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刘罗杰探长

当第332578号案件，即多萝西·M·萨鲁奇案件被指派下来时，我已经在联邦调查局工作了十五个年头。处理未成年人绑架案是我的专长，但也让我非常痛苦。至于多萝西·M·萨鲁奇一案，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棘手的一个案子。最终，因为这个案子，我离开了联邦调查局。十五年的折磨，我实在是受够了。

还是让我从头讲起吧。

1993年3月1日，我接到电话，一名怀孕的少女在学校外被绑架了。这个案子跟我在过去一年里所追查的一系列案子都非常相似：被害人都是白人少女，怀孕六到八个月，父母已婚且未离异。这些案件的难点在于，最初人们会误以为孩子是离家出走了。数据显示，每年有多达130万青少年离家出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意外怀孕。所以，怀孕少女失踪时，很难确认是离家出走还是被人绑架，由于案件性质常被误解，人们总是在报案时晚几小时甚至几天，使得关键的证据和线索都遭到破坏，因此处理绑架案，时间非常重要。

在多萝西·M·萨鲁奇的案子里，我们首先调查的是她的男友和父母，这对夫妻似乎很相信女儿，一直坚称多萝西绝不会离家出走。在给这个金发蓝眼的白人女孩儿做侧写时，我了解到她十分优秀，是学校里的“荣誉学生”，在跟她的父母和男友面谈之后，我觉得这个案子值得高度重视。

展开调查的第一天，我上午10点左右开始进行亲友面谈和现场勘察。遗憾的是，当时距离绑架案件已经过去一天了。这一天的情形大致是：父母下班回家—发现孩子不在家—报警—整夜寻找—通宵给所有朋友打电话询问—第二天早上还是不见踪影—通知联邦调查局—案件被指派给我。我和我的搭档同当地警方一起，在多萝西的学校里问遍了所有同学，确认她失踪那天是否有什么异常情况。事实证明，她的失踪时间是早上，因为我们了解到，她父亲在上班之前叫醒了她，但校长可以肯定，她当天没有去学校，而且由于管理上的疏漏，居然没人打电话通知她的父母，学校的相关人员正在为此相互推卸责任。同时，有证据表明多萝西吃了早饭，而且她的车还在车库。顺便提一下，根据多萝西父亲同事的证词，以及办公场所的监控视频可以确定，多萝西的父亲早上7:32就到办公室了，从监控录像来看，他神色如常，于是，我排除了多萝西父亲的嫌疑。

多萝西母亲的公司也确认，她母亲当天跟往常一样6:59准时上班，门口负责出入登记的保安证明了这一点。在上班途中，她曾在麦当劳的汽车外带窗口买了咖啡，从麦当劳的监控视频来看，她没有任何异常之处，只是开车路过，买了杯咖啡，然后继续赶往事务所。我和搭档研究了监控录像，发现她在等咖啡时还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对着后视镜补口红，十分悠闲放松，这样我也排除了多萝西母亲的嫌疑。

多萝西的男友在警察局哭个不停，伤心地倾诉着自己对多萝西那忠贞不渝的爱情和他们俩还未出生的孩子。男友的妈妈坚称，在上午8:30前就把他送到了学校，班主任记得他匆匆进了教室，因为他关门时，上课铃刚好响了起来。我并不怀疑这个小男友，也不怀疑他妈妈说的是实话。但是，我仍未放松对他们的监视。

在现场勘察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两条线索。首先是一只匡威全明星系列的黑色低帮运动鞋，这只鞋沿着路堤滚进了道路一侧的灌木丛，该处距离多萝西家约有20码。多萝西的父母确认这就是多萝西的鞋，看到鞋带已经松开，他们不禁痛哭起来，担心女儿凶多吉少。另外一条线索来自一位学生母亲，在绑架案件发生的那天早上，她开车送女儿去上学了。她说：“我记得看到一辆栗色的面包车停了下来，绝对是栗色的……现在想来，这种颜色的面包车倒是很少见，不过我当时注意的不是车的颜色，而是车上印第安纳州的车牌，因为车牌上写着‘山地人之州’[4]，头一天晚上，我刚好跟丈夫讨论过电影《山地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记下了那辆车。我觉得，这个巧合可能是天意吧。”说着，她用手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天意”这个词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于是，在打印好的案件报告边缘的空白处，我用笔又把这个词草草地写了一遍。

又过了一天，这位学生母亲在看了几十张照片后，指认了一辆1989年产的雪佛兰G20改装运动型面包车，属于雪佛兰“街景”系列，两边侧窗均是有色玻璃。在确认运动鞋、与失踪者父母和男友面谈、检查他们的不在场证明、调查学校、获取学生母亲的证词、搜集符合描述特征的面包车照片、学生母亲指认照片等一系列调查工作后，距离绑架案发生已经过了三天，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损失了三天的宝贵时间。

多萝西的父母一开始便向当地和全国的新闻媒体寻求过帮助，但是，到了第三天，这个案件引起的关注度已经不那么高了。第五天，内政部便禁止我再动用警力对相关人员进行监视。跟我一起负责这个案件的搭档则被派去整理一大堆未结案件的文书资料，忙得焦头烂额。可以说，形势对多萝西·M·萨鲁奇十分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