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纷繁复杂的启蒙言说中，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启蒙的肇始者，梁启超代表着其中具有主流色彩，且影响最大的一支。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和学者。张其昀在《悼梁任公先生》中将梁启超一生事业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从公车上书、办《时务报》起，到避地东瀛，办《新民丛报》止，是思想运动的时代；第二个时代从革命、立宪两派的冲突，到助袁、护国、复辟、参战诸役止，是政治运动的时代；第三个时代从五四以后起，到临死为止，是学术研究的时代。大体可以反映出梁启超一生的三次不同转向。正如张其昀所说，梁启超产生最大影响的时期是在思想运动的时代，“他本身性格本来不是一个政治家，并且也不是学者，因此在这二时代中他的表现自然不免减色，但是不过说他在二方面胜不过他的敌手罢了，在相当程度上讲，成绩仍然不是很坏的”。这一评价准确地抓住了梁启超对中国现代思想和社会影响的关键时期。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避地日本，真正接触由日本译介的西学思想，摆脱其师康有为的影响，形成其独具个性的“新民”思想。他的《新民说》是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的宣言，“文学界革命”作为“新民”启蒙活动的一个重要构成正于此时发生。这一时期他所形成的思想话语，深刻地影响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及其后来中国政治美学的发展历程。尽管在晚年的“学术研究时代”，梁启超潜心地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研究，并切实地开展审美教育，但从对中国现代审美话语的整体影响而言，却无法与其第一阶段的思想启蒙相提并论，这一点已基本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在对梁启超前期的文学意义的研究方面，学界所着力的往往是其“三界革命”和“中介”作用，连燕堂的《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夏晓虹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等具有开拓意义的专著，就主要从这一方面展开研究。诚然，梁启超的文学理论和实践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和审美话语的转型具有重要影响，但是相对于整个现代而言，这种影响毕竟只具有历史起点的意义，而这也正是梁启超的文学实践被视为“改良”的、不彻底的原因。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梁启超的“新民”话语、其报章文体魅力、其国民话语的内涵、其充满感情的话语形式的影响，要比单纯的“三界革命”的具体主张更具有效力，比如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郭沫若、梁实秋、毛泽东等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和文学审美实践中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在谈及梁启超的影响时，主要是从梁启超的“新民”话语的震撼及其充满感情、破坏的话语形式来思考梁任公的意义。因此，梁启超的现代文学意义，更主要的还必须从其对中国现代启蒙话语的逻辑发生的意义层面来进行探讨。正是通过启蒙这一话语逻辑的建立，梁启超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现代以文学为主体的审美话语的发生。

在这一时期，梁启超以“新民”为中心的启蒙逻辑，建立了以“中等社会”为启蒙主体，通过启蒙主体的自我改造，借助对西方思想资源的“借光”，来实现向广大下流社会进行启蒙的精英话语逻辑。其以“中等社会”的启蒙主体为中心的士人改造，为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启蒙确立了三个方面的特征。其一，中国现代的文化和文学启蒙是一种精英主体的自我改造，虽然其目标是国民全体启蒙，但其内在遵循的步骤却是先精英后大众。这种启蒙主体改造形成中国现代审美话语的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是文学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文学与启蒙对象之间的关系，并且后者影响着前者，构成中国现代审美话语的主体性特征。其二，梁启超以报刊为载体的思想文化启蒙，显示了中国现代知识人对政治舞台的自我边缘化，但这种边缘化并不是对政治的疏离，由于中国知识人的传统士人情结，使得中国现代审美话语中充满着政治无意识及其激情，政论文学正是士人传统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关联的通道。其三，梁启超以“文明论”的视野将中国文化纳入西方文明的进程之中，以其“舆论界之骄子”的影响，使得这种文明视野深入国人思想，改变了当时中西文化的“体用”思维，而其以“宣传者”自任的启蒙定位，又使得中国现代文化启蒙的重心落在“向西方学习”这一“借光”（余英时语）模式，从而形成中国审美话语的现代性的“他者”视野。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启蒙的精英性、政治性和宣传性，与西方启蒙运动总体上的自主性、真理性和批判性不同，是以中国传统士人教化逻辑和“启蒙”观念误读西方Englightenment所致，梁启超的“新民”话语正是从逻辑上奠定了这种“误读”的基础。

在这“新民”思想的总体视野之下，梁启超通过其小说理论话语的建构、以国族为中心的审美意识形态的建立，以及报章文体的变革等话语形式、话语内涵和话语价值导向三方面的具体文学启蒙实践，对中国现代审美话语的发生产生深刻的影响。第一，梁启超借助其精英主义的英雄历史观，在当时国人重视社会群体心理学的影响下，借助于对士人群体心理的洞察，利用激情的话语形式、政治性的话语特征，以及以国族共同体为意象的话语想象，来改变传统士阶层鄙视从事小说创作的传统心理，从而改造士阶层以建立“小说界”共同体。这一充满激情的话语形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话语形态，而其所力图建立的以“中等社会”为主体的“小说界”，正是古典“诗可以群”话语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的现代言说。第二，梁启超借道日本，接受了西方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国民”意识就是其中最具梁启超色彩的启蒙话语内涵。“国者，积民而成”的“国民”观念，与日本以政治小说为中心的“国民文学”思潮的影响，遂成为梁启超建构从“中国小说”到“中国文学”的实践过程，梁启超试图通过对国族文学的建构，以确立以“国民”主体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这就使其小说论突破近代知识普及的工具论，而成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作为具有现代观念的“中国文学”的第一个建立者，梁启超的“中国小说”观念充满断裂意识，而其“中国文学”却充满历史延续的认同，两者置于其“国民”意识形态建立的同一过程，充满着深刻的吊诡色彩，正是这种吊诡使得“中国文学”观念内部歧义丛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国族”内涵埋下了隐蔽的裂缝。从根本上言，梁启超这种政治性与审美性相结合的国族文学观念，是对传统“文章经国”的观念结构的继承。第三，梁启超以报章为载体的文化思想启蒙，涉及启蒙主体的表达与启蒙对象的接受这两方面的话语关系，是梁启超启蒙主体改造和启蒙教化逻辑展开所必须解决的形式途径问题。梁启超的报章文体变革，正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他以极端性、通俗性、新异性为特征的报章文体思想和实践，打破了传统文章以“雅正”为标准的格局，引发了近代以降包括保守派和革命派在内的各种政治和文化力量的攻击，引发了近代的“雅俗之辨”，使得“雅俗”文化思维在近代产生最大的效应，中国现代文化启蒙所涉及的正统与异端、华夏与诸夷、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论辩都被纳入“雅俗”的话语逻辑之中。但是由于梁启超文体变革与主体改造的这一逻辑，是古典文体观念的文体与主体关系的应用，因之古典文体观念所蕴含的精英特征并没有因为价值诉求上的通俗向俗而受到影响，在向俗的表层诉求之下，实质上仍然是古典“雅”的价值深层意识，中国现代打着平民大众的“俗”的旗号的各种文化变革，都或隐或显地遵循着梁启超的启蒙价值导向。

“诗教”传统在梁启超启蒙文学思想的建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梁启超对于小说与一国文明之关系，以及“小说界”建立的实践，其精神资源来自古典“诗可以观”与“诗可以群”的思想（见第三章）。作为古典诗教思想的“文以载道”和“文学经国”观念，同样化身为梁启超启蒙文学思想的新的形式，比如它对于“中国文学”观念的论述，其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和文学最高荣誉的审美性的结合，就正是古典“文学经国”观念的另一现代版本，同样体现着诗教传统的审美性与功利性融合的精神（见第四章）。诗教传统的文体“正变”观念，也对梁启超的文体变革产生重要影响，从其初衷而言，梁启超正是要突破古典文体的“正”而求“变”，但由于受到古典“文体”与“主体”关系的制约——这一关系的根源就是儒家诗体“主文谲谏”与儒家“温柔敦厚”君子人格之间关系的思维原型——而最终还是回归雅的价值诉求（见第五章）。

所有这些，正显示出“诗教”传统对于梁启超文学启蒙思想的内在影响。从其根本上言，梁启超正是通过现代的“新民”启蒙话语，如民族主义、平民主义等，将“诗教”的精神资源转化为现代的文学启蒙的表述，从而建立了诗教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中介。五四一代，正是在胡适“文学改良/革命”的大旗下，对梁启超思想所进行的第一次转化，进一步以一种“伪西方文学话语”进行第二度的转化，从而更为隐蔽地掩盖了中国现代文学和审美启蒙的“诗教”本质，此后在苏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革命文学”和“大众文学”，又对这种诗教进行新的理论“转述”，从而形成“诗教”理论的现代旅程。从这里，我们正可以确立梁启超与中国现代启蒙话语的内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