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研究潘振承家族史的意义

家族之演变往往可映射出时代之变迁。潘振承家族之崛起，与清政府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颁布“一口通商”的谕旨有着重要的联系。从1757年至1842年间，广州十三行成为全国唯一合法的对外贸易机构，其中潘振承创立的同文行（1815年更名为同孚行）抓住历史机遇，发展为广州十三行历史上最显赫的商行之一。因其在商业上取得了辉煌成就，学者多侧重于对潘家三代行商的商贸经营及其社会价值、时代意义等方面进行研究，取得一定成果，但至今未有著作从家族史的角度对其进行全面的探讨。因此，对潘振承家族进行研究具有如下意义。

第一，广州“一口通商”独揽对外贸易85年，其中潘氏行商共计担任十三行商总长达39年之久，同文（孚）行的贸易区域遍及当时对华贸易的西欧、俄罗斯、美洲、南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研究著名行商潘振承家族，对广州乃至全国的外贸史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

第二，潘振承家族作为广州十三行中成功的百年外贸世家之一，最终未能逾越时代的局限，在鸦片战争后走向了终结。同文（孚）行历经三代而结束经营之后，潘氏家族又走向何方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进行追寻与研究。经研究表明，潘氏家族成功地使其族人在知识与文化的传递过程中保持了家族活力，他们以中国传统儒学文化为核心，吸收优秀的西方文化，重视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在价值取向上义利兼重，把家族经商中开拓进取、与时俱进的精神渗透于家族文化之中，随历史变迁而华丽地“转身”成为儒学世家。潘氏家族从商家向儒学世家的转化过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清代十三行行商家族由商而儒的社会现象。

第三，同文（孚）行行商潘振承、潘有度、潘正炜均是广州十三行“开风气之先”的世界商人。他们弘扬了诚信、宽容等商业文化，并以开放的心态和高尚的人格赢得了外商的赞赏，在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潘氏行商站在中西方贸易的前沿，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吸收了西方先进文化，其身上所具备的兼容性、创新性等特质，正是岭南文化的精髓所在。

潘氏家族因商致富，为提升家族的社会地位，潘振承鼓励家族成员读书业儒、趋附士林。自此，潘氏家族人才辈出，以著作传家，多人考取进士和举人，遂成为贾而好儒的名门望族。纵观潘家的文化成就，主要在诗词、书画、鉴藏等方面最为突出。其中第二代的潘有为是广东鉴藏界的先行者，在其影响之下，潘氏后人有近10人成为出色的鉴藏家，在引领岭南鉴藏文化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对潘氏家族的研究可反映其对中西文化交流及岭南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第四，留存至今的与十三行行商相关的建筑遗址已是凤毛麟角，广州市海珠区现幸存有潘振承家族的三处建筑群：潘氏家庙、潘家祠、潘氏大院（潘家称之为“潘氏洋楼”）。这些老建筑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显得格外珍贵，广州市海珠区已委托具有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甲级资质的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对其进行整体保护规划的设计。对潘氏家族的商贸及文化活动进行研究，可配合十三行潘氏家族历史建筑遗存的开发利用，为海珠区的文化事业添砖加瓦。

为此，本书以清代广州“一口通商”的社会环境为时代背景，从潘氏家族的发展轨迹切入，通过对其商业成就、教育与仕宦、家族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以全面展现其在政治、经济及文化上的贡献。

二 学术史回顾

潘振承为清代广州十三行的著名行商，因此，有大量与十三行研究相关的专著论及潘氏行商，但目前未有专著对潘氏家族的文化方面进行研究。十三行的学术研究从20世纪初开始起步，国外的研究比国内开展得要早，研究成果也比国内要丰富。直至20世纪80年代，国内对十三行的研究才逐渐升温，发展至21世纪，则掀起了颇具规模的研究热潮，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关于行商家族史的研究至今未有专著，目前有范岱克撰写的学术论文《广州行商颜氏家族》，以及李云撰写的博士论文《清代广州十三行研究——以义成行叶氏家族为中心》。此外，黄启臣、梁承邺编著的《广东十三行之一：梁经国天宝行史迹》虽不是从家族史的角度切入研究，但书中除了介绍天宝行的史迹，亦介绍了其家族成员梁同新、梁肇煌、梁肇晋、梁庆桂等人的仕宦经历及文化、教育方面的成就。现将与潘氏家族有关的研究状况综述如下。

（一）国内著作

潘振承家族经营的同文（孚）行在广州十三行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与之相关的研究较为深入的著作是由潘振承第八代后人潘刚儿与黄启臣、陈国栋共同编著的《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该书通过翔实的史料，客观地反映了同文（孚）行三代行商潘振承、潘有度、潘正炜创业、守业的艰辛，再现了潘氏商人在承担破产同行债务及贪官勒索的重压之下，以圆融的处世哲学斡旋于官府和外商之间，恪守商业道德，诚信经商的历史面貌，深刻反映出十三行相关的制度及其历史变迁。该书除了主要详尽记载潘氏商人的贸易过程和取得的成果外，对潘家三代行商的文化贡献亦有论及。

此外，还有不少与十三行相关的著作，对潘氏行商均有涉猎。首先是梁嘉彬所著关于十三行研究的奠基性著作《广东十三行考》（初版于1937年），严谨地考述了广东十三行的起源及其沿革，首先打开了研究行商的大门，其中有专门介绍潘氏商人经商过程的章节，到目前为止，该书依然是学界研究十三行的必读书目之一；李国荣主编（覃波、李炳编著）的《帝国商行：广州十三行》及《清朝洋商秘档》以故宫所存档案作为依据，揭示了广州十三行商人的对外贸易活动，其中亦有论述潘氏商人的商业活动；中荔著《十三行》通过从清初海禁、开海贸易到商馆终结等十个篇章，系统且简明地反映了广州十三行的盛衰过程；李国荣、林伟森主编的《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依据翔实可靠的清宫档案和文献典籍，揭示广州十三行这个半官半商性质的商贸垄断组织存在的内幕，追溯了十三行商馆的兴衰沉浮，透视了以十三行为窗口的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外文化交流；章文钦著《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拓展了十三行的研究领域，对“商欠”问题及伍氏洋行的研究尤为深入，文中对十三行行商早期领袖潘振承亦作了简要的探讨和论述；马楚坚、赖志成著《广东十三行与中西文化发展之关系》则从商行的经济贸易到文化交流进行了探讨；刘正刚著《话说粤商》、谭元亨著《国门十三行：从开放到限关的逆转》等著作也对潘氏行商有简要的论述。就本论题的研究对象而言，上述著作主要贡献在于对十三行及其大范围的历史背景作了深入的探讨，然多是侧重于商贸方面的研究，对潘氏家族文化方面的贡献鲜有论及。

除以上与十三行相关的著作，还有一些关于岭南印史、书画史及文学的著作也有涉及本论题的内容。汪兆镛（1861—1939年）于民国年间编纂的《岭南画征略》，收录岭南地区自唐以来擅画者400余人，详载其生平事迹、著述，录有后人的题跋、诗咏等，其中潘有为、潘恕、潘瑶卿、潘丽娴等均录入其中。谢文勇所编《广东画人录》于1985年首次出版，书中对广东地区历代的画家作了介绍，其中包括潘氏家族十余位擅画者的简介。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1年编的《广东书画录》著录了明清及近代广东书画家的绘画与书法作品，其中录有潘正玙、潘瑶卿等人的作品。林亚杰主编的《广东历代书法图录》收录有潘有为、潘正亨、潘正炜、潘飞声等人的书法作品。陈永正《岭南书法史》亦对潘氏家族成员的书法有所涉猎。以上书画著作让我们对潘氏家族的书画传承有了初步的了解。

岭南著名学者冼玉清（1895—1965年）于民国年间即投身于广东文献整理研究领域，她的多部著作均涉及潘氏家族在文化方面的贡献。《冼玉清文集·广东之鉴藏家》详细介绍了清代广东著名收藏家50多人，潘有为、潘正亨、潘正衡、潘正炜、潘仕扬等均有简介，其中潘有为被定位为广东鉴藏界的魁首及先行者。冼玉清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广东印谱考》共收录岭南印谱90种，收录了大量原谱的序跋，并对每种印谱的编纂者、集拓过程及其格式、钤印数量等情况均有详细说明，考证严谨而翔实，是一部极其重要的岭南印史。该书收录了潘有为编撰的《看篆楼印谱》、潘仪增拓印的《今晓庵印存》等，对研究潘氏家族的印谱鉴藏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冼玉清的《广东女子艺文考》、王英志主编的《清代闺秀诗话丛刊》有论及潘家女性的文学创作。以上著作涉及本论题的内容比较分散，但仍可为潘氏家族的儒商化及文化贡献方面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

（二）国内学术文章

潘振承后人潘刚儿教授热衷于潘氏家族历史的研究，撰写了多篇与潘氏家族相关的文章：《广州十三行行商的核心价值浅探》、《广州河南人民反租地斗争中的潘正炜》、《十三行行商领袖潘振承后人与辛亥革命》、《漱珠涌及潘氏大院》、《广东近代文化名人潘飞声》、《清代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杰出海商代表——广州十三行首领潘振承及其同文（孚）行》，对潘振承、潘正炜、潘飞声等潘家的核心人物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覃波撰写的《清宫所藏十三行潘氏商人档案》，包括英国、瑞典、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丹麦、美国、德国、俄罗斯等国档案的译文，利用珍贵的一手档案资料对潘振承及潘有度在官府、外商之间的周旋作了论述，可惜未对潘正炜及潘长耀等其他潘氏商人的档案进行梳理。中山大学章文钦教授的《十三行商早期首领潘振承》、广州大学王丽英教授的《潘振承的成功之道》，均从不同角度对潘振承的发迹及经营之道作了考述。王丽英教授另一文《潘家、伍家的俗信初探》对潘家与伍家行商的信仰作了探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刘勇所撰《商船“更新者号”的购买及“莱茵堡号”的打捞——1770年代初广州口岸荷兰人-葡萄牙人-中国人的三边关系》，其中论及潘振承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的保商，在申请“更新者号”进出黄埔的印照、申请打捞沉船“莱茵堡号”等事务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陈以沛的《羊城外贸首富潘氏世家》，对潘家外贸致富后乐助善举及文化贡献作了简介。中山大学蔡鸿生教授撰写的《清代广州行商的西洋观》对潘有度所撰《西洋杂咏》进行了评述；黄启臣教授的《行商潘启家族与广州城市文化》简述了潘家三代行商对广州城市文化的贡献；李绪柏教授的《清代洋商家族与广州文人学者——以潘氏、伍氏为例》对洋商及文人的交往进行了探讨，其中对潘家与广州文人学者的交往有简要的探讨。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的王发志撰《潘氏祠堂概述》对潘氏家族建筑遗存潘家祠的历史与现状及其意义进行了论述。暨南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彭丹的硕士学位论文《论清代广州十三行商人对岭南文化的贡献》，亦有简要论及潘氏行商对岭南文化的贡献。

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每年均承办不同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并出版论文集，如2009年至2011年学术研讨会主题分别为“广州十三行研究回顾与展望”、“十三行与广州城市发展”、“广州十三行与清代中外关系”，其中有不少文章论及潘振承家族的贸易、文化方面的活动。此外，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广州市荔湾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的《广州十三行沧桑》和谭元亨主编的《十三行新论》等论文集也收集了胡文中、杨宏烈等教授所撰与十三行相关的文章，对研究潘氏家族均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三）相关译著及外文研究成果

国外从20世纪初开始对十三行进行研究，较之国内开展研究更早，早期成果也更为丰富。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Hosea Ballou Morse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编著的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书中详细记载了1635—1834年英国对华贸易、海关行政以及十三行行商的相关历史信息，其中包括潘家同文（孚）行大量的贸易信息，以及潘氏行商的商业及政治活动信息。1997年，英国出版了Weng Eang Cheong关于广州行商的重要专著The Hong Merchants of Canton: Chinese Merchants in Sino-Western Trade,1684-1798，第三章“领导及其公司，1684—1796”有一节专门介绍潘振承，运用法文、英文等文献资料对他早期的贸易情况进行了探讨。此外，Paul A. Van Dyke（中文名范岱克）教授对十三行存在期间广州贸易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其专著Canton Trade、Politics and Strateg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Americans and Macao: Trade, Smuggling, and Diplomacy on the South China Coast，均对清代广州贸易进行了深入研究。范岱克教授的专著，除了运用学者所熟悉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更是综合利用了来自瑞典、荷兰、丹麦、美国、葡萄牙等国的原始档案史料，因而他对广州贸易研究有独到的见解。其中2016年新出版的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Trade一书第三章专门论述1748—1788年潘振承家族的贸易情况。以往研究只知潘振承入粤初期是在一陈姓洋行中经理事务，并不清楚此洋行的具体情况，范岱克教授在此书中首次披露，其任职的洋行名字为“达丰行”，同时以丰富的史料对潘振承早期贸易情况作了考证。书中还彩印出十三行行商与外国公司签订的70多份合同，十分可贵。此外还有大量的外文著作和刊物提及潘振承家族的贸易情况，如The Empress of China、The Old China Trade、The Hongs of Canton: Western Merchants in South China 1700-1900和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s,1750-1800等。这些著作和档案涉及本论题的内容比较分散，但仍可为我们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可靠的依据。

总的来说，前人的研究多有涉猎潘氏行商对外贸易的经营，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至今未有著作对潘氏行商的儒商化现象进行探讨，亦未有专著从家族史的角度对潘振承家族进行全面的探讨。因此，本书在收集相关中西文献档案史料的基础上，侧重于对潘振承家族在文化传承贡献方面进行研究，透过潘氏家族从商家向儒学世家的转化，了解清代广州十三行行商家族由“商”而“儒”的社会现象。

三 相关的史料

（一）中文史料：主要包括各大学图书馆藏的清代官方组织编纂的正史，以及相关档案材料等。

（二）外文史料：外文史料中最重要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这批档案现存于英国伦敦印度办公室图书档案馆（India Office Library and Records），现有部分微缩胶卷存于澳门历史档案馆。Hosea Ballou Morse根据这些档案编著的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也对潘氏行商的研究有重要的作用。此外，英国国家档案馆及剑桥大学等亦藏有关于行商的原始档案。

（三）地方史志：主要是历代的《番禺县志》及《番禺河南小志》等地方史志。

（四）文人著作、笔记：《番禺潘氏诗略》（包含有潘有度《义松堂遗稿》、潘正纲《漱石山房剩稿》、潘正常《丽泽轩诗钞》等潘氏族人著的20多册诗集），张维屏的《花甲闲谈》，潘正炜所著的《听帆楼书画记》，陈昙的《海骚》、《邝斋师友集》、《感遇堂文集》等，梁霭的《飞素阁遗诗》，潘恕的《梅花集古诗》，潘宝鐄的《望琼集》，邱炜萲的《五百石洞天挥麈》等。

（五）族谱、契约、访谈资料及其他资料：主要通过田野调查所得，如潘祖尧主编的《河阳世系潘氏族谱》及潘宝鐄撰写的《望琼集》；由潘刚儿先生（潘宝鐄后人）与胡文中老师拍照并整理的《潘宝鐄墓志铭》、《潘宝珩墓志铭》（墓志铭现存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陵园）；通过走访调查潘家第三代行商潘正炜所建的潘氏家庙遗址，了解其建筑风格，拍摄并记录现存于潘氏家庙内的同文（孚）行曾用茶叶箱等实物资料。潘正炜后人、全国政协委员、世界华人建筑师协会创会会长、著名建筑大师、书画文物收藏家潘祖尧先生以香港的“小听帆楼”作为他收藏中国文物室名称，所收藏文物包括潘正炜的书法、绘画、题跋、著作等以及他与文化名人交往的信札、书画等。

四 研究思路

纵观与该家族相关的研究，学者多侧重于对潘家三位行商对外贸易的经营及其社会价值、时代意义等方面进行研究，至今未有著作从家族史的角度进行探讨。本书拟从家族发展史的角度出发，对潘振承家族的家世传承、商业成就及家族文化等方面进行研究。然而，潘振承并不是普通的商人，他是广州“一口通商”期间独揽对外贸易的十三行首领，他与后继者潘有度等站在中西贸易的前沿，在对外贸易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反之，潘氏家族经营商行近百年，十三行的兴衰对其家族的影响亦不容小觑。因此，本书将潘氏家族的发展变化置于十三行的发展进程中加以研究，以期更深刻地揭示此家族由“商”而“儒”的转化过程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

此外，在搜集中西文献档案的同时，笔者运用田野考察等人类学方法，走访调查与十三行行商相关的建筑遗址潘氏家庙、潘家祠等，体验历史场景，采访潘氏后人，从而将口述史料与文字史料结合运用，对潘氏家族的贸易和文化贡献作深入、全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