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目标定位与科学发展

也谈华人大学理念及争创世界一流

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庆典，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参加庆典并讲话，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随后，党中央出台“985计划”正式推进。台湾、香港和澳门华人大学也都先后提出类似口号。台湾大学目标为“华人顶尖、世界一流”；香港大学口号为“国际一流、标领亚洲”；澳门大学愿景为“矢志成为国际公认的优秀学府”。然而，近20年来华人大学在争创世界一流的过程中既有理念问题，也有实践问题。

一 建立华人大学理念时不我待

华人，是一个血统概念，凡具有汉族和中国55个少数民族血统的人都是华人。华人大学是指由华人主办并以中文为主要教学语言或主要教学语言之一，或由主办方另行确定某种语言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以此推论，中国两岸四地大学均可统称为华人大学。

办大学需要理念。从1898年北京大学建校算起，华人大学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我们对大学理念的探求从未停止。进入21世纪后，围绕大学通识教育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两次很有影响的论争。

第一次论争以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先生《大学之理念》的出版问世为起始。该著修订版于2000年在牛津大学出版，2001年12月由中国内地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再版，随后该著开始引起学界广泛关注。金耀基说：“中国必须现代化，但现代化却不是专指工业化或科技的发展而言；现代化的目的是追求一种更高素质的文化与生活方式。”进而，通识教育理应成为大学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台湾大学特聘教授兼台湾通识教育学会名誉理事长黄俊杰先生、香港大学亚洲中心研究员甘阳先生、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张灿辉先生、澳门科技大学前校长许敖敖先生等都曾参与讨论和实践。归纳这一时期的论争，对金耀基等倡导的大学通识教育有两种质疑：一种是实用主义观点，认为奢谈通识教育必影响产业升级和科技发展；一种是专业主义观点，认为“后工业社会”必须加强学生专业训练。通识教育何去何从，正如甘阳读金耀基《大学之理念》后感言：“‘华人大学的理念’之核心在于探索华人大学‘通识教育’之路。”台湾、香港以及澳门地区大学在金耀基、黄俊杰等人推动下，通识教育有较好共识，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中国大陆虽再版了金耀基《大学之理念》，以及黄俊杰《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与实践》，且大陆大学通识教育或文化素质教育从1995年即开始有计划的试点推行，却因种种原因很不成功。金耀基早有判断：“通识教育在当代大学教育中正出现一种矛盾与困境，一方面，在理念上，通识教育的重要性被不断地肯定，另一方面，在实行中，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又不断被淡化，甚至忽视……最主要的是通识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这个深中肯綮的重要观点至今仍然有待厘清和强化。

第二次论争是在2003年上半年北京大学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公布《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之后。论争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第一，北大人事方案的是非，有肯定，多有否定，否定者指该方案并未抓住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之根本，以北京大学韩水法、芝加哥大学李猛、清华大学孙立平等为代表；第二，北大人事方案之所以跑偏，即在于不论是非追求“与国际接轨”，宁可放弃自己的人文传统优势而一味按照世界大学排行榜指标要求办学，以哈佛大学程宝燕、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文章为代表；第三，对何谓世界一流大学理解错误，诸如将当下世界一流大学排行榜位列前排者等同一流，对大学人文教育不断被弱化视而不见等，这方面以北京大学陈平原、香港浸会大学黄子平、香港大学甘阳为代表。钱理群说得好：“在这次北大人事改革的讨论中，人们重复得最多的是几个关键词：‘改革’,‘世界一流大学’,‘一流教授’等等。”但“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其标准是什么？……要从根本上思考中国大学的理念与制度问题”。“世界一流大学”评价标准不能含糊，笔者同意王绍光先生观点，这个标准“必须自成一家，而不是自惭形秽，一心去与别人‘接轨’”。遗憾的是，这个标准至今还没有形成共识。

联系以上论争，我们再反思近些年争创世界一流之路，加上近期中国国务院新一轮《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国发〔2015〕64号）刚出，再谈华人大学理念，特别是大学通识教育和世界一流大学评价问题显得更为紧迫。

通识教育重在价值观教育，是关于人的教育。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开设私学授“礼、乐、射、御、书、数”，亦称“六艺”。用现在的话讲，这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学设计。可见，重在“成人”，培育“全人”，自孔子以来一直是华人大学教育之传统。清华大学提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香港大学则是“明德惟志、格物惟勤”，台湾大学是“敦品励学、爱国爱人”，澳门大学要求“仁、义、礼、知、信”等，以上校训校风即代表着华人大学致力于推行品学兼优的全人教育。前些年，笔者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了解到该校本科生所必修“人文经典”即包含了孔孟之教育著述，斯坦福大学本科生必修“经典阅读”也有类似规定。因而，一方面我们不应把大学通识教育视为西方或美国的教育创新，完全可以结合华人传统与现实，走出属于自己的通识教育之路；另一方面，实施通识教育关键在切实推进。若干年前，台湾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对台湾地区大学通识教育曾出现“三没有”——没有人愿意去管，没有教授愿意去教，没有学生愿意花精神去听——深感痛心。金耀基后来在《大学之理念》里特引这“三没有”以警后人，即在当下，我们再品味这“三没有”是否仍觉汗颜呢？

再者，大学举办者对目前世界一流大学排行榜的看重可谓过于功利、过于盲从，这对华人大学纯正办学理念的建立非常不利。如大家推崇的“三大世界大学排名”——THE世界大学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QS世界大学排名（英国伦敦QS教育集团发布）、U. S. NEWS全球大学排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它们的排名标准是什么？遗憾的是，这些排名都是以科研为主（THE和QS科研方面占60%, U. S. NEWS与科研相关项达90%），而对大学人才培养以及为社会服务都没有体现。教育家潘懋元说：“著名大学之所以著名”，还在“毕业生的整体素质高于一般大学，并且有一批有突出贡献的著名校友”。他随后还直接呼吁：“一流大学不能跟着‘排行榜’转。”然而，华人大学乃至于全球大学面对当下目迷五色的各类大学排行榜却仍笃信无疑，笔者不得不大喝一声：大学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华人大学不能没有自己的建树，“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

二 南洋大学和西南联大对我们的办学启示

谈到华人大学，事实上并不限于两岸四地大学。在大中华版图之外另有一所华人大学不得不提，即新加坡南洋大学——她曾经是东南亚华人心中的魂。笔者对这所大学的关注已有多年，此前有个偶然机会，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黄孟文先生和笔者有一些间接接触，他本科即毕业于南洋大学中文系，随后笔者对南洋大学也有了更多了解。

南洋大学于1956年由著名侨领陈六使组织创办，1980年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25年来，南大共培养了12000多名学生，为社会所做的贡献有目共睹。新加坡人口组成比较复杂，英语是该国第一工作语言，而华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又都是他们的母语。新加坡当局从南大一开始创办就因华文作为该校教学主要用语问题不同意以学校名义注册，最后是以公司身份——南洋大学有限公司核准。南洋大学发起者认为：新加坡既然是一个多母语的国家，中华文明就必然会在这里显示生命力，而且华人在新加坡也是不小群体，需要通过华语交际，因而决不能以当局一时短视而停步。政府不支持，完全靠马新民间华人自费创办，并很快为南大筹建募集到了所需基金。问题是，南洋大学1956年正式开学，新加坡当局仍不承认，这样一搁就是10多年。然而，南大师生却凭着一种“自强不息、力求上游”的精神，根据社会需要创办了文学院、理学院和商学院等三院若干个学系专业，还及时颁布《南洋大学法》，依法治校，教授治校，以质量为核心的课程改革不断深入开展。1975～1976学年，南大专业课程设置更加灵活广泛，诸如电脑科学、环境科学、大众传播学等新学科开始进入培养方案通识内容。特别可贵的是，南大学生毕业了，学位不被政府认可，他们并不气馁，靠本事吃饭，一部分人则是凭南大学位再出国深造。正是因为社会对南大毕业生高度认可，而且他们大都是当时新加坡建国发展之优秀先驱。不得已，政府终于在1968年被迫承认南洋大学学位。如果要从科学研究来评价南洋大学，根本无从谈起，但如果从满足需求、人才培养角度来看南大，南大毕业生对新加坡发展的贡献可能是当今很多大学都不能比的。

我们所熟悉的以人才培养著称于世的例子再如抗战时期的大学——西南联大。1937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中国一流大学在抗日炮火中同赴国难，先在长沙建立起临时合作大学，1938年因故再迁昆明，正式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直至1946年联大解散。因主客观原因，西南联大仅存8年，没法再办研究生教育，而选择以本科教学为中心。这原本是缺憾，但突出本科，反而成就了西南联大名声。不说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毕业于联大本科，另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所载，后来联大教师中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69人，学生中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80人，合计149人。联大的成功应是中国高等教育史的奇迹，其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但与联大大力推动通识教育应更为密切。联大之前，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就曾提出“融通文理”；联大期间，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主持工作时又提出“通才教育”观念，再加上相对宽松、民主的办学传统，以及拥有吴大猷、王竹溪、黄子卿等一大批具有深厚人文修养的教师，培养出大批杰出的创新型人才也就不足为奇。

创办世界一流大学，以西南联大、南洋大学为代表的华人大学突出本科人才培养的办学成绩和实践难能可贵。当今，大学排行榜既然已为世界各国所关注，同时它又是大学理念的重要体现方式，华人大学理念问题不妨由此切入，其中心问题即在排行标准。从西南联大和南洋大学实践看，首先，评价一所大学，其高层次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的能力与效果，如果排行标准对此忽略不计就无异于取消了大学存在，必然幼稚可笑。其次，8在实践层面如何培养人的问题，还要看这所大学的通识教育水平，其根本应坚持“融通文理”办学理念。曾毕业于南洋大学英文与英国文学专业的陈瑞献，被人称为“多元艺术家”，精通华文、英文、法文、马来文等多种语言。他获得的奖项难以历数，1987年其入选法兰西艺术研究院驻外院士，2003年还曾获新加坡总统卓越功绩服务勋章等。他将自己的成就，归功于具有“一个中华文化的强大的‘胃’”。而这，不正是以通识教育育人的结晶吗？至于大学科技创新能力，自然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维，但不同类型学校举办目的不同，其权重应当适中。

全球大学各不一样，但最早的大学如11世纪后期至12世纪初期创办的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等，都是为了学生而兴起。19世纪著名教育家纽曼（John Henry Newman）在他的《大学的理想》中说：“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如果大学的目的是为了科学和哲学发现，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学应该拥有学生。”在纽曼看来，培养人才就是大学的第一功能。事实上，世界万事万物都是因人而生，办大学无不如此。国学宗师、著名教育家钱穆指出，大学作为一个学术系统，由三大分支组成：第一系统是“人统”，其中心是“人”，“学者，所以学做人也”，做有理想有价值的人；第二系统是“事统”，即以事业为其学问系统之中心，也即“学以致用”；第三系统是“学统”，此即以学问本身为系统者，所谓“为学问而学问”是也。此“三统”，应为举办大学科学实践的较好概括。

综上所述，大学教育应不忘初衷，始终把“人统”摆在首位。西南联大和南洋大学办学成功，也算是用钱穆“三统”理念经营大学的典范。“人统”体现东西方均认同的以人为本，“事统”强调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和谐，“学统”即要求科学与人文协同。在当下全球各类并不全面的大学排行榜的强力冲击下，我们必须有所坚守。

三 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几个实践问题与建议

1．对两种背离大学教育人本取向的基本态度

中山大学教授翟振明说得好：“不仅仅我们国家，整个世界的大学教育都有背离大学教育原本意义的倾向。”这种背离，主要表现在“工具论”和“产业论”两种倾向。大学教育具有政治功能，甚至沦为服务政治的“工具”，早在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位于齐国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的高等学府——就有突出表现。它最初就是齐国君主为了问政而设，目的在招引和利用天下贤士的谋略巩固自己的政权。这些学者在稷下研讨、争辩、诘难，他们善于把学术和政治结合起来游说当权者，齐国朝廷则对合用者重奖，封了不少著名学者为“上大夫”。一时间，“稷下先生喜议政事”，甘愿以此走上仕途者趋之若鹜。此后，这种“工具论”倾向长期在华人大学发挥影响，并以此区别于西方大学。所谓“产业论”倾向，重在要求大学对应产业，产教融合。大学“产业论”起始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探索，再到20世纪早期“威斯康星思想”——主张全方位服务社会的深入发展，又经“硅谷”等“校企合作”案例的强力推动，很快成为全球大学效仿的楷模，即在当今华人大学也方兴未艾。

最初大学是为满足人的需求以“学生行会”或“师生行会”形式组建而成，教学目的单纯，至于发展科学、服务社会等都是以后逐渐派生。或许，我们对大学还可提出新的要求，但人的发展终究是大学教育之根本，在这个前提下兼顾科研和服务当然不错，但不能过头。诸如“工具论”、“产业论”以及当今大学排行标准等均不合适。

2．焦虑浮躁，人本教育和人文教育目标不能弱化

大学不再是精英教育，普通民众希望接受最好的大学教育，世界大学排行榜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各地党和政府唯恐落后，与此对应，大学主事者的压力前所未有，具体表现有三：一是明确承诺进入所谓世界一流大学时间表，开口闭口必哈佛，“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过是过时的谶语，这在华人大学普遍存在；二是急于对照THE等所谓世界大学排名方法和标准分解任务，逐项落实，据悉香港大学等还设有专门部门来统筹这项工作；三是人的教育、人文教育不断被挤压，“成人”教育几乎成为一种纯粹形式，办大学演变成科研项目、科研经费、学术论文影响因子等硬指标的数字游戏。

3．真正建立争创世界一流现代大学制度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这几乎是各国寻求更快更大发展的共同追求，而中国高等教育与经济快速发展极不对称。究其症结，并不全在学校，欧美大学的优势主要还是在于制度。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理念就是大学自制，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遗憾的是，这个理念在华人大学尤其是大陆高校已喊了多年，但进展并不理想。中国改革开放都30多年了，但高等教育还是长期自说自话。因为大学是培养合格人才的阵地，大学也便成为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后的堡垒”，难以突破：大陆高校新近推出的拨款制度基本沿用生均定额基础再加专项拨款的框架，教学质量以及对国家的贡献与拨款并没有直接关系，教职工工资待遇无条件接受国家调控；中国大陆大学近年实施的按各校《章程》自制本是一件好事，但所有《章程》都是一个模式，并没有什么自制特色；统一的高考制度极大地限制了不同类型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学生文凭也不能被国外认可就业；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进入世界一流必然走弯路。

4．切实落实本科教学质量义不容辞

中国大陆高校对本科教学不重视几乎是通病。新建本科院校重点是申办研究生教育，老牌本科大学教师成天想的是拿项目、争奖项、出专著或发核心期刊文章，根本不把精力放在本科生身上，课堂教学问题多多。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副校长Cindy Fan（范芝芬）最近受聘参加我国大学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她在一次评估意见反馈会上就曾谈到，中国一流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质量差距就在本科教学，尤其是“单声道”（没有互动）的课堂教学模式是掣肘一流本科教育质量的最大短板。她的意见可谓一针见血。到过欧美大学的都知道，他们普遍认为本科教育就是大学教育的根，决不能含糊。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说：“在牛津大学，本科生经常参加一些独立自主的学习、研究和讲座，学校提供许多的一周长达数小时的小班学科教学，甚至是教授一对一，或者是一对二的教学，有针对性地授课。”这对大陆高校学生来讲几乎就是奢侈，当然也值得所有华人大学学习。

本科教学短板如何弥补？必须从课程入手。因为课程才是一所高校教学管理的最小单元。打个比方说，课程是细胞，专业是骨架，学科是血脉。一个懂行的高教管理者，没有不把课程当成最基础的建设来经营的。笔者近年到过多所大陆高校开展本科教学审核评估，虽感课程管理意识已有好转，但课程建设抓手不多，质量仍然堪忧。与此相比，台湾大学课程建设就抓得比较细，全校每学期所开课程数达7800班以上（约6000门课程），他们的口号是要“使每一位学生在每一堂课都能得到最多的收获”。笔者建议通过评估激励手段实施“金字塔工程”，即将全校所有课程依据“合格课程—重点课程—精品课程”的层次管理思路加强建设，优胜劣汰。

5．华人大学联手制定实施全球大学排名新方案势在必行

为改进大学排名标准，欧盟斥资200万欧元研究并在2013年推出新的“多维全球大学排名”（U-Multirank）。该排名从五个维度（科研水平、教学质量、知识转化成果、国际化程度以及地区事务参与度）对高校进行评估，改变了此前主要从科研水平指标来评估大学的做法。不过，这个新标准仍没有把人才培养质量摆在合理位置。

何谓世界一流大学？华人学者此前论争焦点就是排名标准问题。具体有两派意见：要么改善现有不全面的大学综合评价标准，要么坚持学术独立自主，制定华人大学自己的评价标准，否则就将成为人家的附庸藩属。

以大陆为主体的华人大学，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笔者非常赞同在吸取世界大学现排名经验基础上制定华人大学自己的排名标准，但所谓“附庸藩属”问题倒要具体分析。人文社会科学价值观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会不一样，而我们的标准则应具有普适性。我们的设计是，进入华人大学排名官网，根据用户不同需求，通过官网资源分析综合，可有三种排名结果供选择：一是个性化检索，用户可对选定大学文化背景、专业特色、实践项目以及国际交流等因素自行排名；二是专业比较检索，用户可对选定大学专业办学水平在同质大学范围内排名；三是院校综合排名，该排名将全面体现此前华人大学办学理念论争共识，包括本文对大学人才培养的一些基本主张，以及多年全球大学排名实践得失，拟订以下世界大学综合排名主要参数新方案（见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