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古典经济学思维的要素

经济活动取决于数万甚至数十亿人的行为。经济学家不可能理解现实经济的全部复杂结构。为了较好地理解复杂的经济活动，经济学家不得不对现实做出某些使之简化甚至是苛刻的假设，然后，构建他们认为符合经济问题主要特征的理论模型。

对这种思维方式的核心，贝克尔曾有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精彩概括：“最大化行为、偏好稳定和市场均衡的综合假定及其不折不扣的运用，便构成经济分析的核心”，对它们的灵活运用，可以对人类的各种行为做出一种统一的解释。

拉卡托斯（Lakatos, Imre, 1970）将一种研究纲领或范式分为两个组成部分：不变的硬核和可变的保护带。对于一种研究范式的修正，只是重新调整它的保护带，而对其内核要素的改变则意味着形成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按照这种区分，最大化行为、稳定偏好和相互作用过程的均衡结构，便构成新古典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内核，而它的保护带，按照克努森（Knudson, 1986）的说法，可以分为三部分：（1）行为主体所面对的特定环境约束；（2）行为主体拥有的关于环境的特定信息；（3）研究特定的相互作用过程的方式。

下面我们逐一对新古典经济学思维方式的三个内核进行考察。

一 效用最大化

贝克尔所说的“追求最大化行为”是指行为主体目标函数的效用最大化，即受预算限制时，行为主体以求达到的最大满足。与传统理论不同，贝克尔的效用最大化包括这样两层含义：其一，它是从消费活动中获得的满足最大化，而不是为了物品本身。其二，它能相容于非理性行为。

传统理论认为物品本身的选择构成最终消费行为，贝克尔则认为这只是产生满足的手段而不构成最终的经济行为，如消费者购买汽车并不是为了汽车本身而是为从中得到满足感。因为同样是买车，甲获得的是“交通便利”的满足，乙则为了满足“炫耀性”的社会地位。由此可以看出，物品本身只是满足人们的工具和形式，必须随消费活动偏好的改变而改变。除了市场领域的物质产品和服务的享受之外，受人尊重、社会地位、名誉、知识等非市场领域的“社会价值”也可能是效用的源泉。换言之，个人效用函数不仅包括经济变量，还包括非经济变量。贝克尔是一个基数效用论者，为了计量非市场行为效用的大小，他还引入了影子价格和机会成本的概念。在这里，非市场领域投入要素的影子价格和市场领域投入要素的货币价格相对应，而二者都通过使用稀缺资源的机会成本来加以衡量。按照贝克尔的说法，“影子价格和市场价格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假使一个人仅有的稀缺资源是其有限的时间，那么，这些时间将被用于生产纳入其效用函数的各种商品，目标是使效用达至最大。即使在不存在市场的情况下，每种商品直接或间接地都会有其相应的边际‘影子’价格，亦即生产该商品每一单位变化所需要的时间；在均衡点，所有商品的价格之比必定等于边际效用之比；任一商品相对价格的增加——每增加一个单位该商品所需时间的增加——将减少该商品的消费量”。

贝克尔的创造性贡献还表现在他力图证明，非理性行为也可以有效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与效用最大化不相矛盾。借助于生物社会学观点，贝克尔认为把经济理论与自然选择原理结合起来，就可以解释最大化行为的支配地位。也就是说，在最大化动机的背后，最终起作用的是自然选择原理。例如，厂商行为实际上源于投入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对要素利用机会分布的影响，而非源于理性行为本身，甚至非理性厂商也倾向于对投入品价格的变化做出理性反应。贝克尔故而认为，阿尔钦（Aichian）及其他研究者推动的“生存分析”的巨大建树并不在于说明生存下来的厂商的行为一定要使利润最大化，而是在于说明非理性厂商的决策受预算限制（即对行为的资源限制）。据此，贝克尔将家庭或厂商的非理性行为纳入理性选择理论的前提是：即使非理性的决策单位也必须接受现实，而且不能保持一种不再处于它们的机会集合之内的选择。例如，某些商品的价格的补偿性增加将会使消费机会转向其他商品；某些投入要素的价格的补偿性增加将使生产机会转向其他投入要素；某些职业的吸引力的补偿性下降将使就业机会转向其他职业。因此，“非理性单位因机会的变化往往被迫做出理性的反应。例如，由于一种商品的价格上升会使机会转向其他商品，即使冲动地行为，购买这种商品的机会也会更少，所以，冲动家庭具有趋于倾斜下降的需求曲线”。也就是说，家庭以怠惰、冲动或其他非理性方式行为时，市场运行仍是理性的。贝克尔对此做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市场理性与家庭非理性相容如同分子运动的理论不是大型物体运动的简单再现：“宏观物体的平缓的、‘理性’的运动是无数的反常的、‘非理性’的微观物体的运动造成的。”

与这种最大化假设的一般化相适应，我们可以用一种拓展的效用函数来表述这种行为假设。经典的效用函数是：

其中，xI表示个人可能选择的第I种商品。这个行为人将会在下述约束条件下选择使此函数最大化的那种商品组合：

也就是说，这种商品组合是这个人在市场价格Pi和其可支配收入M约束下可以选择的。

即使是不存在市场价格，我们也可以提出如下的最大化问题来使效用最大化的思考方式一般化，即令：

其中，Zi表示会给行为人带来某种满足的第i种商品。每一种商品Zi都有如下的生产函数：

其中，Xji表示第i种商品的生产中所使用的第j商品数量；tji是第j个人投入的自己的时间；Sj是第j个人的人力资本；最后，Yi表示其他尚未具体指明的投入物。

这里所说的“商品”Zi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指称个人可以用于“生产”满足的所有有用的事物。以贝克尔的话来说，包括“孩子、名望和尊严、健康、利他和快乐的感觉”。

显然，并非所有的Zi都有一个市场价格。某些Zi可能仅仅只是对致力于生产它们的这个人具有某种主观价值，但却不可能推向市场。因而，我们可以假设每一种Zi有其可计算的“影子价格”πi。这种“影子价格”取决于Zi的生产成本。如果Fi（·）是Xji和tji的一阶齐次式，那么，边际成本将等于平均成本，影子价格可表示为：

式中，Pj为Xj的生产成本；wj为tj的成本；αji和βji分别为投入—产出系数。这些系数取决于一组相对价格P、成本W、人力资本S和生产中涉及的其他投入要素Y。

这样一来，“拓展的效用函数”不受市场价格的限制，但要受下列方程的约束：

其中，πi是这个行为人所生产的第i种商品的“完全的或拓展的价格”（the complete or extended price）；W为行为人的“完全收入”，在理论上可以定义为当事人通过合理分配时间及其他资源所能获得的最大货币收入量。自然的，这一收入量取决于许多因素，“收入的形式也是难以捉摸的”。

按照贝克尔以对效用函数的这种拓展，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可表述为：

简言之，把原来的效用函数拓展为新的效用函数，是三重转换的结果：（1）把原效用函数中的物品xi转换为能带来某种满足的任何东西Zi，并仍称之为“商品”；（2）把市场价格pi转化为影子价格πi，而这种影子价格表示每个人对能给他带来效用的商品m的主观评价的量化；（3）把货币收入M转化为完全收入W。

这样一来，所有的个人行为都可以表述为最大化效用的行为。

约束的存在体现着经济学家的这样一种信念：理性的经济人不会去追求自相矛盾的目标，不会把“因为我渴求它”作为行动的充足理由和确证基础，也不会把那些通过自己直接或间接努力仍无法实现的欲望当作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不会沉溺于与手段相分离的无休止的欲望之中。

二 稳定偏好

1．偏好是“给定的”还是“稳定的”

有些经济学家把“偏好”概括为包括个人的整个价值观，在这种概括中，偏好等同于个人所追求的目的，但不必然等同于个人利益。这种处理方法，不同于经济学中常见的那种看法。那种看法把偏好视为个人所追求的狭隘的自私目标，不给其他价值或目标留有余地。然而，虽然把“偏好”指称为价值观可以容纳更为丰富的内容，但它本身将涉及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如果采用一种健全的理性概念，那么，经济学不仅要求行为者的“理智”成为其理性化行为的原因，而且要求作为其理智基础的行为者的意图，也是被理性地支持的。或者说，对偏好的内容本身也要进行理性的审视。

经济学家通常不想涉及这些复杂的问题，因而，把“偏好”简单地解释为“欲望”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并进而假设它对经济学是一种“给定的”前提。也就是说，把“偏好”视为是经济分析的最终起点。在他们看来，使理性选择框架的解释得以发生作用的，不是偏好的内容而是偏好的正式结构。这种处理方式力图把人类目标和动机假设的争论保持在最低程度内。

布坎南（Buchanan）的说法具有典型意义：“我们假定作为普通（合法可交易的）物品和服务的买主和卖主的个人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偏好进行选择的，无论这些偏好是什么，经济学家都认为他不必深入探索这些偏好的内容（个人消费函数中的论点）。个人本身就是评价的源泉，经济学家的任务则是为未经研究的偏好最终转化为复杂的结果这一过程提供一种可理解的解释。”

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对经济现象的解释过程，一旦问题最终归结为不同的人或不同时代的人之间的偏好差异时，便应结束讨论。对偏好形成问题的探讨应当交给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去研究。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只是从偏好给定的假设入手，分析各种不同的偏好对产出和价格的影响，并评价市场的互动过程如何满足个体和家庭的偏好。

最近20多年来，经济学家不愿意讨论偏好形成的观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始于贝克尔和施蒂格勒（Becker and Stigler, 1977）。这种变化的一种结果就是，经济学家从偏好给定的假设转变为偏好稳定的假设。“偏好稳定”的具体含义是：虽然可以利用物品、劳务、时间等要素投入来实现个人生活的实质性目标，但这种目标本身与某种具体要素之间并无确定的对应关系；人的实质性生活目标根本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因而，无须假设个人的偏好会随时间而变化；会变化的是个人满足偏好的能力和方式。所有的人都从基本相同的偏好中获得效用（即人际间偏好的相似性），只是不同的人创造“快乐”的能力不同。而这种能力受个人资源禀赋价值的约束。因而，我们可以把这一假设在理论上表述为效用函数中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函数关系。

2．偏好结构与满足偏好的方式

对于这一假设的理解，应注意区分“偏好结构的稳定”与“满足偏好方式的变化”。

按照贝克尔等人的观点，在理论上要确认偏好结构的稳定性，可以通过在经典效用函数的基础上把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引入偏好研究之中来给予说明。例如，在式（2-3）中直接引入这些新的变量之后，在任何时点上，这种拓展的效用函数不仅取决于所消费的各种商品和服务，而且还取决于该时点上个人和社会资本的存量。具体地说，在时点t上的效用函数为：

其中，前三个自变量表示不同的商品；Cpt为个人资本，主要表达个人当前的选择与自身未来欲望之间的递推关系，包括有关影响当前和未来效用的个人经历；Cst为社会资本，表示其他人的行为和态度对这个人的欲望和偏好的影响。例如，人们都想从家人、朋友、同辈人那里获得尊重、认可和荣誉等，这就促使我们把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尽量靠近他们的评价标准。

这一效用函数本身是独立于时间之外的，因而，即使时间在变化，它总是消费品和资本存量的稳定函数。式（2-7）所表示的拓展效用函数之所以是稳定的，仅仅是因为形式上它充分考虑到个人过去的经历和其所处的社会力量的影响。

如果个人现在的选择会影响到其未来的个人资本和其他资本的水平，那么，未来的效用函数仍然不变，但效用水平却会发生变化。例如，按照这种效用函数来理解，听音乐者关心的是从音乐欣赏中所得到的乐趣这一更基本的需要，而不关心听了多少小时。之所以会增加听音乐的时间，那是对音乐体验进行投资，以增加从每单位时间的音乐欣赏中所得到的乐趣。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希望把效用函数的变化说成是听音乐的结果，那么，我们必须假定，在人的大脑中，存在着一种闻乐声而生快感的生产函数（此函数会随着体验的多少而发生变化）。这样的理论处理，不过是把所谓的“感受”从效用函数转移到假设的新生产函数之中而已。

然而，这种转移使经济学家可以对“偏好结构的稳定”与“满足偏好方式的变化”做出清晰的说明。

因此，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内在偏好的稳定结构会表现出多样化的灵活形态。例如，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一个人不断地接触某一种刺激物就会得到“消费资本”，即获得提高有关商品的消费“边际生产率”的一系列知识和态度，从而增加对它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爱好是通过体验新的经验而获得的，但它所体现的是对消费活动的爱好，而不是对商品本身的爱好。因而，考虑到时间价值的变化，当消费者以新产品取代旧产品时，改变的只是满足这种偏好的方法，他的偏好结构（亦即需求结构）却是相对稳定的。特别的，人们随着年龄的增大而逐渐趋于年老时，时间价值相应提高，取消投资（废弃旧产品）的代价就越高，而重新投资（购置新产品）的收益性也就越低，爱好也就愈趋稳定，甚至“固定下来”。

从影响偏好的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存量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这一意义上来说，只是由所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数量本身决定的经典“效用函数”是不稳定的，因为它会随着资本存量的变化而变化。而拓展的效用函数表明：个人之间之所以会有不同的经典效用函数，仅仅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禀赋的不同。但他们的内在偏好或偏好结构仍然是基本相同的。

3．偏好稳定假设的某些直观基础

前述表明，拓展的效用函数不过是把所谓的“感受”，从效用函数转移到假设的新生产函数之中而已。要是把效用函数视为一个演化着的结构，看来更简洁。正因为如此，提出“偏好稳定”假设的贝克尔和施蒂格勒认为，决定个人偏好模式的基本嗜好可以视为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换言之，人们的基本爱好是由人的生物本能和社会本性所决定的，亦即是由生物学因素和社会学因素所规定的，因而，这种偏好基本上趋于稳定。

依照此理解，我们可以给偏好稳定假设提供一些粗糙的经验或直观基础。人，作为动物，其生存必然提出的自然的需求结构，可用“衣、食、住、行”之俗语来概括。这种结构必然要对其偏好结构施以稳定的生理学限制。除此之外，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对社会认可的渴望（对生存价值的确认），也必然构成个人偏好的必要组成部分。

对于这种偏好结构，我们可以援引塔式“需要层次论”来说明。按照这种理论，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角度对需要（wants）本身做出多种区别，划分出各种类型。在这方面，最著名的理论是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金字塔式的“需要层次论”。人的需要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1）生理需要，包括衣、食、住、行等维持生命机体的最基本需要；（2）安全需要，即要求职业稳定、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等以免于危险或恐惧的需要，这是较高一级的物质需要；（3）爱的需要，包括友谊、归属感、希望得到关心或照顾等需要，这是人际型的安全需要；（4）尊重的需要，包括自我尊重（如独立、自主、自信）和社会尊重（如地位、名誉）；（5）“自我实现”的需要，包括对真理、完美和人生意义的追求。马斯洛之后所提出的各种有关理论不外是把他的有些层次划分做一归并或修正，或强调某些因素而已。不论我们怎样排列这些需要或加以分类，对其中任何一种需要的满足都构成个人的利益。

如果我们承认这种理论的合理性，那么，生活环境会对个人利益和偏好的变化施加客观的限制。在这种意义上，“偏好是竞争中被筛选出来的”。偏好不是随意给定的，他们必须面临着一个连续竞争的严峻考验。在各种文化中，每一种社会角色都与一种特定的消费模式密切相关。例如，属于类似收入档次的会计师或律师，通常都具有相似的消费模式。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一般居民而言，律师们倾向于在着装上相似，属于相同的社会俱乐部，购买豪华的物品（诸如昂贵的汽车、住宅等）。最重要的是认识到，他们摆阔气的方式不是一种由心理上决定的现象。这种消费模式表明，人们的偏好结构是多么深刻地取决于社会结构。概言之，不同社会经济阶层之间的行为差别，主要不是由生物学所规定的不同“爱好”反映，而是不同的人生产“满足”的效率差异的反映。

4．“偏好稳定”的特定分析意义

偏好稳定假设，对经济学的分析是极为重要的。例如，如果消费者的偏好是反复无常、变幻莫测的，那我们就不可能解释他们所遵行的大部分行为，因为偏好的较大和频繁变化将会淹没价格和收入的影响。其实，人们之所以相信消费者的偏好是合理稳定的，是因为在消费者的购买量与价格和收入之间存在着可观测到的稳定关系。

这一假设为预见个人行为对各种变化的反应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可以避免研究者用偏好的变化来解释事实与理论预言之间的某些冲突。事实上，所有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相同的偏好，但是，每个人的资源储备（就广义而言）却是不同的。这种“资源储备”的主要特征是：它们有一组不断变化的相对价格，不同的社会阶层、同一社会阶层内部不同的人，根据每个人的智力和体力，根据他的家庭环境、社会圈子、受教育的程度等而变化。简言之，人们通过最好地使用各自拥有的特殊资源——根据自己所受的教育、体力、智力和对工作的兴趣，来实现自己的偏好。

例如，人们通常把消费方式的变化视为偏好的变化，并认为，消费者方式的改变是由于新需求的出现，生产者则在尽力满足这种新需求。如果遵守“偏好给定”的假设，我们就无法对这种现象做出良好的解释。偏好稳定假设却可以做出独特的分析：经济学家根本无须假定个人的偏好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就能说明新产品的泛滥、更新和加速废弃等现象。以施蒂格勒和贝克尔的话来说，在这里，唯一改变的是时间的价值，或者说是个人资源禀赋的价值。例如，消费者以新购买的物品代替旧的物品，要实现的仍然是相同的偏好，只不过是新物品能够更有效地以最低的成本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的偏好和需求结构没有变化，变化的是满足这种需求的方式。

因此，同一个人在生活的两个阶段有不同的消费行为模式，并不一定意味着他的基本需求和偏好发生了变化，消费者行为的这种变化可以简单地用这两个阶段之间消费者的资源禀赋的价值的变化来解释。同样的，当两个人的消费行为不同时，这也不意味着他们的偏好和需求完全不同，更多的是反映这两个人所寻求的乐趣方面存在能力的差异。同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行为区别主要不是偏好不同的反映，而是其满足偏好的生产效力不同的结果。人们都通过最好地使用各自拥有的特殊资源（如所受的教育、体力、智力、收入等）来实现自己的偏好。

概言之，经济学家不应该用偏好的外在变化，而应该用在时间和空间上影响价格和个人收入的相对变化来解释个人的经济和社会行为。

关于新古典经济学思维的第三个要素“市场均衡”，我们会在本章第三节详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