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贫穷是社会的伤疤，减贫是政府的天职，扶贫济困是人类的良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1世纪的今天，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城乡一体化日新月异，推动着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人类创造了无穷无尽的财富和文明，然而贫困就像一道道阴影，相伴相随，挥之不去。据世界银行统计，2015年以每人每天消费1.25美元为标准，全世界仍有8亿多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贫困有着切肤之痛。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的短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视扶贫开发，始终将其作为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为消除贫困而不懈奋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全部脱贫，李克强总理多次到贫困地区考察调研，连续2年将减贫1000万人以上作为中央政府年度工作目标。

中国扶贫开发，规模之广、难度之大，在世界范围绝无仅有，而取得成果之辉煌，足以载入人类发展史册。按照中国现行扶贫标准衡量，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73.5%下降到2015年的5.7%，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60%以上下降到2002年30%以下，率先实现比例减半，2014年下降到4.2%，中国对全球的减贫贡献率超过70%，与此同时，农村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进，道路、水利、电力、住房、通信条件显著改善，教育条件明显改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健全。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党心所系，民心所向。在扶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中，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以经济发展为带动力量，以开发扶贫为根本途径，政府主导、社会帮扶与农民主体相结合，普惠性政策和特惠性政策相配套，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相衔接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政府主导，就是政府始终将扶贫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先后制定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2001～2010年、2011～2020年两个《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强力推动减贫进程；开发扶贫，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扶贫对象的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各界帮扶，就是机关事业单位定点扶贫，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做到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自力更生，就是充分尊重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主体地位，依靠自身力量改变落后面貌；社会保障，就是针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实行政策性兜底扶持，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中国进一步提出精准扶贫的新方略，要求做到扶贫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六个精准”。通过建档立卡，全国共识别出贫困人口8900多万人，各地向12.8万个贫困村派出驻村工作队，确保精准扶贫战略的落实。中国扶贫开发的成就，是对世界减贫事业的巨大贡献，中国扶贫开发的经验，愿意为所有国家分享和借鉴。2015年9月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习近平主席在会上阐述了中国政府促进国际减贫的立场，提出了共同落实发展议程的倡议，进一步表明了推进扶贫减贫的决心。

做好扶贫开发工作，支持困难群众脱贫致富，帮助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特别是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加快发展，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也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职责。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农村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社会。

（二）研究意义

2011年，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颁布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拉开帷幕。与《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将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明确为重点县、贫困村不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确定罗霄山片区、乌蒙山片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等区域的连片特困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为扶贫攻坚主战场，要求国务院、各级地方政府“加大统筹协调力度，集中实施一批教育、卫生、文化、就业保障等民生工程，大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培育壮大一批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区域性重要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根本上改变连片特困地区面貌”。

是否能实施好片区规划、推进连片特困区扶贫开发是决定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的成败之举。全方位整合扶贫资源，创新资源优化配置机制，最大限度发挥扶贫资源减贫效应，提高扶贫资源配置效率是题中应有之义。扶贫资源配置既是一个理论命题，又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涉及资源配置结构、供需行为、配置成本与方式、决策机制与需求表达、配置效益与效率等多个方面，并受到政府职能、财政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等多个方面的影响与制约。围绕该问题进行探索，不仅可以丰富区域经济学内容体系，还可以为深化农村改革与发展、完善连片特困区扶贫资源配置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理论意义：中国扶贫攻坚战略开展使得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大为减少，区域发展不平衡与相对贫困问题凸显，解析扶贫资源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剖析其作用机理及其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反作用力，为从根源上理解转型升级关键期的社会、市场及政府在扶贫开发中的行为奠定基础，有助于丰富区域发展理论认知，较好实现扶贫政策干预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之间的协调，增进区域发展竞争优势，保障区域发展质量。

实践意义：课题选取我国乌蒙山区（西部）、罗霄山区（中部）、大兴安岭南麓山区（东北部）的3个国定连片特困区为研究对象，围绕贫困区域发展“关键资源从哪里来，剩余要素往哪里去”的现实问题，基于扶贫政策演化与调研数据分析，探讨区域发展要素配置规律与作用机理，明确贫困区域发展资源缺口与配置结构失调之处，并依据区域比较优势，提出发展资源获取与扶贫资源配置结构调整方面的建议，将有助于促进贫困区域脱贫和区域间协调发展，提升贫困区域发展与民众福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