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及价值

1.1.1 研究背景

解释要素收入占比变化是研究中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问题的关键。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典范。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问题和矛盾却不断凸显，在经济方面主要表现为日趋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这一问题正从负面减缓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是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影响经济的长期均衡发展。从2000年开始，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国际基尼系数的警戒标准（0.4），直到现在仍在高位波动。高收入者的收入过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太低是收入差距问题的内在原因，这一原因直接造成过高的收入差距。应该看到，资本收入是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而劳动收入则成为低收入者的主要收入。因而，罗长远、张军（2009b）认为劳动收入占比逐年降低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占比过低。简而言之，居民、企业和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各自分得的收入比例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通过对我国1992年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问题的研究发现：1996年以后不论是在初次分配阶段还是在再分配阶段，我国居民部门所获得的收入比例都呈下降趋势，进入新世纪，我国最终居民收入占比从69.29%下降至62.68%，且这一下降趋势还在继续（李扬、殷剑锋，2007）。诸多学者对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行过研究，尽管研究方法与数据存在差异，但总体结论却非常相似，即在国民收入总体份额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居民获得这块经济“蛋糕”的份额在不断缩小，企业与政府获得的份额却越来越大（安体富、蒋震，2009；张全红，2009；方福前，2009；白重恩、钱震杰，2009b；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等，2009）。若选取一些发达国家的富有代表性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来看，中国的企业和政府部门占有的国民收入比例也较高，居民收入份额则偏低（安体富、蒋震，2009）。劳动收入是居民收入尤其是低收入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白重恩、钱震杰（2009b）认为劳动收入太低是居民收入过低的主要原因。从以上中国收入分配表现出的两个问题来看，只有先真正解释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原因，才能够更好地研究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

研究要素收入在中国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占的比例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白重恩、钱震杰（2009b）通过测算得出，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自改革开放就呈现较大的波动，1978～1995年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在60%左右，而进入2000年后，劳动收入占比迅速下降到45%，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劳动收入所占的份额都要低。两个疑问由此产生：一是从长期来看，劳动要素在一个国家获得的收入占整个收入份额的比例应当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这是由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可以推导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为什么没有呈现这一相对稳定的特征？二是劳动收入占比60%以上是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普遍情形，许多低收入国家也保持50%以上，中国的劳动要素获得的收入在整个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为什么会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要低？这两大疑问也因此成为“卡尔多特征事实”的两个悖论，成为我国学界长期争论的热点。因而，我们在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时，回答这两个疑问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能够探究劳动要素的收入在整体收入中所占比例降低的理论与现实解释，从而为遏制中国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提供政策建议；另一方面能够从深层次明晰我国不断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根源，为继承和创新现有经济理论与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提供全新的视角。

为研究我国各要素在整体收入中所占比重，就必须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分析。就理论视角而言，不同的制度设计对应着不同的收入分配占比。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的收入按照等级进行分配，即等级越高，收入越高，还是市场经济时期按照产品供求进行分配，都是一种产出分配的规则，因此劳动收入占比问题不应该是技术问题或者生产问题，而应该是制度设计问题。Matthews（1986）认为制度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可以分析的。从制度角度分析收入分配问题还兼顾了新古典理论一直忽视的交易成本问题，因而这是一个更为直接有效的分析方法。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党和人民的工作重心时，虽然三大产业结构和各要素的技术构成随之发生改变，但本质上可以说是另一种制度设计方案。总而言之，制度因素是解析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不能撇开的环节，将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问题置于制度框架下进行分析，可以成为并且应该成为收入分配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石。

1.1.2 理论价值

（1）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精华，并进行合理发展。结合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新特点，以马克思所有权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的理论为基础，本书提出以劳资合约的治理模式，即剩余控制权的配置为微观基础的初次分配理论，并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按照劳动分配收入的理论精华。马克思主义按劳动贡献参与收入分配的理论“源头”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实行按照劳动贡献，而不是按资本贡献参与收入分配，而我国目前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运用的“活水”。本书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理论的基础上，试图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与分配的本质关系揭示出来，进而探索与我国初级阶段发展相适应的、可以实现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初次分配理论。

（2）从制度视角系统性地研究了我国收入分配问题。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下许多文献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时都或多或少涉及制度，但较少有学者进行系统的分析，往往只是对相关制度进行零散的表述与引用。本书将去除目前已有的制度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不合理之处，批判地运用这些研究成果来构建一个系统性的收入分配框架。这有益于探究我国目前存在的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源，进而寻求科学的破解之道。

（3）搭建的初次分配理论基石有效地融合了效率和公平。笔者另外开辟了一条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近路：从微观产权制度的方向研究这一问题。各要素所有者之间的产权交易就是实现初次分配的过程，因此，初次分配中效率虽然较高，但是没有兼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即公平性不强，这是目前实行的制度设计方案的一大不足。但本书研究收入分配的理论基石是微观产权制度，这一产权制度正好能够有效地实现初次分配领域中效率和公平相协调。

1.1.3 应用价值

（1）为缓和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层面存在的突出矛盾提供有效的破解之道。本书认为合约治理角度能够很好地从理论上解释当前我国初次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当前初次分配阶段存在的矛盾主要有：企业内高层领导与底层员工收入之间的矛盾、垄断性行业与一般行业收入之间的矛盾、基本职工与农民工收入之间的矛盾等，都可以通过本书的研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定的政策措施，给党和政府进行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参考意见。

（2）为改革各种类型企业的治理结构提供科学依据。本书能够为各种类型企业的治理结构创新提供科学指导，因为本书创新的劳资合约治理模式能够有针对性地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协调。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因企业类型的不同而各有差异，但剩余控制权配置方面存在的缺陷是其共同根源。从产权制度的视角分析各种类型的企业，本书设计的劳动集体产权与物质资本产权相融合的治理模式，能够达到效率和公平兼顾的目标，为各种不同性质的企业优化收入分配方式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改革意见。

（3）为破解宏观经济运作中出现的三大难题提供新视角。劳动要素在整体收入中分配比例的上升能够有效缩小收入差距。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失衡、国际贸易失衡、国内外资金流动失衡等均可以通过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有效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缩小还有助于解决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和技术创新动力后劲缺乏等问题。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要逐步深化，国民收入总体份额中居民收入所占比例要逐渐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要着力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者的报酬占比要提高，群众的财产性收入也应当想方设法地提上来，这些改革措施都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扩大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更重要的是能够从本质上解决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