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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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与讨论

经济学家强调收入对于满足人们基本需要,从而实现减贫的重要性。基本需要的内容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千年发展目标确定了全球到2015年的基本需要目标。

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结束后,联合国在2015年9月召开的可持续发展峰会上通过了《可持续发展2030议程》(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设定了到2030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到2030年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这里的“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End poverty in all its forms)对贫困的认识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学家从基本需要的视角定义的贫困,它是多维贫困理念在联合国发展议程中的体现,反映了国际社会对贫困认识的深化。

社会学家关注被排斥的社会群体,希望通过国家层面的制度变革来促进机会公平,消除社会排斥。就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消除社会排斥,促进社会包容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十分必要。一是在经济领域,着力消除制度上的就业排斥和歧视;二是在社会领域,着力消除对弱势群体获得社会服务的排斥和歧视。特别是让弱势群体获得公平的教育和健康服务,消除教育和健康服务领域日益加深的两极分化,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着力打通穷人的上升通道,使其通过人力资本形成和个人努力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

发展学家关注弱势群体的能力缺失,希望通过公平、公正的机会,让每个人获得平等的教育、健康、社会保障、就业、市场准入的机会。其实质是强调发展机会的公平性。当前,我国政府倡导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其核心要打造公平的发展机会。机会不公平的社会危害要远远超出结果不公平的社会危害。一是在经济领域要打破国有企业与民营经济之间的制度性差异,为民营经济创造更加公平的发展环境。二是消除就业领域的社会不公正,为新毕业的大学生、新生代农民工等新型劳动力群体提供公平的就业环境。三是着力推进贫困地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政治学家关注权利的被剥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是指导我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武器。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是党的理论的核心思想。正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涌现的社会矛盾,不断完善党的理论和治理结构,着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基础。一是要正确处理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着力解决民生问题,让老百姓充分享受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在分配结构上,彻底消除这一矛盾。目前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税负较重的国家之一,而财政的民生支出方面却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比重较低的国家之一。二是要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切实有效地治理腐败,保证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把我国建设成为“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文明先进的中国”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节选),载《毛泽东著作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第167页。

中文对于贫困的定义其内涵远超出英文“poverty”一词。中文“贫困”的定义,既包括了收入不足的“贫”,也包括了个体或家庭处于不良的自然环境,不能接受教育、卫生服务等的“困”。可以说,中文“贫困”的定义是多维度的。也正是基于这一文化背景,中国在1986年设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时,就将其设置为一个包括农业、教育、卫生、财政等不同政府部门的协调议事机构。到2015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共包括40多个政府相关部门、金融机构和社会组织等。中文对“贫困”的深刻准确定义,彰显了我们在这一领域的文化自信,也成就了我国在世界上的减贫软实力。到2020年前,中国扶贫开发的目标是多维度的,即“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中国的扶贫目标体现了“利贫性”(pro-poor)和“包容性”(inclusiveness)理念。“利贫性”体现在“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包容性”体现在“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2015年12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设定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中国的扶贫方式定位于“开发式”扶贫,是一个多维度消除贫困的庞大的政策体系。该政策体系既包括贫困人口增收政策,也包括提高贫困人口教育、卫生、转移就业能力和水平的政策,还包括改善饮用水、道路、通信、住房安全等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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