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结构因素是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经济结构是否合理、结构转变是否适时、各种结构之间是否协调，这都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质量。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两个重大的、深刻的结构转变过程。研究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正确把握新形势下世界发达国家结构调整的趋势，清醒认识我国内部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进而谋划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经济发展战略、培育增强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活力和持久动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 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是互动的而非单向的

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是两个联系紧密的经济发展过程。说它们之间联系紧密，几乎没有人会对此提出质疑。因为按照传统的解释，产业结构变动过程是城市化现象的动因，正是有了工业化，城镇化才得以发展。但是可以看出，这种解释所指的“联系”是带有偏向性的，注重的是产业结构演进对城镇化的主导作用，而不太提及城镇化发展对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

长期以来，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的研究以发展经济学的结构转型理论为指导，形成了比较固定的研究范式。经济增长可以理解为生产、需求、贸易和就业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比如，当工业化的大生产代替手工作坊，生产领域的变化传导至工业品的需求，并引发贸易的扩张以及制造业工人的增加，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增长也就发生了。从宏观角度来看，工业化与城镇化是结构转型的两个重要方面。但是，在结构转型理论中，工业化是主导，城镇化只是配角。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作为产业结构演进的重要阶段，工业化可以说是经济增长的代名词，也是一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只有有效推动工业化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人民富裕。而城镇化则是这一过程的自然结果，是工业化发展的伴生物。伴随着工业企业逐渐在城市集中、经济重心向城市转移，劳动力资源顺应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在城市与农村之间进行重新配置，大量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转，城镇化也就理所当然地发生了。如钱纳里等所说，在一个连续均衡的国民经济中，城镇化可能表现为因果链条上的各类事件的最后结果，以导致工业化的贸易和需求的变化为开端，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就业的平缓移动为结果。因而，在结构转型理论中，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总体上表现为一种单向线性的模式：产业结构演进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化发展是产业结构演进的必然结果。

但事实上，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的单向联系并非故事的全部。产业结构演进不只是通过人口或者就业结构影响城镇化发展，城镇化发展也会对产业结构演进产生作用，两者的互动才是完整的故事。

如果把城镇化只是抽象为人口的流转或者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那么理解产业结构演进对城镇化的影响就必然受到限制。事实上城镇化发展不仅仅是由乡到城的转变过程，还应当包括城市本身的发展过程。一方面，城市在发展，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并非一成不变。即使处于相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我们现在所谓的城镇化与一两百年前的城镇化势必有所不同。现在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不可能再过着工业革命时期的生活，此时的城市景观、城市功能与彼时也存在很大差异。另一方面，城市发展贯穿于城镇化整个过程。如果说工业化时期城镇化的典型特征是城市人口比例的显著增加，那么在城镇化率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城市完善与功能转型开始逐渐取代人口转移成为城镇化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因而，仅仅强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过程或者以城镇化率来衡量城镇化发展是不够的，不仅对于理解城镇化的内涵是有失偏颇的，而且也会在实践中形成误区和偏差。我们看到，从工业革命至今，城市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农业社会，城市还只是政治宗教中心或者军事堡垒，“城”的意义大于“市”的意义，经济功能很弱。到了工业社会，机器和飞转的齿轮将城市变成工业生产中心。当第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城市的服务功能逐渐取代生产制造功能，很多城市成为企业总部集聚的中心。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城市又摇身一变成为知识中心、信息中心和创新中心。因而，产业结构的演进也在推动着城市的发展变化，这很难说与城镇化的发展没有丝毫关系，或者说就是城镇化发展的一部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产业结构演进如何影响城镇化发展就需要重新进行全面的研究。

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城镇化的发展能够带来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提供大量的市场需求。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不断提高，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因而，城镇化发展能为产业结构演进提供一些支撑。但这只是对城镇化作用的静态分析。其实，城市本身是经济空间不均衡分布的表现，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相对匀质分散的资源被组织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进而能够产生集聚经济效应，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通过城镇化的发展，各种经济要素在城市空间范围内的集聚不仅仅只是“满足”了生产的需要，更重要的是集聚的结果使这些要素能够“高效率”地被利用。比如，城市专业的劳动力市场能够使企业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雇用到所需的专业人才。同时，城市化发展的积极作用还表现在增进了地理上的邻近（proximity），促进了分工专业化，极大地便利了知识的产生、积累和扩散，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开展。这些现象又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互动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 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互动发展面临新趋势和新挑战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两大主题。如何优化产业结构并推动产业结构向更加高级化的方向演进、如何实现城镇化的健康推进、如何实现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在相互促进中协调发展，这是处于任何一个发展阶段的国家都需要积极考虑并妥善解决的重大命题。因而，研究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的良性互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发达国家普遍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其产业结构演进的方向、城镇化发展的任务以及两者互动的重点均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同时，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基于多方面的差异其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也绝非仅仅是发达国家时空上的重复，这些国家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的互动面临着新的挑战。

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互动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当前，发达国家已经普遍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总体上向着服务化、信息化的方向发展，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之间的互动已经与工业化阶段有所不同。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水平已经处于诺瑟姆城镇化“S”型曲线的高位缓慢提高的阶段，2010年世界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化率水平为77.57%，与十年前相比仅提高2个百分点左右。这说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水平的变动已不再是后工业化阶段城镇化发展的显著标志。或者换句话说，在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的演进对城镇化的影响已不再主要表现为城镇化率水平的变化。其实，伴随着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尤其是在服务化、信息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一大批工业制造城市失去了往日的光环，而一些城市则成为新兴的服务中心、信息中心、创新中心，在区域经济甚至是全球经济中大放异彩。发达国家的城市实现了或者正在经历的功能转型是伴随产业结构不断演进而产生的一个重要现象，这成为推动城市新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反过来看，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演进中越来越依靠技术创新的推动，而城市在创新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据美国小企业管理局数据，1982年在3969项创新中只有150项不是在大都市区产生的，也就是说有96%的创新都来源于大都市区。在1990～1999年间，确认的581000项专利申请中有92%（大约534000项）的专利与城市有关。城市在创新方面的优势以及进而推动的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演进成为两者互动中的重要方面。因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的互动已经不仅仅再局限或侧重于农村要素向城市的流动，而是将重点放在城市发展、城市功能转变以及城市对创新、对产业结构的积极作用等方面。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互动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尽管先行的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方面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不一样的发展背景。Williamson在1988年的研究中曾指出，英国1776～1871年近100年间的人口增长率仅相当于当时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半左右。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城镇化启动之初就面临着不同的人口禀赋条件。同时，技术条件也在20世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在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第二产业对人口城镇化的推动作用也明显减弱。再者，全球化日益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全球竞争空前激烈，跨国公司、国外直接投资空前活跃，全球范围内的分工体系有“固化”的趋势。在这种条件下，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演进和城镇化发展受到严重冲击和干扰，另一方面演进发展的历程在时间上被高度压缩，出现多个阶段的特征共存的现象。而这些都是发达国家过去所不曾经历的。因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演进和城镇化互动与西方发达国家可能会有相似的地方，但绝非仅仅是发达国家时空上的重复，甚至是完全不同。比如，作为“金砖四国”之一的印度，通过融入全球产业链条，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迅猛，第三产业占经济比重超过50%。但是，在服务业光鲜的外衣下面，印度的工业占比并不高，仅有26%，尤其是制造业占比不到15%。这种经济结构比较独特，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中也很难找出相似的结构。但是问题也同样突出，缺乏坚实的制造业基础，印度的农业占比仍高达17%，城镇化率水平甚至只有30%，并且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只能将眼光放在海外市场。

以往的研究对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的互动进行了一些讨论。但是工业化毕竟只是产业结构演进的一个阶段，尤其是发达国家普遍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以后，经济的服务化、信息化如何与城镇化发展互动，这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那么对于一些问题，也需要重新进行思考：后工业化社会，乡—城人口流动逐步趋于动态均衡，在高水平的城镇化率下城镇化的发展主要以什么为表征。进而，应该如何系统描述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同时，城镇化发展不仅仅具有静态效应，基于城市聚集经济形成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城镇化发展到底能够形成哪些积极作用，进而影响产业结构演进。另外，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差异表明两者的互动存在不同的状态，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互动状态的不同。产业结构演进和城镇化发展的研究能够对以上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以便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新的阶段下产业结构演进和城镇化发展的机制与过程。

三 我国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的互动水平有待提升

我国不仅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一般性发展问题，而且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面临着市场经济改革等问题。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两者的互动也存在一些新问题。

从产业结构演进来看，我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一方面仍面临着工业化的艰巨任务，另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服务化的趋势日益显著，知识经济的发展也摆在重要的战略地位。具体而言，我国三次产业呈现“一产不稳、二产不强、三产不足”的特点，产业结构演进的技术创新动力相对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并且通过参与国际竞争，我国的产业结构在某种程度上被竞争优势所“固化”，产业升级十分缓慢。有学者就认为，在低廉的劳动力竞争优势下，浙江块状经济通过开拓国际市场，在“体外循环”式的国际分工模式下，高速增长近30年，人均GDP从300美元增长到4000美元，却没有发生明显的产业升级，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一般认为，产业结构研究的目的在于制定产业政策。产业结构理论的实用性集中体现在其为产业政策的制定服务上，产业结构理论的现实意义也就突出表现为产业政策的现实意义。但是我国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的战略已提出多年，各种各样的产业政策虽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总体上来看，产业政策的绩效、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依然不尽如人意。这是因为产业结构并非是独立的，它是整个经济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产业政策虽然能够针对产业结构部分解决其中的问题，但是如果缺乏联系、系统的思考，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尤其是在整体需求结构、创新能力仍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即使以产业政策超前配置或者强制干预，其效果也可想而知。因而，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新的思路。

从城镇化发展来看，统计显示我国目前的城镇化率水平已经超过50%，但总体上我国城镇化发展一定程度上仍然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尽管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率提高迅猛，但是城市短缺的问题仍未更本改变，城市发展仍然相对滞后。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目前我国城镇化的速度过快。比如，与其他国家漫长的城镇化进程相比，我国城镇化率水平提高得偏快，近年来我国城镇化率水平每年提高超过1个百分点。从20%提高到40%的城镇化水平，英国用了120年时间，法国100年，德国80年，美国40年，苏联30年，日本30年，而我国只花了22年时间。如果从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互动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城镇化率高或者低、城镇化发展滞后或者过快的问题，关键是如何发挥城镇化效应的问题。因为之所以认为城镇化过快，真正的原因则在于城镇化发展过于粗放，只追求数量外延的扩张，而缺乏质量内涵的提升，因而城镇化的积极效应并不能完全发挥。

目前，理论界和决策层都逐步认识到城镇化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优化产业结构，努力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把城镇化升格为保持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的研究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由工业化单引擎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引擎推动转变，但低价工业化和高价城市化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构成了挑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预言，影响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件大事中，其一是美国高科技的发展，其二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因而，这就需要积极思考我国如何在进一步加快人口转移、提高城镇化率水平的同时提升城市功能、推动城镇化的内涵发展，实现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高水平的互动。

从两者的互动关系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的协调程度在不断提高，两者的互动关系显著增强，但是在资本深化、向创新驱动转变的条件下，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之间的互动还存在着一些矛盾，互动水平也还有待提高。一方面，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的协调性还需要进一步增强。这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仍存在一些结构性偏差，第三产业发展明显不足，城镇化发展的后续动力相对不足；城镇化的投资带动效应显著，但消费需求效应有待提高，尤其是在半城镇化状态下消费不足问题成为制约产业结构演进的一大瓶颈；城市建设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的信息化、服务化的要求，城市功能相对滞后，对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有待提高。另一方面，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之间互动发展的内生性相对不足。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外资、外贸对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对外资外需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外需的过度依赖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国内需求对产业结构演进的拉动作用，对技术引进的过度依赖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国内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演进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实现进一步演进的内生动力不足。而解决这些问题，则需要对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互动的机制、影响因素等问题进行探讨。

四 本书的内容安排

产业结构研究多为经验性总结和对发展史实证性的比较与概括。基于产业结构研究方法的这一特点，本书坚持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并采用文献研究、结构分析、比较研究和对策研究等方法。本书将研究的重点集中于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互动发展上，以产业结构理论、城镇化理论、结构转型理论、集聚经济理论为支撑，探究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的互动机制，尝试构建两者互动的框架模型，进而讨论互动模型的运行状态与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对照我国的发展历程进行诠释和实证分析，以期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化发展提供可供参考的政策建议。

本书章节结构及具体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对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的概述，分别研究界定了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概念，本书认为产业结构演进的概念是数量比例与结构高度的统一，城镇化概念应是数量外延与质量内涵的统一。同时，对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以及城镇化发展进行了介绍。

第二章是关于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互动发展的理论研究。通过对以往研究讨论的梳理，本书认为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经历了从单向线性模式向双向互动模式的转变。单向线性模型的理论背景是发展经济学结构转型理论，这一模式思路下的相关研究侧重于从工业化发展出发，强调产业结构演进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城镇化发展是产业结构演进的必然结果。双向互动模式是基于集聚经济理论对城镇化作用的再发现，城镇化的作用逐步被认识和强调。

第三章构建了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的理论框架。首先讨论了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的必要性，并构建了两者基于“技术创新—要素流动—集聚”的互动机制。然后详细研究了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的三条路径。在产业结构演进、要素流动与城镇化发展的研究中，从流动的维度、要素的层次考察了产业结构演进对要素流动的影响，并以欧洲、美国为例讨论了基于产业结构演进的要素流动与城镇化发展。在产业结构演进、功能转型与城镇化发展的研究中，重点分析了伴随着产业结构演进的城市功能转型过程，并以美国“去工业化”阶段中的城市发展为例，阐述了城市功能转型推动城市向更高水平发展进而带来的内涵型城镇化发展。在城镇化发展、城市集聚经济与产业结构演进的研究中，论文首先分析了城镇化发展与城市集聚经济的关系，进而分别从静态集聚经济效应、动态集聚经济效应两个方面分析了城镇化对产业结构演进的作用。

第四章介绍了英美等早期发达国家、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计划经济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国家四类国家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的历程，研究了典型国家的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互动发展模式，并总结了互动可能存在的状态。在此基础之上，讨论了互动发展的四个方面的影响因素：要素禀赋、外向程度、制度安排、政策导向。

第五章对我国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进行了具体分析。本书将新中国成立后六十多年的时间划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的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是总体而言两者的互动处于一种不健康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三十多年，我国的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显著增强，基于市场机制的内生动力逐步成为推动两者互动发展的主导力量。

第六章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互动发展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并形成推动我国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的研究结论与基本观点：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多年，我国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互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力作用的影响，不同在于：前三十年的互动是在封闭环境下完全听命于政府行政计划干预；后三十多年的互动在开放环境下对外资外贸过度依赖。当前，推动我国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互动发展实现良性互动，关键就是要在完善互动机制的同时逐步增强互动的内生性。进而提出对策建议：以增强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为根本立足点，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着力；以发挥城镇化的积极效应为重要切入点，从外延性城镇化与内涵型城镇化同步发展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