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名家笔谈

关于“形象史学”

■ 扬之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我在《读书》编辑部的时候，曾经编发过金克木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书读完了》。这里当然是借此惊人之语，切入他的话题。我也想借用这句话说另外的意思，即单线条式的阅读结束了，然而换一个角度，改变一下视点，新的一轮又可以重新开始。其实每一次阅读都会有盲点，不断改换视角地重温，不仅会使我们的认识不断完善，同时也会使书变得更加丰满。我以为，“形象史学”也是一种改换视角的阅读。

我在文学所从事名物研究，借用“形象史学”的说法，也可以名作“形象文学”。而诗歌名物的考证也实在不能离开对史料的借重。其实文史自古以来不分家，诗之所谓“言志”与“载道”，都是对社会史也包括生活史的书写。在“形象史学”的概念之下，或许首先应该打破的便是学科界限。朋友在为我的书作序时，用了《诗中物与物中诗》作为题目，我觉得这个意思非常好。诗与物，二者很难说谁是发端，谁是终端，只能是互为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诗歌作为最基本的表达方式，本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传统。白居易、陆游，诗作更是如同日记一般。因此古代诗歌的注释——思想的，情感的，特别是各种事件（不论社会历史还是日常生活）——尤其要大量利用历史材料。其中的笺证体，更是如此。而在今天，我们比古人优越的是，除了文史打通之外，还可以充分利用文物考古材料。我的理解，“形象史学”所倡导的似乎就是这样一种研究方法。

然而，就目前普遍的研究情况来看，这方面是有不少缺失的。不妨即以文学作品的笺注为例，比如初唐张的《游仙窟》。这是近年在史学界也比较受关注的唐代小说，曾有不少学者利用这篇小说中的材料讨论唐代社会生活，如黄正建《从小说〈游仙窟〉看唐人生活中的衣、食、住》。而列在第一位的“衣”，或曰服饰，与制度史、生活史都密切相关，自然更离不开“形象”考证。201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游仙窟校注》一厚册，校注者以皇皇四十多万字的篇幅为此短篇校理疏证，于语辞部分考订细密，注释详明，多有可称道处。但涉及“形象”的部分，却似乎未能尽如人意。

如该书页133，注“迎风帔子郁金香”曰：“帔子，古代妇女披在肩上的衣饰，亦称‘披帛’‘帔帛’等。形似两条彩练，绕过脖颈，披于胸前，下垂金玉坠子。”又页384，释“绫帔”曰：“绫子做的披肩。”这是把唐代的帔子或曰帔帛同宋代及之后的霞帔与霞帔坠子弄混了。

唐代女子常穿袖窄而衣短的襦，领口通常开得很低，领边的帔帛便可以自后向前披，也可以由前向后搭过去，后者即如昭陵新城公主墓壁画中的侍女（图1-1）。当然还可以轻轻拈住它的一角，也不妨任它飞扬或低垂。帔帛又可以很轻——《酉阳杂俎》卷一云：天宝末年，交趾贡龙脑，明皇“唯赐贵妃十枚，香气彻十余步。上夏日尝与亲王棋，令贺怀智独弹琵琶，贵妃立于局前观之。上数子将输，贵妃放康国猧子于坐侧，猧子乃上局，局子乱，上大悦，时风吹贵妃领巾于贺怀智巾上，良久，回身方落。贺怀智归，觉满身香气非常”。风可以把领巾吹落，那么它该是轻薄的纱罗一类。帔帛也可以稍厚——唐传奇《霍小玉传》中小玉的红绿帔子自然是双层的，即如唐太宗昭陵陪葬墓韦贵妃墓壁画中的侍女（图1-2）。至于“下垂金玉坠子”的霞帔，要到宋代才出现，欧阳修等编《太常因革礼》卷二十五曰皇后常服“龙凤珠翠冠，霞帔”，是也。南薰殿旧藏宋宣祖后坐像，其装束正是如此，霞帔角下且系着坠子。宣祖乃太祖和太宗之父，太宗称帝后追封，后杜氏。霞帔同唐代的帔帛虽然不无关系，但从样式到含义，都已经完全不同。

同书页153，释“在汉则七叶貂蝉”之“貂蝉”曰：“貂尾和蝉羽，皆为古代显官冠上之饰物。”

此释有两点不确。第一，貂蝉之“蝉”，并非“蝉羽”；第二，貂蝉亦非概用于“显官”。貂蝉原为皇帝之近臣或王室贵戚所服。这里的“蝉”，指金制的蝉珰。《续汉书·舆服志》曰：武冠，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后汉书·朱穆传》载“假貂珰之饰，处常伯之任”，李贤注：“珰以金为之，当冠前，附以金蝉也。”晋傅咸《赠何劭王济诗》曰：“携手升玉阶，并坐侍丹帷。金珰缀惠文，煌煌发令姿。”所谓“惠文”，指惠文冠。附蝉为文的黄金珰，也可简称蝉珰。庾信《伤王司徒褒》“黄金饰侍蝉”，也是此物。金蝉珰在这一时期的墓葬多有出土，如甘肃张掖高台地梗坡魏晋四号墓（图2），如南京仙鹤观东晋六号墓，又十六国时期北燕冯素弗墓，等等。陕西蒲城唐惠庄太子墓墓道绘持笏进谒的文臣，其中一人冠前所饰绘作蝉纹的圭形珰亦即蝉珰（图3），正是与《游仙窟》时代相当的一个真实形象。

同书页361，“数个袍袴”条：“袍袴，此代指侍女。”下引《急就篇》及颜师古注释袍，继引两汉文献释袴，然后说：“后因以‘袍袴’代指宫人、侍女之服，亦代指宫人、侍女。唐薛逢《宫词》:‘遥见正殿帘开处，袍袴宫人扫御床。’和凝《宫词百首》:‘袍袴宫人走迎驾，东风吹送御香来。'《太平广记》卷二六七引张文成《朝野佥载》:‘周岭南首领陈元光设客，令一袍袴行酒，光怒，令拽出，遂杀之。’又卷四四八‘李参军’引《广异记》:‘初，二黄门持金倚床延座，少时萧出，著紫蜀衫，策鸠杖，两袍袴扶侧，雪髯神鉴，举动可观。’均其例。《汉语大词典》据上引张文成《朝野佥载》例释‘袍袴’曰：‘战袍，袴靴。军戎之服。亦指穿着军服的人。’显然未确。”

《汉语大词典》释“袍袴”固然有误，《游仙窟校注》的释义也未得其要。此所谓“袍袴”，特指一身男装的侍女，故曰“异种妖媱”。这也是唐代石刻、雕塑和壁画中经常出现的形象。山西万荣县皇甫村唐薛儆墓出土的石椁，其表线刻侍女群像，女装者十，男装者七。前者或侍立，或拈花，又或手持团扇，姿容婉雅，乃至微呈娇媚；后者则除一人拱手侍立之外，均手中奉物，或袱，或盏，或匣（图4-1）。墓主人薛儆系鄎国公主之夫，亦即睿宗之婿，卒于开元八年（720），与《游仙窟》的时代大体相当。从图像的表现来看，是同为侍女，而地位尚有分别。由校注者所引《宫词》“袍袴宫人扫御床”，也可微见其意。

又，页363，“绿袜细缠腰”条，谓此句“意即腰间紧束着绿色的抹胸”。

按，“绿袜细缠腰”，乃言女装侍女，其下尚有伊人作为，道是“时将帛子拂，还捉和香烧”。且不言抹胸是内衣，在如此场景之中不会坦露于外，即“细缠腰”的样式也与抹胸不符。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中释“袜肚”曰：“盖文王所制也，谓之腰巾，但以缯为之。宫女以为之，名曰腰。至汉武帝以四带，名曰袜肚。至灵帝赐宫人蹙金丝合胜袜肚，亦名齐裆。”此节考证，疑信参半。“周文王”云云、“汉武帝”云云，羌无实据，自难凭信，但曰袜肚即“腰巾”“腰”，且为宫人所服，应该是不错的。它是南北朝至隋唐女子常见的装束。庾信诗《梦入堂内》句云“小衫裁裹臂，缠弦掐抱腰”，《游仙窟》“红衫小撷臂，绿袜细缠腰”，正与诗中的形容相同。其形制，也有图像可见，如前举薛儆墓出土石椁外表线刻画中的侍女（图4-2）。

顺便提及与“住”相关的一件室内陈设用物。同书页356，注“四角垂香囊”曰：“香囊，盛香料的小袋，悬于帐上以为饰物。”这里的香囊却并非“小袋”，而是金属制作的小毬。外壳一般镂空做成花鸟，内心用轴心线相互垂直的内外两层持平环支承一个小香盂，以圆环转轴的彼此制约和香盂本身的重心影响，使香盂随炉辗转而总能保持平衡。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香囊者，烧香圆器也，巧智机关，转而不倾，令内常平。”又卷七：“香囊者，烧香器物也，以铜铁金银昤昽圆作，内有香囊，机关巧智，虽外纵横圆转而内常平，能使不倾，妃后贵人之所用之也。”元稹有题作《香毬》的一首小诗，所咏正是此物：“顺俗惟团转，居中莫动摇。爱君心不恻，犹讶火长烧。”短短二十字，香毬的结构却描写分明；语带双关，又正是咏物诗的本色。香囊之称也见于唐诗，元稹另一首《友封体》句云“雨送浮凉夏簟清，小楼腰褥怕单轻。微风暗度香囊转，胧月斜穿隔子明”；又白居易《青毡帐二十韵》曰：“铁檠移灯背，银囊带火悬。深藏晓兰焰，暗贮宿香烟”。“香囊”“银囊”，自是一物。从诗意来看，它是悬于卧室中，与《游仙窟》中的情形正是相同。

再举诗歌笺证一例。中华书局2015年版《韩偓集系年校注》，是很优秀的一个注本，然而注释《香奁集》中涉及女子形象的词语，却稍稍有失。如韩诗《席上有赠》“小雁斜侵眉柳去”，注云：“小雁，比喻笑时两眉形如小雁状。眉柳，即柳眉。形容女子细长秀美之眉。”既是“细长秀美之眉”，笑时如何会“两眉形如小雁状”呢？此注愈使人不解。其实这里的“小雁”，原是贴在面颊上的花子，也称面靥。李贺《恼公》句有“匀脸安斜雁”，正是同一物。或释李贺此句曰“斜雁，即钗钿”，也是于唐代女子妆容未觑得真确。敦煌莫高窟第98窟东壁壁画（五代）女供养人群像（图5），个个“犀玉满头花满面”（《云谣集杂曲子·天仙子》），花子式样且有成对的小鸟，正可由此画笔映发诗意。唐段公路《北户录》卷三“鹤子草”一则说道：“鹤子草，蔓花也，其花麹尘色，浅紫蒂，叶如柳而小短，当夏开，南人云是媚草。……采之曝干以代面靥，形如飞鹤状，翅羽觜距无不毕备。”可见飞鹤样原是唐代面靥的流行式样之一，而如此别有功用的岭南奇草，当日大约是面靥中的珍物了。

同书页899，《春闷偶成十二韵》“醉后金蝉重”，注云：“金蝉，古代妇女所用金色蝉形的贴面饰物。唐李贺《屏风曲》‘团回六曲抱膏兰，将鬟镜上掷金蝉’；前蜀薛昭蕴《小重山》词‘金蝉坠，鸾镜掩休妆’。”这里的“金蝉”，却不是“贴面饰物”。很可惜，注者已经拿在手里的证据却放在了一边——由“掷金蝉”“金蝉坠”，正可解得这是指簪钗。浙江长兴下莘桥晚唐银器窖藏中有一件银钗，钗首虽残，但仍可见出是一只蝴蝶（图6），此即唐五代诗词中的蝉钗。蝶与蛾，唐人常称之为蝉，王建《宫词》句云“得红罗手帕子，当中更画一双蝉”；秦韬玉《织锦妇》“合蝉巧间双盘带，联雁斜衔小折枝”，都是指对蝶。宋熊克《中兴小纪》卷五引朱胜非《闲居录》曰：“绍圣间，宫掖造禁缬，有匠者姓孟，献新样两大蝴蝶相对，缭以结带，曰‘孟家蝉’，民间竟服之。”“两大蝴蝶相对”而曰“孟家蝉”，可证也。类似的情况，又见同书页780。韩诗《咏浴》“再整鱼犀拢翠簪”，注云：“鱼犀，此处指鱼犀带。”以下援引犀带故事数则，却全与女子服饰无涉。其实同条注“拢”字引前蜀李珣《南乡子》“拢云髻，背犀梳”，才是“鱼犀”之解，即犀梳。

最后特别要说的是，以“形象”为证，并不是读史、读诗唯一的“法宝”，而只是“法宝”之一。通过“形象”解决“问题”者，不过“问题”的千分之一或更少，并且同任何研究方法一样，它需要使用者多方面的知识积累和辨析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