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宣传策略探析——以《支那事变画报》为例

侯杰 孙巍溥

提要 《支那事变画报》既是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的主要舆论宣传工具之一，也是记录日本侵华罪行的直观铁证。炫耀武力进而鼓舞、提升日本官兵侵华的战斗意志是《画报》最为重要的宣传使命。《画报》极尽炫耀之能事，详细记录了日军侵华的一系列罪恶行径。由于《画报》以美化日本侵略为职责，因此对日本占领区“解放”“复兴”之类照片的编排也是煞费苦心，在宣传和树立日本“道义”形象方面更是绞尽脑汁。本文对之进行系统梳理进而揭示其为配合日军军事进攻所采取的宣传策略，将有助于深化抗日战争史、民国史乃至报刊史的研究。

关键词 《支那事变画报》抗日战争 占领区宣传策略

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载体与新闻传播媒介，报刊不仅与人类社会发展、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战争中，它还往往成为交战双方掌控舆论，拉拢盟友并在非军事领域打击对手的重要武器。而在众多的报刊媒体中，“画报”与战争的关系尤为紧密。这是因为，“画报”的内容以图片为主，一方面，相较文字为主的报刊，具备更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适合战争环境下最大限度发挥宣传作用的需要；另一方面，读者可以从中更快速、更方便地获取信息，适应瞬息万变的战争形势。而在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者就曾利用画报这一舆论宣传形式，配合侵华日军对中国的侵略。而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些画报又成为记录日本侵华罪行的铁证。在这些画报中，《支那事变画报》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份。

1937年8月3日，《支那事变画报》（以下简称《画报》）创办，初名《北支事变画报》，因创刊时日本侵华范围尚局限于北平、天津两市及周边区域，“北支”系日本对中国华北地区的蔑称。“八一三”事变后，日本对华侵略范围扩大至华东地区，《支那事变画报》遂从第4辑起改为此名，直至1941年10月发行至第101辑止。《画报》为日文八开印刷，每辑计32版，除封面和封底广告占去两版外，其余30版以专题的形式，按照侵华战争的不同区域、主题排列。如第3辑第2～19版为上海、南京专题，第20～31版为华北专题。再如第76辑第2～17版为战局专题，第18～25版为占领区“复兴”专题，第26～31版为“欧洲大战”专题。

《画报》记录了全面抗战爆发后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军侵华过程中的主要战线、战役和战况，甚至还包括同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部分情况。《画报》自1937年8月3日创刊以后，采用的照片和文章均为大阪和东京新闻社特派员的随军记者拍摄、撰写。当时的日本侵略者兵锋正劲，在此后大约15个月的时间里，其华北驻屯军沿平汉、津浦、陇海3条铁路推进，几乎占领了华北全境；华中派遣军沿长江两岸逆流而上，先后攻取上海、南京、安庆、九江和武汉，基本上囊括了华东和华中的全部地区；在华南，他们还占领了广州。在这样的情势之下，《画报》的编辑者根本没有想到他们最终会战败投降，因此对日军的侵略活动，进行了毫不隐晦的宣传和记录，不打自招，故而成为研究日本侵华历史的重要资料。

遗憾的是，对这样一份日本侵华历史的重要证据，国内外关注的学者并不太多。《画报》图片总数超过1万余幅（含图中图），对之进行系统梳理，进而揭示其配合侵华日军侵略行径和在传媒领域配合军事进攻所采取的宣传策略，将有助于深化抗日战争史、民国史乃至新闻传媒史的研究。

一 树立侵华日军的“不可战胜”形象

炫耀武力进而鼓舞、提升日本官兵侵华的战斗意志是《画报》最为重要的宣传使命。全面抗战爆发初期，日军肆无忌惮地扩大对华侵略战争。《画报》借机极力宣扬日军所谓的“军力强大”和“不可战胜”，希望以此提振侵华日军的军心、士气，并给中国军民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威慑。为此，《画报》极尽炫耀之能事，详细记录了日军侵华的一系列罪恶行径。如表1所示。

如表1所示，日军侵略中国乃至印度支那地区的整个过程，被《画报》用照片的方式记录下来。

不仅如此，《画报》为了获取最大的宣传效果，还对日本武力大肆炫耀，而非平铺直叙或是泛泛描述，充分利用图片直观、形象和纪实性强等特点，在图片的选择和空间排列上费尽心机，令人印象深刻。以1937年8月15日出版的《画报》第2辑中“轰炸天津”那组照片为例，其集中展现了日本侵略者在7月27日对天津市区进行大规模飞机轰炸的场景。中间的那张照片占据了70%的版面，从照片中海河形状可以判断其为天津城最核心的部分，照片采取俯视图的形式，呈现了那一望无际、鳞次栉比的房屋建筑，在日军飞机炸弹的轰炸之下烟尘四起的场面。这张主要照片的右侧和左上方不规则地摆放了3张侧视图形式的辅助照片，像是特写，再现了日军轰炸天津的某些重要环节及其效果。右侧最下方的照片是日军正用大炮对天津进行轰击，左上方的照片记录下建筑物在轰然爆炸之后浓烟四起的瞬间，右侧上方的照片是遭到日军轰炸之后房屋倒塌的凄惨景象。4张图片相互配合，让读者既整体感受到日军轰炸所产生的破坏力十分巨大，受到震撼，又透过微观的具体、局部特写，看到建筑物坍塌的场景，感受到战争的无情与暴力。

除了这些具有强大威慑力的轰炸图片，日军侵占中国大中城市的进城仪式也被《画报》的编辑者们充分利用。无论是第3辑中的北平、第6辑中的大同、第14辑中的南京还是第17辑中的青岛，以及上海、济南、广州、武汉各个城市的入城照片，展示的无不是日本侵略者骑着高头大马，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至于对中国广大乡村的侵略，《画报》的编辑也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并选用《“皇军”奋力进击，华军一溃千里》之类的标题来凸显侵略者的不可一世。如此一来，一个问题便摆在了《画报》的编辑面前，那就是，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下，日本军队的侵略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著名的平型关大捷和台儿庄大捷，就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为了制造“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画报》的编辑采取了或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或避重就轻、淡化处理的方式加以掩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画报》对“万家岭大捷”的处理。

“万家岭大捷”是武汉会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38年7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九江之后，沿长江南北两岸分兵齐进，计划会师之后合围武汉。为了配合日本侵华大本营的这一战略构想，《画报》在第36辑“九江攻略特辑”之后一共用了8辑连续报道。其中，有6辑都是将江北战线和江南战线的“战果”分别开出专栏，同时报道。但在发行于1938年10月1日的第41辑和发行于同月11日的第42辑《画报》里，却只有江北战线方面取得“战果”的宣传、报道。原来就在9月下旬，沿长江南岸进逼武汉的日军106师团冒进，在万家岭进入薛岳所设计的埋伏之中，被歼1万余人。对于这样的战场失利，《画报》当然不会如实报道，更不能肆意宣传，只能讳莫如深，只字不提。

宣扬日本士兵不怕牺牲的武士道精神，也是日本侵略者利用《画报》宣扬“皇军”无敌、激发官兵效忠天皇的重要手段。为了达到这种目的，《画报》的拍摄者甚至不惜制造假新闻、伪造战时场景。其中以1939年2月5日发行的第52辑中刊发的一幅图片最为明显。该图片表现的是在进攻山西运城的一次战斗中，一队日本士兵在烟尘和战火中“不畏生死危险”“勇猛冲锋”的景象。然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在照片中几乎所有的士兵都在“艰难”地匍匐前进，可偏偏在队伍的左侧第二排，有一名士兵竟然“毫不畏惧”地站在那里，不仅毫发无损，而且从身体动作和姿势来看更像是在指挥周围的士兵摆出符合照片主题的动作。更为有趣的是，在如此“紧张激烈”的战斗环境中，最后一排右数第二名士兵竟然隐约面带笑容和身边的士兵窃窃私语！

无论是为了宣扬侵华日军的破坏力如何惊人，还是炫耀侵华士兵多么勇猛顽强，《画报》编辑者们均采取了大肆渲染、不惜造假的手法，希望以“皇军”卓越的战绩达到他们在思想、传媒领域配合军事进攻中国、侵略中国的目的。然而令日本侵略者始料不及的是，这些记录昔日军国主义“战绩”的图片和解说文字，所采用的无耻虚假手段也被后人识破。常言道，手段的卑鄙，暴露目的的卑鄙。

二 树立沦陷区的“复苏建设”形象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者相继攻陷广州、武汉，本来有利的战争局势，却出现一些新的变化。“日本虽取得军事上的一些胜利，但是，这些胜利并未给日本带来胜利结束战争的结果，相反，战争的全局却呈现出与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初衷完全背离的状况。”在中国抗日军民的共同努力下，军事战场上出现了日本侵略者最为担心的持久战的态势。随着日军对华进攻的势头有所减弱，对占领区的巩固和控制成为其更为重要的任务和目标。因此，这一时期的《画报》在发刊频率上也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由1个月3辑，变成2辑、1辑，其后的照片标题也大多由“攻略战”变为“扫荡战”。如表2所示。

与发刊频率变化相对应的是，《画报》在宣传策略上由炫耀武力向稳定军心、民心等方向转变，主题也随之有所变化。早在《画报》的第1辑中，日本侵略者就用了两个版面的照片，制作了题为《举国一致支援前线》的专题报道。在这之后，几乎每逢日本重要节日，相关的报道都赫然在目。不过相较于对日本国内情况的报道，《画报》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对占领的中国城市、乡村地区被“解放”“复苏”的再现上。由表3的统计可以看出，以占领区“解放”“复苏”为主题的图片一方面随着日本占领区的扩大而明显增多；另一方面在如中国传统节日元旦、春节和日本重要节日、“沦陷周年纪念日”等特殊时间节点都会集中出现。

在各占领的城市中，日本侵略者最在乎的是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反复出现了16次之多，篇幅占比高达32%。其次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武汉、天津和青岛。如表4所示。

由于《画报》以美化日本侵略为职责，因此对日本占领区“解放”“复兴”之类照片的编排可谓煞费苦心。通常的编排顺序是：在获知日本军队将要对某一城市发动进攻后，《画报》便会先刊登一些当地的美景图片，或为自然景观或为城市街景或两者皆有；待战争爆发之后则刊登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对这些美丽、和平景致的“破坏”和百姓流离失所甚至死亡的惨状；待战争结束再刊发大量日军维持秩序，百姓生活安定和城市状况得到恢复的照片；最后，每逢年节，特别是中国的元旦、春节以及日本的重要节日、“事变”发生周年纪念日和当地“沦陷周年纪念日”，《画报》都会刊发中国各界人士和日本人一起或单独热烈庆祝和“欢度节日”的照片，并且选择的场景一定好于沦陷之前。

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日本军队的锐气和锋芒相对防御阶段已经有所下降，无论《画报》的编辑者们怎样用心粉饰太平、美化日军侵略行径，希望以此稳定军心、民心，这种情形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

从表5中可见，在《画报》前51辑的广告中，酒类广告最多，所占比例高达41.2%；在后50辑的广告中，药类广告最多，所占比例高达76%。《画报》广告从“酒”到“药”的转变，虽不能说完全根源于侵华日军由激烈、亢奋、疯狂的杀戮到医治创伤的内在转变，但是反映了战局某些细微的变化。这种微妙暗合之处，最易为人们所忽略，隐含其间的价值与意义却不能轻易忽略。

三 树立日本国家的“道义”形象

由于日本侵华战争是典型的非正义战争，因此为了“出师有名”，《画报》在宣传和树立日本国家层面的“道义”形象方面也是绞尽脑汁。如前所述，在占领每个城市的过程中，都一定将日军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招摇过市的景象摄入镜头，当然也少不了中国社会各界人士的“夹道欢迎”，以营造出日本侵略军“正义之师”的形象。实际上，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以后就一直用刺刀威逼，制造各种假象。例如“北宁铁路三名警察不肯投降，日军反在其背上强插‘欢迎大日本’旗帜，游街绕全城，然后押往南关枪决”。为了削弱中国抗日军民的抵抗决心和意志，《画报》还采用了更为“巧妙”的手段。

《画报》刊登了大量表现“皇军”“仁慈”“善良”的图片，借此使读者产生这样的印象：日本侵华军队不可能在占领区从事烧、杀、淫、掠等罪恶活动，以增加占领区的中国社会各界人士对“皇军”的认可度和接纳度。在这类照片中，最为典型的一幅是刊登在第30辑上的名为《穿军装的天使》的照片。照片展示的是徐州会战中两名日本军人捡到一名在战争中与父母失去了联系的中国婴儿之后，其中一名士兵抱着孩子，另一名士兵在认真地用类似军用水壶的容器给孩子喂水或牛奶。整个画面看上去充满人情味，非常感人。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这张照片拍摄的1个多月之前，疯狂的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残杀了成千上万的孩子及其父母、家人，制造了人间惨剧。对此，《画报》的处理方式是刻意回避南京大屠杀，以“（1937年）12月17日南京入城仪式”，加以掩饰。南京陷落的时间为1937年12月13日，如果日本军队和照片摄制者、《画报》编辑者真的如前述照片中所反映的那样充满慈悲仁爱之心，《画报》为何对那些令人发指、泯灭人性的日军在南京城滥杀无辜的行为回避和沉默呢？

《画报》采取的日本国家“占据道义制高点”的宣传策略还表现在对中国的大肆污蔑上，其中最恶毒的手段就是对中国军队为了抗击日本而不得不采取的一些措施予以大肆攻击。如1938年5月日本侵略军沿津浦线南下，前锋攻占徐州并沿陇海线西进，欲与沿平汉路南下的日军会师郑州。为了阻止已经侵入华北的日军突破黄河防线，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大堤，制造了黄泛区。《画报》只字不提此系因日军侵略行为所致，而是用了3辑多的内容（第32～35辑）连篇累牍地报道黄河决堤、河水泛滥给当地社会各界人士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皇军”对当地百姓的“救助”与“支援”。一年以后，当日军攻占武汉三镇并沿粤汉路南下逼近长沙时，为了不将因为一直作为武汉会战大后方而囤积了大量战略物资的长沙拱手让人，国民政府被迫将其付之一炬。《画报》采取了相似的宣传、报道策略，就是一面闭口不谈造成“文夕大火”的根本原因和罪魁祸首，一面发表大量长沙被焚的惨景照片并附带一篇题为《可笑的“焦土抗战”政策》的解说文字。通过讽刺和挖苦国民政府，煽动中国社会各界人士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不满，乃至仇恨。

然而根据现代传播学理论，全凭自吹自擂和污蔑对手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占据“道义制高点”，为了“坐实”日本“得道”的国家形象，《画报》的编辑还不惜借助外力，通过“多助”来替自己正名。为了表明自己“得道多助”，《画报》第28辑和29辑竟用了近1/4的版面专门报道了“伊太利（即意大利——笔者注）国使团访问日本”的活动，希望以此表明日军的所作所为也被世界上的一些国家所认可。众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与日本同为与世界爱好和平各国为敌的国家。然而天理昭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除了这次意大利使团出访日本外，此后再也没有类似的访问活动为《画报》提供宣传报道的题材了。相反，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等国家与日本的关系迅速恶化。为了掩盖这一窘境，日本侵略者又使出上文中提到的宣传策略，用了大量的篇幅报道这些国家和中国国民政府之间的外交往来。言外之意，这些国家的反日活动皆是受了蒋介石的蛊惑所致，都是他们这支“正义之师”的敌人。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闪电般袭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欧洲战场正式形成。在战争初期，德国军队趾高气扬，肆行无忌；英法军队则静坐西线，无所作为。而此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虽然广州、武汉相继失陷，中国的广大土地被日军占领，但是日本侵略军也因占领区域过于庞大而分兵乏术，再难有占领新的具有战略地位城市之武力及其“战果”加以炫耀。于是，盟友德国在欧洲战场上的胜利就成了《画报》的舆论宣传重点，一是希望借重盟友的强大延续自己此前炫耀武力的余脉；二是由此提高德国、意大利两国在中日社会各界人士心中的地位，进而减少因英国、法国、美国、苏联等国与日交恶所带来的形象贬损。

自1939年德国向波兰发动闪电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战场形成起，至《画报》停刊止的34辑中，设有“欧战专题”的《画报》多达28辑，亦即平均5辑里面只有1辑不设此专题，反映了日本法西斯对其强大的德国盟友的倚重和精神寄托。这是为了向读者显示强大的德国都愿意与日本为伍，旨在彰显自己所谓“得道多助”；同时也是为了向读者展示自己盟友的强大实力，掩饰自己在相持阶段战果明显大不如前的窘境。当然为了不在节节胜利的盟友面前太过窘迫，日本军队也在德国攻占巴黎的同时发动了对宜昌地区的进攻，希望以此表明自己仍旧同战略防御阶段时期一样保持强大的军力。为此，《画报》还专门出版发行了《宜昌攻略战》特辑（第84辑）。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在枣宜会战中，虽然中国方面第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为国捐躯，是为抗战时期中国牺牲的最高将领，但是日本侵华的战略目的并未达到。中国学者指出：“枣宜会战中国守军丢失了一些城市和地区，但消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有利于长期抗战。而且，日军战线拉得更长，敌第十一军已无机动兵力，驻守宜昌地区更显兵力不足……从整个战局来看，襄西宜昌地区的日军，孤军深入，处在中国军队的战略包围之中，中国军队不断地发动攻势作战，从战略上说，日军陷于被动之中。”

结语

《画报》创办的宗旨是配合七七事变后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目标，亦即配合军事侵略进行舆论宣传，希求在军事占领、稳定占领区和树立道义形象等三个方面，利用画报媒体直观、形象、纪实性强等特点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然而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历史的走势与《画报》的创办者的目标越来越远，其发刊频率也一降再降。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抗日战争进入英国、美国等国家对日宣战并支援中国抗战的新时期。

从炫耀武力的角度来说，《画报》的编辑无法回避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已经完全陷入他们一直努力避免的持久战的深渊之中的事实，在太平洋上又必须面对强大的美国海军的反制。为凸显“解放”“复兴”占领区的议题，千篇一律的报道已经不能起到有效的宣传效果。在树立“道义”形象的时候，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轴心国集团在世界上日渐孤立。《画报》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当天即退出了历史舞台，绝非偶然。

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之际，研读《支那事变画报》，感触良多。《画报》不仅画面清晰，照片含义丰富且少有隐晦，就连其中的封面、地图和广告都不同程度地反映日本侵华的历史过程，确实是不可多得的视觉文本。70多年前，骄横而又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最终在中国人民面前选择了无条件投降。然而70多年后的今天，还有很多日本右翼分子妄图篡改历史，粉饰战争罪行。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当年日本法西斯为炫耀武力、稳定军心、推卸战争责任而发行的《画报》，在今天却成为他们犯下滔天罪行的铁证。

笔者真诚地希望国内外学者能够对此予以关注，在解读《画报》主要议题和宣传策略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仔细探索。相信经过更为细致的总结和归纳，《画报》所蕴含的更多的议题能够得到探析，为抗日战争史研究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