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人文洞庭与地方大学以文化人

史前“人文洞庭”暨当今湖湘区域大学以文化人

以文化人是我党对大学人才培养的新要求。这里“文”指的是中华民族传统精华，更指大学所在区域的人文特色。湖湘有哪些历史文化值得继承？所谓“南蛮”是怎么回事？有何启示？这涉及考古学、地球学等专业问题，但实施以文化人又必须面对，故不惧浅陋，尚祈方家指教。

长期以来，我们常以拥有五千年文明而倍感骄傲，但中华文明从西周有共和纪年（公元前841年）开始，有史时代不到3000年，余下的得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算起，以世界文明古国称谓相对较虚。洞庭湖为中国内陆最大的淡水湖，是湖湘“母亲湖”。可喜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随着一大批湖湘新石器考古成果的公布，史前有先人活动遗存的时代已在8000年以上。费孝通先生指出，湖湘新石器文化“曾是一个与中原华夏并峙的多元统一体”。本文将从这里入手，一方面对史前“人文洞庭”考古新成果及其湖湘远古文明进行梳理，另一方面就当今大学尤其是湖湘区域大学以文化人略作探讨。

一 洞庭水系及湖区史前遗址考古新发现掠影

洞庭水系及湖区由面积2691平方千米的洞庭湖和入湖湘、资、沅、澧等中小河流组成，北通城陵矶湖口再汇入长江，形成少有的湖江一体水域。湖区及水系面积占长江流域总面积的14.6%，其中湖南省境20.48万平方千米，占78%，其余属周边诸省（区）。从史前遗址看，这里很早就是一个独立文化区系，且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史上曾创造出若干个第一，进而形成世人所关注的“人文洞庭”现象。

中华文明史按照考古学和历史学特征一般分为五个时代：一是旧石器时代，约公元前300万～前1万年；二是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10000～前3000年；三是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3000～前2000年；四是青铜时代，约公元前2000～前841年；五是有史时代，即从“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至今，共约3000年。其中，新石器时代又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下面，即从史前新石器肇始至公元前841年这个时段，按照时序对湖湘主要考古遗址概要如次。

如图1所示，一是其旧石器、新石器遗址共28处，实际远不止这些，但如此集中尤其在湘北澧阳平原的分布在全国少见；二是以上湘资沅澧及湖区共28处遗址均临水，表明远古先人逐水而居的生存取向；三是水为上善，以此所催生出的水文化自不一般，具有“母体文化”性质。

（一）新石器早期遗址（约公元前10000～前7000年）

新旧石器的转变，即人类从原始“利用经济”向“生产经济”转变，其标志是农业起源及村乡聚落的出现。湖湘即本期全国领跑者。

其代表遗址玉蟾岩。该遗址位于湘江上游寿雁镇，由中美联合组织发掘。美国《考古科学杂志》2009年第36卷刊发《旧石器晚期末的资源强化：以中国南部为视角》，披露玉蟾岩出土五枚炭化稻谷属古栽培稻，距今约1.4万～1.8万年，是世界上发现的最早人工栽培稻；出土陶片距今约1.4万～2.1万年，比世界其他地方发现的陶片要早好几千年，故有“天下谷源，人间陶本”之美称。在20世纪20年代，仰韶遗址（文化）的发掘，破除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谬论，而今随着玉蟾岩遗址发掘，中国新石器早期年代确定在公元前10000年终被世界认可。因仰韶遗址、玉蟾岩遗址等中国新石器遗址的发掘，世界学术界所谓“中国文化西来说”自然而然销声匿迹，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发展史的文明古国，而且万年以上的土著文化也逐步得到举世公认。距今约7900～9000年，位于澧水以北澧阳平原的彭头山遗址，其文化面貌与以往所发掘的新石器遗址完全不同，科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痕迹——稻壳与谷粒，显然是玉蟾岩稻作的大大发展，已命名为彭头山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早期文化的代表。近年在新化县大熊山东南麓还发现一块功德碑，碑上有“蚩尤屋场之蝻蛇现”云云，表明上古蚩尤部落或后裔曾在此居住，该是中国最早聚落所在。

（二）新石器中期遗址（约公元前7000～前5000年）

本期发掘遗址较上期有所增加，面也有所扩大，遗存内涵更丰富，且多以考古学文化定名，特征突出，体现了创新内涵。

首先推介位于澧水以北皂市下层遗址，已被命名为“皂市下层文化”，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具有两大特点：一是遗存丰富，且因早于大溪文化，对洞庭湖区史前文化原分为“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三个阶段是重大突破；二是出土生产工具是采用砾石磨制和用燧石加工而成的小型石器（细石器），为重新认识长江中游地区原始文化“细石器传统”提供了重要线索。其次是位于沅水中游北岸的高庙遗址，已命名为高庙文化，是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文化特征有四。第一，出土有大型祭祀场所，呈南北中轴线布局，由主祭（司仪）场所、祭祀坑以及与祭祀场所相系的附属建筑三部分组成。且牲祭、人祭、窖藏等场所一应俱全。因祭祀场所颇具规模，且保存有祭祀所需的各类设施，具有引领长江、黄河流域祭祀文化的功能。第二，出土了大量陶器和宗教祭祀艺术品，陶器中流行的戳印凤鸟纹和獠牙兽面纹图案，其神秘性和艺术性可与良渚玉器和商周青铜器上的图案媲美。第三，发掘出一对夫妻墓，墓中存放有贵族权力象征的祭祀用品玉钺，贵族妇女装饰用品玉璜、玉玦等，表明“专偶婚”——即一夫一妻制家庭出现，这在全国最早，是社会进步的突出象征。第四，还发掘出距今8000年之久的城市遗址，比传说中的夏代要早3000多年，比古埃及的“州”要早1000多年。再次是位于湘江东岸的大塘遗址。以彩陶、刻画符号及彩绘图案为独特文化标签，已被认定为大塘文化。其中褐彩双耳陶罐上刻画的“太阳”“向着太阳口含禾苗的鸟”“南方干栏式房屋”“流水纹”等象形符号，表现了太阳与农作物的关系，可视为长沙先民农耕文化的艺术表现。该陶罐已被列为长沙陶瓷中的头号国宝。另有位于松溪与沅江交汇处，距辰溪县不远的松溪口遗址，其遗存以蚌塑龙为特色，表明沅江先人对龙的崇拜，也昭示着湖湘比中原要早3000多年进入父系社会，中华儿女统称龙的传人，根在辰溪。

（三）新石器晚期遗址（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

湖湘在本期依然快速发展，汤家岗遗址、城头山遗址和丝茅岭遗址是其代表。

汤家岗遗址位于安乡县境内，西临澧水。它以艺术神器白陶的创新闻名于世，陶塑猴头为原始社会艺术品，其制作工艺精美令人叹为观止。它也是长江中游古文明的一个摇篮，已被认定为汤家岗文化。城头山遗址位于澧阳平原，在公元前4000～前2800年，是迄今发掘最完整和最早的古城遗址，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城市”。先后出土古城遗址、大型祭坛，以及灌溉设施完备的世界最早的水稻田。它代表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古文明的发展高度，对研究人类早期城池的建立以及国家产生具有重要意义。2001年，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并镌刻到“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上。同期较有影响的还有湘江之滨彭家岭遗址，其文化堆积为南岳悠久的制历文化和祭祀文化形成提供了沃土；资江流域白面寨遗址出土了石纺轮、陶纺轮和骨针等，说明当时人们已学会缝合兽皮做成衣服；丝茅岭遗址的聚落防御设施完备，壕沟围绕遗址形成屏障，为我们研究当时的聚落形态、生活状况等提供了科学信息。

（四）铜石并用时代遗址（约公元前3000～前2000年）

本期遗址表明聚落进一步向城市迈进，陶器更加精美，财富明显增加，人们的生活两极分化，预示着文明社会新阶段行将来临。例如位于沅江上游的斗蓬坡遗址，发掘带柱洞房基54座，这是目前长江流域原始社会时期规模最大、研究价值最高的古建筑遗址之一；同时还清理出478座墓葬，20余个灰坑、7座窑址，出土玉、石、陶生活生产用具，兵器，装饰器等3000余件。澧水上游有朱家台遗址，出土的泥质陶罐腹部刻有蚕纹一周，至今仍为国内罕见。此前，在距今约6500年的河姆渡遗址，人们发现了一个牙雕小盅上刻有蚕纹图案，被视为野蚕人工驯化之始，朱家台陶器上的蚕纹饰，当被视为古人类强化资源利用的新成果。

（五）青铜时代遗址（约公元前2000～前841年）

中国青铜时代，相当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另包括夏、商、西周时期，约1200年。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本期仍处于世界发展中心之一，青铜时代的绚丽文化与奴隶制社会形态相适应。一者，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冶炼铜（新石器晚期）即发现于陕西姜寨遗址，而本期又有河南二里头遗址发掘等；二者，河南殷墟遗址代表着中国青铜时代的鼎盛，甲骨文也于此成熟，是商王朝名副其实的政治中心。遗憾的是，中国文明史此时的湖湘却出现了断层。一方面，至今已发掘本期遗址在中国东南西北中可谓全面开花，但在湖湘能代表本期历史进步的遗址却很少；另一方面，湖湘较有影响的本期遗址现仅有宁乡炭河里和罗家冲遗址，唯一值得骄傲的是炭河里出土了国宝级青铜礼器——四羊方尊，然而有学者据《广宗县志》指证则是由时任河北省广宗县县长宁乡县黄材区月山乡人氏姜谧荣（1900～1986）从北方带回宁乡埋藏以避战乱。

二 史前“人文洞庭”与中华万年文明史的几个问题

因为旧石器考古对远古人类生活反映有限，对直立人乃至晚期智人的生存状态知之甚微，故探讨中华史前文明只能从新石器时代寻找源头。我们十分认同20世纪是中华上古史大规模被推翻的时代，21世纪则是需要重写中华史前文明的时代。但中国有史时代不到3000年，而现在我们提出中华万年文明史，究竟如何重写？我们认为，历史不仅包括有文字记载的部分，民间传说和考古发掘埋在“地下的历史”都是史的组成部分，后者更是真实历史的客观存在，是重写的基本依据。

（一）重写中华万年文明史需要重新认识史前“人文洞庭”

首先要澄清两个历史观点：一是神话虚无说；二是商代起源说。20世纪初，顾颉刚先生曾谈到，诸如黄帝、炎帝等神话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甚至还认为大禹是一条“虫”。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导论中指出：“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真正的起头。”两说均局限于当时有限的考古，但两位又是顶尖的专家，以上观点至今尚有影响。夏鼐先生说得好，中国史前文明须凭借考古，“把文明起源放在新石器时代中”。“文明是由‘野蛮’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出来的。”

之所以我要特别强调史前“人文洞庭”，一方面是基于以上著名学者错误的历史观，另一方面则在于仍有人囿于成见研究历史，并已引起学界的争论。自《史记·五帝本纪》载舜“放欢兜于崇山（今张家界市郊），以变南蛮”以来，似乎湖湘自古就是“蛮荒极边之地”。费孝通先生于1989年提出湖湘新石器文化可与中原并峙，这在当时的确不易。因司马迁的“南蛮”评价，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原已写入正史；同时，20世纪80年代末，玉蟾岩、城头山和高庙遗址等这些震惊中外考古界的遗址均未发掘。今天，湖湘新石器考古新发现的确颠覆了我们对中华文明史的很多认知，而且重新认识史前“人文洞庭”已渐成学界主流。严文明先生认为，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在全国范围的新石器文化中起了凝聚的核心作用”。罗二虎先生更明确：“在中国早期城市发展的进程中，铜石并用时代前期以前长江流域的步伐可能要快于黄河流域。”也有学者认为：“高庙文化对华夏文明的影响还表现在南方文化的北渐……并与北方长城地区南下中原的古文化一起，直接导致了中原地区华夏文明的出现。”史前“人文洞庭”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并非本文重点，笔者只是感觉我们应根据考古新成果积极构建新石器时代中华文明的发展轨迹，理智分析所谓“南蛮”的前因后果，以及史前“人文洞庭”的宝贵财富，进而努力创新当下大学特别是湖湘区域大学以文化人问题。

（二）三皇五帝时代的“人文洞庭”

所谓“三皇五帝”，《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古有天皇，有地皇，有秦皇”;《史记·五帝本纪》列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相传三皇五帝还有其他说法，不一一列举。后来人们讲三皇五帝并非确指，或是传说中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部落首领，后人追尊他们“皇”或“帝”；或多指特定历史时期，即“传说时代”，具体又分为“三皇时代”（指“以石为兵”的新石器时代）和“五帝时期”（大体上等于青铜时代）。为了强化三皇五帝传说的真实性，学界的研究几千年来一直没有放弃。

五帝时期的“人文洞庭”为何变成“南蛮”？从三皇五帝传说的角度来全面审视“人文洞庭”的过去也许能给人启示。

1．从五帝时期遗址发掘看

湖湘本期遗址虽数量不少于前几期，但出土相关遗存仍以石器、陶器为主，青铜器件罕见，好像历史还在原地踏步。即使在炭河里和罗家冲遗址，我们也不能以国宝四羊方尊来掩盖本期湖湘发展落后的事实。在皂市中层遗址虽也出土了一批铜制工具，但数量有限，质量也达不到同时代水准。

2．从传说和相关遗存看

相传有“三皇五帝”之名号的，诸如炎帝、蚩尤、黄帝、舜帝、大禹等无不与湖湘关系密切。

《周易·系辞下传》云：“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耒”作为生产工具，最早出土即在澧阳平原八十垱遗址，表明神农氏（炎帝部落）曾在湖湘与民劳作。《汉书·卷七十四》载“南方之神炎帝”；《路史·蚩尤传》又载：“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相传蚩尤为九黎和三苗部落联盟首领，《战国策·魏策》载：“昔者三苗所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由上可知蚩尤部落的起始正是湖湘等地，且炎帝和蚩尤很可能都是湖湘人氏。皇甫谧《帝王世纪》载，炎帝晚年在南方为民治病，后因误尝“断肠草”，而“崩葬长沙茶乡之尾”。而今，炎帝陵就坐落在株洲市炎陵县城西鹿原陂，炎帝陵祭典已被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根亲文化盛事。另《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称帝，也曾“登熊、湘”云云。“熊”，指今新化县东北“熊山”，也称“大熊山”；“湘”，今洞庭湖中之君山，湖湘在黄帝看来也应举足轻重。又舜帝作为五帝之一，《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再有《山海经》载“湘水出，舜葬东南陬”，可知舜帝传说也源自湖湘。而南岳衡山禹王碑，即大禹治水功德碑，大禹治水的重点应在湖湘。

以上并非纯粹神话，我们不能以科学思维去理解。原始人不复杂，传说虽有一定荒诞性，但必定植根现实。陈连开先生说得好：“中国的神话体系与西方是不同的，它是古史的传说，即古史的一部分。”应该说，三皇五帝时代的“人文洞庭”，长期处在政治中心的位置毋庸置疑，即使汉武帝时期也是如此，但这与“南蛮”评价却不太对应。

（三）史前“人文洞庭”之盛衰及其多学科分析

湖湘在新石器时代是“天下谷源，人间陶本”，世界上最完整最早的古城遗址也在这里。10多年前，任式楠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从粮食作物、栽培蔬菜、家禽家畜、房屋建筑、彩陶、白陶、玉器七个方面总结中国新石器文化主要成就，湖湘几乎均处于领先地位。“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新石器时代30项，湖湘2项，在全国并列第2位。按照国际国家文明起源四要素，即文字、城市、青铜器（冶炼术）、宗教礼仪建筑以及国家的建立，令人惊讶的是，以上在湖湘新石器考古中确是独标异彩。西方学者把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神像上刻画的“×”象形符号，当作“世界第一字”，但在彭头山遗址出土的石质装饰品上也刻有“×”符号，而它比前者要早两三千年。

史前近万年耀眼的“人文洞庭”之所以形成，与其地理和人类学因素相关。湖湘地形地貌非常独特，东南西三面环山，南高北低，朝东北方开口临水形成不对称马蹄形盆地。西边有武陵山、雪峰山构成东西交通屏障；南边东西向为南岭山脉横亘；东边有连云、九岭、万洋等山连成一线。全境湘、资、沅、澧四水由南往北，在湘北汇入洞庭湖。洞庭湖周边则因河湖冲击形成素以“鱼米之乡”著称的洞庭湖平原。湖湘属于红壤区，在全新世初期极适宜于树木和植物生长，野生动物丰富。在极不发达的史前时期，地形相对封闭的湖湘因有山有水、资源供给无忧，生存条件优势突出。应该说，石器时代的人类对地理资源的依赖处于首位，它正是早期原始人“利用经济”的前提。而在中国那些自然条件不理想的地区，即使到了新石器晚期，目前所发掘遗址也仍然很少。正如中国能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地理因素也是优势。

如果中华史前文明的中心是在湖湘，为何商周前后的湖湘又的确落后于中原，直至秦以后才逐渐恢复“人文洞庭”往日的灿烂景象？

第一，从现有史料看，虽然早前殷墟已有甲骨文，但商周时期还并未普遍应用，有关三皇五帝传说均为口传，由后人所追记。《史记·五帝本纪》有两段文字值得我们关注。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

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轩辕之时”，指轩辕氏黄帝起势时代；“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神农氏即相传为“南方之神炎帝”所率领部落，因实力日衰，故不能保湖湘百姓平安，可知湖湘曾经历一场持续大乱。蚩尤系南方上古九黎及三苗集团首领，与炎帝同属神农氏，经梁启超等学者考证，现苗族就是三苗后裔，九黎是三苗先民，黄帝擒杀蚩尤而称帝，此可谓中国早期政治势力的大“洗牌”，湖湘社会于商周之际倒退不难想见。

第二，据地球学、古气象学研究，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其地壳和环境气候变化非常强烈，对湖湘影响巨大。一方面，洞庭湖区在地质时期原本是雪峰古陆的一部分，是河湖切割的平原，直到新石器中期前后，洞庭水系及湖区才逐步形成，但又因这里处于断裂地带，地震频发，或许商周之时在湖湘曾发生过一场天灾，结果很惨。另一方面，进入全新世（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开始）是以冰后期为标志，全球气候普遍转暖。据竺可桢等学者研究，殷墟十万多件甲骨，其中数千件都与求雨求雪有关。当时黄河流域近于热带气候，“西安和安阳地区也有十分丰富的亚热带植物种类和动物种类”，而长江中流的洞庭湖区则上升为中热带气候，如在澧阳平原三元宫遗址就曾发现亚洲象的遗骸。湖湘地区居然也曾是适宜于亚洲象生存的热带森林和竹阔混交林之所在，但最后亚洲象毕竟又逃离这里，如此变化令人唏嘘。

三 湖湘区域大学以文化人总体建设思路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等目的都要归入这个根本。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大学应注重以文化人，这是我党关于教育方针的重大突破。“化人”者，即通过大学教育使我们的服务对象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以文”者，即在指明“化人”凭借或路径，“文”就是人文，是关于人的发展的文化。人文需要选择，特别需要我们结合地方史前“人文洞庭”总结经验，汲取智慧，传播价值。

（一）“人文洞庭”万年文明的文化基因

从史前“人文洞庭”遗址发掘简报的梳理，不难发现其万年文明的文化基因始终为人们所遵循，有些甚至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价值观一脉相承，从而显示出古为今用的价值。略举数例如次。

膜拜自然理念：在石器时代，人类之于自然界的渺小很难想象。湖湘丰富的水资源在全国比较突出，水是生命之源、生态之基，湖湘先人逐水而居，围绕洞庭水系及湖区劳作生息，其行为本身不就是顺应自然么？传说大禹治水的最大成功是疏而非堵，同样体现了“大道自然”理念。大塘遗址出土褐彩双耳陶罐上刻画的“太阳”以及“向着太阳口含禾苗的鸟”等，也在表现湖湘先人对自然的神往。当然，湖湘先人膜拜自然也有积极遵循。相传南岳新石器时代即华夏观象制历中心，夏禹制“夏历”也在南岳；祝融作为“火正官”，其职责就是观测天象以利农时，人们无比崇敬祝融，南岳72峰最高峰即以祝融命名。

服首尚群理念：有学者撰文认为新石器早期末八十垱遗址的人工围沟系长江流域城市滥觞，我们认为，这正是湖湘先人追求大聚落生活的取向，直到城头山遗址城垣的出现——预示着远古人类呼唤在强人带领下相互保护的集团生活更为明确，即服首尚群。服首，服从群首，接受统治；尚群，崇尚群生活，维护群利益。这应是湖湘先人别无选择的生存方式。服首意识较为普遍：大禹治水“七年闻乐不听，三过家门不入”，人们立碑以示敬仰；九黎和三苗部落均听命于蚩尤，正因为他是战神，铜头铁额，八条胳膊，本领非凡；高庙和城头山遗址的人祭遗存，当是人们对群首最原始、最残酷的迷恋。

笃行求真理念：“求真”就是“求是”，就是注重在实践中认识事物本质，这也是湖湘农耕文化很早形成的一种文化精神。突出表现有二：一是当利用经济出现危机时，对水稻栽培的探求则成为农耕文化的必然。从玉蟾岩出土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类型”，再到古栽培稻，最后到城头山遗址所发掘迄今灌溉设施最完备的世界最早水稻田，此时水稻栽培与玉蟾岩遗存时期应是今非昔比，实属不易。二是湖湘先人在与自然界抗争中不断寻找自我确证，进而形成朴素的图腾崇拜，相应的原始祭祀活动也特别频繁。在临澧县竹马村遗址发掘出距今1.8万年带甬道的“T”字形高台式土木建筑，经认定为人类最早的祭坛；在高庙遗址中，发现了大型祭祀场所，祭祀用陶器上面还装饰有凤鸟和太阳等图像，实际就是该部落人群朴素的图腾崇拜。另在湖湘大塘遗址、彭家岭遗址、松溪口遗址、黄田铺遗址、城头山遗址等，近半数新石器遗址都与祭祀活动有关，这在全国少见。或许湖湘环境相对闭塞，更能培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尤其拥有丰富的充满智慧灵光的洞庭水系及浩浩洞庭湖，正如《周易》云“天生一，一生水，水生万物”，必然注定湖湘先人求真的本性——图腾观念与祭祀活动是其反映。当然，祭祀的发达与生产力落后紧密相关，但它并不只是生产力落后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原始人人本的觉醒，而且，这种觉醒还将是人类永远的乡愁。

实用美学理念：墨子最早总结美的第一特性是功利性。美——只能在生产劳动中产生，它可以给人带来某种便利或愉悦。石器时代的石制工具就是早期人类美术。从湖湘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石器、陶器看，从简单打制的器物到色彩鲜明、工艺精致、反映生活的器物，它们在功利前提下的确体现了一定的装饰美。车轱山遗址发掘出盆形大鼎、扁宽麻面鼎足、圈足盘、绳纹罐、长颈壶和鬶等一批最具装饰美的日用器物，可谓湖湘先人绝妙的审美创造。高庙遗址陶器上颇具特色的由戳印篦点纹组合而成的獠牙兽面和飞鸟等图像，使美与人们对宗教的虔诚融为一体。

敢于创新理念：晚清有个说法流传很广，即“中兴将相，什九湖湘”；当代又有学者认为“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湖湘人凭什么纵横天下？普遍认同的就是“敢为天下先”。这也是湖湘先人的文化基因之一。玉蟾岩出土陶器上有以手工制作的植物纤维编织物印痕，即世界上发现年代最早的植物纤维手工编织物，是全球纺织工业的萌芽；船舵（原始的艄形舵）是湖湘人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最早即在距今6000～7000年的城头山遗址中发现。

开放发展理念：白陶系湖湘新石器文化重要内涵之一，以其独具特色、工艺水平高超的日用白陶器皿蜚声海内外。一方面，皂市下层遗址最早发现白陶，随后即在湖湘广为传播，晚于该遗址年代的如松溪口遗址、汤家岗遗址、磨山遗址等均有出土，各有特色，再以洞庭水系为通道辐射至陕西、广东、江浙一带；另一方面，还在于白陶工艺在开放中不断创新，如在汤家岗遗址还发掘出带有彩绘的白陶，不仅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陶器彩陶、黑陶和白陶系列，又在白陶工艺基础上得到发展，其“印纹白陶和白衣红陶，是目前发现时代较早的印纹陶”。

厚德载物理念：原始人对宇宙有个朴素看法，认为天地最大，天为阳，地为阴，阴阳合而万物生，四时行焉。此种境界正是为人处世的努力方向，即《周易·坤》所谓“君子以厚德载物”。其关键即在顺应天意，阴阳相合。高庙遗址发掘夫妻墓，既是阴阳相合，也是人类文明的必然进步。松溪口遗址出土近8000年前蚌塑龙和陶器上的凤纹图案，说明辰溪先民最早以龙凤为氏族图腾，也暗示阴阳相合，龙凤呈祥。

（二）当下大学以文化人的种种误区

虽然党中央明确提出大学以文化人要求的时间不长，但中国自古就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传统，人文教育一直是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的教育改革，为全面育人开了个好头，当下以文化人应是此前改革的深入。回顾过去，有些误区值得修正。

首先是教育目的与教育方针的背离误区。从根本上讲，应是目的决定方针，“方针”是实现目的而制定的具体行为准则与路线。目的相对恒定，方针带有阶段性和政党性。现在恰恰把目的与方针关系颠倒了，好像培养真正的人并非目的，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才是根本。这与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倡导的“以人为本”错位，“社会本位”取代了人本位。不论怎么说，由“工具论”主导的无人教育不能重演，否则，大学以文化人从史前“人文洞庭”汲取营养就显得目的模糊。

其次是关于大学教育基本任务的误区。中国大学近些年关于21世纪人才培养质量的新标准似乎比较一致——所谓“合格产品”就是用户满意，就是高就业率——这对我们推进以文化人再次提出了严峻挑战。大学的根本任务究竟是什么？笔者多次说过，培养具有类主体形态特征的人，这是大学恒久不变的主题。切不能以突出其他目的而忽视甚至抹杀人的应有的权利和地位。当下中国大学人才培养突出的功利倾向如任其发展，必然导致无人教育泛滥，将以文化人实践引入歧途。

再次是关于人文教育和专业教育的误区。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照搬苏联模式，视专业教育为大学教育根本，人文教育一直是陪衬。马克思说过“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文教育无疑应摆在学校教育首位。我们正在实施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双一流”）建设，如果这里再加一个“一流人才”，我觉得更加全面。爱因斯坦说：“学者必须德才兼备，与美善为邻。徒有专业知识，只不过像一头训练有素的狗，而非仁人君子。”即告诫我们应注重培养人文素质。恰恰相反，中国大学近些年对根本就没有人文科学权重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行之类乐此不疲，人文教育包括文科专业却极其被人轻视，由此下去，即使你的学科、你的经济全球第一，却从来没有人文自觉，最终也必将被人掠夺。

最后是人文教育追求高大上的误区。我们知道：“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一流人才自然有赖于一流的人文教育，但中国高校研究人文教育并不深入，常常简单把“一流”等同于教材或教学设备诸方面的一流，强行“三进”，明知结果不理想，却不愿花更多时间研究教学实效问题。经典阅读作为以文化人重点，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经史子集”浩如烟海，其经典的选取又谈何容易？再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课时、理论与实践等都有明确规定，但授课对象是鲜活的具有不同个性的人，我们是否在教学中给予了充分的人文关怀？我们是否能结合高校所在区域重点学习地方人文经典、地方历史政治案例，让学生真切感受到身在其中的责任与义务？

（三）以地方传统文化精髓服务于人本发展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个古训有两个要点值得注意，一是把“人文”和“天文”一并提出，表明人文之重要，人文的氛围趋势和天文的阴晴变化一样既有规律，又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二是如果要驾驭人文，就要运用合适的方式方法，一个“化”字已明示其中奥妙。

1．什么“文”——以文化人的凭借

以文化人，“文”是前提，用什么“文”来“化人”，决定着“化人”结果。“文”就该像“天文”那样自然而然，是有利于人的发展的“文”，即所谓“人文”。中国大学以文化人不尽如人意，就在于口号喊得多，落实问题大，人文教育（思想政治教育除外）基本没有位置。欧美大学则不同，所有专业都有一年以上的人文通识教育课程，他们虽没有“思想政治理论课”，但类似的“西方民主”“西方文明”等课程并没有少，都放在通识课一并要求。以文化人，首先要有位置，应像专业教育一样制定人文教育标准，规定核心课程，其次就是紧扣人本发展精心选“文”，重在“接地、树魂、有实效”。中国作为世界著名文明古国，各地大学都有充足的人文资源可以利用，本文探讨史前“人文洞庭”之精华，目的就在倡导这种理念，要确保教学实效，我们就得养成以文化人自觉的“接地”意识。“树魂”的重点在培养具有类主体形态特征的人，中国万年文明发展史，重要启示就在——只要是人本的文化，就必然恒久。如膜拜自然、服首尚群、厚德载物等，如果我们用远古先人的这些历久弥新的理念来“化人”，少讲这个派那个派，淡化政治概念，实现“中国梦”必将更有政治底气。

2．如何“化”——以文化人的方法

以文化人属于价值观教育，对世界观比较成熟的大学生来说绝对不能用灌输式的理论教学。所谓“以化成天下”，“化”就是突破口，“化”的实质在于“润物细无声”。“化”，离不开一定的实践场域，诸如主体主观意识域、化人活动情境域、文化产品环境域等都应按照“化”的要求进行设计，努力探索人文教育活化新路子。第一是内容上的活化。讲身边事、讲身边人、讲地方历史文化。可引导学生围绕司马迁“南蛮”评价开展地方历史人文调查，然后让学生在史前“人文洞庭”之盛衰中增强和平稳定和尊重自然的意识；也可结合洞庭水系及湖区编写《“人文洞庭”元典与人文修养》《新石器时代的第一次革命》等乡土文化教材，让学生心服口服地接受教育。第二是方法上的活化。一般而言，本部分教学宜控制选用课堂讲授式，倡导从大学生的情境域或环境域研究并开展教学。主体可采用“案例研习+游学”的形式，或组织学生自由组合小组研习“人文洞庭经典案例”，或根据案例热点再开展社会实践，组织“‘人文洞庭’传统文化研习营”等形式，通过游学解决问题。第三是接受上的活化。须知，要影响大学生的主观意识域，只得通过教育情景感化或文化产品感受的方式进行，进而形成切实有效的地方德育文化、“洞庭水系远古遗风”、“云梦经典”等以文化人核心课程。

3．化为“人”——以文化人的目的

“以文化人”这个说法，目的已在其中，但在具体实施中有偏差。教育的对象是人，但过去很多时候我们无视“人”的存在，学校好比工厂，学生都是按照一个模式培养，结果必然会束缚学生的很多天性。这些年来，社会对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实现不够提出了很多批评，归根到底还是“工具论”主导。事实上，真正做到以文化人并非易事，因为我们的教育方针还有待研究，还没有真正体现我党所倡导的以人为本。按照人本目的推动以文化人，除了在以上内容和方式方法上的活化，加强教师自身修养也是做好“化人”工作的必要前提。《庄子·天运》云：“丘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这里，正是由于孔丘悟出了“自己尚未具有为同类而甘心服务的人格”，则不能教化别人。可见，教师既是以文化人中的主体和楷模，也是以文化人的对象。这个双重身份很重要，否则，以文化人的人本目的就不能实现。

（写于201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