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社会管理问题及其研究的理论局限
社会管理是一个现代术语，是人们基于现代社会高度复杂化和社会群体日益分化的现实而产生的社会控制方式。同时，社会管理又是一个复合的概念，它既是指由一定的社会机构特别是由国家行政权力通过推行社会政策、建立行政体系、制定行为规范来调节和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的活动，也是指各种社会力量（包括不同的利益群体、阶级阶层和代表他们的诉求团体组织）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社会管理体现的是人类对于自己的活动的调节和控制。对现代社会而言，社会需要管理，管理作为社会的一个有机的部分，一种功能，不可分离地与社会的组织、体制、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等联系在一起，深刻地体现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在社会矛盾的调节和社会秩序的建构中充当着不可或缺的社会控制角色。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建设需要社会发挥其管理的功能，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需要人们合理有效地运用各种管理手段，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才能实现。
约束人的行为以防止社会陷入混乱，一直以来是国家或统治集团实施社会控制的主要目的。在古代，实施社会控制是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要求，而在现代，随着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形成，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社会民主化和多元化的趋势不断增强，社会的组织方式和组织体系的改变，以及个人权利意识和个人自主性的空前觉醒，社会控制由实现统治阶级意志和维护特定阶级的既有经济和政治利益，转变为由一定的合法性权力和权威组织为实现所确定的社会任务、保障人们正常生活秩序，协同各种社会力量而开展的社会管理活动。在这样的社会控制理念的支配下，由一定的社会机构来协调社会关系、规范个人和群体的社会行为、保护基于共同价值而形成的社会认可的利益与权利以促使社会正常功能的发挥，构成了现代社会管理的基本追求，其目的是维护社会生活秩序，形成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以建设一个好的社会作为社会管理要实现的基本目标（孙立平，2011）。
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发展和转型的关键阶段，有关社会建设的两大主题——改善民生和社会管理——日益凸显。其中，社会管理作为一个协调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保持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面临着新的重大挑战。“对于正在经历飞速发展和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来说，社会管理创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面对中国社会的新变化及其挑战。”（李路路，2012）从这一形势的要求来看，社会管理作为现代社会构成的一个重大事项，必然要进入社会科学的研究视野。
美国著名社会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在思考西方社会的社会秩序重建问题时指出：“现代信息时代的民主国家今天所面临的最大的一种挑战是，面对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变革，它们能否维持住社会秩序。”当“适合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规范被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所打乱，而在业已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社会为了重新规范自身，就不得不奋起直追”（福山，2002:11-13）。而在重建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形成一套合理的规范，这并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同上：340），而要伴随着一系列公共政策和社会各个层面的相互作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福山针对西方社会20世纪3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变革、经济活动方式转变和人们的道德观念变化，导致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分裂和社会秩序被破坏的各种社会现象进行了细致而全面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秩序重建的理论见解。福山的研究表明，结合现代社会变迁的主要因素进行科学的社会学分析，对我们把握社会秩序的本质，阐述其趋势和重建的可能，将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而这种研究最重要的特质就在于，通过“分析和洞察”发现那些隐藏在纷繁变化的现象背后的“构造”，对它们进行“哲学的综合”（德鲁克，2003: 275-276）具有知识论的基础作用。
对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背后的原因作理论分析，阐述其知识学的依据，以求达到“知识综合”的目的，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传统，也是社会学“如何可能”的知识保障。沿着这一学术传统而形成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建构起了一系列学说观点，如结构功能主义、冲突论、符号互动论、交换论、现象学、解释学、常人方法论、后结构主义、新功能主义、建构主义……不一而足。在这些知识论和方法论观照下，又形成了各种对经验现象或社会问题进行分析解释的中层理论。如有关国家-社会关系的市民社会理论、治理理论、公民权利理论、社会控制理论等，形成了社会科学从知识论基础、方法论阐释到经验分析完整的研究体系。这一研究体系不仅为社会科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形成了开展社会问题研究基本范式，也使其保持着与现实世界的密切联系，为深入持续的研究提供了“源头活水”。
社会管理的研究也是如此。虽然在国外社会学的研究中并没有专门的“社会管理学”概念，也没有形成明确的研究范式。从概念的使用上看，“社会管理”更多的是和社会服务与社会政策相联系的“社会行政”（Social Administration），因而，它被解释为“对于社会服务的发展、结构和实践的研究”，“社会管理应该关注社会福利的政策、计划和管理，社会管理不仅与政治、社会、经济制度有关，也与为满足社会福利需求进行国家资源分配的决定因素有关”（纪晓岚、张韬，2012），而不是控制或治理意义上的“社会管理”或者社会秩序的维持与调控。但在其社会科学研究传统和基本范式的支配下，通过对社会控制、社会秩序和社会治理等相关问题的知识基础、形成逻辑和运行机制的分析，为解决社会管理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行动原则，使社会管理的实践获得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反观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我们的理论研究，特别是有关社会学知识基础和方法论问题的研究不足，理论积累不够，使我们对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失序问题研究不够深入，有关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经验的层面问题讨论或工具性分析上。这使我们在如何站在理论前沿去把握社会管理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关系，如何认识社会管理的本质及其对维护社会秩序、实现人的平等和社会公正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上，缺乏深切的理论关怀和深入的一般原理性的思考。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我们对社会管理如何促进社会和谐、构建有序社会的认识，更在实践上将社会管理简单地看作由政府职能部门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和控制、协调社会群体间利益矛盾与冲突的手段，作工具主义的运用。因而，在面对当代中国社会急剧变迁和转型带来的大量社会失序、失范现象时，多数的研究往往把加强对社会的“管理”看作创新社会管理的主要任务，把研究的焦点聚集在预防和处理各种“群体性事件”或利益冲突的政策措施和协调机制上，把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内容集中在运用各种技术手段来加强对个人行为的监控上，忽视了对社会自身性质及其时代特征的分析，结果对社会管理创新的研究变成了仅仅是应对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的应急机制和手段方法的研究，失去了社会科学研究对产生各种矛盾冲突的社会基础和问题本质的批判性思考，也使社会科学研究失去了理论对现实的终极关怀。离开了反思和对社会未来的终极关怀，社会管理创新就只是一种应对当下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消极措施和手段，而不是建设功能正常社会，引导人们追求美好社会未来的内在动力。
任何一项重大的社会科学研究都离不开对其所处时代基本特征的把握。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多样性、变化性的时代，是一个现代性的因素全面展开的时代，更是一个在全球化的推动下，思想开放、单一价值体系崩溃、个人主义价值观膨胀、利益多元化的时代，还是一个充满竞争、追求技术进步、希望不断变革和寻求自我解放的冲动不断增长、人为制造的风险与日俱增的风险社会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理论探讨，不仅依赖于对社会变革的基本特征和主要问题的准确把握，而且依赖于我们对全球化时代的各种现代性社会特征的把握。鉴于目前国内对社会管理及其创新存在的种种模糊和不确切的认识，我们需要回到其本原的意义理解上，通过分析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结合我国社会转型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开展前沿问题的探讨，才能为深入的社会管理理论研究提供基本的知识学依据。
二 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现代社会是一个具有多重特征的复杂系统，除了具有传统社会的一般特征外，在个人自由主义思潮兴起、市场经济全面主导人类经济活动、全球化和科学技术革命等多种因素的推动下，产生了不同于以往社会一些新特征。其中，竞争性、多元性、流动性和风险性等特征的形成，不仅改变了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基本结构，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构成的逻辑，对传统的社会管理理念和实践提出了全面挑战。
1．竞争性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把人类历史引入一个全面竞争的时代，直接影响了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形成，并对现代社会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竞争是人类社会的一种互动方式和基本的行为模式。为了获得资源和权力，或者使自己处于对他人的优势地位，人与人（社会集团与社会集团）之间不断进行着竞争，并且通过竞争形成特定的权力关系和社会秩序。但是，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竞争作为资源分配方式和社会功能被全面运用到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首先把竞争引入经济领域，形成了以竞争机制为基础的自由经济秩序——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领域则通过所谓政党竞争选举制确立了现代政治秩序——民主政治体制；而在社会生活领域，人们以不同社会角色扮演的方式开展竞争，并且通过竞争来获得相对于他们的需求来说是短缺的各种社会资源：财富、地位、声望、权力和情感满足等。
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开放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为每一个社会成员获得他所需要的社会资源提供了机会，为了获得各种有价值的但是又相对短缺的社会资源而展开的竞争变得更为广泛和激烈。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的知识社会转型，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工业社会转型为以“既用手又用理论知识进行工作的人”（德鲁克，2003: 55）为主体的知识社会。在知识社会时代，“因为知识是人人都可以获得的东西，没有业绩便会失去任何借口”，因而，“其竞争性要比我们迄今为止所知道的任何一种社会都激烈得多”（同上：61）。知识社会的来临，使竞争性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和突出的特征。
从社会冲突的理论来看，竞争可以导致人际关系紧张、社会秩序崩溃，但也可以使社会保持秩序并更加充满活力。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方式，竞争可以将具有共同利益的社会成员团结起来，推动社会的组织化发展；也可以在不同个体或群体间建立某种制衡关系，形成动态的社会秩序。因此，在社会竞争成为现代社会人际交往和群体互动的基本形式的情势下，加强良性的竞争，抑制或限制恶性的竞争，“通过竞争的方式来配置数量不能满足所有人需要的有限的社会资源，使社会成员按照竞争的需要塑造自己，纳入社会规范的约束之中”（陈皆明、陈通明，1995），对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体系，形成动态规范的社会管理格局，将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2．多元性作为现代社会的另一基本特征，反映了现代社会高度分化、高度复杂化的现实状况，也提出了平等公正地对待不同族群和集团在文化认同、价值信仰、道德理想和利益诉求上的差异的多元社会治理的社会管理任务。
多元社会或社会的多元化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它指称这样的一个事实：多种文化价值和不同利益诉求的个人、种族或社会集团在实现他们社会需求的过程中存在着彼此区分的界限，然而他们把社会当作实现他们目的的活动场域，在同一个社会体系中追求他们各自的利益或他们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而能将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文化价值、生活方式包容在同一个社会体系内，实现共生共荣发展的只有在现代社会这样的社会体系内。
对多元社会的分析和解释有三条路径：经济学的、人类学的和社会学的。经济学对多元社会的使用是基于市场竞争需要的“经济人”假设。按照这个假设，具有独立市场地位的个体运用理性能力去追逐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不仅“给予每个人一个机会，去决定某种职业是否足以补偿与其相关的不利和风险”（哈耶克，1997: 41），以增进个人自由，而且构成了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的基础（邓正来，2009: 25）。
人类学对多元社会（pluralistic society）的使用，是指那种同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种族，在宗教、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着高度异质、高度分歧、高度隔离的社会（郭定平，1993）。
“在一个多元化社会中总有某些共同的政治或经济体系将不同的族群连接在一起。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是多族群社会，而是由各族群自身构成的几个不同的社会。……文化多元化意味着在较大的社会文化体系框架内保持多个不同的文化体系”（马丁·N．麦格，2007: 105），“来自性别、族群和宗教信仰等的认同则被赞为个人差异的本真表达”（戴维·米勒，2010: 120）。
政治学和社会学对多元社会（pluralistic society）的使用，“它意味着社会结构的日趋复杂，道德规范的日益分殊，价值分配的不断扩散和趋于平等，而且容许一般人依着自己的能力和兴趣，循着不同的途径，去追求他的价值目标”（任炳伦，1986: 196）。这种多元社会是经济高度发展和社会结构持续分化的产物，它由社会分工、市场经济的竞争、政治民主化、公民意识和个人权利意识的持续增长等多重因素所推动。“人们可以通过他们的职业、阶级、地方性、性别、性取向、爱好、协会成员身份、宗教、政党忠诚、族群性以及其他方式来识别自身。这些方式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成为一个主要的认同来源。……在多元社会里，大部分人可能有着混合认同，其中不同联系在不同场合成为重要的。有些人同时被选择的，有些人同时未经选择的，但是任何一个特定的人使哪些方面成为他们自身观念的中心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一个选择问题。”（戴维·米勒，2010:120-121）
多元社会的形成对现代社会管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特别是多元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主导意识之后，平等地对待具有不同社会认同的个人和群体，建构符合多元社会需要的社会秩序，就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目标。
3．流动性作为描述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的概念和人的存在状态，它既是全球化发展的后果，也是个体化社会和多元化社会不断发展所具有的独特现代社会特征。流动性使人们对稳定、秩序的追求的信念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也使力图要保持社会稳定和秩序的国家行政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对于后现代的思想家来说，现代化作为我们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它曾经被描述为理性、进步、充满活力和有序的社会的那种浪漫主义表达，已经被各种充满不确定性、不安全和恐惧的流动的现代社会所取代。在后现代社会学的视域里，所谓“流动的现代社会”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在其中，社会成员开展活动时所处的环境，在活动模式尚不及巩固成为习惯和常规之前便已发生变化（鲍曼，2012a: 1）。在这样的社会场景中，人们不得不处于流动的生活状态。而“流动的生活便是一种生活在永不确定环境下的、缺乏稳定性的生活”（同上：2）。这样，“在流动的现代社会，个人的成就无法固化为永久的成就，资产很快就变成债务，才能很快就变成无能。客观环境以及就此制定的战术，在人们根本还没有机会熟悉把握之前，就已经时过境迁”（同上：1）。
本来，流动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功能，它为社会增加活力为形成社会秩序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然而，随着社会的个体化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形成和保持社会活力的流动性却越来越变成人们难以控制的力量。流动使人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无法确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像一些无根的浮萍被各种各样的力量所左右而不能自已。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来说，个体化作为一种无法抗拒的趋势，使那些曾经与人们的生活密切联系和有序开展的规范、制度和习俗“被自利、自顾、自助的个体责任所取代——这个社会建筑在充满偶然性的流沙之上”（鲍曼，2012b: 70）。人们曾期望用理性和知识取代传统的习俗和规范，建立一种超越传统的新秩序。然而，在后传统秩序里，“作为秩序保证的传统和习惯并没有被理性知识的必然性所代替。怀疑，即现代批判理性的普遍性的特征，充斥在日常生活和哲学意识当中，并形成当代社会世界的一种一般的存在性维度”（吉登斯，1998: 3）。
由于怀疑成为一种普遍的方式，不确定性也就逐渐滋生，人们不再相信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现代性把极端的怀疑原则制度化，并坚持所有的知识都采取假说的形式：某种正确的主张，理论上总是有被修改的可能，而且其中某些部分也有被抛弃的可能。”（同上）这就是现代社会产生多元性的根源：知识体系的专门化表现出知识的权威根源的多元化，在同一体系内，不同权威互相竞争使我们不再把知识或某种权威的正确性看作不可改变的，因而，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也不再把追求一定程度的稳定性，或者把寻求某种固定不变的生活方式当作自己的目标；相反，根据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采取随机应变的策略，把握机会，追求眼前的成功成为人们的基本生活信念。在这种信念支配下，人们把自己从以往那种稳定的生活场域中脱身出来，以一种个体化的方式追求自由，追求成功，并展开彼此之间的竞争。如同尼采所说，人的本质是不确定的和可塑的，“我们人类是唯一的这样的创造物，当其有错误时，能将自己删改，如同删掉一句错误的句子”（周国平，1986: 86）。而“上帝之死”则将一切价值颠覆了，它把人从以往的束缚中释放出来，获得空前的自由。在这空前的机会面前，要使自己成为自己价值的立法者，“一切价值都是人自己建立的，人必须自己来为自己的生活探索一种意义”（同上：166-168）。
流动的现代性作为后现代社会学对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的深刻认识，不仅反映了现代社会面临的危机，也加深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的脱序现象产生根源的认识。“‘流动的’现代性的到来，已经改变了人类的状况……伴随着生活整治非结构化的、流动的状态这一直接背景，以一种激进的方式改变了人类的状况，并要求我们重新思考那些在对人类状况进行宏大叙事时期架构作用的旧概念。”（鲍曼，2002: 12）流动性不仅使竞争和多元化作为影响现代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基本因素变得越来越突出，而且由于其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属性使现代社会越来越充满风险。因此，在我们思考和探索中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各种体制性、结构性变化，对人们的生活价值观、社会关系、既有社会秩序造成的冲击和改变时，有关流动性的现代社会特征的分析，无疑为我们进行社会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知识论基础，同时也为我们认识现代社会的风险性，提供了认识路径。
4．风险性作为现代社会的又一基本属性，向我们揭示了在竞争、多元化和流动的多重因素影响下，风险作为影响现代社会秩序和安全的基本因素之一，向社会控制和社会管理提出了新问题和重大挑战。
风险是一种“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风险概念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认识到：那些对我们的正常生活秩序或安全造成不利后果的事件通常是由我们自己的行为引起的。“未能预期的后果可能恰恰是我们自己的行动和决定造成的，而不是大自然所表现出来的神意，也不是不可言喻的上帝的意图。”（吉登斯，2000a: 27）风险不同于危险，“风险涉及那些我们主动寻求与之面对，以及对其进行估量的危险”（吉登斯，2000b: 67）。“把风险从危险中分离出来的可能性必然源于现代性之社会特征。”（吉登斯，2000 a: 28）因而，风险是一种现代性的特质，是和人类自身行为相联系而产生的危险。认识和预测我们行为可能带来的风险，既是科学的社会管理的要求，也是建构有序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通常说来，现代社会的风险性主要来自于与人类追求和实现自己目的和需要相联系的各种重大活动。市场竞争和经济危机、贫困与犯罪、科学技术变革、生态破坏与资源枯竭、能源危机、大规模的战争、地缘政治变化和全球化等，都会造成风险。弗朗西斯·福山在讨论西方社会的经济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转变中所发生的社会“大分裂”时指出，随着信息技术的普遍使用，围绕信息而建立的社会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平等这两种现代民主社会人们最为珍视的东西，也创造了更高、更有效的经济，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实惠。但与此相伴的是，“大多数工业化世界里的社会状况严重恶化，犯罪和社会动乱开始上升，使得世界上最富有的社会的城市中心几乎变成不适于人们居住的地方”，维系社会制度的亲属关系衰落，人们对组织机构及其制度的信任和信心大幅下降，人们相互交往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道德的沦丧可以从有关犯罪、私生子、减少了的教育结果和机会、遭到破坏的信任等方面的统计中很容易测量出来。”“这些变化本身使20世纪中叶工业社会盛行的社会价值观念形成了大分裂。”（福山，2002: 4-5）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风险社会”指的是一组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情景，其特点是不断增长的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的普通逻辑，它要求当前的社会结构、制度和联系向一种包含更多复杂性、偶然性和断裂性的形态转变（芭芭拉·亚当、乌尔里希·贝克、约斯特·房·龙，2005: 7）。由于这些特征的普遍存在，当代社会学理论把现代社会看作一个“风险社会”。而风险社会的到来导致了社会理念基础和人的行为方式的改变，从制度上和文化上改变了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它必然导致既有社会秩序的混乱，但同时也提出了开展风险管理，重建社会秩序的要求。积极回应这种要求，既是社会学理论的重要任务，也是现实社会管理必须面对的问题。
三 探索构建有序社会的理论基础
理论是时代问题和时代特征的思想反映和逻辑抽象，只有反映了时代本质和规律的思想才是真正有活力的、能够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的思想。开展社会管理基本理论研究，构建有序社会的知识基础，需要我们全面把握所处时代的基本特征，建立两者间的思想与现实的联系。在此意义上，竞争性、多元性、流动性和风险性等作为表征现代社会人类处境基本的社会事实，深刻地反映了现代性的发展所引起的重大社会变迁。这些意义重大的社会变迁，不仅改变着人类社会行为的样式，引起了人们社会价值和规范的重大变化，而且对传统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管理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面对这一系列的变化和挑战，当代社会科学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在追求其生活目的的过程中如何约束和规范自身行为，社会管理如何适应由于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价值观念变化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规范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对社会的治理如何面对由于个体化社会、流动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触角无孔不入地深入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对民族国家政治权威和政府社会控制力的削弱，重建政治秩序和新的权力、权威体系，重塑社会信任的社会机制和道德秩序等重大的议题，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许多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理论成果。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也面临着各种现代性问题的挑战，并且也形成了前面所述的这些社会特征。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转变，这些特征会越来越显著，越来越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作为应对这种社会深刻转变的社会建设，也就越需要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创造新的格局来实现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从这一思考出发，社会学家和思想家们对现代社会变迁与转型所做的各种思考和探究，为我们开展社会建设，探索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与方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就已有的成果来看，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管理问题的研究，在社会治理和社会秩序的领域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建构起较为扎实的知识基础。与此相一致，国内学界在关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理论的探索上，也结合中国社会管理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难题，作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有重要意义的成果。
以郑杭生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出发，将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当作中国社会学的使命，对之进行理论建构，把社会建设的内涵定义为“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合理配置”（郑杭生，2011），从正向和逆向两个方面阐述了社会建设的内容，把社会管理看作“一种服务、协调、组织、监控的过程和活动”。并概括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应对国内社会转型和国际社会发展的六大挑战：在市场经济陌生人的世界，建立共同体的挑战；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时代，促进意义共同性的挑战；在社会分化加剧的情势下落实公平正义的挑战；在社会重心下移的情况下，大力改善民生的挑战；在生态环境恶化情况下，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挑战；在发展主体总体布局上，理顺三大部门的挑战。这一概括从学科建设顶层设计的角度提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研究思路，为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的社会学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成果。
孙立平对消极的社会管理和积极的社会管理的区分（2011），把消极的社会管理看作“以被动防范为手段，以维护现状为目标”，“积极的社会管理旨在改善社会，推动社会进步，以建设一个好的社会来实现社会管理要实现的目标”。并把实现公平正义，营造好的社会生态，健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发育良好的社会组织系统，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化方式，重建以基础制度和道德规范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基础秩序等作为好的社会所需要的社会机制，对社会管理的应有之义给予了全面的观照。
李路路和蔡禾分别从不同角度讨论利益关系的变化对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提出的挑战，将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体的利益诉求和利益关系的调节看作社会管理的核心使命，建立有序化社会秩序的基础，对利益多元化时代的社会管理问题做了深度分析。李路路认为（2012），在改革开放的深化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相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开始出现明显的阶层化，“阶层地位越来越明确，阶层边界越来越清晰，阶层利益越来越凸显”。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社会经济的市场转型，利益关系也由以国家再分配为基础的利益关系逐步转向市场化的利益关系。由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利益关系“同时具有平等性（自由性）和对抗性（不平等性）两种特征”，“权力与权利”的矛盾、对财产权的“放纵”和市场关系在公共领域中的“泛滥”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和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扩大”。因而，“社会管理创新在一定意义上可表述为：如何在阶层化和市场化的背景下，正和日益分化的阶层结构，处理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日益市场化的利益矛盾冲突……形成新的协调利益矛盾与冲突的社会机制”。
蔡禾则认为（201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调节利益关系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但是，由于单位制解体，市场经济消除了人们对单位的依附，获得了市场中的“自由”，但如果他们不能被重新整合到新的利益组织中，“自由”只能意味着个体的原子化，利益诉求只能是个体化的。而利益的“个体化诉求”往往使弱势群体的个人利益诉求在强势群体面前不能得到公正的对待，或者由于弱势群体争取自己利益的博弈能力不足，造成利益诉求的不公，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解决这些矛盾冲突，必须通过搭建利益博弈的公共平台来创新社会管理，建立“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秩序”，形成“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利益诉求的群体表达机制或组织代表机制”；同时，“创新社会管理还需要建立一个能积累以网络、信任和规则为要素的社会资本的公共平台”，使之能促进人与人之间良性互动，在不同群体之间形成有规则、秩序化交往的机制。
李友梅（2012）在讨论中国社会管理新格局问题时认为，当前学术界关于中国社会管理创新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但这些共识主要是建立在有关市民社会理论、治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基础上，虽然它们可以作为理想类型为人们思考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提供初步的分析框架和认知路径，却无力在中观层面揭示社会管理实践中诸多组织机制间的复杂因果链条和微妙互动关系。创新中国的社会管理实际上同时面临两条相互影响的主线：一种是纵向的秩序整合机制，另一种是横向的秩序协调机制。所谓纵向的整合机制是指科层制管理系统，而横向的协调机制则是民主协商制度。前者是建立在一元权力中心基础上的自上而下的命令协调机制，它借助等级化的科层管理架构和命令式体系而运作，使社会生活按照某种预设的“秩序图景”而上演。后者则是一种建立在多中心基础上的开放式协调机制，它通过跨利益群体、党派、阶层的平等协商，形成基于多方“同意”的秩序。着眼于这两条主线，中国创新社会管理格局的框架性安排应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形成上下贯通的多层级复合“共治”结构，促成纵向秩序整合机制与横向秩序协商机制的有机衔接；二是加速当代中国公共空间的生产，为促成纵、横机制相互合作创造条件；三是促使各类社会组织成为社会秩序的协调主体并使之成为当前中国横向秩序协调系统建设的重点。通过这些中观层面的社会管理机制建设，最终达到在激发社会内在活力的同时强化纵向秩序的合法性，实现社会的有效整合。
国内学者的这些讨论，在奠定创新社会管理和重建社会秩序的理论基础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富有创造性的贡献。但是从总体上看，如何形成有关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的从知识论基础、方法论阐释到经验分析完整的研究体系，更深入地开展理论研究，形成有关社会治理和社会秩序研究的理论框架，还是一项有待进一步深入开展的工作。为此，本课题从梳理社会建设的理论逻辑、探索有序社会的知识基础的目标要求出发，试图通过对当代社会学理论有关社会秩序和治理的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的研究成果的分析，为建构有序和谐社会提供知识学和方法论的依据。基于这一思路，我们选择了代表现代西方社会学在社会秩序与社会治理的研究上有重要影响的三种理论：功能主义的社会秩序理论、福柯权力-知识分析的自由主义治理理论和近年来颇为流行的公民社会治理理论作为研究的焦点，对其思想渊源、知识架构、逻辑体系和现实关怀进行批判哲学式的“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的探讨，并希望以此来带动国内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思考向着更深层次迈进。
参考文献
齐格蒙特·鲍曼，2002，《流动的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
齐格蒙特·鲍曼，2012a，《流动的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
齐格蒙特·鲍曼，2012b，《流动的时代》，江苏人民出版社。
蔡禾，2012，《从利益诉求的视角看社会管理创新》，《社会学研究》第4期。
陈皆明、陈通明，1995，《论作为社会控制的社会竞争》，《宁夏社会科学》第4期。
彼得·德鲁克，2003，《社会的管理》，徐大建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邓正来，2009，《哈耶克社会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弗朗西斯·福山，2002，《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郭定平，1993，《从多元社会谈及政治共识》，《社会科学》第8期。
哈耶克，1997，《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安东尼·吉登斯，1998，《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
安东尼·吉登斯，2000a，《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
安东尼·吉登斯，2000b，《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
纪晓岚、张韬，2012，《关于社会管理理论若干问题探索》，《甘肃理论学刊》第1期。
李路路，2012，《社会结构阶层化合利益关系市场化——中国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挑战》，《社会学研究》第2期。
李友梅，2012，《中国社会管理新格局下遭遇的问题——一种基于中观机制分析的视角》，《学术月刊》第44卷7月号。
马丁·N．麦格，2007，《族群社会学》（第6版），华夏出版社。
戴维·米勒，2010，《论民族性》，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
任炳伦，1986，《民主与发展》，时报出版公司。
孙立平，2011，《走向积极的社会管理》，《社会学研究》第4期。
芭芭拉·亚当、乌尔里希·贝克、约斯特·房·龙编著，2005，《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北京出版社。
郑杭生，2011，《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与中国社会学的使命》，《社会学研究》第4期。
周国平，1986，《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