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小结：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

通过梳理民国时期本土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及其启示、当代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以及云南、湖南、江西、广东等地的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现状与特点，我们可以发现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

其一，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无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在当代，均始于民间组织和知识分子的努力。这与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一致，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也首先由民间人士和知识分子推动。1869年伦敦成立了第一个慈善组织会社，推动民间的志愿救济活动。1877年在美国的布法罗成立了第一个慈善组织会社。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工作在西方开始进入专业化发展阶段。1898年美国成立纽约慈善学院，开始培训“慈善组织会社”的“亲善访问员”。1904年，成立纽约社会工作学院。中国知识分子，如贺雪峰教授所言，对乡村建设更有一种使命感。具有本土农村社会工作特点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是由民国时期的著名知识分子、教育家晏阳初先生及其创建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领导和开展的，而燕京大学师生开展的“清河实验”更是体现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介入农村社会工作的努力。在当代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无论是云南、湖南、江西还是广东，均可以看到高校教师和学生在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如前所言，这体现了作为舶来品的社会工作在农村地区发展的一般路径，农民和地方官员均不懂社会工作，农村也缺乏社会工作人才，需要知识分子和高校师生开山引路，逐步带动农村地区本土化社会工作人才的成长。

其二，政府在农村社会工作发展中的作用逐渐加强。开展较早的云南平寨项目及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在湘西的项目中并未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而主要依靠民间组织的资金支持和民间团体的运作。但在稍后进行的万载农村社会工作试点中，政府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在江西万载等地的农村社会工作发展中，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不过，在经济欠发达的万载发展农村社会工作的过程中，政府和行政干部介入过多，社会工作机构和专业人员培养不足，影响专业化发展。这一欠缺在广东省最近大力推动的广东“双百计划”中得到弥补。广东“双百计划”既高度重视政府在财政投入等保障方面的支持，同时，又注重选拔专业人员，将其引入专业机构和院校加强督导、培训和管理，促进了农村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

其三，农村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越来越趋向民政领域的需求。农村工作、农村建设千头万绪，农村社会工作究竟该扮演什么角色，具体做些什么事情，为谁服务，发挥什么作用，实在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追溯历史，晏阳初先生领导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目标宏伟、内容庞大，包括四大教育：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公民教育、卫生教育，分别回应彼时农村的四大问题：愚、穷、弱、私，目标是希望能养成有知识、有生产力和公德心且身心强健的一代新农民。“清河实验”的四大任务包括调查研究、农村经济、农村卫生及农村社会教育，大体与晏阳初先生领导的平民教育、乡村建设运动相呼应。再看当代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云南平寨项目、湖南湘西项目、四川绵竹“青红社会工作服务”的生计项目实践以及广东从化仙娘溪项目，均体现了社区经济（也有称社会经济、合作经济）议题和对社区发展的关注，重视生计项目和城乡合作贸易，借此带动社区发展，促成社区的整体性改变，其核心是张和清先生所言的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目标是古学斌先生所言的赋权农村社区，提升农民行动力，改变城乡不公平的贸易状况，以达成建构和谐城乡关系，化解三农问题的目标。当然，在这些地方的实践中，除了关注社区发展外，农村社会工作者对民族文化、留守儿童、妇女、环境保护议题也给予了一定关注，但其主线是生计发展。在江西万载、婺源、新余渝水区等地的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中，除了扶贫或反贫困，“三留人员”、低保对象以及移民搬迁等农村突出的社会现实问题和民政工作的主要群体成了社会工作试点中重点关注的主体，体现了不一样的服务目标群体定位。

不过，相比婺源、新余，万载的社会工作服务领域、服务对象更为庞杂，还包括学校、医院、团委、企业等诸多领域，这是因为万载的社会工作是由县委、县政府主导的，关注面更广，而其余地方更多的是由民政部门主导。这一转向在其他地区的实践中也有充分的体现。自2012年起，华南农业大学张兴杰教授团队承接的“征程项目”除了关注农村社区组织培育，也特别注重为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妇女、残疾人等社会群体提供服务。华中农业大学钟涨宝、万江红教授的社会工作团队也重点关注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等群体。这一趋势在广东最近大力推进的“双百计划”中，更为明确。“双百计划”的服务对象明确为民政工作对象，主要为本镇（街）困难人群，重点是面临困境的老年人、妇女儿童、青少年、残疾人、城乡低保对象、农村留守人员、优抚安置对象等。也就是说，当代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农村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越来越趋向民政领域的需求。

导致这种转变的因素，笔者认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民政部门加强了对农村社会工作的引导。自2007年起，民政部大力推动全国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试点工作。为保障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民政部门重点引导了民政领域的社会工作发展，包括贫困救助、困境家庭老人、儿童、低保对象、“三留人员”等的照料服务等，同时，在“三社联动”的思路下，也注重对社区建设的参与。最近几年，民政部发布的中央财政资助的农村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也主要以留守儿童、老人照料、贫困救助等主题为主。二是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规范和治理。因为国内基金会发育不完善，境外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的资金资助曾是一些民间社会组织开展活动的重要资金来源。这可以追溯到晏阳初先生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其资金也主要来自美国侨胞和友好人士的赞助。最近几年，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政府加大了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规范和治理，2015年4月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同时审议了《国家安全法》二稿和《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二稿，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始收缩在中国的工作范围。与此同时，政府也加大了对社会领域和社会组织的培育及资金投入力度，并加强对社会组织服务的引导。从2016年通过的《慈善法》及配套法规中可以看到，政府引导公益组织、社会服务机构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扶贫、济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残、救灾、助医、助学等传统服务领域和民政领域，而这必然会引导社会组织的服务方向发生转变。

其四，农村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方法和手段更具时代感和趋向网络化。“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工作需要探索新的、更具时代感的社会工作方法和手段。农村社会工作经常面临交通、资源的约束，更需要开拓新方法、新手段。国外的农村社会工作者已有相关经验，如英国的坎布里亚郡、波厄斯郡的社会服务机构依托农村数字化工程建立儿童信息数据库和儿童救助热线。国内一些年轻、有新思想的农村社会工作者也已经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如前文所述，湖南湘西翁草村驻村社工H为全村安装了wifi，使村里年轻人有了归属感；同时，创建了两个微信群“爱村群”和“湘西古丈城乡社会网络”，搭建了省内外专家学者及关注该村的社会人士直接了解该村最新信息和动态、与村民展开交流的便利平台，社工即使离开村庄也能跨越时空距离，克服交通和地理的不便，作为“同行者”，把握村民的即时需求，通过网络的形式，开展介入和服务。互联网工具的熟练、巧妙的使用，在广东从化项目和“双百计划”中也有鲜明体现，体现了农村社会工作者能够紧跟时代、与时俱进的精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