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器物与图像

汉代的多角石柱

■ 杨爱国（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

在谈及汉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时候，人们想到较多的是裂瓣纹银豆（盒）、玻璃器、石狮、外来的珠子等珍贵物品以及佛像等与信仰相关的文物，建筑构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实上，虽然目前可以确认是外来的汉代建筑构件数量有限，但它们同样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在这些建筑构件中，较为明显的外来物是多角石柱。

汉代建筑，或建筑图像上的柱子多是圆形或方形、长方形的，如广州南越王宫署建筑遗存中的柱子。不仅地面建筑，石室墓出现之后，墓中的石柱也多是正方体、长方体，少见其他形体，北寨村画像石墓中除了前室和中室里的分间立柱为八角柱外，其他门柱都是长方体。

圆形石柱虽不如方柱（含正方体和长方体）多见，但也有所见。如山东安丘董家庄墓后室分间柱，平阴孟庄墓前室和中室东西侧室门柱、中室和后室门柱，泰安大汶口墓前室分间柱、西后室门中柱等，柱身都是圆柱体。除画像石墓外，其他石器上也能见到圆柱，如河南淮阳北关1号东汉墓中随葬的石天禄承盘的柱子就是圆柱。

除此之外，还有不常见的多角的柱子，如八角柱、十六角柱等。这些多角的柱子与我们传统的柱子外形有明显区别，虽不常见，分布区域却相对广阔，其中还蕴含着中外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信息。因此，在对它们收集整理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探讨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考古发现的汉代的多角石柱，依据外形，可以分成三类：八角柱、十六角柱、束竹柱。这三类多角石柱柱身皆近圆形，只是表面处理略有不同。另外，江苏徐州青山泉白集画像石墓中室通往西耳室的立柱柱身刻成委角长方体也比较罕见。柱上有栌斗，下为绵羊形柱础，柱身未刻图像。中室通往其他各室的门旁的倚柱皆刻成类似形象，柱身亦未刻图像，见有涂朱现象。这类石柱属于上述方形石柱之列，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不过，不是所有方柱都是我们自身的传统，有一类表面多棱、四角委去的方柱的处理方式可能是受到多角柱的影响，也有外来因素，如上述白集画像石墓前室中的立柱，山东长清大街东汉画像石墓中也有类似的委角长方体石柱（图1）。

一 八角石柱

八角柱是把石柱表面刻成等分的八个面，表面平滑或近平，一般上端略细，下端略粗。表面或光平无纹，或刻有画像。

八角柱是何时出现的，文献中未见明确记载。考古发现较早的一例不是真正的房屋立柱，而是立在房顶上的柱子，它就是浙江绍兴坡塘公社狮子山306号战国初期墓随葬的铜屋模型。这件铜屋模型屋顶为四角攒尖式，顶心立一八角柱，高7厘米，柱顶塑一大尾鸠。柱顶中空，但不与屋顶相通（图2）。牟永抗认为，屋顶之柱为图腾柱。图腾之所以常常见于屋脊或专门建立的图腾柱上，不仅仅是为了表现人们对它的崇敬，在古代东方，还与那种认为图腾来自天上的天命观念有关。铜屋图腾柱上雕饰的云纹，显然是象征柱身高入云端和图腾（鸠鸟）居住上苍之意。而铜房屋模型应是越族专门用作祭祀的庙堂建筑的模型。

学界对这件房屋模型关注较多的是其功能及其中人物的族属，对屋顶的立柱主要关注的也是它的功能。至于它为何不与南面立柱一样呈圆形，而是呈罕见的八角形，则未引起学界注意。

不过从这件房屋模型南面的立柱看，当时真正的房屋立柱还多呈圆形，八角形的立柱要到石材用于建筑上之后才出现。

时代较早的八角形石柱出现在广州南越王宫署建筑遗址里，如蕃池遗迹出土的12件残石望柱都是八角形，曲流石渠中的弯月形石池南北两个次间里各立一根八角形石柱（图3）。

济南长清孝堂山石祠门中间的八角柱是东汉时期多角石柱中年代较早的一件。孝堂山石祠虽无纪年，但据祠堂内东汉永建四年（129）的题记和画像风格推断，石祠应是建于公元1世纪。该八角柱上下两端均有一个大斗，上斗口向上，有如栌斗，下斗口向下，有如柱础，斗近正方形，斗欹内。柱与斗系一块石头刻出，通高141厘米。其中八角柱高85厘米，直径26厘米（图4）。八角柱石各面原均刻有竖向菱形斜条纹，现为后人刻字，其中有北宋元丰六年（1083）杨景略出使高丽的题记。上栌斗四面都刻有上下两道花纹，上道为菱形斜条纹，下道为浅浮雕垂幛纹。下斗四面已残，纹饰不清。上斗支撑三角石隔梁和挑檐枋石。现在上斗的南面，下斗的四面，因后人加固支撑木架和门槛石，皆被凿残。因斗与柱用一块整石凿成，非常坚固，石祠得以保存至今，八角石柱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江苏东海昌梨水库1号画像石墓前室如同北寨村墓前室，由过梁和立柱分为两间。立柱下的覆盆形柱础素面无纹，八角形柱身上下略有收分，柱身残存70厘米，复原高度为101厘米，底径为26厘米、顶径为19.5厘米。

山东临沂市博物馆里藏有一件八角形画像石柱，具体出土地点不详。该石柱仅存断为两截的柱身，柱身上下略有收分。八面皆刻图像，内容比较简单，每面仅刻上下两个画像，为头向上的龙、虎，或龙、羽人等，图像的雕刻技法与沂南北寨村画像石墓前室中立柱上图像雕刻技法相同，都是深剔地平面线刻（图5）。

山东沂南北寨村画像石墓中有两件八角柱，一件位于前室，一件位于中室。前室中的八角形擎天柱柱身高110厘米，柱下端直径25.5厘米，上端直径23.5厘米，有收分。柱础分上下两部分，上圆下方：上圆作覆盆状，并有盆唇，盆高12厘米；下作正方形，边长48厘米，高12厘米。柱上有栌斗，与柱身为整块石材雕成，栌斗上有拱及二散斗，二散斗之间有一蜀柱，散斗与蜀柱的上面紧接过梁，这一部分亦为整块石材雕成（图6）。中室里的八角擎天柱柱身没有收分，直上直下，高107厘米，直径27厘米，柱础大小与前室相同。柱上的栌斗跨度比前室小，中间的蜀柱省去，在拱的两旁增加了两个倒衔的半身龙，使载承重量的短狭的拱延长了，同时缩短过梁跨距并补助它的应剪力，在结构上有重要作用，又富有装饰意味。这两条龙都有角、有翼、有鳞，在拱南面的是独角，在拱北面的是双角，龙身曲而向上。过梁、散斗、拱和双龙都是由一块石料雕成（图7）。

山东莒县沈刘庄画像石墓前室内不仅分间立柱是八角柱，两端的倚柱也是八角柱，这些八角立柱皆有明显的收分，上细下粗，素面无画（图8）。

此外，四川彭山崖墓中也有用八角柱的，如彭山530号墓和500号墓，画像上也有刻八角柱的，如彭山40号崖墓后室门倚柱。

上述汉代八角石柱，除了广州南越王宫署建筑遗存中有发现外，其余东汉石柱，都与丧葬建筑有关，或是祠堂立柱，或是画像石墓、崖墓中的擎天柱或倚柱。

八角柱在后代仍有使用，且与丧葬有关。如山西大同北魏太和元年（477）幽州刺史宋绍祖墓中仿房屋结构的石椁前的四根廊柱都呈八角形，高103厘米。柱础上圆下方，雕刻盘龙和覆莲。栌斗上承阑额，额上施一斗三升及人字补间铺作（图9）。

二 十六角柱

十六角柱是把石柱表面刻成等分的十六个面，表面平滑或微下凹，一般上端略细，下端略粗。

山东临沂吴白庄画像石墓、山东沂南砖埠镇里宏东汉墓、山东滕州羊庄镇前毛堌村东汉墓等墓中都发现了形制各异的十六角柱。北京石景山东汉幽州书佐秦君石柱也是十六角柱，但它不在墓中。

吴白庄画像石墓前室有两件形制相同、尺寸一致的十六角柱，柱身高120厘米左右，上端略细，下端略粗。十六角之间形成的十六面，微下凹，光素无纹，其上的栌头与其下的柱础上雕刻画像（图10）。

沂南砖埠镇里宏东汉墓是一座残墓，未经考古发掘，残存的石构件上无画像，十六角柱是凸棱式（图11）。

滕州羊庄镇前毛堌村东汉墓是一座被盗的墓，尚未经考古发掘，墓室除墓门被拆外，结构完好保存，主室分前、中、后室，前室西侧能看到连通中室西边的耳室。是否为围绕墓室的回廊，因东侧有积土，暂时还看不清，但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室分左右两间，十六角柱是分间过梁下的立柱。立柱表面棱角分上下两部分，上部棱角刻成近螺旋式，下部为竖直式，中间以凹槽相隔（图12）。柱顶的过梁也有特色，一般墓里的过梁，如沂南北寨村画像石里的过梁是直的，而前毛堌村墓中室的过梁是弧形的，两端低，中间高。过梁上面，与下面立柱对应处，还有十字拱支撑墓顶（图13）。

北京石景山东汉幽州书佐秦君石柱是一对，自铭“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铭文刻于柱顶部位，其下为圆柱，表面浮雕双兽，柱身主体的十六角，光素无纹，柱下有圆榫，插在柱础的卯内（图14）。由同出的石阙铭可知，石柱的雕刻时间为东汉元兴元年（105）。

三 束竹柱

束竹柱是在圆形石柱的表面刻出竹节状，其上刻索状纹，使柱身呈束竹状。

束竹柱发现的数量很少，分布区域却较广：有山东博物馆藏琅玡相刘君石柱、青州五里镇马棚崖村石柱、四川彭山江口东汉画像崖墓里的石柱等。另外，四川乐山柿子湾Ⅱ区14号崖墓画像上刻有束竹柱图。

山东博物馆藏琅玡相刘君石柱早年发现于济南历城，除此石柱，未见其他相关的共存物。该柱柱身除作束竹状外，上部还有高浮雕双龙（图15）。

青州五里镇马棚崖村石柱表面装饰分八层，自上而下分别是：一层为三排圆点纹；二层纹样不清；三层为连弧纹；四层为纹，似束住竹纹顶端；五层为圆弧式的竹纹；六层为纹，似束住竹纹底端；七层为奇禽异兽；八层为卷云纹。其中六、七两层所占面积较大（图16）。

作为墓表的石柱如今虽然发现无多，但当年所立数量并不在少数，文献中也偶有所见。如《水经注》“清水”条载，获嘉县“城西有汉桂阳太守赵越墓，冢北有碑。越字彦善，县人也，累迁桂阳郡、五官将、尚书仆射，遭忧服阙，守河南尹，建宁中卒。碑东又有一碑，碑北有石柱、石牛、羊、虎，俱碎，沦毁莫记”。同书“洧水”条载，洧水“东南流，迳汉弘农太守张伯雅墓，垒石为垣，隅阿相降，列于绥水之滨。庚门、表二石阙。夹对石兽于阙下。冢前有石庙，列植三碑，碑云：德字伯雅，河南密人也。碑侧树两石人，有数石柱及诸石兽矣”。“睢水”条：汉太尉桥玄墓“庙南列二石柱，柱东有二石羊，羊北有二石虎，庙前东北有二石驼，驼西北有二石马，皆高大，亦不甚雕毁”。文中的石柱皆立于墓地，极可能是墓表，从现存的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墓表实物看，文中所谓的石柱是束竹柱或多角石柱的可能性很大。

作为墓表的束竹石柱，后代也在使用。如河南博爱县聂村大队就曾出土总高3.1米的晋代墓表，上有“晋故乐安相河内笴府君神道”铭刻，这件墓表上半段表面刻三十六角，下半段刻十六角，其间刻绳索状横束。南朝陵墓前的华表亦是多角柱或束竹柱。

四川彭山江口东汉画像崖墓里的石柱在正式报告中未见，四川美术学院秦臻教授曾传过一幅照片，照片只是石柱的下部。从照片上看，柱为束竹式，立于兽座上，不倚墙壁，可能是崖墓中的擎天柱。

四 多角石柱与中外文化交流

墓主人在当时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相当的经济实力，其中身份明确的是北京石景山东汉幽州书佐秦君，遗憾的是当年只清理了墓表和墓阙，墓室未发掘，详情不明。其他墓葬虽然墓主不可确知，但从墓室规模和结构看，至少东海昌梨水库1号墓、临沂吴白庄墓、沂南北寨村墓和滕州前毛堌村墓的墓主身份不低于幽州书佐，这四座墓都是石结构的前中后三室墓，附数量不等的耳室，吴白庄墓还有回廊。其他墓葬的墓主身份即使低于幽州书佐，其经济实力也不会太差，否则无力修建这样的墓葬。总之，用多角石柱的人在当时社会上应属中上层，而社会中上层中的一部分人对异域的东西充满好奇。皇帝享受异域的贡献是常事，如东汉顺帝永建六年（131），叶调国（今印尼爪哇岛）遣使进献。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而灵帝好胡物尤甚，并带动京都达官贵人效仿。《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座、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灵帝所好之胡物可能有周边民族之物，但其中当有来自远方异域的物件。

大臣们则可用购买或交换的方式，获得异域之物。外戚窦宪即是。班固在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窦侍中前寄人钱八十万，市得杂罽十余张也。”又“令载杂采七百匹、白素三百匹，欲以市月氏马、苏合香及毾。月氏毾大小相杂，但细好而已”。晚于窦宪的另一位外戚梁冀则“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好殊方异物的，绝不止此二人，中国境内历年来发现的域外文物，如玻璃器、玻璃珠、多面金珠、银盒、其他器物，以及青金石、非洲象牙、乳香等多有遗存，表明喜好的人数量比较可观。

多角石柱的雕造，不论是外来工匠的作品，还是本土工匠听到传闻后的创新，都不同于传统的外形，表明它是舶来品，但因为是技术舶来，而非产品舶来，汉代的多角石柱与其参照的原型会有所差异。

在山东和四川，不仅有多角的石柱，还有多角的佛像，如沂南北寨村墓中室八角擎天柱南北两面上的类佛像（图17）、四川乐山麻浩1号崖墓门楣上的坐佛像等。由此，我们推测，东汉时期，江苏、山东、北京、四川等地的多角石柱不一定是广州南越王宫署八角柱北传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伴随着佛教从印度传过来的，印度公元前2世纪巽伽时代石窟中就有八角石柱（图18），稍晚的安达罗时代（公元1世纪末叶至2世纪初叶）的卡尔利石窟继承了这一传统（图19）。东汉时期与佛教相关的文物已多有发现，这些文物多与丧葬有关，北寨村墓中室八角柱的画像即是一例。不止佛像，北寨村墓中室东壁门楣上的倒立和“都卢寻橦”等类似今天杂技的表演项目也有可能是从境外传来的。

不止这些，还有一种狮座圆柱也应是外来的。这种狮座圆柱，柱身一般刻有画像，如山东兰陵东纸坊九女墩汉墓里的两根狮座圆柱。一根狮有双翼，圆柱上刻有羽人、翼兽和仙树（图20）；一根狮身左侧刻一胡人，柱身刻多龙盘结（图21）。临沂市博物馆藏狮座圆柱的狮子作蹲坐式，圆柱紧贴狮颈，柱身刻奇禽异兽（图22）。四川彭山江口东汉画像崖墓里的束竹石柱的兽座也有可能是狮座。狮子非中国原有动物，是随丝绸之路开通之后进贡才来到中国的。石雕的狮子在嘉祥武氏墓群石刻有一对，山东博物馆还藏有一对洛阳刘汉造的石狮子（图23），山东兰陵博物馆藏有一只石狮子，传原在萧望之墓前。这些石狮皆是东汉之物，可见当年在山东地面上，石狮即使不很普遍，但也不是罕见之物，孙宗和刘汉很可能是专雕石狮的工匠，其中孙宗作一对石狮要价“四万”。

多角柱与佛像、乐舞等是同时传入的呢，还是分别传入，后来汇合到一起的呢？由于缺少证据尚难究明。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印度并非多角石柱的故乡，印度的多角石柱也是外来的，多角石柱的故乡可能是古希腊，帕特农神庙的多角石柱是古希腊多角石柱的代表，除帕特农神庙石柱外（图24），古希腊多角石柱还有其他样式。继古希腊而起的罗马继承了多角石柱的传统，在建筑上也大量使用，如公元前1世纪上半叶罗马博阿留姆广场上的圆庙外廊石柱（图25）。多角石柱随着罗马势力的扩张，向外传播，印度石柱应是从古希腊罗马传播而来。

还有一地的古代建筑也采用了多角石柱，这就是波斯。由大流士一世于公元前518年开始建造的波斯波利斯宫殿中的阿帕达纳宫就用了36根高达12米的柱子支撑木制的屋顶（图26）。这种集中使用柱子的建筑理念可能来自埃及，底座和柱头的植物花纹也是埃及元素，但带有凹槽的细长支柱的柱身外形则像希腊爱奥尼亚石柱。因此，山东临沂吴白庄画像石墓等建筑中的十六角柱也有可能是波斯艺术的东传。而立于墓前的多角石墓表，如幽州书佐秦君神道柱可能是印度阿育王石柱的转译和变形。印度等地的多角石柱很有可能是通过波斯、安息等传到中国的。汤用彤曾指出：“佛法来华，先经西域。在汉代，我国佛法渊源，首称大月氏、安息与康居三国。”

考虑到多角石柱在地中海东部沿岸及西亚出现较早，且已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我们推测，浙江绍兴坡塘公社狮子山306号战国墓随葬铜屋模型顶上和广州南越王宫署建筑遗存中的八角柱也应是早期文化交流的结果。

林梅村先生在研究秦汉时期大型金石雕像流行的原因时，认为：“三种文化因素对中国大型金石雕像起了关键作用。首先，基于中国本土文化因素；第二，受欧亚草原文化，尤其是阿尔泰语系游牧人古代艺术的影响；第三，张骞通西域后，中国金石雕像艺术又得以和中亚希腊化艺术乃至波斯艺术进行交流。”赵超在研究东汉碑石形制的定型与流行时，也认为：“石室墓，尤其是画像石墓的流行，直接促进了碑石的产生及广泛应用，而墓碑等碑石形制的定型，可能还受到西亚北非等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两位先生所谓的“金石雕像”或“碑石”虽然未明确包括多角石柱，但对我们思考多角石柱的来源极有启发。就多角石柱而言，林梅村总结的三个因素中，第三个因素的作用更大。一方面我们传统的柱子中不流行多角石柱，另一方面游牧人古代艺术中也罕见多角的石柱，唯中亚希腊化艺术和南亚佛教艺术中流行多角的石柱。

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多角石柱的柱式是外来的，但其上的图像，除了个别与佛教有关者外，其他奇禽异兽、羽人之类则多是自身的传统，与其他画像石构件如过梁、方柱等上的画像别无二致。如山东沂南北寨村墓前室擎天柱身八面刻满画像，内容虽各不相同，但主体都是鹿、虎、鸟等奇禽异兽和羽人，柱顶的斗拱与柱下的础上也刻满花纹或画像（图27）。中室擎天柱身南面和北面顶端刻有与佛教相关的图像，其他图像为东王公坐山形高座上和旁边的小座上有羽人捣药、龙持带缨的棨戟、龟举钺和钩镶、鸟背螺、鸟衔绶带、羽人握卷草、虎持剑、双人头、龙虎交颈等画像。江苏东海昌梨水库1号墓擎天柱柱身用阴线刻满菱格、卷云、圆圈、人物、虎头、鸟、鹿等画像或花纹（图28）。由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八角柱在进入汉朝的版图后不久，就与当地的传统结合在一起了。这种现象在当时并不是孤例，还有一些文物，看似是外来的，其上却有明显的本土元素。如西汉时期的裂瓣纹银豆（盒），中国境内发现的这类器物多有座，是明显的豆式（图29），与境外同类产品有所不同。再如沂南北寨村墓中室八角擎天柱南北两面带项光的人像，也不是标准的佛像，如果没有项光，我们很难想象他俩与佛教相关。因此，这些外来的东西在进入汉朝版图之后，并没一个标准的模板，人们可以把它们与自身的传统融合而创造出一个新的亦中亦外、不中不外的东西。

要之，汉代的多角石柱是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是众多外来物中的一种，同时，它进入中国之后，就与中国传统的建筑、图像等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的组成部分。诚如鲍鼎等先生在数十年前就已经指出的那样：“在文化史上，前后两汉，是上承殷周以来的传统文化，孳育发达，到中叶以后，始渐渐接受西域和印度等异国趣味的渲染，下启六朝佛教昌盛的先声，这可说是我国固有文化第一次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它的建筑和装饰雕刻，恐怕多少也受同样影响，不免接触许多外来的新资料，新题材和新的表现方法。”

 

附记：本文在形成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龙国先生、华东师范大学朱浒先生、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王海玉女士都提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