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民政府兵员动员的背景

一 征兵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日军事进入白热化的状态，面对日军大举进攻的紧急形势，7月17日，蒋介石在第二次庐山谈话中首次明确表示了抗战的决心：“万一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之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7月下旬，国民政府成立了统率全国军队的大本营，蒋介石自任大本营元帅，程潜、白崇禧任正副参谋总长。不久，大本营改称军事委员会。8月15日，国民政府设立最高国防会议（1939年改组为国防最高委员会），以蒋介石为主席，中央党部常务委员、五院院长、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军政部长皆为委员。军队编制以师为单位，每师辖4个团，每团辖3营，计1200余人。20日，国民政府军以大本营的训令颁发战争指导和作战指导计划，明确提出以“持久战”为作战指导的基本主旨，并将南北战场划分为5大战区。在国民党的动员和组织下，中华民族整体觉醒，“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

军事组织组建，但战争并不遂人愿。抗战之初，在华北战场，由于国民政府一直对西方国家参与的和平谈判抱有侥幸心理，蒋介石致电第29军军长宋哲元，提出“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因此第29军未采取有效防卫措施，在敌重兵围攻下仓促应战，以至于7月25日双方在廊坊激战仅一天，中国守军就伤亡惨重。在南苑战役中，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壮烈殉国，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在撤向北平时，中弹身亡。在整个平津抗战过程中，第29军将士壮烈殉国者，达5000余人。在南口及附近地区的战斗，从8月8日至26日，中国军队伤亡26736人，而日军伤亡仅2600余人，前者是后者的10倍。

忻口会战敌我相持一个多月，中国参战人数18万多人，阵亡20700多人，伤35000多人，包括第9军军长郝梦龄中将、第54师师长刘家骐少将、独立第5旅旅长郑廷珍少将相继殉国。娘子关会战，第26路军血战8昼夜，各级官长伤亡达3/5，阵地绵亘50余里，兵力异常单薄，最后，中国军队参战95000多人，阵亡1万人，伤11000人。连日鏖战，部队伤亡惨重，卫立煌电呈蒋介石，请求迅筹援军：

惟以连日争夺要点，各部浴血苦拼，伤亡过巨，现在十四军及八五、廿一各师余部均不过五、六营，独立旅仅余战斗员五，六百。每日消耗均在二、三千左右。若不火速补充，诚恐守备无人。

在华东战场，淞沪会战是正面战场22次会战中少数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国民政府先后共投入6个集团军约70个师共七十余万兵力，在日军海陆空强大火力下遭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迄今没有准确的统计，但据徐永昌（时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日记记载，何应钦1937年11月5日于南京召开的国防最高会议的报告中宣布，淞沪战场中国军队伤亡已达187200人以上。此外，1937年11月5日至12月2日，国军伤亡约为10万人，两项合计约为29万人。另据《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一书的记载，淞沪会战“我军消耗竟达八十五师之众，伤亡官兵三十三万三千五百余人。”如果按总数30万人来计算，平均每天死伤官兵在3000人以上。我们从表2-1中看到八年抗战期间敌我双方伤亡人数的比较。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武汉失守的第一期抗战期间，经过淞沪、徐州、武汉等几次大会战，中国军队伤亡的人数就达1044268人，平均每月达10万人以上，占整个抗战时期兵员损失的1/3。到1938年，中国的战斗兵力已降至100万。何应钦承认，到1938年底，“陆军伤亡已据呈报者计有四十万人，已造书表请恤者约二万人，明令褒扬者计有郝梦龄等十五人，国葬共葬者有刘湘等四人，特恤者有王铭章等七百余人……”。兵员的大量消耗要求相应的补充，征补兵员作为一个急不可待的重大问题被提上了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各省政府，紧急征募壮丁补充前线。1937年10月下旬，军政部就指出：“目下现役部队略已使用完尽，此后补充者多系新募，故战斗力益见低劣。”随着抗战时间的延长及程变的加深，前方需要兵员补充的情况更加严峻。第二期抗战开始后，蒋介石便明确指示，兵员补充为当前最急迫的问题，为支持持久战，消耗敌人，积极进行反攻，必须使全国国民踊跃参加兵役，以保兵员源源不断之补充。而在当时，国民政府军队兵员动员是极其微弱的，受传统习惯的影响，青壮年大多不愿应募当兵，招募的士兵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又无法适应抗战，于是，战事的紧急迫使国民政府实行以兵额配赋的方式紧急补充新兵。

二 日中实力悬殊与征兵

中日全面战争初起的最基本态势是日强中弱，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第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中国“则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依然是一个弱国”，无论“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蒋介石在1937年8月7日国防联席会议上也说：“我们现在对国防上作战的准备与敌方比，不但十分之一没有，就是百分之一也没有。”全国弹药之准备，也只“可供半年之需”。实力对比的悬殊，是战初国军接连失利的重要原因。

（一）经济实力的悬殊

现代化的战争必须依赖于高度发达的国防工业，而国防工业的基础在于经济实力。明治维新后半个多世纪，日本在经济力量上已占有很大优势，至1937年，日本的现代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已占到80%，各种轻、重工业产品均能制造。中国现代工业（包括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仅占10%，除沿海部分城市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少数工业外，大部分为手工业。在农业方面，日本已使用机械化农业生产，而中国基本上依靠人力、畜力，甚至处在刀耕火种的状态。我们以1937年七七事变前日中两国的工业总产值和几种主要工业产品作比较，就可对两国经济实力的差距一目了然。

中日在经济实力上的巨大差距直接表现在军事工业制造上。1937年日本军事工业投资达22.3亿日元，比1936年增加了2.2倍，占当年工业投资总额的61.7%。现代化的军事装备如重炮、坦克、飞机，甚至航空母舰，日本都能大规模生产，且武器装备性能优良，型号统一，补充便利。而国民政府虽已意识到军事工业的重要性，却没有实际成果，直到1937年，中国的国防工业或军事工业还处于原始状态，军队继续严重依赖外国的武器装备。国内的兵工厂确实制造了大量步枪、机关枪以及小口径的火炮，但实际上所有重型武器以及汽车、坦克、汽油和无线电设备、光学仪器、要塞重炮等还是不得不进口。飞机和舰艇虽已生产出少量产品，但主要部件及原材料必须依赖进口或依靠在华的外资企业进行生产，一旦零件用完，来源断绝，即无法得到补充，如军用飞机，当时中国只能靠进口或通过在杭州、广州的两家美国公司和在南昌的一家意大利公司进行组装，而这三家公司的组装能力又极有限，并且由于进口来源不一，武器装备型号不同，操作方式各异，更增加了使用和补充的困难。

（二）军事实力的差距

1．兵力动员之比较

日本在1873年就颁布了《征兵令》，实行以义务兵役制为主、志愿兵役制为辅的兵役制度，这为日本军事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之后，《征兵令》又分别于1879年、1883年和1889年进行过三次较大修改，兵役制度不断完善。1927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兵役法》，规定年满17～4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兵役区分为常备兵役、补充兵役和国民兵役。1931年日本侵占东四省（中华民国的东北四省：奉天、吉林、黑龙江和热河）后，陆军当局进一步研究和制定全面侵华的作战计划，同时也加快了扩军备战的脚步。1936年8月，日本制定《国策基准》，首次明确提出向大陆和海洋同时扩张的全面侵略总方针，并制定了以大规模充实航空兵和充实驻满洲兵力为中心的5年扩军计划。从军费上来看，从1931～1937年，每年的军费都在增加，1931～1932年度，增加到37%, 1933年度为40%, 1934年度为44%, 1935年度为48%, 1936年度为47%, 1937年度为50%（达14亿日元）。军费的增加，即足以证明其扩张兵力与准备战争的强化程度。到1937年上半年，日本陆军有17个常备师团（每师约15000人）、4个混成旅、4个骑兵旅团、5个野战重炮兵旅团、3个战车联队（包括坦克、装甲汽车）、16个飞行联队（54个飞行中队），以及守备队（相当于步兵旅团）等，共有常备兵力约38万人。而此时的中国陆军有步、骑兵师191个，独立旅65个，独立团79个，总兵力202.9万人（包括八路军和新四军5.6万人）。

虽然，国民政府常备兵役在绝对数量上已数十倍于日本，但从各师组建过程来看，中国军队背景极其复杂，其中半数以上是北伐不彻底所留存下来的军阀部队，虽然编入国民党军队的序列，但仍为各省地方势力所掌控，与南京政府貌合神离，甚至在抗战前夕仍然对抗国民党中央，因此，在作战时难以调度与指挥的现象时有发生。在强敌压境的紧急态势下，虽有一些地方部队出于爱国热情主动奔赴前线抗战，但数量毕竟较少，许多地方部队特别是西南、西北地区军阀，留下了大部分军队以求自保。因此，全面抗战发动时，能受中央调动的军队人数，仅有步兵80个师、9个旅，骑兵9个师，炮兵2个旅，16个炮兵团，总数尚不到100万人。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后备兵员明显不足，抗战前中国实行的是募兵制，退役军人均未编入兵籍，战时不能及时征召回现役，更无一线、二线补充兵员，至抗战爆发前我国仅有预备役50万人，其中高中及同等学校训练合格的预备士兵有17490人，专科以上学校训练合格的预备军官仅有888人。没有充足的预备役人员作为补充，战争中兵员一旦损耗，补充就成了难题。而日本预备役、后备役、补充兵总计有448万人，其中，现役、后备役、预备役为战斗部队，总数约为199.7万人。而日本在1938年颁布了二战时期最完备的一部总动员法——《日本国家总动员法》，为最有效地发挥国家的全部力量，最大限度地满足战争的需要提供了法律依据，只要动员令一发布，就可以在短期之内征集到大量的兵员。有学者统计，战时日本可以动员3倍的兵力，预备役达678.8万人。甚至有人估计，日本“若连补充兵、国民兵合计，竟有900多万。”而以两国人口为基数，相比各自的兵员动员量，中方的兵员动员数量无疑相差巨大。1938年4月《兵役宣传大纲》曾宣传说：“我国人口号称四万万五千万，如果实行征兵，以十分之一计算，应该出兵四千五百万，以二十分之一计算，也能出兵二千二百五十万，但现有兵额仅二百多万，实际上真能参加作战的还不到此数，与日本出动的兵力相差甚远。”中日兵员的差距从表2-3中可见一斑。

中国兵力的差距不仅在数量上，在质量上也相差悬殊。日本的现役军人训练有素，武器装备精良，“据陆军省1933年秋的统计，以师团为单位，日本同欧美军事大国相比，力量相差不多”。战时日本精锐部队著名的有名古屋第3师团，广岛第5师团，熊本第6师团，久留米第12师团，宇都宫第14师团，板垣矶谷师团。而我国兵源质量欠佳，军队训练不足，战事爆发之后，紧急补充兵员，训练更趋草率，更谈不到技能学识。何应钦曾就此问题说：“我国常备兵额达170余万人，平时部队多至180个师以上，编制复杂，武器种类、制式不一，装备器材缺乏，官兵训练不精，因之数量虽多，而质量薄弱，殊不合现代军队之要求。”

2．武器装备之比较

抗战爆发前后，中国军队无论从武器装备的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远远落后于日本，可参照表2-4、表2-5。

从以上两表可知，战前日军在其装备、火力配备等方面都远超中国军队，特别是代表战争实力的空军与海军。抗战爆发后，日本陆军航空兵团从原来的91个飞行中队发展至108个，其中作战飞行中队54个，战斗机中队22个，轻轰炸机中队6个，重轰炸机中队8个，侦察机中队15个，轰炸、侦察混合中队3个，陆军航空团共有作战飞机约960架。此外还有运输机、训练机和研究机等数百架。中国空军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新建立的兵种，到抗战爆发前，中国空军有9个大队，31个中队，各种飞机共约600架，但真正能用于战斗的战斗机仅有约305架。这些飞机分别购自美、意、德、英、法等国，机种多，维修难；少量国产飞机，大多数部件也要依赖进口，所以不少飞机常因缺乏零部件而长期不能起飞，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时能参加战斗的仅223架，能执行战斗任务的飞行员仅620人。

总的来说，日军凭借其先进的武器装备和高素质的军队，在抗战初期就给仓促应战的国民党军队以重创，使国民政府在抗战一开始就遭遇了严重的挫折，而中国又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打败日本，这一点，蒋介石在1937年8月18日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要以持久战、消耗战，打破敌速战速决的企图”。为了坚持持久抗战，国民政府在不能满足军队“质量”的条件下只好争取“数量”的优势，动用当时中国唯一富有的资源——人力，去对抗强敌精良的武器和日益先进的作战方式的优势。众所周知，“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力与计，计存乎术，力则决于人物器具资财之多寡良窃，在装备劣势一方，尤以人力为决定主体，盖无力不足以用术。”德国名将鲁顿道夫也曾说：“世界大战，明白昭告于吾人者，即敌人在数量方面之优胜，实胜败之所决，故数量为战争之要键。若置数之重要于不顾，而妄希以少制多，实为大误。”虽然说现代战争是全部国力的竞赛，人数不能成为胜负的决定点，但在均等的条件下，寡不敌众的原则仍可成立。当然，兵员数量多并不一定能取胜，在战争中“兵数”与“兵质”都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两大重心，蒋百里曾说：“兵力与兵数，尤不可混。数也者，就人马材料之数量而言，力也者，则数量外，加算以人马教育之程度，材料品质之精粗者也，故必综合无形有形之两元质，而兵力之真义乃见，有形者易知，无形者难求，其在军资定额有一定之范围者，则数量之增，未必即兵力之大也。”但是，如果按照“有效兵力为兵数与兵质相乘之结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标准，那么，对于“兵质”较差的一方，要增加有效兵力，只有拼命取得“数”的优势，因此对中国“兵质”明显落后于日本来说，“兵数”在抗战中占有绝大的优势。由此可见，在抗战阶段，兵员数目上的优胜，至少可以成为胜利的第一阶梯。

从战争的模态来说，抗日战争不再是传统冷兵器时代的局部战争，而是海陆空立体化协同作战的现代化战争，其范围覆盖千百里，时间持续数十月，兵员需要数百万。中国幅员广阔，国防战线绵延数千里，需要的兵力极大，加以持久战消耗量的维持，非有优势的兵员源源不断地补充，才能支撑最后的胜利。这就说明了中国抗战的先决条件必须有庞大规模的兵员。依附于中国雄厚的人力，“兵数”的取得只有通过正确的兵役政策的制定，兵员的征召以及兵员动员与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