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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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战国时代的游侠风尚

政府法制,总是有力不可及的地方;统治的真空,一定有隐形的力量来填补。这种填补统治真空的隐形力量,就是民间的政治社会。民间的政治社会,是政府政治社会的对立统一体,二者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也可以互相转化,一切取决于相互存在的条件之变化。用通俗的话来说,政府政治社会是庙堂,民间政治社会是江湖;政府政治势力是白道,民间政治势力是黑道;政府政治是明流,民间政治是暗潮,二者同质异体,本质上都是强制性的人间统治体系。

商周以来的古代社会是世袭氏族社会,一切关系基于血缘氏族。天下是氏族国家的邦联体制,社会是世袭氏族的宗法社会,政治是分封氏族的世卿世禄,经济是氏族共同体的井田邑里,一切一切,都在氏族血缘的网络之中。庙堂与江湖同体,白道与黑道混淆,明流与暗潮共涌,人与人之间,无独立的个人间的交往关系,独立于血缘氏族的民间政治社会也不存在。

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列国间战争兼并的结果,古来的国家社会崩溃,政治经济关系瓦解,各国迫于战争的压力,纷纷实行变法改革,全民皆兵,建立官僚政治,以官制法制维系国家和社会,重新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社会的这种新旧交替之中,一部分从旧有的氏族血缘关系网中解脱出来的武士,由于种种缘故,没有被新的官制法制体系编入吸收,成为脱离于社会主流之外的游民,他们在新旧社会交替的缝隙间,以自身的行动,寻求新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连接关系,开始构筑新的民间社会。由此产生的新的人际关系,就是任侠风气;由此构筑成的新的民间社会,就是游侠社会。关于刘邦少年时代的行迹和政治身份,司马迁语焉不详,两千年来更是不明不白,流行世间的所谓“流氓”、“无赖”、“农民”、“贫民”的说法,都是过于含糊而止于皮相。我整理战国到汉初的历史,在“后战国时代”的历史背景中明确了刘邦是战国游侠,填补了刘邦在体制外的政治经历和政治身份,合理地连接了他后来在体制内的发展。可以说,没有战国游侠这一个环节,我们是无法正确理解刘邦其人及其时代的。关于战国秦汉的游侠,参见劳榦《论汉代的游侠》,收于同氏著《劳榦学术论文集》,台北:艺文印书馆,1976年。也请参见増淵龍夫《中国古代の社会と国家》第一编《戦国秦漢社会の構造とその性格》,岩波書店,1996年。

所谓任侠,就是任气节、行侠义,个人与个人之间基于知遇相互结托,行武用剑,轻生死,重然诺,以感恩图报相往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任侠就是哥们儿义气,男子汉间的友谊,大丈夫间的情义。任侠者之间,并无严密的组织,合则留,不合则去,也无固定的章程约束,只是凭借人与人之间的交谊,形成广泛的社会关系,构筑起网络状的民间社会势力。

在战国时代,任侠者往往是强项的游民,他们不事生产,崇尚武力,在主流的法制礼制、伦理道德之外,凭着放纵的生活、不顺从的精神,营造独自的精神和实力的世界。任侠者之间,有取必予,有恩必报,讲的是义;承诺的事,一定做到,救人之难,不避生死,讲的是信。对于任侠者来说,人生的目的,不在金钱和享受,也不在实现伟业,只求结成人情的关系,达到义气的境界而已。“士为知己者死”的名言,就是任侠者的理想极致。

战国时代的任侠风气,植根于人性中个人自由放任,不受社会群体约束的天性,是对于法制吏治的反动。战国时代的游侠风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于自由的个人与个人间的友谊,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战国时代的游侠风气,从上层社会一直渗透到民间下层,既包括许多不法亡命之徒,也不乏王公贵人。战国七雄当中,秦国法制严明,对于游侠明令禁止,严加镇压,在秦国严密的法治之下,游侠作为体制外的不法之民,几乎没有生存的余地。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秦始皇的思想导师,他在《韩非子·五蠹》中将“侠”列为危害法治国家的五种蛀虫之一,他明确指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关东六国行政相对宽舒,游侠们在各国间奔走往来,纷纷寄托于贵族门下,促成了各国的养士之风。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是名重当时的四大公子,以养士著名;他们的府邸,是游侠们集聚的去处。

在刘邦的任侠生活中,对他有影响的游侠人物有三位,一位是沛县的王陵,一位是外黄的张耳,还有一位,就是魏国的信陵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