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总报告
B.1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周边地区的经贸关系：合作与发展
熊灵
摘要：中国周边国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首要地区，也是众多经济走廊的起点和示范区，经贸合作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在复杂多样的周边环境下，“一带一路”倡议经过中国持续的理念宣传、规划沟通和项目推进，在周边国家和区域组织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一带一路”的经贸合作，在东南亚呈现普遍欢迎、实质推进态势；在南亚，开展旗舰项目建设，发挥其示范作用，但经贸合作存在复杂博弈；在俄罗斯和中亚地区，“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战略积极对接，深化经贸合作；在东北亚，“一带一路”倡议与相关国家的战略实现有限对接，但存在影子竞争；中国与区域合作组织在“一带一路”建设上则是携手并进、共同发展。从总体上看，“一带一路”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呈现出欢迎支持大于质疑抵制、参与合作大于战略竞争的态势。
关键词：一带一路 周边地区 经贸合作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周边国家积极响应，建设进展顺利，取得了丰硕成果。2017年5月14日，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凝结共识的里程碑，也是继往开来的新起点，共有29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其中来自中国周边地区国家的就有14位。在随后公布的论坛成果清单中，涉及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大部分合作备忘录、协议或项目都与中国周边国家有关。周边国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地区，也是“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起点和示范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当然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
中国的周边地区包括东南亚、南亚、中亚和俄罗斯、东北亚，其中既有像俄罗斯、日本、印度这样的大国，也有像老挝、文莱、尼泊尔这样的小国；有像韩国、新加坡这样的经济发达国家，但更多的是像印尼、越南、菲律宾、巴基斯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中国周边地区还存在众多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和区域合作机制，比如东南亚国家联盟、欧亚经济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在这样复杂多样的周边环境下，“一带一路”倡议经过中国持续的理念宣传、规划沟通和项目推进，依然在周边国家和区域组织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总体上呈现出欢迎支持大于质疑抵制、参与合作大于战略竞争的态势。
一 “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普遍欢迎，实质推进
东南亚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同时也是中国周边最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在东南亚国家中，既有中国的海洋邻国如印尼、菲律宾、文莱，也有中南半岛的陆上邻邦如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还有与中国经济、人文关系密切的城市国家新加坡。“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国家获得了较普遍的欢迎，并且取得了较好的进展。
（一）印尼与中国共建海上丝绸之路
印尼作为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地处衔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交通要道，坐拥马六甲海峡、龙目海峡等重要的海上战略通道，是世界主要航线必经之处，因此它是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2014年，印尼总统佐科提出“海洋强国”战略，与中国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高度契合。两国完全可以加强在海上互联互通领域的合作，实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与印尼“中等强国战略”的对接，打造真正的利益共同体。
2013年，中国与印尼的双边贸易额达到524.56亿美元，中国首次成为印度尼西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此后，2014～2016年，中国为印尼非油气产品第一大贸易伙伴。据不完全统计，在印尼投资的中资企业已经超过1000家，一大批有实力的中国大企业在印尼市场占有较大的份额，为中国企业在海外打造良好的品牌。随着两国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进展，两国在资金融通方面的合作领域愈来愈广，合作速度加快。目前，印尼已作为创始成员加入亚投行，并获批亚投行首批贷款项目。
中国与印尼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所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忽视。虽然目前中国已经是印尼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中国产品在印尼的核心竞争力并不强。而印尼对外大国平衡外交的复杂性、国内的政策法令变动性大、官僚腐败问题严重、法律环境不理想、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存在排华情绪与恐怖主义威胁等问题，都给“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带来了不确定性因素。
为此，应当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鼓励专家学者研究印尼各方面的情况，激励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同时，要增进两国政治互信，尊重印尼的外交原则；加强基础设施合作，推进两国互联互通；加强两国安全合作，建立反恐合作机制；深化人文交流合作，消除印尼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坚持互利共赢与合作发展的理念。
（二）泰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泰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之一，是中国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海上支点。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泰国官方基本持积极正面的态度，而泰国社会总体上看好“一带一路”，但同时也保持了一定的小心谨慎。
2014年7月，泰国国家维安委员会批准了《2015～2022年交通基础设施战略规划》，其中确定同中国合作修建廊开至曼谷和玛它普港全长873公里的标准轨铁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地区互联互通，不仅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要求，也是泰国实现与周边地区的联通、进一步提升其区域内贸易与现代产业枢纽地位的要求。2016年，中泰双边贸易总额已经突破650亿美元，中泰的贸易分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结构。中泰两国在货币互换、电子支付、网上银行等领域不断加强合作，目前泰国大部分商业银行开办了人民币业务，泰国的支付宝使用率仅次于中国和韩国。
然而，近年来泰国政府更迭频繁，这种政局动荡的风险是中泰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开展合作面临的首要问题。政局动荡给基建项目造成负面影响的最典型例子莫过于中泰铁路项目。由于中泰经济结构相似、国际分工地位也比较接近，两国贸易存在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的现象。此外，虽然“中泰一家亲”是两国关系的主流，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和企业走进泰国，加之固有的地缘政治危机，个别不和谐的声音开始在泰国社会出现。
针对泰国政局的特点和中泰合作的现状，中国必须考虑政治风险因素，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同时加强与泰国政府、立法机构和主要政党的沟通往来，增强战略互信。为了缓解不必要的重叠和出口竞争，中国应该坚持自主创新以升级产业结构，优化对泰出口市场，鼓励泰国优势产品进口，促进两国产业优化分工。对于走出去的国民和企业，政府应该加强行为引导，规范国民在外活动，注重宣传“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惠民效果，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
（三）菲律宾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转变与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倡议在菲律宾国内的推进状况并非一帆风顺。在阿基诺三世时期，由于南海问题和政治上依赖美国的政策，中菲这个时期的外交关系相对静默，菲律宾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宣传不多。不同于阿基诺三世政府奉行“亲美反华”的政策，杜特尔特政府的对华外交策略有了很大转变，不仅对南海仲裁案进行冷处理，而且频频向中国释放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信号。
杜特尔特实行务实外交策略，在竞选时就提出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减少贫困的口号，这与中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五通”建设中的设施联通、资金融通等目标相一致，转向中国的经济发展规划更符合其政治目标。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伊始就宣布退出TPP，在经济上采取“美国优先”的收缩政策，美菲经贸合作基础动摇，菲律宾不能再继续回避加入“一带一路”发展的“快车道”。
2016年10月杜特尔特访华，双方签署了一项涵盖13个方面、价值135亿美元的合作计划，即将开展的项目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铁路、桥梁、农业灌溉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行业。2017年2月，杜特尔特政府批准《菲律宾发展计划2017～2022》，而中方的合作与支持是杜特尔特政府经济计划得以实现的重要推动力量。
虽然随着杜特尔特上台，菲律宾对南海仲裁案的裁决结果暂时搁置不要求执行，但其支持裁决结果的根本目的不会变，而中国不承认、不执行仲裁结果的立场也不会动摇。尽管两国政府签署了六年的合作规划，但仍然要预防菲律宾政治体制不稳定带来的突发挑战。中菲之间贸易结构互补性不强，菲律宾贸易逆差过大，同时菲国内基础设施落后、对外开放程度较有限、经商投资环境较差、社会治安不好等问题都对中菲“一带一路”合作构成挑战。
中菲两国已达成协议，在2017年5月启动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以期推进南海问题的解决，为中菲经贸发展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同时，还应推动双边贸易升级，扩大本币结算的范围和规模；加强基础设施合作，提高防范灾害能力。而中国赴菲投资企业则应熟悉菲方法律法规，完善风险评估机制。
（四）越南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是主流
越南是中国的友好邻邦，双方一直保持密切的高层交往，签订的各类双边协定已有58个，2016年中越双边贸易额达到了982.1亿美元，中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越南国内官方与民间对该倡议的认知程度不一。越南官方对“一带一路”的态度经历了由观望到接受再到欢迎的转变，越南国内专家学者对“一带一路”的看法褒贬不一，而越南民众对“一带一路”则处于“知之甚少”的程度。但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加强合作、共谋发展是中越两国关系的主流。一方面，中越互为友好邻邦，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另一方面，中越经济发展的互补性能持续为双方合作提供动力。
近年来，随着越南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越南国内的交通基础设施状况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为中越经贸合作打下了不错的基础。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越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在越投资项目累计达1529个，协议金额为101.4亿美元，在越南外资来源地排名中已升至第8位。同时，中越之间的金融合作稳步推进，呈现开放包容、多层多级的特征，与越南的产能合作方式也呈现多样化的态势。
但是，南海争议问题牵动中越敏感神经，可能会使得“一带一路”建设难以在越南深入推进。同时，中越在基建、产能、贸易等领域的合作还面临着资金来源单一化、体制机制不健全、技术标准不一致、信用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此外，如何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对抗大国制造的所谓“中国威胁论”，以打消越南疑虑，从而促进中越之间的合作，是现阶段中国面临的一大难题。
（五）新加坡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强多领域合作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新加坡媒体、商界、学界和政府部门积极关注并回应“一带一路”倡议，希望在多领域参与其中。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比，新加坡媒体对“一带一路”的关注程度位居前列，为“一带一路”倡议在新加坡推进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新加坡商界不仅对“一带一路”倡议有着积极的评价，还通过诸多实际行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新加坡总理、外交部部长、贸工部部长等政府官员，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新加坡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并愿意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新两国在重大项目合作、金融合作、贸易合作以及人文交流合作等方面均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中新苏州工业园于2015年获中国国务院批准，开展开放创新综合试验，打造中国开发区升级版；中新天津生态城则与绿色“一带一路”倡议相融合，项目定位为生态城市建设和绿色发展；基于中新政府间合作积累的良好经验和“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宝贵机遇，中新两国政府于2015年11月7日启动了第三个合作项目——中新重庆项目。此外，新加坡与中国地方间还发展出“企业带头、政府支持”的中新创新合作模式。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新两国纷纷互设银行分支机构、签订金融合作协议以加强联系。同时，中新两国双边货币互换规模不断提高，离岸人民币存款市场建设稳步推进，跨境人民币合作和人民币债券发行均有进展，而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持续签署巩固了新加坡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中新双边贸易发展态势良好，商品贸易结构较为多元。为了适应中新经济合作现状，中新两国于2015年11月正式启动中新自贸协定升级谈判。中新自贸协定的升级将为中新经贸合作的深化奠定规则基础，推动中新经贸关系迈上新台阶。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奉行大国平衡的外交政策，中新“一带一路”合作的深化可能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重要影响，阻碍中新政府间政策沟通的开展以及两国企业间的正常经贸交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会使中新企业联合走出去的现象越来越多，但中国企业自身能力不足、中新企业管理文化差异将影响中新企业联合走出去的实际效果。为了更好地实现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深入合作，中新两国应通过切实推进经贸合作，增进中新战略互信，保持中新关系健康发展。而中国企业则要不断提高走出去的能力，以应对联合走出去的挑战。
（六）文莱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经贸合作
文莱是东南亚唯一的伊斯兰君主国家。作为中国的海上邻国，文莱一方面在法律、金融、商业环境、教育等方面实行大力改革，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多元化发展以实现其“2035宏愿”；另一方面，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文莱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依托与中国大力发展双边经贸。
2016年是中国与文莱建交25周年，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访问文莱时表示，中方愿与文方保持高层交往，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同文莱“2035宏愿”更好地对接，支持文莱推进经济多元化战略，助力文莱在东盟东部增长区中发挥中心作用。2016年10月，文莱最高元首苏丹在第二届亚洲合作对话（ACD）峰会上表示，文莱将遵循亚洲合作的3个优先，即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因应气候变化以及促进亚洲的互联互通，充分表达了文莱政府对互联互通机制的认可态度。
2014年，中国与文莱签订文莱-广西经济走廊项目协议，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双方合作迈入新阶段。2016年9月，文莱经济发展局与中国企业、机构在文莱-广西经济走廊计划下签署了5个合作谅解备忘录。2017年2月，文莱摩拉港有限公司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挂牌成立，标志着文莱-广西经济走廊旗舰项目顺利落地。北部湾港务集团和文莱达鲁萨兰资产管理公司正在积极探讨“港-产-园”协调发展的模式，以吸引更多企业到文莱投资。
然而，“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文双边经贸合作依然面临不少现实困境与挑战。例如，制度规则对接欠缺，政策指引不够清晰；贸易总额持续下滑，贸易结构单一固化；地方政企实力有限，产业园项目进度缓慢；教育支援不足，建设人才匮乏。这些问题需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文莱是伊斯兰世界重要一员，中文合作能为中国与伊斯兰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提供借鉴。
（七）老挝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
老挝作为中国的传统友好国家，与中国存在诸多的利益契合点，对“一带一路”倡议总体上持赞赏和欢迎态度。究其原因有三：一是老挝政坛新老交替，需保证国内政局稳定；二是老挝财政困境依旧，需大量资金支持；三是“一带一路”倡议所秉持的理念与老挝的务实外交的原则相契合。
2014年10月，老挝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成为亚投行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之一；2015年8月，中老签署了《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建设共同总体方案》；2015年12月，全长417公里的中老铁路正式开工建设，预计2020年建成通车；2016年是中老建交55周年，中老两国高层保持了密切交往，双方在多个领域达成共识。列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规划早期收获项目的老挝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是中老两国政府共同确定的国家级合作项目，也是中国在老挝唯一的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
中国与老挝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成效显著，但同时仍面临诸多挑战。老挝政府办事效率低下，互联互通基础薄弱、标准不统一，基础设施所需资金数额庞大，金融合作机制不畅，这些都是制约中老深入合作的主要障碍。中老需通过深化政治互信、提升互联互通能力、拓宽融资渠道、促进两国人文交流等措施来稳固和拓宽中老共赢格局。
（八）柬埔寨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全力支持与积极参与
作为中国“情同手足的好邻居和肝胆相照的好朋友”，柬埔寨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全力支持并积极参与。一方面，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柬方不断致力于推进投资便利化并采取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柬埔寨的涉华报道以中性报道与正面报道为主，其国内对“一带一路”的看法较为正面，这为“一带一路”在柬埔寨的实施营造了良好的环境。背后原因概而言之：政治互信奠定基础，政局稳定创造良好环境，经济发展需求提供动力。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柬双边贸易额逐年上升，中国已是柬埔寨的最大贸易伙伴和外资来源国。与此同时，中柬在政策对接、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建设、资金融通四个方面的合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2016年10月，中柬签署《关于编制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纲要的谅解备忘录》，同时还签订31项合作协议，确立了2017年双边贸易规模达50亿美元的目标。
但是，中柬经贸合作仍然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比如，投资模式单一，主要采取的BOT运营模式缺乏积极的外溢效应；投资行业单一，主要集中在纺织品及其原材料；柬埔寨国内市场不成熟，投资风险大；民粹主义兴起，非政府组织活跃且对政府影响巨大。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是，中国引导更多社会力量，构建多元化投资格局；拓展投资领域，塑造企业良好形象；创新运营模式，带动企业“抱团取暖”。企业应充分研究当地的法治法规，规避法律风险。
二 “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旗舰示范，复杂博弈
南亚是连接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其地缘政治与经济环境颇为复杂。南亚既有中国唯一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巴基斯坦，也有竞争意识浓厚的地区大国印度，还有深受地区大国影响的小国如尼泊尔、孟加拉国等。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心态和认识差异很大，导致“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的推进呈现冰火两重天的局面。
（一）“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
中巴经济走廊北起新疆喀什，南至瓜达尔港，连接中国与南亚地区，是一条涵盖公路、铁路、电力、通信光缆等众多领域的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突破口与关键支撑点。作为六大经济走廊之一，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唯一与单个国家合作推动建设的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的旗舰与标杆，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具有非常重要的示范效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关于建立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双方将以中巴经济走廊为引领，以瓜达尔港、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和产业合作为重点，形成“1+4”经济合作布局。目前，瓜达尔港口建设已经完成，并于2016年11月14日全面通航。针对巴基斯坦国内巨大的能源、电力缺口，短短三年内已经有10多个风电、水电、煤电、太阳能重大项目进入建设阶段或投入运营。但是交通项目实施较慢，多数项目仍待落实。在产业合作方面，鲁巴-海尔工业园区作为中国在境外正式挂牌的首个经济贸易合作区，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果，海尔、中兴、华为等企业的相继入驻让鲁巴-海尔工业园逐渐成为巴基斯坦的家电中心。未来两到三年，巴基斯坦还将建成九个工业园，以利用巴基斯坦的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吸引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培育巴基斯坦的产业集群。
然而，中巴经济走廊也面临着愈演愈烈的恐怖主义威胁，安保问题突出。此外，巴基斯坦制造业落后，整体经济水平低，与中国贸易失衡严重，投资风险不可忽视。巴基斯坦政治局势也不稳定，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各党派纷争也会影响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而印度、美国、新加坡、阿联酋并不欢迎中国开发并管理瓜达尔港，来自国外的各方压力将持续阻碍瓜达尔港发挥其天然优势，增大中巴经济走廊的不确定性。
针对中巴经济走廊现存的诸多问题，可采取中巴联合行动，军民团结一致打击恐怖主义；扩大产业合作形式与规模，建设新疆对口产业群；政府媒体双管齐下，对走廊建设进行正面宣传；扩大保险种类和范围，尽量降低企业投资风险。
（二）印度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竞争和合作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被誉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火车头”, GDP总额预计将于2060年超过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经济总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印度政府和民间都对“一带一路”倡议持谨慎观望的态度，印度甚至还推出了竞争性的“季风计划”。
印度官方至今没有从正面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予以回应，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一是印度怀有大国抱负；二是历史和现实原因，印度对中国缺乏战略信任；三是印度对中国海军涉足印度洋的担心，认为接受“一带一路”会对印度在印度洋的地位形成挑战；四是印度对地缘政治竞争的担忧，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地缘政治大战略。
“季风计划”的原型是印度于2014年多哈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提出的关于加强印度洋沿岸国家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方面的合作提案——“季风计划：海上航路与文化景观”。2014年9月，印度外交秘书与文化秘书举行特别会议，“季风计划”由单纯的文化项目转变为印度国家战略规划，被赋予外交、经济功能。“季风计划”满足了印度的民族优越感，加强了印度洋地区的战略互信。印度欲通过“季风计划”来保持其对中国的海上优势，为在未来与中国的谈判中预留有利位置。此外，印度实施的“东向政策”也旨在挤压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同时对中国造成政治压力。
印度没有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主要基于对地缘政治博弈格局的考虑，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会妨碍“一带一路”建设的开展。印度已在事实上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之一，并发布声明愿与中方共同建设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一部分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实际上，“季风计划”和“一带一路”也并非不可调和，二者具有广阔的对接空间，是中印加强合作的重要契机。
（三）尼泊尔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和合作
尼泊尔是中国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中印关系发展的纽带，也是中国和南亚国家开展合作的窗口和桥梁。尼泊尔坚定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建设，多次表示愿积极加入“一带一路”建设，以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提高尼泊尔的民生条件。同时，尼方高度重视其在中、印“亚洲两强”中的桥梁作用，希望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将其“地缘局限”转化为“地缘优势”。
2014年12月，中尼两国签署了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谅解备忘录。2016年，中尼合作进入战略机遇期，中国加大了与尼泊尔的基建和产能合作力度，双边贸易持续升温。2017年3月，尼泊尔总理普拉昌达再次访华，并对“一带一路”倡议给予了积极评价，对加强中、尼、印三边经济合作表达了关切。2017年5月，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中尼双方签署了吉隆跨境经济合作区有关的协议。
但是，受地缘政治影响，尼泊尔对印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依赖巨大，而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暧昧，这无疑会给中尼双边经贸合作带来不稳定因素。同时，尼泊尔国内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有限的政府调控能力以及不健全的法律环境，导致不可忽视的政治和法律风险。尼泊尔生产方式落后，能进入中方市场的商品寥寥无几，导致中尼之间巨大的贸易不平衡。中尼两国还需要从政治互信、战略对接和技术合作等方面不断改善经贸合作环境。
（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推进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是孟加拉国、中国、印度和缅甸四国政府共同推进的“孟中印缅地区合作论坛”框架下的次区域合作构想，是“一带一路”倡议下六大经济走廊之一。对中国而言，该走廊起着连接两洋及寻找新的出海口的重要作用，其意义不逊色于中巴经济走廊。
2013年12月、2014年12月和2017年4月，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联合工作组分别在中国昆明、孟加拉国科克斯巴扎尔和印度加尔各答召开了三次工作会议，2017年的会议上，孟中印缅四方达成共识，将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联合研究报告完成后启动四国政府间的框架安排磋商工作。
基于孟、中、印、缅四国国情和对经济发展模式改革的共同需求，该地区不仅有庞大的贸易投资潜力，也有日益提高的贸易发展能力以及投资供给能力。近几年来，中国与孟、印、缅三国的贸易关系不断发展，双边贸易额稳中有升。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孟、中、印、缅四国实施了一批有需求、影响大的工程合作项目。但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并没有形成一条畅通无阻的高水平陆上通道，孟、中、印、缅四国的互联互通建设仍以两国间合作为主。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面临中印政治互信程度低、四国互联互通落后、区域内贸易竞争加剧等问题，还需四国共同对症施策，合力推进走廊建设，实现四方合作共赢。
三 “一带一路”倡议在俄罗斯和中亚：积极对接，深度合作
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连接发达的欧洲与活跃的东亚的主要纽带。
（一）俄罗斯与“一带一路”的积极对接与深度合作
俄罗斯与中国北部接壤，是“一带一路”倡议深度合作国家之一。对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俄罗斯的态度经历了由担忧质疑逐步向理解支持和对接合作转变的过程。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际，正值俄罗斯与欧盟就乌克兰问题展开激烈争夺之时，俄罗斯国内担心“一带一路”会威胁到俄罗斯“后院”的安全。随着乌克兰危机持续发展，美国与欧盟对俄罗斯加大制裁，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加剧恶化。俄罗斯着手调整外交策略，将战略目标向东方转移，中俄关系日益深化，俄罗斯领导人表示支持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2015年5月8日，两国在莫斯科共同发表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俄两国陆续启动了莫斯科—喀山高铁、“三桥一索”、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等重大合作项目建设。中俄双边贸易在波动中发展，两国在能源进出口、跨境经贸区建设及开展贸易博览会等贸易合作上取得不小进展。中俄两国还深化了结算便利化、货币流通兑换、借贷款等领域的金融合作。2014年10月，中俄签订为期3年的1500亿元人民币兑8150亿卢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2015年11月，俄罗斯央行决定将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重要融资国家和借贷款首选国。
然而，俄罗斯对中国在中亚影响力提升的“戒备心理”仍然存在。设施联通上，主要运输线路尚未打通，部分线路运输能力不足，配套设施落后、管理不善。双边贸易和投资壁垒较高，导致双边贸易和投资规模与双方大国地位非常不符。面对中俄经贸合作中的问题，双方应持积极态度，多做换位思考，做好共赢利益分配。
（二）中亚五国与“一带一路”的积极对接和深度合作
中亚五国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地处亚洲腹地，紧邻中国西部边疆，是连接中国与西亚、北非和欧洲的中枢，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向西推进的必经之路和核心地带。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亚五国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对“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理念的认可，对“一带一路”倡议都表现出友好和支持的态度，期待同中国开展合作，以改善国内经济发展滞缓的现状。
中哈两国于2016年9月签署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合作规划》。中吉于2015年和2016年两次签署联合公报，宣布双方将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塔于2015年11月签署《标准化合作协议》，推动协调产品标准的一致，减少和消除贸易壁垒。中乌于2015年6月签订《关于在落实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框架下扩大互利经贸合作的议定书》。
在互联互通上，除了新亚欧大陆桥国际铁路交通干线，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还开通了汉新欧、渝新欧、义新欧、郑新欧、湘新欧、厦蓉欧等直通欧洲的国际班列。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正在进行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建设，预计2020年实现全线通气。在产能合作方面，中国丝路基金出资20亿美元于2015年12月设立了中哈产能合作专项基金，对中哈产能合作及相关领域的项目进行重点支持和投资。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与中亚五国政策沟通渠道层次过于单一，缺乏支持协议落地的地方与企业间沟通体系。而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交通基础设施及运输工具技术标准不统一，跨境交通运输管理机制不协调，也影响互联互通便利化水平。目前，中亚仍普遍存在政治冲突、民族矛盾、恐怖主义和毒品走私等问题，使中亚国家内部环境及地区环境极不稳定，投资风险较高，影响中国与中亚五国的深入合作和发展。还需通过深化政策沟通、推进设施联通、促进贸易畅通、加强资金融通来创造中国与中亚五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建设环境，兼顾中国、中亚和俄罗斯等各方利益，建立地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四 “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有限对接，竞争博弈
中国周边地区中当属东北亚的局势最为复杂。“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也引起很大关注，蒙古国提出“草原之路”与之对接，韩国也曾提“欧亚倡议”欲进行对接，日本却以竞争态势与之抗衡。
（一）蒙古国“草原之路”与“一带一路”的初步对接
蒙古国是世界第二大内陆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连接东北亚与中亚、西亚及欧洲的重要节点。继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蒙古国提出建设包含高速公路、铁路、电气线路、石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等多项基础设施在内的“草原之路”战略。
2014～2016年，中俄蒙三国首脑三年三度会晤，就“一带一路”、“草原之路”和“跨欧亚大铁路”战略对接进行磋商。中蒙之间“草原之路”与“一带一路”的对接合作，以中蒙间深化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双方共同意愿为基础，而中俄蒙经济走廊是对接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7月，中俄蒙批准了《中俄蒙发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签署了《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
根据双方共同意愿与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计划，中蒙对接合作涵盖的领域广泛，主要涉及交通基础设施、产能与投资合作、经贸与金融合作、人文与科技交流等领域。2014年，中蒙签署了关于互联互通、发展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的四项合作协议，蒙古国议会还批准部分新建线路使用宽轨。畜牧业合作是两国经贸对接合作的突出领域，建设中蒙跨境经济合作区则是加强两国经贸和战略合作的重大举措。
虽然中蒙两国对接合作初显成效，但仍面临诸多问题，主要是蒙古国产业结构单一、投资政策多变、基础设施落后、来自他国的干涉以及中国自身存在的投资、经营管理问题等。中蒙应增强双方各层次友好往来，不断改善投资环境，拓宽投资领域，共同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和中蒙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
（二）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子竞争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也是亚洲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之一。然而，日本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视为削弱其在亚洲经济影响力的战略决策，因而拒绝加入。甚至在2015年5月，日本提出“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伙伴关系”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相抗衡，宣布在其后的五年内向亚洲地区各国提供1100亿美元援助，用于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
在中国对外宣传“一带一路”理念时，日本在外交活动中也积极向各国推广其“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伙伴关系”计划。日本不惜代价与中国在东南亚、南亚展开激烈的高铁竞争，极大地压缩了中日两国的盈利空间，很难避免两败俱伤的局面。日本至今未加入亚投行，并通过国际协力机构（JICA）、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协力银行（JBIC）等三条渠道展开地区投融资竞争。日本还积极推动从印度到越南的恒河-湄公河合作，以此对抗中国倡导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日本虽有诸多怀疑，中日间政冷经冷的态势持续四年，但两国的双边投资贸易额依旧高位运行，两国经贸联系也未中断。但是，由于中日政治关系不稳定、中国经济实力提升以及日本经济恢复缓慢等多种因素，中日之间的经贸合作与相互投资都呈下滑态势。
面对脆弱缓慢的经济复苏，“一带一路”能为日本经济带来新助力，因此日本国内也开始分析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利弊。其实早在1997年，日本也曾提出“丝绸之路外交”，发现了丝绸之路蕴含的商机与潜力。2017年5月14日，日本政府派出由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率领的日本官民代表团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由此观之，改善中日两国关系是大势所趋，条件成熟时日本也有可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三）韩国“欧亚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待续
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不久，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就提出了“欧亚倡议”的经济外交构想，即通过韩国与欧亚地区国家在经济上的合作来扩大对外贸易。由于“一带一路”倡议和“欧亚倡议”构想的内容不谋而合，其目的都在于连接亚欧大陆而使其成为一个经济共同体，两国政府于2015年10月签署了《关于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以及欧亚倡议方面开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和一系列相关文件。
2015年12月20日，两国签订的《中韩自贸协定》正式生效。协定内容涉及服务贸易、货物贸易以及投资规则等17个领域，这为中韩两国经贸合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中韩自贸区的建立扩大了韩国经济市场，缓解了韩国内需不足的局面，也可以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为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经验。
然而，2016年9月韩国同意“萨德”入韩，给中韩关系蒙上阴影，导致中韩经贸合作出现剧烈震荡。而韩国“经济上依赖中国，安保上依靠美国”的二元特性，使其难以独立决定自己的政策和选择合作伙伴，也令“一带一路”和“欧亚倡议”的对接随时受到各种政治突发事件的影响，难以持续深入开展。
中韩两国政府应加强沟通，在维护双方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使中韩关系回归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上。在自贸协定的基础上，通过充分沟通和协商，制定政策指引和实施细则，切实通过降低两国间的关税、非关税壁垒等措施来提高两国市场的开放水平，改善投资贸易环境，促进两国市场融合。
五 “一带一路”倡议与区域合作组织：携手并进，共同发展
中国周边不仅国家众多、构成复杂，而且还有不少区域合作组织，其中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欧亚经济联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等成员较多、机制稳定、影响较大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它们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均反应积极，并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携手合作，谋求共同发展。
（一）东盟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与发展
21世纪以来，中国和东盟的贸易、投资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官方、民间对话机制不断扩展和完善，为双方共建“一带一路”打下了坚实基础。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东盟在自贸区建设、产能合作、互联互通、金融等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2015年11月，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相关议定书签订，对原有协定进行了丰富、完善、补充和提升，成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巨大动力。2016年9月，中国和东盟国家发表《中国-东盟产能合作联合声明》，为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产能合作指明了路径。2016年11月，第15次中国-东盟交通部长会议通过了《中国-东盟交通合作战略规划》（修订版）和《中国-东盟交通运输科技合作战略》，这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交通运输领域与东盟国家交通战略规划对接的标志性成果文件。中国与东盟货币互换规模扩大，东盟央行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的意愿进一步增强。
然而，中国-东盟“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仍面临双方政治互信较低、贸易竞争较激烈、贸易结构较低级、互联互通资金压力大、金融合作监管难度大等问题。为进一步加深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中国和东盟还需采取措施不断增强双方互信，推动战略对接；优化双方贸易结构，防范投资风险；构建多元融资渠道，协调统一标准制度；建立常态化联系，深化金融监管合作。
（二）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和发展
欧亚经济联盟以俄罗斯为主导，成员国还包括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旨在实现内部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并协调在能源、工业、农业和运输等领域的经济政策。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经贸合作机制既有中国商务部与欧亚经济委员会的直接对话机制，也有各方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多边合作机制。2015年5月，中俄共同签署并发表了两国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明确了“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优先领域和工作思路。2016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于圣彼得堡举行的国际经济论坛上提出由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独联体伙伴国等国家和组织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倡议，意图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欧亚经济联盟的主导作用。
但是，目前在欧亚经济联盟内部，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产业结构单一，市场化程度较低，其本身一体化的程度不高。同时，在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地理范围内，存在多个重叠的倡议或组织机制，相互之间的竞争甚或冲突极有可能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
为推进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经贸合作，应保持中俄关系健康发展，加强与联盟其他国家的高层对话，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在区域经济合作领域的基础，有力助推“一带一盟”的对接合作。同时，调整改善贸易结构，推进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自贸区建设，促进双方经贸合作向纵深发展。
（三）阿盟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和发展
阿拉伯国家联盟（以下简称“阿盟”）成员国位于“一带一路”的中间地带，资源禀赋丰富，发展潜力巨大，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天然和重要合作伙伴。2000～2016年，中国与阿盟的双边贸易发展迅猛，从152亿美元飙升至1710亿美元，增长了10多倍。中阿之间已经形成了中阿合作论坛、中阿博览会两大合作机制，为中阿经贸合作提供了良好平台。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中阿双方签署颁布了一系列重要文件，逐步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阿经贸合作绘制了宏伟蓝图。2014年4月，中阿共同签署了《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方向》双边文件，构建“1+2+3”的合作格局，即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2016年1月，中国颁布《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规划了“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阿经贸合作“路线图”，全面绘制了中阿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格局。
为进一步加强中阿经贸合作，双方必须正视目前交往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主要包括：阿拉伯地区局势动荡，投资环境不稳定；大国博弈下的干涉不断，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双边贸易结构单一，易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企业对阿盟综合环境了解不足，投资效益缺乏保障；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谈判开展多年，仍然存在意见分歧。为把握“一带一路”倡议创造的合作共赢良好时机，中阿双方应不断完善能源对话合作机制，拓展能源合作领域和模式，加强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谈判沟通，健全中国企业对阿投资保护体系，推动中国与阿盟的合作在更广的领域延伸和深入。
不管是在党的十九大期间，还是亚太经合组织第2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都成为周边各国关注和热议的焦点话题。周边国家和地区不仅是“一带一路”的首要合作伙伴和首要受益对象，也是“一带一路”的坚定支持者和首批示范项目开展地。“一带一路”倡导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会首先在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的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得到体现。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引领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新发展和新突破。“一带一路”将开启国内区域开放发展的平衡、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平衡、大国开放与周边开放的平衡和国际经济话语权的平衡。同时，“一带一路”对外开放也会面临着诸多问题，例如，美欧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周边和沿线国家的安全隐患、政局动荡与战略疑虑，潜在对手的影子竞争与联手对抗，以及开放发展与规则构建的艰难平衡。“一带一路”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建设成果来之不易，未来也会面临更多的挑战，但是，我们更要看到“一带一路”在周边地区引发的热潮和不断取得的成果，在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以更大的决心和智慧持之以恒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