发；中国职员如果每次拜访上司都不记得带上礼物，很快就要丢掉饭碗。显然，上述举止在各自的文化中都是不合时宜的。反过来，大多数美国妻子期待丈夫在公共场合秀一下恩爱，这种心态将强化美国婚姻高度民主的特征；中国职员给上司送礼的行为也进一步助长了企业内部潜规则的滋生。总之，个人的偏好与选择会影响中美社会当下的文化模式。

这似乎是一个循环论证，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荒谬之争。但是，只是在我们想要给鸡与蛋排出先后次序时，这个问题才令人烦恼。如果随意地以鸡或蛋为开端，其中一项就会成为另一项的度量标准。假如先有了鸡，我们可以清楚知道它要下什么样的蛋；先有了蛋，我们也能确定它将孵出什么样的小鸡。

在第一篇，我们审视了中美两国生活方式的差异，深入剖析家庭、学校等微观结构，从中寻找两种生活方式的根源，同时还考察了两个民族一些广泛存在但尚未形成制度的行为模式。在本篇的8个章节里，我们将着手考察中美两国一般民众（不侧重政治领袖或杰出人物）的行为特征是如何与文化模式在各个层面上相互融合的。这一篇要解决两个相互关联的任务。首先，我们将试着发现在婚姻、政府、教会、经济及各种制度中现有的思想与价值观如何影响个体的心态和行为。其次，我们也要努力探究文化思想与价值观如何被个体行为所修正、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