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组织监管体制和机制现状
（一）我国社会组织的现行监管体制：前置控制模式
我国现行的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监管体制和管理模式是“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和分级管理”。“所谓‘归口登记’，是指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可免于登记的社会组织之外，其他所有社会组织都需到民政部门进行统一登记；‘双重管理’是指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分工合作，共同实施对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分级管理’是指县级以上的民政部门分别负责统一层级的社会组织的审批、登记、年检、变更、撤销和监管。上述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我国社会组织管理的基本模式。”
在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上，我国实行的是登记管理机关与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负责的管理体制。登记管理机关指的是民政部门，由它对各类社会组织进行统一的登记注册管理，也只有它才有权力对社会组织进行审批以及给社会组织颁发法人资格证书。业务主管单位指的是与社会组织的业务相对应的政府相关业务部门或者政府授权的其他组织。这种双重负责的模式对社会组织的进入造成了严格的控制，给社会组织的准入设置了高门槛，是典型的控制管理模式，导致了政社不分、管理失效。
此外，社会组织还实行年检制度，实际上，年检制度是行政监督的一种管理手段，政府部门通过年检制度对社会组织的能力进行阶段性的测评与考核，但在考核标准、考核目标方面没有确切的规定，使考核的随意性很大，难以起到应有的效果。
（二）我国社会组织监管的运行机制
1．审核登记机制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社会组织的准入方面，我国实行的是审核与登记相结合的“双重管理体制”，这也是我国社会组织监管的核心机制。民政部门负责准入，业务主管单位进行指导和监督，两者分工负责、协调合作，行使各自的审批登记、指导监督的职能，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社会组织的规范化程度，但也导致了部门之间的推诿扯皮、管理效率的低下，未能对社会组织的健康良性发展提供好的支持协助功能。
我国对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主要规定在三个条例中，即《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三条例”）。前两个条例均制定于1998年，距今十年有余，而这十年是我国社会组织急速发展和急剧变化的十年，也是我国政府提出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的十年，政府观念的转变直接影响了我国社会组织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方向，也必然导致对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转变。“三条例”的施行可有效地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维护社会团体的合法权益，加强对社会团体的登记管理，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2．资金运营机制
任何组织的运行都少不了资金的支持，社会组织要在现实中实现其目标、满足成员的利益自然也不能例外。我国社会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有政府财政投入、专业的基金运营公司、收取会费与活动费、民间捐助等方面，这些资金主要用于维持组织的运转，如员工薪酬以及活动经费，绝对不能私自侵占与挪用。此外，政府对社会组织还有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帮助和鼓励社会组织的发展，但是实践中，由于理论以及经验的不足，社会组织的优惠政策难以真正落地，使社会组织资金运营面临很大困难。对于社会组织自身来说，很多组织在资金使用方面不透明，尤其是对那些依赖民间捐助的社会组织来说，资金使用不透明、不公开，造成信息不对称，公众难以获得资金去向等信息，这给社会组织监管造成了困难，也容易导致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危机。
2004年2月11日，国务院第39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2004年3月8日由国务院令第400号发布，自2004年6月1日起施行，共7章48条。《条例》规范了基金会的组织和活动，为维护基金会、捐赠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公益事业而制定。《条例》施行的同时废止了1988年9月27日国务院发布的《基金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18号）。
《条例》在总结过去16年来中国基金会管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了世界非营利组织管理立法的经验，第一次系统地对基金会登记、组织机构、财产使用和管理、监督管理等进行了规范。这个被称为“虽然不是最好，但显然就是答案”的条例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世界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中占据了自己独特的地位。
3．指导监督机制
法律和法规规定了业务主管部门对社会组织具有指导和监督职责。涉及重大决议时，社会组织要向业务部门进行汇报，业务主管部门也要履行对社会组织年检的职责，内容包括业务开展情况、财物收支状况和法规执行遵守状况等。但是这些规定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业务主管部门很少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督和指导，年检制度也是走形式，应付了事。这种“严进宽出”的社会组织监管模式导致很多社会组织不能进入公众视野，也导致进入公众视野的一些社会组织放任自流、工作低效，不能很好地完成自身使命。
目前，我国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监管制度主要体现在“三条例”中。根据“三条例”，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监管实行双重模式。
根据“三条例”的规定，社会组织每年按期向业务主管单位报送上一年度的工作报告，经业务主管单位初审同意后，报送登记管理机关，接受年度检查。对社会组织的税收管理，我国并没有设立一套专门税法和税收管理制度，对各种社会组织的税收管理、税收执法和救助与其他营利性企业相同，也都是依照《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以及其他各种具体税法的规定进行的。我国税法规定，各类社会组织都应在领取营业执照等有关成立文件之日起30天内，向税务机关申请办理税务登记，且都应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设置账簿，记账、核算和保存有关账簿。
（三）现行社会组织监管存在的问题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组织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社会组织的监管体制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变、公民意识的觉醒，现行监管体制已经开始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难以实现有效的社会组织监督与管理，严重抑制了社会组织民主化以及自由化的表达，使其难以真正发挥自身的职能和作用。总体来说，现行监管体制的弊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双重管理体制使政府监管重点错位
实行双重管理体制是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的需求，在社会组织自身还不成熟的环境下这么安排自然有其合理性，可以有效预防社会组织的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团结。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管理方式的弊端就日益显露出来。
首先，根据规定，社会组织要获得合法登记，首先需要获得所在行业业务主管部门的审批，这样才能到民政部门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国家对社会组织设置了严格的注册登记条件，给社会组织的注册设立关卡，从而预防和避免社会组织在今后开展活动时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但是这种“重审批、轻监管”的模式一方面使相当一部分社会组织游离于政府之外，另一方面使政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审批上，没有多余的精力兼顾对社会组织开展活动时的监督与管理。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监管模式都是“宽入口、严管理”，一方面简化注册登记程序，另一方面加强对社会组织运行过程的监管。我国政府目前存在的这种监管重点错位的状况反映了政府目前监管理念的落后，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组织在社会以及政治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其次，政府长期以来对社会组织进行财政补贴和拨款，这严重干预了社会组织的自主性，经济上的不独立使社会组织严重依赖政府，在重大事项上无法独立自主地做出决定，也使社会组织欠缺发展的动力。除此之外，政府为了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规避可能存在的风险，安排大量人员进入社会组织中担任重要职位，通过这种方式牢牢控制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已经成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政社不分、行政化干预严重。这种过度的干预不仅加大了政府部门的工作量，更使社会组织偏离了其应有的状态和使命，为社会组织披上了浓厚的官方色彩的外衣，也使民众逐渐丧失对社会组织的信任。
2．监管主体多元化造成实际监管缺位
我国法律对业务主管部门和登记管理机关的职能分工有相应的规定，虽然政府也一直致力于明确二者的职能范围，但从现行管理来看，两者的职责范围仍然有许多交叉重叠的地方。目前，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管的部门不仅有业务主管部门、民政部门，财政部门和审计部门也在特定方面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管，多元监管主体之间机构职责交叉重叠、分化不清，相互推诿，在实际操作中极易造成监管的缺位。在多重监管主体的背后，民政部门拥有最终的决定权，但是由于自身精力有限、专业性不足、资金不足等原因也无力监管社会组织的运行。当前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尚不成熟，需要政府部门的监管，社会组织自身自律机制的缺失容易造成社会组织违法乱纪，对社会组织的发展造成恶劣影响。
3．信息公开工作难以落实
社会组织运作的透明化是监管的前提和基础，而只有有效的信息公开才能确保社会组织运作的透明化，从而有利于管理机构和公民对社会组织的监督，有利于社会组织自我管控的加强，这也是社会组织存在和得以发展的最基本的保障。但是在实践中，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工作并没有很好地开展实施，大部分社会组织的财务信息、运营信息和项目信息很少向社会公开。这种信息不对称一方面使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主要宗旨、服务内容不够了解，也使他们难以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督。我国很多社会组织财务方面的信息保密，不向社会公开，这容易导致社会组织非法挪用慈善资金，由于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够健全，造假、欺瞒行为有时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这就给社会组织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由此导致信任危机。例如，2011年红十字会的“郭美美事件”使公众对红十字会的信任降到了冰点，以致自愿献血的人数急剧骤减，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法律规定不够健全，法制缺失。
4．政府监管的法律法规不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关于社会组织监管的法律法规不断丰富和发展，但是目前来说仍有很多缺陷和不足，关于社会组织监管的法律框架不够完善。首先，关于社会组织监管的立法过于原则性和笼统，操作性不强。相关立法对社会组织的监管主要是以管控及限制为主，不能充分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地方性法规之间冲突严重，无法协调统一，严重影响了政府对社会组织进行统一有效的管理。此外，立法滞后，无法适应社会组织快速发展的需要，相关立法主要是对社会组织登记审批注册制度的规定，没有对社会组织运行、结果考评、信息公开等方面制定统一的规定。可见，社会组织监管法律制度相关方面还需要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