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京政府宣布中立

北京政府得悉一战消息后，从外交上开始准备中立，并希望借中立将一战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减至最低。虽然北京政府已经尽其努力争取最佳的中立时机，但仍未能实现设计中的理想局面。

1．北京政府宣布中立前的外交交涉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费迪南大公一世在塞尔维亚的萨拉热窝遇刺身亡。以此为借口，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关于一战，目前可以看到的北京政府关注各国动向的记录，最早的是1914年7月28日外交部的一封电文：“奥塞失和，所驻国对此持何态度，有何举动，确切密探，随时电部。”此封电文的传达对象，并未包括中国驻美公使。29日，外交部再电中国驻欧、驻日公使，并将驻美公使纳入询问对象，“奥塞开战，各国守中立如何情形，希速探明电复”。外交部前后两次发电，目的明确，希望探听中立情形。7月31日，驻英公使刘玉麟复电：“英现联合德法义俄会商调停办法，德不全认，能否转圜，尚未可期。”驻日公使陆宗舆认为，“各国大约用武装的仲裁，约可望和平”。至于外交部所关心的中立一事，陆宗舆的复电是“日本对巴尔干战事，并未宣告也”。各使传回外交部的消息，多为推论。在战争爆发初期，一切都在迅速变化之中，从中能得出的预判其实较为有限。

对于远在欧洲的战事，中国将采中立属于自然的逻辑判断。至于中国中立的目的，以往研究指出，“北京政府希望以中立之身而不使欧洲战火烧到中国”。而国人要求政府不要采取“保守中立”，以免蹈日俄战争之覆辙，希望“陆军部勿仅注意于民间言论而自忘其职守焉”。从舆论上看，此时中国的国民大体是持局外中立观点的。一般认为，中国向美国提议限制战区是在8月3日，继而于8月6日同时向日美两国提出此议。但在蓝辛（Lansing）文件中，有更早的记载。8月1日前后，中国已经向美国国务卿提议此事。中国驻美公使夏偕复询问美国国务卿，“是否有此种可能，即让交战双方达成协议，以保证远东的中立”。此次预先探询，夏偕复并未事先征求外交部同意，美国方面亦未给予具体答复。8月2日，日本宣布中立。日本外务省对外发表宣言，一面表示深望欧局早告和平，并确守严正中立之态度；一面却表示“万一时局转变，英国投入战涡，以日英协约目的或濒危境，日本以协约义务，必至执必要之措置”。宣言隐含多层含义，为日本随后的举动预留了各种可能。此举为北京外交部所关注。

8月3日，美国政府通过两个渠道收到了中国希望限制战区的提议，一是中国驻美公使，二是美国驻华代办。是日，北京政府致电驻美公使夏偕复，请其向美探询是否有意限制战区。同日，美国驻华代办马克谟（MacMurray）致电美国政府，建议美国保全远东地区，“即使所有阻止欧洲当下战争的手段都归于失效，类似的战争行为也不应该波及远东。美国可以提议各国不要在远东地区采取敌对状态，正如美国于1870年普法战争时所做的那样”。在马克谟致电美国国内前，北京政府曾派代表与其接洽，请美国出面，限制交战国在中国境内作战。马克谟当时未予答复，而是表示将向国务院请示。同日，荷兰公使探询美国外交部：“美国是否准备与荷兰一起提议西太平洋的中立。”这些建议均指向由美国倡议的远东中立。也是在同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有关各国，要求不得在中国领土、领海及英、俄、德、法、日等租借地交战。

在8月3日电文中，马克谟细分了中国中立的范围和类别，将租界和租借地区分开来，“中立提议仅指所有的在华外国租界，不包括租借地，在正式向各国进行外交斡旋前，我恳请政府授权我参与外交使团的提议”。美国外交部予以肯定答复：“授权参与中国中立化倡议，但中立地区不包括租借地。”

8月3日，外交部致电中国驻俄、德、英、法四国公使，令其探询所在国态度。电文内有两层含义，一是“战区能否限在欧境，在华各租借地，是否注重”，二是“英国能守中立否”。前层含义在于自保，避免战祸延及中国境内，后层表面上是关心英国的中立，实则是担心日本卷入战团。如果联系7月31日陆宗舆的电文，此层意义更加明显。德国方面对中国的建议反应积极，德国驻华公使电告德国外交部，他将在8月6日的公使团会议上正式提出此议，保持胶州湾和汉口、天津德租界的中立。但出于谨慎，在回复中国政府的建议时却提出：只有在列强均表同意的情形下，德国方能保证中国的中立。

英国、日本此时亦曾考虑通过外交途径保持中国中立。虽然德国、美国等提前做了准备，但由于英国已经于8月4日夜间对德宣战，在6日的公使团会议上，交战双方代表互不说话，并未有人提出有关中国租界中立化的议题。公使团会议后，顾维钧往访美国驻华代办马克谟，询问公使团会议的结果，得到的回答是“朱领袖公使屡以有无他项公共问题提议，询诸各使，而彼皆缄默无言”，“对于租界及交民巷，应如何布置，以保中立一层，并未提议”。马克谟告诉顾维钧，他正准备向美国政府发电，转达中国政府的建议，即“在中国及中国领海内，不得有交战行为，以保东亚和平”。马克谟的电文当日下午就已经发出，“中国政府将照我8月3日下午11时电报中所述内容向国务院提出请求。同时也请求日本政府在这件事情上与我国政府合作。中国政府拟于明日把他们的请求直接寄给总统”。电文坦言，外交团在6日的会议上不愿涉及租界中立，但马克谟仍希望美国政府向交战国提出该建议，“这可能是得当的，它即使不能把远东完全置于敌对的战区之外，但交战国仍可指示它们的驻华代表，可在其管辖地区保持中立的原则”。蓝辛在其备忘录中提及此电文，“8月6日，美国驻北京公使陈明，北京公使团不愿提出中国条约口岸的中立化问题，但美国或许可以向各国倡议保持中国的中立”。8月7日，美国最终同意中国租界和租借地保持中立。

1914年8月5日，即宣布中立的前一日，外交部已经确定了对此次大战中国的立场。透过此前几日的电文，可以看出大概端倪。在中国宣布中立前，外交部得到的最新消息是：英国已经派兵赴法，但并未对德宣战。外交部在观察日本的动向时，其出发点是英日同盟的存在，以英国的态度推测日本的倾向，认为在英国尚未参战的情形下，日本不会宣布参战，“日以英盟，愿为后援，日当局态度静慎”，日本的暂时观望，使得北京政府难以出台相应的对策。此时宣布中立的欧洲国家，已有瑞士、瑞典、丹麦、挪威和意大利。各国纷纷中立，无形中促使北京政府考虑早日宣布自身态度。同日，外交部复电湖北将军段芝贵、广东将军龙济光、广东巡按使李国筠，称“初三日电悉，欧洲战局已成，我国中立条件办法现已拟定，不日宣布”。

对一战保持中立，并非北京政府内部的一致声音。为防止出现别国在中国领土作战的被动局面，曾有人提出较为积极的主张，张国淦即为其中之一。在中国宣布中立之前，张国淦特访时任陆军总长的段祺瑞，提出“因为青岛问题，日本倘借口英日同盟先我而为之，则我即难于应付，而且日后纠葛更多”，建议中国“运动德国自动交还青岛，日本自无所借口，如不行，则我即宣战，亦是与日英共同动作，不使在中国土地上，我守中立，彼来用兵”。段祺瑞表示他本人也赞成宣战，但“奈一般军人，都不赞成”。

5日，驻日公使陆宗舆致电外交部，传达以下信息：日本政府表示将确守中立态度，但如战事变化，英国投入战局，“日本以协约义务，必至执必要之措置”，已经明确，如英国参战，日本必将参战。此一信息的另外一层含义在于：中国不属于协约国之一，中国不可以仿效日本援引英日同盟之举，参加战局。日本以英日同盟为自身参战做说辞，并极力避免给中国加入战团的口实，此点至此已经显现出来。

2．北京政府宣布中立的时机选择

中立虽为政府既定方针，何时宣布仍是一个问题。8月3日，广东振武将军龙济光、巡按使李国筠致电政事堂，催促政府宣布中立。由于德俄已经宣战，德国军舰“青岛”号在珠江水域游弋，俄国驻广州领事向广东方面交涉，“想贵国对于此次俄德宣战，似守中立，请将该青岛军舰，从速处理”，由于政府未公开中立，李国筠等予以婉拒。同日，湖北将军段芝贵亦电政事堂，以中国为海牙国际公约缔约国为由，要求政府即刻宣告中立，“奥塞德俄及我国均为缔约国，有遵守及施行正当手段之义务”，于中国实际而言，“奥德俄在各口岸，或有兵舰，或有战斗员，宜规定一种办法”；如果中国未能及时宣布中立，“设有一国，因我未履行此项义务，挟其威力来相诘问，似于独立国主权关系甚大”，由于缺乏中立条规，最坏的局面可能是“既不便以海军监视德舰，亦不能要求俄兵解除武装”。这份以国际法立论的电文，可谓中肯。但就在前一天，即8月2日，政事堂在致段芝贵的电文中认为宣布中立，“现在为时尚早”，应继续观察。

8月4日，山东交涉署致函外交部，指出“盖英一开仗，日本必假同盟之义以取青岛”，在此形势下“我国是否严守中立，顷经密电钧部请命，一面函陈将军、巡按使请示大纲预为妥筹”。其他部门传来的消息，亦认为战争不可避免，须防备日本乘机对中国的掠夺，“欧洲各国必将决裂。日本常有野心，恐乘机利用乱党、图我商务”。

5日，驻俄公使刘镜人致电外交部，催促宣布中立，“我国宣布中立似不宜缓”。5日，处于风口浪尖的山东来电，催问政府态度，山东将军靳云鹏、巡按使蔡儒楷认为“战机逼紧，青岛更加吃重，我国中立如何办法，钧处想已筹定，乞示遵”。

广东、湖北两地催促中立的电文，由政事堂于宣布中立当日转交外交部，所以外交部接收电文的日期均为6日。政事堂于8月6日集中将这些催促电文转给外交部，其意图何在？依据一般逻辑，这些电报的集中出现，其目的是解释为何须于6日宣布中立。笔者以为，政事堂将催促政府颁布中立的电文，打包转给外交部，最大的可能是因为外交部在何时颁布中立条文方面与政事堂存在分歧。这种分歧程度不得而知，但影响到了政府的决策，以致不得不向处于一线外交人员转发地方催促中立的来电。外交部一方面受到来自各地将军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收到驻外公使要求尽快中立的建议，两方面情况交相考虑，外交部最终同意于6日宣布中立。

事实上，政事堂实际主导者是袁世凯，因此政事堂与外交部的分歧，属于袁世凯与外交部的意见分歧。袁世凯视外交为要务，不容他人插足，“他的经历与他所面临的外交难题，使他有可能、也有能力和必要实施‘元首外交’，亲自主持处理各种外交活动，其事必躬亲的程度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空前的”。对于何时宣布中立，袁世凯应当参与过决策，并最终做出决定。

外交部与湖北将军段芝贵之间的一封“误会”电报，或许能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了解政事堂与外交部之间围绕何时宣布中立的分歧。外交部曾于8月5日致电湖北将军段芝贵，告知政府已经拟定中立条规，不日将宣布。收到外交部电文后的段芝贵，却否认曾致电外交部：“哥电诵悉，查敝处近日并无上大部之电，初三日电文不知系何处所发，如何立言，祈查明电复。”该电的出现，说明湖北将军与政事堂及外交部之间的联络并不通畅。段芝贵确曾于8月3日发出江电，催请政府中立，但其发电对象是政事堂，而非外交部。由于政事堂面临各省将军要求宣布中立的压力，于是在宣布中立的8月6日，将若干催促电文一并转发外交部，其中就包括了湖北将军段芝贵的电文。外交部不得已又于7日回电段芝贵，表示“初三日电，系政事堂发交尊处江电之误”。

总之，追溯8月6日前北京政府的外交活动，可以认为，外交部希望能在宣布中立之前，得到美国的赞同。最理想的结果，莫过于由美国向相关国家建议勿将战局扩至远东，如此一来，中国的中立地位方能得以维持。美国的建议如果发出，在外交上是对中国中立的支持，此点当是北京政府外交部力争的结果。但由于国内各方的压力，政事堂不能无限期等待外交部不能确定结果的对外交涉。尽早宣布中立地位，以便国内从容应对战局的发展，是政事堂的最高决策意见。但此时美国传来的消息，仅同意中国租界和租借地保持中立。各国对中国中立地位的确认一直拖到了8月12日。

宣布中立前，外交部关心的另外一件事情是：日本是否能确守中立。由于英日同盟的存在，日本有无可能因英国参战而加入战团？一旦参战成为事实，日本将侵夺德国原在山东的权益，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虽然中国已经准备好了中立的条文，但如果在英国尚未参战前就贸然宣布中立，而一直希望借英日同盟加入战团的日本的动向尚不可完全预料，中国则可能会处于外交上的被动。与外交部不同的是，政事堂考虑的不仅是外交问题，还有国内政治形势，它有一个通盘的考虑。

3．北京政府宣布中立

综合多方因素的考虑，在未能获得最佳外交形势的情况下，8月6日，北京政府最终宣布中立。大总统袁世凯发布中立令，“我国与各国均系友邦，不幸奥、塞失和，此外欧洲各国亦多以兵戎相见，深为惋惜。本大总统因各交战国与我国缔约通商，和好无间，此次战事于远东商务关系至巨，且因我国人民在欧洲各国境内居住经商及置有财产者，素受各国保护，并享有各种权利，故本大总统欲维持远东之平和，与我国人民所享受之安宁幸福，对于此次欧洲各国战事，决意严守中立。用特宣布中立条规。凡我国人民务当共体此意，按照本国所有现行法令、条约，以及国际公法之大纲，恪守中立义务，各省将军、巡按使尤当督率所属，竭力奉行，遵行国际之条规，保守友邦之睦谊，本大总统有厚望焉”。

宣布中立的同日，北京政府颁布《局外中立条规》24条，详细规定交战国在中国领土内的行为规范。明确要求各交战国在中国领土、领海内，不得有占据及交战行为；各交战国之军队、军械等，不得由中国领土领海经过；各交战国军舰及附属各舰，非经允许不得停泊在相应口岸，否则中国将卸去武装、扣留船员；等等。

外交部于同日致电各驻外领使，“欧洲战事，政府现已宣布中立，条文另寄”。同日，外交部收到驻英公使刘玉麟电报，得悉英国已经于8月4日夜对德宣战，“德侵比国中立、英政府按公约质问，未能照复，英遂于昨夜宣战”。此份迟来的电报，已经无法让中国决策者修改已颁布的中立条规从而避免中国政府最担心的问题，即日本将跟随英国加入战团。8月7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照会民国外交部，英国已经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事实上，《局外中立条规》已经做到了尽可能的防范，将战争延及中国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已有研究指出，“如果各方行事皆尊重国际法原则，中国的主权是应该得到保护的”，但北京政府并未就此止步，而是积极寻求外交上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