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庄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历程

50多年来，刘庄村集体经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历经坎坷，发展成为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排头兵。有人问史来贺，刘庄集体经济发展的“谜底”是什么？史来贺说：“俺刘庄也不是世外桃源，我们的办法是：遇事要有主心骨，不能听风就是雨。只有实事求是，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早已融入共产党员史来贺的精神世界，成为史来贺分析、解决刘庄问题的出发点和工作方法。刘庄今天所取得的骄人成绩，离不开史来贺的领导，离不开他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化险阻为平夷。

（一）萌芽阶段（1950～1957年）

这一阶段，史来贺带领刘庄人民以农业为基础，使粮棉由低产变高产，解决了温饱问题。史来贺带领刘庄村民建立农业合作社，摆脱小块土地私有制的束缚，走上合作经济的道路。这些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的形式”, “它们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正是这些“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孕育了刘庄村集体经济的萌芽。

 

新中国成立以后，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农村走上这条道路的途径就是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分散的个体农业生产“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就是通过互助组、合作社把分散的一家一户的农业个体生产“组织起来”。1951年，经过全国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争论，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比较快。全国农业合作社的数量，1951年12月为300多个，1952年6月为3000多个，1953年12月为14000多个，1954年春为10万个，1955年春为67万个。

刘庄村顺应全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潮流，开始成立自己的互助组、合作社。1950年秋，史来贺与赵修身一起创办了刘庄村第一个临时互助组；1951年4月，史来贺创办了刘庄村第一个长年互助组，他自己任组长。在该组的带动和示范下，全村互助合作运动蓬勃发展，到1954年上半年，刘庄村互助组发展到36个。1952年，史来贺担任刘庄村党支部书记。1953年4月，史来贺创办了刘庄村第一个初级合作社，他自己兼社长。1953年8月，刘庄村成立第二社，1954年5月成立第三社。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刘庄村三个初级社互帮互助。初级社内部，土地统一使用，统一规划，统一种植；推广优良粮棉品种和先进经验；发动群众，大搞积肥。刘庄村粮棉生产稳定增长。

1953年，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史来贺，开始带领刘庄村人民对多次黄河改道给刘庄留下的4条3米多深的荒沟和700多块人称“耷拉头” “侧楞坡”“盐碱洼”“蛤蟆窝”的荒地进行改造。面对这一艰苦工程，有人开始泄气：“咱这几百块地，就是干到猴年马月也不中。”但是，史来贺说：“社会主义天上掉不下来，地上冒不出来，别人也不会送来，只有自力更生干出来！咱再累，这地是死的，人是活的。咱平好一洼是一洼，治好一坡是一坡。非把刘庄整好不行，愚公还移山呢。咱一辈儿一辈儿平。八年不中，十年、二十年总中吧？”在史来贺的带领下，刘庄村男女老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肩挑车拉，踏上了艰苦奋斗的征程。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时期，由于不恰当地强调大社的优越性，全国出现了农业合作社发展速度急剧加快的势头。1955年底，参加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60%以上。特别是1956年之后，合作化步子迈得过大、过快、过急，由互助组、合作社直接过渡到高级社，后期出现了人民公社。这些脱离了当时农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1956年4月底，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了初级形式的合作化。10月底，多数省份实现了高级形式的合作化。到1956年上半年，河南省1000户以上的大社有495个。

全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急速发展的形势自然会反映或折射到刘庄及其兄弟村庄。1956年3月，刘庄村的初级社刚成立没多久，就接到上级指令，要求刘庄所在夏庄乡8个村的21个初级社合并成1个高级社，并提名由史来贺担任这个高级社的社长。面对“小社并大社”之风，史来贺坚持实事求是，不跟风。他认真分析形势，认为当时并不具备成立大社的条件；“并大社”脱离了实际，不如一村一社有利于发展生产。史来贺说：“这么多人，我是没能力搞好。”于是拒绝担任夏庄乡高级社的社长。就在夏庄乡召集万人开大会宣布成立高级社的同时，刘庄宣布成立自己的高级社。结果史来贺被批判为“目无领导”“本位主义”“怕吃亏”；刘庄的高级社也被称为“黑社”。而且，上级开会、发文件也没有了刘庄的。刘庄人没有屈服于外界压力，不发给他们文件，他们就借别村的文件看；不让开会，他们就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会议的内容和精神。刘庄人在史来贺和刘庄村党支部的带领下，齐心协力搞生产，硬是把上级不承认的刘庄高级社搞得红红火火。而夏庄乡高级社的成立由于并不符合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导致人心涣散，再加上管理不善，结果生产遭受很大损失，又不得不以村为单位分成7个小社。这时，全国其他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农民闹社、要求退社的风潮。中共中央及时指出：“一村一社是比较适当的。”夏庄乡高级社分散后，周围村的群众不无佩服地说：“人家史来贺真是有眼光，亏得没有（与其他村）合成高级社。”关键时刻，正是史来贺坚持实事求是，在压力面前不跟风、不弯腰，依然坚持“一村一社”，使萌芽状态的刘庄集体经济保存了下来。现在，刘庄人回忆起这件事情给史来贺和刘庄造成的压力时还会由衷地说：“可不容易呀！”

就在这一年秋天，刘庄遭遇灾情。大灾之年，史来贺带领群众开展生产自救，解决了群众的生活问题，巩固了当时刚刚成立的高级社，保护了刚刚萌芽的刘庄村集体经济。

（二）巩固阶段（1958～1970年）

这一阶段，史来贺带领刘庄人民克服种种困难，一心一意发展生产，提高粮棉产量，解决了刘庄人民的温饱问题，巩固了刘庄集体经济制度。

 

在土地改造的基础上，史来贺带领刘庄村民把棉花作为农业起步的突破口。1957年，刘庄成立了科研小组，史来贺兼任组长。他住进棉花试验田的小屋，与试验组其他成员一道观察棉花生长，探索病虫害的防治办法，并且开始小田搞试验，大田搞推广。刘庄村民取得了皮棉亩产53.5公斤的好收成（当时全国棉花平均亩产只有17.5公斤），成为全国的先进典型。周总理亲切接见了史来贺并鼓励他说：“高产再高产，彻底改变贫困面貌，给全国树立个榜样。”史来贺在棉花田里整整住了8年，先后培育出了抗病、高产的“刘庄1号”“刘庄2号”“刘庄3号”优良棉种。刘庄棉花年年获得丰收；刘庄粮食也实现自足，刘庄人不再吃国家的统销粮。

1958年，全国开始“大跃进”，成立人民公社，“一平二调”“共产风”以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浮夸风”盛行。史来贺和刘庄村民辛辛苦苦呵护起来的村集体经济再一次面临压力和考验。人民公社的成立，使得各村的东西都成为公社财产。村上的东西可以无偿地拿到公社统一使用。在七里营人民公社，拿别的村东西，没人负责，但是要拿走刘庄村的东西，却必须写（借）条。后来七里营人民公社解散了，刘庄凭着当初的那些“借条”，从公社要回了7万多元。这些钱都用在了村集体的积累和发展上。当时“浮夸风”盛行，公社开会布置并派人到各村指挥“小麦高产放卫星”，要求深翻土地，挖地三尺，每亩上粪100车、下种150公斤，亩产小麦7.5万公斤。工作组就住在刘庄，天天催办。相信科学种田的史来贺顶住压力，最后只同意拿出3亩地搞试验，大地仍按原来的办法种植。结果，大地的小麦获得了丰收，而试验田的小麦却因为违背作物生长规律，每亩只收了130公斤，连投下的种子都没收回来。幸运的是，刘庄只搞了3亩地“放卫星”，所以才没有造成严重损失。

1960年，我国正经历着严重的经济困难，而刘庄却获得了农业大丰收，平均亩产皮棉80公斤、粮食500公斤以上。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刘庄毕竟不是中国的世外桃源，不可能一尘不染。有人到刘庄煽风点火搞“串联”。刘庄被诬蔑为“生产党”，史来贺则被扣上“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黑劳模”的罪名。史来贺清醒地认识到：刘庄千万不能乱！乱，对于刘庄将是一个长期灾难。于是他召开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史来贺说：“毛主席说抓革命促生产，我支持。但是，农民要种地，要不，没得吃。对我史来贺有意见，可以提。谁要写 ‘大字报’，咱村拿不出笔墨钱，自己去买；搞‘串联’，不记工分！”史来贺富有智慧的教育和警告稳定了刘庄的人心；“刘庄不能乱”的决心，保证了刘庄的稳定，使刘庄人能够一心一意搞生产。

史来贺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脚踏实地的行动兑现着自己在党旗下的誓言：“为了让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让他们都过上好日子，我参加中国共产党……不怕死，不怕吃亏，跟党走，一辈子不变心，死不回头！”20世纪60年代末，刘庄已成为全国最早一批解决温饱问题的先进村，农民能“吃饱肚子，有房子住”。旧中国贫穷的刘庄，开始成为殷实的刘庄；旧时代食不果腹的刘庄人，开始了衣食无忧的新生活。刘庄取得的成绩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证明了集体经济的生命力。

（三）发展阶段（1971～1984年）

这一阶段，在稳步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深信“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史来贺带领刘庄村民，全面发展农、林、牧、工、商各业，改变单一的农业经济格局。刘庄集体经济步入快速稳步发展的轨道，刘庄成为名副其实的“小康村”。

 

薄一波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建设时说：“当年一些集体经济办得好的乡村，在70年代就先一步发展 ‘社队企业’，到80年代初，多种经营进一步发展，集体已有了较多的公共积累，并初步实现了机械化。……这些地方的集体经济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正在成为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旗帜。各省市区都有一批这样的典型，如北京的窦店村、河南的刘庄……”

应该说，刘庄村工副业的准备工作早在1964年就开始了。那一年，村集体用节省下的90元从新乡买回了3头小奶牛。面对这几头又瘦又小、走路摇摇晃晃的小奶牛，有人问老书记：“这到底是牛还是羊啊？可得看好了，别让老鼠给拉跑了！”史来贺却笑着对大家说：“有苗不愁长，没苗愁断肠，走着看吧。”后来村里又从泌阳买回6头驴。由于当时村里资金有限，买的驴都有点毛病。对此，有人笑说是“六驴七只眼，还有前栽蹄”。但是，正是从这3头走路不稳当的小奶牛和6头连瘸带瞎的病驴开始，刘庄迈开了发展畜牧业的步伐。1971年，刘庄又从新疆买回了27匹马。刘庄人辛勤劳动、精心饲养，通过自繁自养，发展起了拥有一定规模的大畜牧场，为刘庄逐步走向工业化积累了条件和资金。

1974年，村里拖拉机的喇叭坏了，想要换新的，却一时买不到。两名司机试着把坏喇叭卸下来修理，居然修好了。于是，几位青年萌生了制造喇叭的念头。他们得到了以史来贺为首的刘庄村党支部的支持。那时候，没有车床，他们就靠土办法搞起了生产。史来贺同年轻人一起搞起了试验。经过反反复复的琢磨和试验，终于造出了刘庄的第一对小喇叭。随着技术的成熟和设备的扩大，刘庄一年能生产小喇叭3万对，畅销大江南北。看似不起眼的小喇叭却真正拉开了刘庄集体经济工业化的序幕。看似一个偶然事件，其中却蕴涵着必然性。因为，史来贺早就一心认清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道理，早就下定了带领群众致富、让群众过上幸福生活的决心。即使不是从办机械厂开始，刘庄人也一样会找到其他发展工业的突破口！

1975年是“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刘庄被指责为“唯生产力论的典型”。在谬论面前，一心带领群众致富的史来贺说：“他们造他们的反，我们生我们的产。”他召集全村党员干部开会，针对“要苗与要草”“要穷与要富”的问题展开讨论，使刘庄村的党员干部及群众统一了思想。他们顶着压力埋头发展经济。继机械厂之后，刘庄村民先后又办起了面粉厂、冰糕厂、食品加工厂、造纸厂等村办工业企业。尽管其中不乏失败的教训，但是刘庄村的工业不断地发展、壮大着。或许那时候，人们不会意识到，刘庄人正通过自己的辛劳和智慧创造着河南省第一个“小康村”。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大多数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国家大形势再一次将史来贺和刘庄人推到历史关头：在全国实行土地承包到户的情况下，刘庄的土地、村办企业到底是分还是不分？刘庄村到底该走向哪里？

史来贺和刘庄村党支部反复学习、不断琢磨中央文件，不断地观察周围村庄的形势。党支部开会，学习中央文件可谓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一句话一句话地学。中央提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允许有多种经营形式。史来贺就领着刘庄党支部思考、研究：啥叫实事求是？啥叫因地制宜？啥叫根据不同形式？啥叫结合实际？咱刘庄是啥形式、啥实际？一年中，通过不断研究、思考，他们认清了刘庄的实际。第一，当时刘庄的农业机械化是比较先进的。那时刘庄已经有了联合收割机、播种机，已经形成了100亩的农田9块以及与之配套的水渠。在这种情况下，分田到户就会造成大部分农业机械派不上用场，势必影响刘庄机械化的进程，因此对刘庄来说不适合。周围的兄弟村庄在当时采取了一分了之的形式，结果很多大型农业机械不得不低价处理掉。第二，刘庄相当一部分人已经转移到了工副业，集体经济已经有一定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提倡一分了之，势必会影响工副业的发展，从而阻碍生产力的进步。

吃透了中央精神、认清了形势的史来贺和刘庄村党支部又开始把中央的精神拿到群众中进行讨论。当时，史来贺走到群众当中，故意试探性地说：“咱分了吧？你看人家分了的，多自由，愿意上工就上工，不愿上工就不上。”群众赶紧说：“那可不中。咱要是分了，咱的拖拉机咋办？那不还得用铁锨挖地？这不是倒退了吗？”经过两年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刘庄的干部、群众认清了形势，作出了自己的决定。史来贺在群众会上提出：“谁愿意分，可以分给你土地。但是，工厂不能分，机械、车队不能分。”刘庄群众没有一个人愿意分。认清了前进方向的刘庄人，在史来贺的领导下制定了“集体经营，继续前进”的工作方针。在紧要关头，“实事求是”再一次保护了刘庄集体经济。

到1980年底，刘庄已经实现了总收入205.5万元，其中工业产值占60%以上，人均收入达1708元，成为河南省第一个“小康村”。从1981年开始，刘庄村年年以优异的成绩向国家汇报经济发展情况。设想，如果当时刘庄随大流，采取简单地“分”的办法，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可能只是一个和全国大部分农村一样景象的刘庄，而不是这个富裕、民主、文明、和谐、家家住4层别墅的社会主义小康村。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历史可以给我们提供丰富多彩的启示。

（四）壮大阶段（1985～2002年）

在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史来贺带领刘庄人找准高科技制药厂这一突破口，使刘庄集体经济一年上一个新台阶。华星药厂的不断发展，使刘庄集体经济不断壮大。

 

1984年，史来贺和刘庄村党支部开始进行考察论证，选择促进刘庄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突破口。史来贺与技术人员一起进行市场调研。他们考察了很多项目，如糖厂、冰淇淋厂、纤维板厂、玻璃钢厂等。通过市场考察，这些项目一个个被否定了。史来贺清醒地认识到：“经济要振兴，农民要富裕，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向科学技术要发展、要效益。”

1985年，刘庄村的公共积累已达到1500万元，集体总收入达630万元，人均集体分配1300元，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原首富”。但是，史来贺和他的父老乡亲并没有让成绩成为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而是让它成为创大业的“基石”。

以史来贺为首的刘庄村党支部认真分析了该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并且进行了广泛的市场调查和科学论证，决定引进一项高技术生物工程，生产当时我国还不能满足市场需求、需要从国外进口的成品原料——肌苷，并建立华星药厂。史来贺说：“开过药铺、打过铁，什么买卖都不热。”不过，农民搞高科技产业似乎是天方夜谭。有人不无担忧地问史来贺：“这高、精、尖项目，咱农民能搞得成？”史来贺满怀信心地对刘庄群众说：“事在人为，路在人走，业在人创。人家能干成，咱也能干成！”作出决定之后，他们马上开始行动。刘庄人开始筹建自己的药厂。资金不足，他们就依靠集体积累和社员集资；没有设备，他们就自己动手设计、制造、安装（华星药厂的所有设备几乎都是刘庄人自己制造安装的）；技术不足，他们就派人到天津、无锡学习，还从那里的研究所聘来搞生物发酵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经过几百个日日夜夜的奋战，到1986年5月20日，华星药厂建成投产。药厂投产以后，却遇到了染菌问题。这给刘庄造成了一定的损失，甚至有人说：“刘庄要砸锅就砸在药厂上。”看着一罐罐发酵液被倒掉，不光村民们心疼，药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也心疼。但是，史来贺并没有放弃。由此，他深刻认识到把刘庄人教育好的重要性。他说：“把人教育好比啥都强。”他和技术人员一起加班加点检查设备、分析问题，终于找到了染菌原因并研究出了解决染菌的办法，提高了肌苷发酵单位，使肌苷生产达到国内同行先进水平。

1989年，国内生产成品药的医药企业多，而生产原料药的企业却很少。刘庄村党总支决定抓住机遇，抢先上一条抗生素生产线。但是，一些群众、干部却认为一分厂已见效益，害怕决策失误造成血本无回，所以不愿冒这个风险。史来贺深知时间就是机会，失去时机就等于失去市场。刘庄群众不接受上药厂分厂项目，他急得心头冒火。他明白这是“小富即安”的小农思想在作怪，是刘庄群众害怕担风险。为了尽快筹集资金，抓住机遇，使刘庄经济再跨上一个大台阶，史来贺毅然与全村人签订了一份“不平等合同”（见图2-1）。这份合同上写着：“史来贺同志提出建华星药厂第二分厂，因多数人（想）不通，让社员讨论：谁建厂叫自报，结果干部、社员没人报。在这样的情况下，史来贺同志自报建厂。经刘庄党总支、村委会、联合社讨论决定，并经社员大会通过，同意史来贺同志在刘庄、用刘庄的地建华星药厂第二分厂以及第二分厂的资金再建新厂。建厂由史来贺同志建，资金由史来贺同志筹集，厂建不好，经营不好由史来贺同志负责，不让家庭和个人负责赔款；厂建好了，经营好了，史来贺同志交给集体。”“不平等合同”使刘庄群众吃了“定心丸”。厂子建好了，经营赢利了，史来贺把工厂及全部收入交给了集体。

从此，华星药厂不断发展壮大。1993年，建成青霉素钾、青霉素钠生产线；1995年，开始生产红霉素；1998年，氨苄西林投入生产；1999年底，技术含量更高的生物发酵分厂开始建设。刘庄村的支柱企业——华星药厂开始向多元化发展，集体经济的活力不断增强。现在的华星药厂，不仅是我国最大的肌苷生产厂家之一，而且是国内最大的抗生素原料药品生产基地之一，生产的抗生素系列产品畅销国内外。

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使得刘庄村集体经济实力更加强大，人民生活更加富裕幸福。

（五）新跨越阶段（2003年至今）

在这一阶段，刘庄经历了老书记逝世、领导班子换届、世界性经济危机等重大考验。也正是在这一阶段，新书记史世领带领刘庄领导班子继承和发扬史来贺精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现代农业，大力创新，发展循环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应对经济危机，推动刘庄集体经济再上新台阶，展现了集体经济的强大生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良好的抗危机能力。

 

2003年，史来贺逝世后，刘庄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班子，实现了平稳过渡。以史世领为代表的刘庄新领导班子带领全村群众按照老书记史来贺勾画的宏伟蓝图，通过多种途径、多种方式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建设更加美好的刘庄。

工业反哺农业，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刘庄农场有耕地1050亩，生猪存栏数达1000头，高产奶牛近200头。立足于这一基础，刘庄人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发展农业。农场购进了大型收割机、全自动喷灌机、拖拉机、挖掘机、装载机、播种机等大型机械几十部，粮食亩产保持在1000公斤以上，经营管理者只有19人。机械化、水利化和科学种田、科学饲养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在刘庄成为现实。

刘庄人坚信，只有落后的技术，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失败的企业，没有失败的产业。为了使刘庄集体经济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刘庄党委领导刘庄人坚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方面，他们继续把产品质量放在首位，围绕节能、减排、降耗和村级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在工业产品品种和规模上进行双向扩展。特别是2008年出现经济危机和国家出台限制抗生素政策以来，在刘庄党委的领导下，华星药厂积极调整产品结构，拉长产业链条，使生产能力保持了较好的状态，有效地抵制了经济危机对刘庄经济的影响。为了适应华星药厂快速发展的要求，2006年，刘庄投资3820万元用于新增10万吨玉米转化扩建项目，购进自动化流水线生产设备。项目竣工后，淀粉年生产能力达到12万吨，全部供应华星药厂。目前，该厂的核心工程装置都是引进世界一流的设备，升级改造工程已投入运行，设备运转性能良好。

立足于科学发展观和循环经济的发展要求，刘庄把追求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结合起来，探索出了一条生态良好、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能力强的发展道路。2004年，他们投资2亿元，建成日处理生产、生活废水6万吨能力的大型水处理厂。现在，通过微生物技术处理后的工业废水与生活废水，达到无害化国家排放标准。

在坚持集体经济发展道路、坚持全体村民共同富裕的前提下，刘庄党委与刘庄人民积极探索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他们先后入股北京、上海等地的企业，并与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合作，由华星药厂等投资组建了河南绿园药业有限公司。绿园药业总投资达10.8亿元，由核工业第四研究设计院负责工程设计，立足于高标准、高起点，瞄准国际先进水平，严格按照国家GMP规范进行设计、施工和验收运行，同时达到美国FDA和欧洲COS等国际标准。该项目分为3期，主要生产半合青系列产品、头孢系列产品、克林霉素系列产品、山梨醇、克拉维酸钾、舒巴坦钠及苯甘氨酸邓盐等其他5大系列产品，30多个品种，产品主要销往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同时，绿园药业采用了先进的绿色环保生产工艺，产品技术指标高，主要原材料消耗低；配备了国内外最先进的高效、环保设备，工艺过程全程封闭运行，杜绝了生产过程中的任何跑冒滴漏，保证了源头治理效果；强化智能自动化控制水平和监控系统，使整个生产过程完全处于可控平稳运行状态，保证了工艺的优化目标和生产的安全运行，可以完全杜绝人为可能发生的任何生产事故；广泛采用了环保节能先进技术，如高效蒸馏回收和尾气收集回收技术，在各车间全部配置了尾气收集、吸收及回收循环系统，保证了尾气的排放污染为零，同时还显著降低了溶媒消耗，真正坚持了发展循环经济的原则，生产过程达到了节能、高效、绿色环保，保证了零污染和完全达标排放。

刘庄新的带头人史世领一直强调：“创业难、守业更难；要想守好业，必须创新业。”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过程中，刘庄党委始终注重创新、鼓励创新。他们放眼全国、全球找差距，努力超越自我。在追求绿色GDP，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刘庄走出了一条对引进技术、设备的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路子。同时，他们专门设立了“创新奖”，奖励那些提出推动刘庄发展创新建议或者在生产中取得创新成果的村民和职工，刘庄群众以更加饱满的精神和意志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刘庄。

现在，刘庄已成为国内最大的肌苷和抗生素、维生素原料药生产基地之一，产品出口总量在全国同类产品中名列前茅。刘庄产业结构实现了从低技术、粗加工到高技术、精加工，从劳动密集型到资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刘庄走上了大投入、高效益、集团化、可持续的发展道路。2007年，刘庄出口创汇达11422万美元，上缴税金达1.98亿元，人均纳税达11.5万元。2008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刘庄出口创汇有所降低，但销售收入依然达到19.8亿元，纳税总额为1.36亿元，人均纳税为8万多元，农民现金分配达到1.64万元，福利增加到49项，农民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元。仅2006～2010年5年间，刘庄上缴税金就达5亿多元；201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6万元。目前，全村固定资产超过20亿元，较2005年增长1倍以上，为刘庄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村民的富裕幸福增添了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