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纳·米德与中国抗战史研究

梁远 王湘云

提要 西方关于二战的史学研究成果颇丰，但近年才对中国在二战中做出的功绩予以重视，并将中国的抗战史纳入二战的整体史学研究中。作为西方新一代中国抗战史研究权威，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拉纳·米德教授通过其学术成果证实了中国抗战在二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对中国抗战予以高度评价。同时以该中心为平台，米德通过积极广泛的学术活动，实现了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国际性交流与合作，扩大了抗日战争研究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关键词 拉纳·米德 中国抗战 牛津大学 中国研究中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的抗日战场成为二战战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军民坚持长期抗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在国际学术界，虽然中国军民的抗战也时常被西方学者提及，但其大多注重对中国抗日战争本身的考察，而较少将抗战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总体研究之中，更谈不上对中国抗战在二战中的地位给予公正与客观的评价。不过，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研究热潮在英美学界的兴起，这种状况逐渐得以改变。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德（Rana Mitter）教授，是新一代西方中国史研究权威，他近年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抗战史的论著。米德从全球史观视角考察了中国抗战的各个层面，进而对中国抗战的国际地位给予高度评价。在他看来，中国人民“20世纪30、40年代所进行的这场巨大灾难性的战争，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尊严和生存，还是为了东西方同盟国能够战胜有史以来最黑暗的邪恶力量”。米德近年所从事的中国抗战史研究，代表着当今英国学界中国史研究的新方向。基于此，本文将着重考察拉纳·米德的学术经历、其中国抗战史研究的特点以及其领衔的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在推进中国抗战史研究方面的学术活动，以期从一个侧面展现中国抗战史研究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力，进而推动东西方中国抗战史研究的交流与互动。

一

英国是西方汉学研究大国之一，除了历史悠久的牛津、剑桥大学之外，还有20多所大学开设中国研究的相关课程，并设有相关研究机构，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就是其中久负盛名的机构之一。该中心现任主任为拉纳·米德教授，其走上中国抗战史研究之路，既得益于英国浓厚的汉学研究传统，也与其家庭背景和个人兴趣密切相关。

拉纳·米德1969年出生于英国南部苏塞克斯郡，是孟加拉移民后裔。他的父亲帕尔塔·米德（Partha Mitter）是著名的印度艺术史学家，曾任教于剑桥大学和苏塞克斯大学。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学术氛围是促使米德走上史学研究之路的重要因素。而米德对中国的兴趣，来自他对故土的关注。他发现，近代以来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印度（二战时孟加拉是英属印度的一个省），都受到二战的影响，那场战争改变了各国命运，并使得各国之间产生相互影响。尤其是中国，近年来发展迅猛，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这使得他对“是什么塑造了现代中国”这一问题产生浓厚兴趣。

出于对中国问题的兴趣，米德投师剑桥大学著名汉学家、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方德万（Hans van de Ven，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院院长，第十任汉学教授）门下，后者则师从著名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米德在剑桥大学相继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之后，米德来到牛津大学圣十字学院（St. Cross College）下设的“东方研究院”（The Oriental Institute），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政治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并于38岁时成为当时牛津大学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牛津大学历来是西方汉学（亦称中国学）研究的重镇。1873年，著名传教士、汉籍翻译大师理雅各（James Legge）受聘担任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牛津大学于1939年设立汉学院（The Honor School of Chinese），1961年又新成立东方研究院，其中的汉学系整合了原汉学院以及牛津大学其他院系的汉学研究机构。1994年，牛津大学建立中国学术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第八任汉学教授杜德桥（Glen Dudbridge）教授担任研究所所长。2006年，牛津又成立了跨学科性质的中国研究中心（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China Centre），拉纳·米德自2012年起担任中心主任，以此为平台大力推进中国抗战史研究，由此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抗战史研究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力。

二

拉纳·米德认为，“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标志着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登上世界舞台，承担起区域和全球性的责任”。“想了解变革中这个国家的自我认同感，在变幻莫测的世界格局中它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不为人知的一面，研究中国的二战史至关重要。”因此，米德的学术研究主要围绕中国抗战史而展开，大体分为三类。

首先是对中国抗战史的研究。在书写中国抗战史之前，拉纳·米德于2008年率先出版了一本《现代中国史概略》。这本书主要对“现代中国”进行了定义，并对引发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现代化的各种要素进行探讨。米德的主要观点之一是：中国的“现代”与“传统”不能被割裂看待，新中国成立后的成就与其之前的历史息息相关，实现“现代化”的种种要素在1949年已然出现。米德认为“现代性”起源于中国历史的重要节点——抗日战争，这也是他日后对中国抗战史产生浓厚兴趣的原因。

同样是在2008年，米德还在《东亚研究之欧洲学刊》上发表《描画胜利：抗战的视觉映象，1937～1947》，以及在《皇家历史学会通讯》上发表了《书写战争：国民党时期的自传、现代性以及战时叙事，1937～1946》。在前文中，米德通过梳理1937年上海淞沪会战期间出版的《上海日报》及《中华日报》上刊登的内容，揭示了媒体在中国深陷战争、胜利遥遥无期之时所发挥的激励民心的积极作用。在后文中，米德通过分析两份自传式文本材料——杜重远关于早期战事的报道以及许晚成在战后写成的《笔记》，论证了抗日战争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前者认为现代化可以建于战后废墟之上，后者则认为现代化的战争带来了混乱。从这些早期成果来看，米德此时关注的主要是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其研究视野也仅限于中国本土。

经过不断地沉淀、思索以及进行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后，米德2013年在英国出版了他最为世人熟知的《中日战争1937～1945：为生存而战》一书，其在美国出版时名为《被遗忘的盟友：中日战争1937～1945》，并随后以《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为名，于2014年在中国出版。这本书一经问世，即引起西方的广泛关注，并获得《纽约时报》及《泰晤士报》等多国媒体的盛赞。而随着其在中国的出版，中国各界也不吝赞美之词。此书以英语为载体再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全貌，使得西方读者深刻体会到中国在二战中付出的惨烈代价、进行的英勇抵抗以及其对欧洲战场胜利的重大意义。米德具备娴熟的繁简体中文阅读能力，其在书中引用了大量原始中英文资料，尤其是2006年起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陆续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以及战时在华外国人的描述与回忆录。而正是由于语言障碍以及二战后冷战带来的东西方对立，西方长久以来对中国这个战时盟友及其对二战的贡献鲜有了解，米德的著作则极大地改变了这一局面。

在书中，米德从多个视角分析了中国抗战对世界二战胜利的重要作用。米德认为，“如果中国放弃抵抗，其可能在1938年即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会使得日本全面控制大陆，东京（即日本方面）也可以将注意力（从中国）转移，从而更加迅速地在东南亚扩张势力且后顾之忧大为减少”。而“（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的四年，同盟国之所以能够在欧洲和亚洲两个战场同时作战并取得胜利，中国的参战至关重要”。在二战开始的时间点上，米德也提出了有别于其他西方学者的看法。在米德看来，“尽管中日双方都没有意识到，但1937年7月7日双方在宛平发生的冲突，实际上标志着二战在亚洲已经拉开了序幕”。与以往欧洲学者多认为二战始于1939年德国闪击波兰相比，米德的二战起点论肯定了中国在二战中的地位，是对二战史研究“欧洲中心论”倾向的一种匡正。对此，中国抗战史学者周勇教授等人认为：“这是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做出的准确判断，是以全球视野来研究中国抗战的科学结论。”

其次，除对抗战史本身重点研究以外，米德还对中国抗战的后续问题及战争的影响予以特别关注。

米德于2010年在《中国历史评论》杂志发表《为战争所变：战时中国历史编纂的变化及现代中国史的新解读》一文。米德在文中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事实上通过武力消解了战前国内的分裂主义（separatism）和军阀主义（warlordism），日本的占领也破坏了与国民政府不断进行对抗的区域割据势力（regional fiefdoms）。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时也标志着一个主权国家的崛起，其转折点即为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分别签订条约取消美、英在中国的治外法权。这意味着战后的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与其战时盟国可以平起平坐。5年之后，米德又在《英国皇家国防联合研究院特刊》上发表《二战的结束与东亚地缘政治的塑造》一文，提出了当今东亚政治局势与二战的“未竟事务”（unfinished business）息息相关这一论断。米德认为，二战后欧美虽然一度出现僵局，但对于纳粹德国的态度是一致的：其对欧洲安全造成了威胁，必须被彻底击败。而同时期的东亚各国并没有就战后问题进行多国会谈，也没有签订和约以组建类似于北约、欧洲经济共同体或华约的组织。冷战进一步带来了中国与西方的隔绝以及亚洲内部的分化（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成为美国的同盟），从而导致了当今东亚与欧洲相比并不够和谐的政治局势，如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仍存在争端。米德对中国抗战后续问题及其影响的研究，延续了其将中国抗战问题放在世界格局中进行考察的特点，从而有助于我们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认识当今中国及东亚国际格局。

最后，拉纳·米德在研究过程中，注重考察民族主义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而将民族主义研究与中国抗战史研究有机结合起来。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抗战。尽管当时中国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军阀割据局面，但在国家危亡时刻，中国的民族主义空前高涨，由此铸就了一场全民族的抗战。米德显然认识到了这一点，早在1999年，米德就在《近代中国》杂志上发表《同谋、镇压及区域主义：闫宝航与向心民族主义，1931～1949》一文，关注了现代中国的民族认同及其构建过程中的矛盾现象。通过考察沈阳知识分子、政治活动家闫宝航的生平及著述，米德认为，由于战争的冲击，以闫宝航为代表的拥护东北自治的区域主义被迫转变为向心的民族主义，即建立中央集权国家。2000年，米德又出版了《满洲谜史：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抵抗与通敌》一书。尽管此书研究的时段在1928～1932年，但米德认为在日本占领东北的这一早期阶段，抗日活动并未受到“民族主义”驱使，而是出于对“中国”这一概念的认同。而马占山等将领的抗日活动起到了将“现代民族主义”概念引入抗日战争的作用，从而成为抗日宣传的有力武器。

东亚的中日韩三国，都有遭受殖民入侵或殖民统治的经历，其民族主义的兴起多与这些国家的历史经历相关。米德不仅详尽考察了中国民族主义在抗战时期的兴起，而且从更广阔的视角，考察了中日韩三国民族主义的异同，进而为学界认识中国民族主义的独特性提供了参照系。2013年，米德发表《东亚的民族主义，1839～1945》，对中日韩三国的民族主义进行了比较研究。米德认为，民族主义是塑造现代东亚最有力的意识形态，三国都在19世纪将民族（国家）的观念吸收至本国的政治思想中，并将其应用于20世纪的各种改革和革命活动之中。日本的民族主义始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并成为国家经济振兴的基础，而中韩两国的民族主义都主要由二战中的抗日活动所塑造。米德认为，日本的“反理性（anti-rational）民族主义”过于重视本民族的特性，而忽视了与东亚其他政体（同样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韩两国）的共性，因而日本最初“看似成功的民族主义”经过“泛亚主义”（pan-Asianism）阶段后事实上演变为“帝国主义”，最终成为其自我毁灭性战争的重要根源。中国的民族主义始于“鸦片战争”之后兴起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在二战中则历经了多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包括伪满洲国提出的“王道主义”（The Kingly Way）以及汪伪政权提出的“事仇民族主义”（collaborationist nationalism）。与日本“背离现代性的理性与科学”而发展起来的民族主义以及韩国二战后仍未完善的民族主义相比，中国“看似失败的民族主义”经过二战的洗礼，以二战中“1500万～2000万人死亡、8000万～1亿人流离失所”为惨重代价，却最终在1949年造就了崭新的民族国家。

总体而言，拉纳·米德的研究，不仅是中国抗战史本身，还包括与抗战相关的各个领域，如民族主义等。米德的研究具有一种宏观的视野，他注重将中国抗战以及社会变迁放在东亚乃至整个世界格局中来考察，由此凸显中国问题的世界性意义。例如，米德对“中国为世界二战做出重大贡献”的论断，不仅建立在中国为东方战场的胜利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基础上，还包括“中国的抗战极大消耗了日军力量，为盟军在欧洲战场的行动赢得宝贵时间”，以及“积极参与开罗会议、创立联合国等重大国际活动”等方面。由此可见，米德强调指出，中国在二战中的地位，源自其“战时和战后对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做出的所有贡献。米德的这一论断，建立在翔实的史学分析基础之上，因而在西方乃至中国学界都有很大影响力。

三

拉纳·米德除了本人在科研领域做出卓越贡献之外，还以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为学术平台，通过开展“中国抗日战争项目”，积极推进西方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以及各国学者的合作交流。

自2007年起，中国研究中心得到利华休姆信托基金会（Leverhulme Trust）的资助，设立了“中国抗日战争项目”（China's War with Japan Program）。该项目由拉纳·米德主持，团队成员包括加拿大学者赖小刚（Sherman Lai）、美国学者海伦·施奈德（Helen Schneider）和马修·约翰逊（Matthew Johnson）、来自中国的聂洪萍（Annie Hongping Nie）、来自澳大利亚的詹姆斯·莱利（James Reilly）等十余人。作为该项目主持人，米德除本人发表了大量著作外，还致力于与各国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进行交流合作，具体活动包括共同搜集整理相关史料、组织国际学术会议和开展交流项目等。

在国际学术会议方面，米德在牛津大学筹办了一系列有关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学术论坛，吸引了东西方各国学者的广泛参与，主要包括：2009年的“如何讲述故事：东亚战时一代及其战后历史记忆”讨论会，2010年的“中日关系长弧：三个时代中国看与日本战争、合作和冲突”和“全球化世界中的跨国历史：过去与现状”研讨会，以及2011年的“1937～1949年战时和战后中国的救济与重建”研讨会。2011年研讨会结束后，拉纳·米德与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海伦·施奈德作为共同主编，在《东亚研究之欧洲学刊》出版了一期名为《战时中国的福利、救济和重建》的专刊，共收录了7篇此次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涉及社会生活、救济、工业、妇女、重建等社会经济史方面的内容。

在国际合作交流方面，2010年，牛津大学与意大利威尼斯东方大学合作，在威尼斯举办了一次国际研讨会。会后，拉纳·米德与曼彻斯特大学的艾伦·威廉·摩尔（Aaron William Moore）作为联合主编，在《近代亚洲研究》上策划了题为《二战中的中国，1937～1945：经验、记忆与遗产》的专刊。这一专刊共发表研讨会上的9篇文章，米德在引言中特别强调中国抗日战争在塑造冷战及后冷战时期的中国政治方面起到的关键作用。专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题为“体验中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1945”（Experiencing China's War with Japan: World War II, 1937 -1945）；第二部分题为“牢记中日战争：战后中国及东亚的战争一代”（Remembering China's War with Japan: The Wartime Generation in Post-war China and East Asia）。这9篇文章的作者来自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内容则涵盖中日战争中难民安置、行政改革、情报宣传、日军暴行、战争回忆等方面，体现了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跨国合作新趋势。

与作为其研究对象的中国的合作交流，更是拉纳·米德与中国研究中心工作的重心。2012年12月，米德代表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与西南大学、重庆图书馆就共同开展“西方视域中的抗战重庆（1937～1945）”研究项目签订了合作协议。根据协议，牛津大学将协助后者搜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与同盟国进行合作抗战的档案资料，双方共同整理现藏于英国的中国抗战大后方的历史档案，并开展战时中英关系研究等学术活动。2013年9月，米德又代表牛津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西南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日本日中关系史研究会，在重庆联合召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的中日战争”研讨会。2015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在北京联合主办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米德受邀参加这次会议，并做了题为《抗日战争记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史》的报告。米德认为，与前辈学者相比，目前西方历史学家对于中国在亚洲对二战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更高评价。2016年4月，米德邀请中国著名导演陆川访问中心，陆川围绕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电影《南京！南京！》发表演讲并与中心师生进行座谈。201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代表团访问“中国研究中心”并与米德进行座谈，米德为代表团介绍了英国学界在二战史研究方面的重点和方法。米德所主持开展的学术活动，实现了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国际性交流与合作，扩大了抗日战争研究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除了推动中国抗战研究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以外，米德还在牛津大学开设相关课程，培养近现代中国研究方面的人才。米德所开设的课程包括：“中国的政府与政治”“战争与革命中的中国”“近代中国政治与历史”等。他所培养的学生很多成为其学术团体的骨干力量，为西方中国抗战史研究增添了新鲜血液。“中国抗日战争项目”中的成员弗雷德里卡·弗兰提（Federica Ferlanti）、马德云（Tehyun Ma）以及艾伦·威廉·摩尔都是米德的博士后。弗兰提任教于卡迪夫大学，研究方向主要为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组织的各种抗日活动。马德云任教于设菲尔德大学，她关注的焦点是中国战后的重建问题。她还策划了“视觉中国”项目，对中国历史照片进行搜集整理和数字化处理，使得现代人可以直观面对历史。摩尔现任教于爱丁堡大学，他的研究领域主要为抗战时期的青少年问题，包括对英、日、中、俄等国战时青少年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中国抗日战争项目”成员还包括米德的博士生，他们毕业后都任教于知名科研院校，继续从事中国抗战史的研究和教学。常丽丽（Lily Chang）任教于伦敦大学学院，她的研究兴趣为抗战时期青少年的犯罪问题以及战争对其的影响。艾利娜·辛肯恩（Elina Sinkkonen）任教于芬兰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领域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东亚安全以及中日关系。托比·林肯（Toby Lincoln，林涛）任教于莱斯特大学历史学院城市史中心，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抗战时期的城市史。他于2015年出版了《战争与和平时期中国的城市化》一书，以无锡为案例研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林肯认为，20世纪之前，中国城乡之间并不存在“鸿沟”（gap），而是一片“连续区间”（continuum），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城市生活逐渐延伸至乡村地区。林肯还发表了《从暴动到救济：中国敌占区的大米、地方政府与慈善》、《战争中的乡村与城市：中国抗战时期的侵略与重建》和《逃离烽火：抗日战争期间的政府、城市、同乡会和难民》等论文。

米德所培养的博士生或博士后，在各自高校均开设了中国抗战史方面的课程，譬如弗兰提在卡迪夫大学开设“民国时期的冲突、压制与全民动员，1911～1945”“中国政治与社会史：1840～1919、1919～2000”等课程；马德云在设菲尔德大学开设“为中国未来而战：1839～1949”和“东亚日本帝国：1895～1945”课程；林肯在莱斯特大学开设“走近巨龙：近代中国史，1839～1989”以及“两强相争：20世纪中日之战”等课程。

与米德侧重在政治领域研究中国抗战相比，其学生则致力于将中国抗战史研究的方向扩展到经济、社会、国际关系等更广阔的领域，由此推动了中国抗战研究在西方高校和学术界的扩散，让更多人关注中国的抗战以及抗战时期的中国社会。

由此可见，拉纳·米德以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为学术平台，通过积极广泛的学术交流活动，增进了西方社会对中国抗战史以及战时中国社会的客观了解，中国研究中心也由此发展成为“西方世界研究中国抗日战争最重要的学术机构，在国际学术界居于突出地位”。也正是基于米德在中国抗战史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2015年，他当选为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

综上所述，作为西方新生代中国抗战史研究专家，拉纳·米德以广阔的学术视野、丰富的科研成果，证实了中国抗战在世界二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对中国抗战予以高度评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学界忽视二战中中国战场的局面。米德所促成的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多年来中国突飞猛进的发展”和“中国学界不懈的努力”，“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正逐渐突破中国的国家范畴，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得到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的关注”。但客观而言，米德及其团队的学术成就并不意味着西方学界主流或普通民众对中国抗战史拥有相似的学术观点和感情倾向。例如首都师范大学梁占军教授就认为，米德的论断“只反映了部分关注东方战场的西方史学家的观点，尚不能说明西方学界已经普遍认同中国抗战的地位”，而且西方对中国抗战史的研究尚非“显学”。由此看来，中国抗战史研究的深化以及促成中国抗战贡献在全世界范围的认同，仍需要国内学者在充分吸收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拓宽研究视野，改进研究方法，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而拉纳·米德所做出的学术贡献非常值得中国学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