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避孕药物的广告

〔韩〕俞莲实

广告与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也就是说社会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热点问题会对广告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在广告中反映出来。因此可以从广告的背后挖掘到许多具体的社会行为与价值取向。民国时期生育节制思想的传播和有关节育医疗服务的推广，给城市居民的生活带来了积极的变化。商人敏锐地掌握这些变化，通过各种媒体极力宣传避孕药品以及节育用具，由此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节育广告。本文试图通过民国时期避孕药物以及节育医疗服务广告，探讨下面四个问题：（一）就避孕药物广告本身而言，其基本形式为何，避孕药物广告采取何种诉求方式？（二）节育药品的普及和消费程度如何？（三）避孕药物广告所反映出的观念和行为究竟是当时社会中十分普遍的现象，抑或只是小部分人们的想法与做法？（四）避孕药物广告和社会性别问题，尤其避孕广告中所反映的性文化有哪些特征，这对妇女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本文将避孕药物和节育医疗服务广告分为中医和西医两大类，对各种广告的具体内容逐一进行考察。然后，又对这些广告陈述中反映出来的生育观念变迁以及城市居民生活的特殊面貌进行分析。

一 中医避孕药物广告

随着避孕知识的传播，各种报纸杂志争相刊登避孕药物的商品广告。山额夫人访华演讲之前避孕药物的广告虽然不多，但并不是一无所有，在1921年的《申报》广告上，我们可以发现一种避孕丹药，这就是饮和室公司独家创售的“外按停孕金丹”。其广告有两种：

 

例一：为妇女患下述五种病情者必用之圣品：有难产症者；生产已多者；病后尚未复元者；身弱不宜生育者；生育过密者。此丹具有杀菌消毒之功，凡男子偶入花丛，用此金丹可免传染花柳毒之患。详细说文，函索即寄。价目每打十元，每盒五元，试用一元。

例二：妇女怕屡次生产；生育太繁；多产难产；病候生产；白带症者，请速购用外按停孕金丹，价目每打十元，每盒五元，试用一元。此丹为中西上流仕女最信任之品，每年用此丹而得平安避疾者不下数十万人，但切须认明本公司牌号，以免误购伪品。贵客欲知详细可来函索阅说文一份，自当惊其效用之伟大也。

 

这两种广告的诉求大致相同，使多产、难产、身体病弱的妇女摆脱生育痛苦，但第二种广告强调“须认明本公司牌号，以免误购伪品”。可见，假冒外按停孕金丹的避孕药品已在市场上流通。外按停孕金丹是一种应用传统避孕配方所制的中药。此药品的效果究竟如何虽然难以得知，但估计传统避孕配方的成分效果可能不是很明显。不过，我们应注意“停孕”的字眼，这意味着外按停孕金丹是一种永久性避孕药，即是有绝育效果的药品。长期服用此药的话，妇女很可能丧失其生育机能，不能再次生育。可实际上，一般避孕药品的效果是有“时间性”的，只在用药的短暂时间内避免受孕，不用时仍能恢复女子的生育机能。因此西方避孕药品的广告多用“时间性”和“女子仍不失其生产之本能”等字眼引人注目，这些话语特意用来修饰西方避孕药品的科学性和专门性，与传统“停孕药”有效地区别开来，在争取广告差别化方面获得优势。

尽管传统避孕方药的权威遭受西方避孕药的重大挑战，可中药商并不袖手旁观，而是积极应付市场需要。中药商尝试制作与女性服用的停孕药相配合的解除避孕方药，使得避孕妇女在希望生育时恢复生育能力。在此方面，瑞华制药公司制造的“节育停孕丹”（后改为节育避孕丹）和“安坤种子丹”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据该停孕丹广告称，“此丹功能避孕、节育、补血、强身，虽生产过多之妇女，购服此丹一料五元，立即停孕。如一受孕者可服千金截孕丹每月一粒，每粒五元。倘停孕后仍欲受孕者可服安坤种子丹一料四元，即能照常生育。恢复生育功能的药片一起”。还有一种德法老药方制作的“免育仙丹”和“百补坤道丸”，其广告说：“凡孤阴则不生，独阳则不长，阴阳常和受孕不免，惟身弱多病、生育过多不宜生育偏偏容易受孕，且有难产密切关系，不合于生育须节制其受孕，本医生秘制免育仙丹，性质和平温而不烈，保无妨碍，连服一粒，立即停孕，万应万灵，每盒二元，每料六盒十元。停孕后，如欲使受孕，速服百补坤道丸三匣，每匣五元。”又有“节育避孕粉”和“还阳丹”，其广告称：“此粉有节育避孕之功，调经杀菌之效，虽生产素密之妇，服二料立即能停孕而体健如常，日后要受孕者，服还阳丹立能复产，每盒二元，一料四元。”所以服用停孕药物的妇女希望怀孕时，再服“安坤种子丹”“百补坤道丸”“还阳丹”等解除避孕的方药，就能恢复生育能力。由此可以肯定，解除避孕方药的生产，可更加完善传统停孕药的功效，从而使得妇女更放心地使用停孕药。

另外，我们要注意有关“通经药”的广告。对妇女来说怀孕就意味着“月经的停止”，一般妇女不愿意生育时，没有直接说“避孕”“打胎”“流产”之类的话，而非常含蓄地说希望“恢复月事”“通经”。因此，如果有意识地让孕妇服用中医的通经方药就会导致流产，因为通经方药旨在“下淤血，通经脉”。明清江浙中医医籍中“通经方”的种类颇多，其中较为常用的为“通经散”。据明末短篇小说集《贪欢报》第一回《花二嫂巧智认情郎》的故事，用“通经散”而堕胎之法在明末松江府华亭县民间已广泛运用。可见，妇女用通经药堕胎之法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到了近代，通经方药的生产和销售更商业化，在《申报》上常常出现“万应通经丸”“千金通经丸”“停经敌”等有关通经药的广告。这些广告宣扬“停经数月或干血痨以及生产体虚”的妇女，服用此药之后保证通经、身体健康，并没有直接表达避孕或堕胎功效。然而从利昶西药行的“避孕丸”广告中可知，他们完全把通经药当成避孕丸来推销。据“避孕丸”的广告称：“滋补健身奏效万妥，凡因病停经者保可通经”，可见，“通经”和“避孕”是互相通用的，有通经效果的药品能够当作避孕药来使用。这种情况，看有关通经的医疗服务广告更加明显，其广告中经常可见“不愿生育，保证通经”，“有孕怕育，保证通经”等叙述。1928年8月8日《申报》刊登了三家女科医院的通经治疗广告，万福医院的“通经”“避孕”广告说：“女子停经怕孕，用电疗通经，保险、时速、稳妥，平时避孕方法简单”；上海医社的“女子停经”广告也说，“本社德医博士专治各种女子停经，无论有病或怕生育，均可用打针、手术等法，保证迅速通经”；还有女科专家黄石峰在其广告中说，“妇女生产过多、体虚多病，有孕怕育，不愿生产，先生有祖传秘方，能于一星期间，负责保险通经”。以上的广告显示，民国时期除了“祖传秘方”的中医通经治疗法之外，西方医学的电疗、打针通经法也在社会上开始运用，并且这些通经法都有避孕、堕胎的功效。我们通过通经药和有关通经的医疗服务广告，可以了解人们追求节育欲望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其中反映着人们的生育观和传统中医对妇女身体的控制方式。

随着西方避孕药品的传播，中医的避孕方药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到了三四十年代中医避孕方药的广告逐渐减少，而西方避孕药物和节育医疗服务广告不断增加。不过，中医的传统甚悠久，市场上仍具有一定的消费层。尤其是民间的各种避孕偏方，长期通过民间俗文化的传播网络，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人们对传统避孕偏方的信任出乎我们的意料。许多妇女希望使用简便而效果好的避孕药物。中医的避孕方药大半是内服剂，虽然其功效不如西方避孕栓剂，但由于求易的心理和习惯，一般妇女更喜欢用口服的中医避孕药物。相反，西方避孕药物的效果比中药好一点，但大多是外用栓剂，其手续麻烦而中途废弃者比较多。另外，价格方面中医的避孕方药稍微便宜，因此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城市妇女多用中医的避孕方药。

二 西医避孕药物广告

民国时期流行的避孕药品大部分是从德国和美国进口的产品。较早期进口的是上海职工合作商店所经理的“加布西（Carbozine Tablets）”制育药片。美国节育专家山额夫人在《生育节制法》一书中，介绍美国避孕方法中最通用的“阴道置药法”，其中专门提到“加布西”药片。随着《生育节制法》的发行，“加布西”也在中国有了一定的知名度。由此，上海职工合作商店进口此药品，在1923年3月开始向中国人出售。为了产品的推销，该商店在“加布西”的广告中特别强调山额夫人名著之《生育节制法》所证明的“加布西”之节育功效，说道（图1）：

加布西药片之节育功效，详载于山额夫人名著之《生育节制法》中，系美国圣路易城加布西化学制药厂所制，为制育外用最上良药，兼能治一切目疾、咽痛、溃烂、白带、月经发臭等病，已由中华节育研究社社员试验适用。现有大批运到，由本商店独家经理，每匣二十四片，用二十四次，实售洋一元九角，外埠加寄费二角。山额夫人名著之《生育节制法》，由本店代售，每册一角。

 

“加布西”是一种防腐杀菌片，与其他的避孕药物相比，其使用方法非常简单。一般“阴道置药法”中所使用的避孕药品多用可可脂（Cocoa butter）或筋胶（Gelatine）所制，因此油脂性较强，使用起来感觉有些不舒适，并且用完后，一定要灌洗阴道取出残余的油脂以清洁子宫，所以不具备沐浴设备的家庭妇女难以使用其药品。但是，“加布西”不含油脂，可以省去灌洗手续，因此不备冲洗器具的家庭妇女也能简单地使用之。“加布西”药片的使用方法有二：（一）先取一片蘸净水中，等到饱和适当的水分，从水中取出（涂点凡士林也可以），置于阴道。如觉得在子宫内药片没有完全融解太受刺激，则用第二种方法。（二）等到药片饱和水分成糊，然后吸入“阴道注射管”而直接注射到阴道里。虽然“加布西”的使用方法较简单，但其价格每盒为洋一元九角，相当昂贵，因此一般贫民难以使用此药实行避孕。

民国时期有些避孕药片的广告受到有关管理当局的检阅而被取缔。1926年美国医药公司制造的避孕药片“史斑通（SPETON）”的广告便引起了上海卫生局的高度警觉。1926年6月2日，上海卫生局把“史斑通”广告文案的复印件和美国公共卫生局的医务专员兰塞姆医生（Dr. Ransom）关于对此问题的意见书送给美国总领事馆，请求取缔“史斑通”的广告宣传。“史斑通”的广告跟其他避孕药片的广告一样，简单说明了其药片的成分、功效、使用方法，其具体内容为：

 

临床上可以阻止怀孕的一种有效而且无害的药物，在医生的指导下，可以避孕。史斑通药片取得了医学界的正式批准。它无毒，不包含任何对身体有害的成分。它由纯粹水溶性、无害的化学药品组成，并且它是非腐蚀性的。史斑通药片当正确地存放在密封管内时将长时间保存，并且它将不会污染或者损坏亚麻制品、被单和内衣。它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抵抗传染性疾病。用法简单，放入阴道后10分钟内就会溶解。不要灌注水或者其他的消毒液，因为这会降低药片的功效。经过一段时间后，当然可以使用喷水器或者灌水注射器冲洗。许多医师向他们的患者推荐使用史斑通药片。

 

可见，“史斑通”的制造商是借西方医学界的权威，认证其药片的安全性和与有效性，进而使消费者接受和认可该药片所能实现的安全可靠的“避孕神话”。然而广告塑造的偶像，或者广告中所反映的人们的欲望和想象力总会受国家法律的限制。尤其人们所追究的欲望违背社会的伦理道德，对传统的价值趋向带来某种负面影响时，更是如此。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处对“史斑通”的广告一事，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严格处置。美国总领事馆考虑到当时上海没有美国的法庭，直接对美国制药公司进行劝告，同时把此事提交给美国检察官来采取适当的行动。美国制药公司收到上海美国总领事馆的警告之后，立即停止了“史斑通”广告传单的发行。与此同时，上海市卫生局为了防止伤风败俗的淫猥、色情药物广告的泛滥，1929年4月制订了《上海市取缔淫猥药物宣传品暂行规则》，规定：

 

（一）本市为保护人民健康维持善良风化起见制定本暂行规则，取缔诲淫医药及猥亵器物等宣传品之发行。（二）凡有下列情形之广告等项刊物均在取缔之列：（甲）宣传药物有避孕、打胎、壮阳等之效验者；（乙）宣传医治生殖器病之功能者；（丙）其他医药器物之经卫生局指明禁止者。（三）违背前条之规定而代为刊登之报纸、杂志由本市公安、卫生二局酌量情节依照下列各款分别处分之：（甲）告诫停止刊登；（乙）扣留刊物并得处以20元以下之罚款。（四）违背本暂行规则第二条之规定不论个人、店铺或医院，由本市公安、卫生二局酌量情节依照下列各款分别处分之：（甲）告诫停止刊登或散布；（乙）处以10元以上20元以下之罚款，并将宣传品及宣传药物没收销毁；（丙）遇有情节重大者移送法院惩治。

 

尽管如此，上海卫生局控制避孕药物宣传品的不懈努力，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难以彻底改良医药市场。1928年金山洋行注册“史斑通（SPETON）”商标并予以销售，甚至其广告词亦没有加以修改，而特别指出“凡是女子不当生产者都可用之，史斑通药片女子避孕之圣品也”。此外，更强调子宫消毒功能的“史斑通”广告常常出现在《妇女杂志》《女青年》《女子月刊》等著名妇女刊物上，声称为“出类拔萃的制育良药，绝无油脂，非常纯洁，功效确实可靠。用于白带、子宫邻组织炎及腐蚀等症为腔道消毒剂，应验如神”。

由此不难看出，药商为商利所趋，在广告宣传上过度强化“性”的因素，他们毫无避讳地说“避孕之圣品”“出类拔萃的制育良药”，甚至妇女羞于启齿的子宫疾病也公开说出来。这种情况不仅在避孕药品的广告上出现，其他“壮阳”“补肾保精”的药品广告也是如此。民国时期，在医药广告上频繁出现以性为话题的形形色色广告，有的鼓励生育，有的治疗梅毒、白浊、下疳、肾亏、阳痿、遗精等各种性病，甚至还有色情、淫秽性药品，简直可以说性文化的泛滥。这似乎反映着社会心理上的“性的烦恼”，不少男性忧虑性机能的衰弱，不少女性害怕生育，广告商掌握了社会心理这一特点，进行广告宣传时刺激人们的性欲望，以鼓动产品的消费。可见，在人们的欲望和商业利益面前，法律往往无所作为。

福华西药行所经理的“制育良友”是20年代在上海地区最流行的避孕药品，其广告屡次出现在《申报》《事实新报》等上海的主要报纸上，而且其广告内容更为丰富，把妇女产育中的酸、甜、苦、辣描写得淋漓尽致。其广告略为五种：

 

例一：节制生育一事，已成社会之普通运动。世界学者，莫不极力提倡。最近山额夫人来华演讲，举国欢迎若狂。盖欲善种，非节制滥产不可。本行为制育起见，特向德国哈德富医生，订购药锭一种，名“制育良友”，其效用能免女子受孕，兼治白带，并可免男子传染梅毒，且此药锭合有时间性，用时可免受孕，不用时仍能恢复女子天赋之本能。与市上所售之他种停孕药，其性质完全不同。每盒装贮十二枚，售洋一元，每打十元。在中国境内各大药房，凡出售西药店者，均有经售。如贵处就近无从购买，请直向上海法华国民路福华西药行函购，当班寄奉。每盒洋一元，寄费在内。汇兑不通之地，邮票可代。

例二：德国哈德富医生发明制育良友药锭为环球公认外用避孕最稳妥良药。若妇女生产过多，以致血衰体弱或体虚有难产、流产者，或儿女成群抚育不周不愿再生者，或患白带症者，一经使用诚有不可思议之功效。且若不用时，仍能生育，其优点能常用，不但得强健妇女身心，减轻经济担负，又能增进夫妇间伉俪。故自运华以来名医介绍，全国闻名，真可谓妇孺皆知。

例三：如何能增进家庭幸福？曰惟用制育良友是也。盖生育繁密，不但于家庭经济担负既重，而女子之身体，亦日益衰颓，且儿女众多，抚育不周，难免顾此失彼，故欲子女养成完全人格、优良学识，以及欲强健妇女身心，免罗难产之危险，减轻家庭之担负等，则不得不节制生育，防止滥产。制育良友为德国哈德富博士所发明，遍销各国，功效卓著，既能免女子受孕，复可治妇女白带，更可预防男子传染梅毒。每盒装贮十二锭，售洋一元。在中国境内，凡经售西药者，均有出售。如贵地就近无从购买，可直向上海国民路九亩地北口，福华西药行函购。每盒一元，六盒五元，一打十元，寄费在内，且当班邮奉。汇兑不通之地，邮票可代。

例四：最危险的是什么？俗语说：“养个儿女好比一只脚在棺材里，一只脚在棺材外。”这是表明生产危险的话，所以女子的生命完全悬系于生育的一件事上，可知生育不但是桩痛苦的事情，并且是件最危险的事情。世上不少女子为生育而牺牲，为生育而落终身的残疾。我们要免去这种危险的尝试唯一方法，就是美国山额夫人所主张的节制生育。本药房所经理的德国哈德富医生发明之制育良友，确实能够节制生育，比较用他种节育器具，尤为稳妥灵便，并且药性和平纯正，与市上所售之停孕药，其性质完全不同。每盒装贮十二枚，售洋一元，半打五元，一打十元。外埠邮购寄费在内，邮票十足收用。

例五：人口问题与节制良友——诸君知道现在的社会问题，如生活程度增高，物质恐慌，失业者众多等等，都是从人口问题发生的吗？中国人以前以四万万众多之人口自夸，谁知却是一桩笑话。因为人口虽多，没有用，不能维持生活，还不是一个多而无用的病夫国。诸君知道欧洲大战为什么发生的？简单一句说，也是人口问题促成的，所以停战后，各国学者有鉴于此，为维持世界之永久和平起见，大倡节制生育主义。最近美国山额夫人来华演讲，陈义明晰。我国各大日报争相转载，妇女杂志、家庭研究等，并特刊专号为之宣传，也可见立论的价值了。不过，诸君不要以为这是有悖于圣人无后之训，须知这实在是至理名言呢。本药行有鉴于此，为应群众之要求起见，特向德国哈德富医生定制“制育良友”一种。此种外用药锭，能免妇女受孕，并治妇女白带，兼可免男子染毒。惟有时间性，用时可免受孕，不用时仍能恢复其生育之本能，实为唯一便利之制育良药。每盒售洋一元，每打十元，邮购寄费在内。如函索样子及说明书者，请惠寄费及药料洋一角。邮票可代。

 

五种广告其形式上大致相同，首先介绍药品的发明者，然后说明药品的功效，最后附加药品的价格和收购方式。民国时期西药商常借用权威的名义来做宣传，以医师或药品发明人的学位来号召，制育良友广告即是借助德国哈德富医生的名声提高商品的吸引力，并且常常打着山额夫人的旗号做宣传。1925年6月8日的“制育良友”广告上说“由山额夫人提倡节育后，顿悟繁殖为人生之疣累”，足见由山额夫人所倡导的生育节制运动已经得到中国社会的部分认同，因此“制育良友”的药商依靠山额夫人的权威，使消费者接受或认可其商品。之外，说明药品的功效方面，药商特别强调“有时间性”和其使用上的“稳妥灵便”，以告诉消费者“与市上所售之停孕药，其性质完全不同”。这些差别化的商品特点宣传效果，足以让人相信“制育良友”的科学性。至于商品的购买方式，因为避孕是一般妇女难以启齿的问题，她们不太愿意通过面对面的接触购买避孕药品，福华西药行充分掌握妇女的这种心理，提供邮购服务。妇女可以直接向福华西药行函购“制育良友”，不必另付邮费，并且汇兑不通之处可用邮票代之，这使生活在偏僻乡镇的妇女更加容易接触避孕药品。

虽然“制育良友”的五种广告形式大致相同，但其陈述的重点各不相同，分别以“家庭幸福”“妇女的生育危险”“人口问题”为主题，呼吁节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广告不仅具有商业的意义，亦反映出时代的面貌和社会的价值取向，因此有人说广告是社会文化的缩影。如笔者下节所述，生育节制学说传到中国，在社会上引起较大的反响，中国思想界围绕着生育节制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其焦点是节制生育与妇女解放、性道德、人口、优生问题。这些生育节制的热点话题都在“制育良友”的广告上反映出来，加强了城市大众的节育观念。广告商通过长期的反复宣传，使广告所传达的信息融入人们的记忆，最后在无形中影响到人们的意识形态。所以人们反复接触“制育良友”的广告当中形成某种的节育意识，认为节育是关系到妇女健康、家庭幸福、人口控制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人们购买“制育良友”的同时，亦在消费“制育良友”所含的象征和逻辑，把节育意识运用到个人的生活实践上，而形成科学、合理的避孕习惯。

1923年2月20日，福华西药行的经理陈耀华“特禀呈内政部请将该药（制育良友）分解化验”，该药商欲取得卫生局的批准，准备把“制育良友”推销内地。经过福华西药行多方面的广告宣传，城市部分人们接受和认可“制育良友”为节育的圣品。从1923年2月在沪开始出售以来“畅销一时，甚至求过于供”，到1924年4月为止从德国续运到第四批货，可见“制育良友”市场上的反应相当良好，已成了上海地区最流行的避孕药品。

鉴于“制育良友”的成功推销，其他药商陆续出售“产儿限制万应避孕球”、“她的友（LADY'S FRIEND）”、“康妥乐（CNOTROL）”、“惟妥节育药片”等避孕栓剂。其中“产儿限制万应避孕球”和“康妥乐”是美国制造的，“她的友”和“惟妥节育药片”是德国制造的。普球西药公司正式销售“产儿限制万应避孕球”之前，把一万盒样品免费赠送给各界使用，由此受到了各界的好评，同时以打折和赠送优待券的方式鼓励消费。其广告称：

 

多子多累古有明训，盖产儿过多，小之足以影响家庭生计，大之足以阻止人种改良，此山额夫人所以有提创产儿限制之举也。本公司前由美国运到万应避孕球一种，功能节制生育，屡试不爽，兼能疗治妇女白带，预防花柳病毒。曾将样品一万盒赠送各界试用，历蒙复函称述，功效联翩不绝，足证此球之确实有效，可无疑义。兹者第二批又复运到，即日廉价发售，以供各界采用。此球每盒内装二十颗，可供二十次，应用每盒实价一元，每打十元。在此廉价期内照实价打八折，并奉赠优待券一张。到货无多，凡抱有多子多累之苦痛者，请及早购用，勿再自贻伊戚也。

 

其广告的前端特别强调生育节制和家庭经济、种族改良的问题，可见民国时期优生学的观念已在避孕药品的广告中反映出来。

百昌洋行所经理的“她的友（LADY'S FRIEND）”的广告常出现在《女青年》和《妇女杂志》等著名女性杂志上，其广告称（图2）：

 

“她的友”内含杀虫的药剂，并加入不酸化没有刺激性的药材，且给点机械的保护，自然可以困迷精虫，使之与卵子不能接合，由试验中已确实证知各种微生虫皆不能通过此油汁的药片，其他粉质的药片，易使透过精虫，仍归无效，凡女子体弱不宜生育者，赖她的友以避孕万无一失。

其另一种广告以《最可靠的节育法》为题刊登于《申报》，以“德国依诺去博士（Dr. Enoch）发明外用避孕栓剂”和“实为化学专家毕生研究之结晶”的话语来强调其药品的科学性和专门性。华商履瀛西药行经理的“惟妥节育药片（VETO）”也是从德国进口的避孕栓剂，其广告说“经医师指定必须避免生育妇女之惟一灵药”（图3）。

天津时代公司所经理的“康妥乐（CNOTROL）”，号称为“国际节育同盟会认为节育最完善之外用药”。天津时代公司在其发行的《健康生活》和《性科学》两类杂志中极力推销“康妥乐”，读者可以直接向两个杂志社函购。其广告说：

 

康妥乐为世界著名节育专家联合研究之结晶，在国际节育同盟会永久监督之下制造，经1931年第七届世界生育节制大会通过认为现代最完善之科学节育男女共同外用特效新药。康妥乐系用最精纯之原料制成，决无刺激性及其他副作用，对于性器官毫无障害，不用时照常生育，并由试验中确实证明，在一般之节育药品中，独有特殊之充分效力。

 

民国时期流行的避孕栓剂大都是女性专用的，其宣传的重点放在“生产过多”“难产”“身体病弱”的妇女，而诉求男性或男女共用的避孕药品几乎微乎甚微。不过“康妥乐”广告的最上端特别提示“科学节育，男女共同外用特效新药”，使男性懂得避孕节育是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责任。“康妥乐”每盒装30片，其价格1935年时为1元2角，到1937年略涨为1元5角。“康妥乐”避孕药品在上海、北京、香港等地均有经销处，与其他的避孕药品以上海为中心推销不同，“康妥乐”是以北平和天津为中心开拓市场，天津神功药房、北平万药房都贩卖它，使得北方地区的人们更容易接触避孕药品。

上述外用避孕栓剂的作用机理基本相同，都是药物在阴道内溶解后，发挥杀死精虫的作用，或者是由药物溶化后在阴道和宫颈处形成油膜或泡沫，使精子失去活动力，从而起到避孕的作用。外用避孕栓剂的优点是使用方便，不影响内分泌和月经，如使用正确，避孕效果也很好。它的缺点是避孕效果维持时间短，一般是一到数个小时。另外，要求在性交前将药物放入阴道的深处，待数分钟药物溶化后才能性交，如果药物没有溶解就开始性交或是在使用药物长时间后进行性交就会影响避孕效果。还有一些妇女在使用后会出现白带增多、阴道瘙痒、轻微的烧灼或疼感。那些患有子宫脱垂、阴道松弛、会阴撕裂、阴道炎及严重宫颈糜烂的妇女则不能使用外用避孕药。由于这些缺点，许多妇女实际上中途废弃外用避孕栓剂的使用，并没有实现其广告所宣传的科学完善之“避孕传奇”。

除了药锭式的避孕栓剂之外，还有一些避孕药膏的广告。20年代在《申报》广告中出现了两种避孕药膏，一个是“节育避孕香膏”，其广告称：“此膏功能避毒、杀菌、节制生育，且可疗治一切暗疾，绝无流弊，诚罕有之避孕良药。每盒一元。”另一个是“孙氏秘制避孕药膏”，其广告称：

 

此膏系孙氏独家秘制，药物贵重，功效神速，如妇女生育过多有损真元之虞，临产危险甚则性命之忧，备用避孕膏者均能脱离上述危害，并得操纵如意。倘欲恢复生育，停止此膏，仍可重庆弄璋。凡妇人体虚有天癸不调等症，常贴此膏，渐增健康大有不可思议之功用。非市上所售之各种节育药品可同日语也。用法另详说明书，务请各界注意，一试便知，言之不谬也。定价每盒大洋一元，寄费加一邮票九扣。

 

虽然我们无法了解这些药膏的成分，但很可能含有醋酸苯汞等杀死精虫和阻止精虫进入子宫腔的化学物质。这些药膏是外用的糊状物，性交前把避孕药膏5毫升左右用挤入器注入阴道深部，即可起到避孕的作用。

至于避孕用具，福华西药行经销“男女节育器”，其广告称：“德国制品，质地美软，经久耐用；分男女二种，女用每盒一只，能用二三年之久，仅节育品中最俭便无上之妙品也。用法另详，仿单价目每只一元七角五分；男用每盒六只，为避孕防毒珍品，具决不受孕之功能，每盒价洋九角。外埠当日回件，寄费不加。”另外，百灵药社也经销男女“节育避毒器”，其广告称：“柔韧舒畅不易破坏，非市上所售一用即破者可比，凡欲防免染毒者，怕生男育女者，不可缺少之品也。甲种奇形四角，乙种角半，丙种一角，每元甲三只，乙八只，丙一打，女用七角。”这两类广告中所指的男性节育器是以橡皮制造的安全套，当时称之为“如意袋”“橡皮套”“阴茎套”“康特姆（CONDOM）”等不同名称。如意袋本来是为了防止男性在色情场所感染梅毒而制造的防梅品，然而随着节育观念的传播，如意袋被当成有效的避孕手段之一，越来越推而广之了。经销商为了推销其产品，用“柔韧舒畅不易破坏”、“质地美软，经久耐用”话语来描述橡皮如意袋的舒适及安全性。不过实际上，民国时期在市场上流通的橡皮如意袋的质量并不理想，往往缺乏弹性和柔韧性而容易产生紧窄感，并且非常容易破裂、脱落而导致受孕，因此一般男人不太愿意使用橡皮如意袋。尽管如此，在市场上如意袋的销售量逐步增加。据民国时期在上海恒余洋行工作的一位职员的回顾，该药房把如意袋推销给各药房，“每盒为一罗即144只，每3只装铁盒子，即48小盒，每罗大约10元左右，生意甚佳，每天能卖出10罗以上。散装的如意袋由门店们卷装后出售”。由此可窥30年代上海如意袋的普及程度。福华西药行所经理的另一种女用节育器是子宫帽，或称为阴道隔膜。子宫帽是一种橡胶制作的圆帽状物体，把它放入阴道盖住了宫颈，使精子不能进入子宫腔，从而起到避孕的作用。如使用得法一只可用1～2年，因此可以说子宫帽是最低廉、简便而最安全的避孕法之一。可是许多妇女不习惯阴道里插入某种东西，甚至害怕子宫帽滑入子宫里无法取出，故她们宁愿冒险使用不太安全的方法避孕，也不愿使用这种麻烦的隔膜。

二三十年代所售卖的避孕药具与40年代售卖的节育用品存在一些差异。二三十年代的节育用品，主要是一些女性专用的停孕丹、避孕栓剂、避孕药膏、子宫帽等，大都是能用数月之久的口服中医避孕方药和西方的外用避孕栓剂或器具。这些药剂或器具有比较多的缺陷，有的使用手续过于麻烦，有的使用时有些疼痛和刺激而对身体造成一些影响，有的避孕效果不那么明显而常导致避孕失败。但到了40年代，一些女用节育用品就部分地解决了上述问题，亦在避孕节育技术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

30年代避孕药品大半是从国外进口的，因进口避孕药物相当昂贵，一般平民难以承受其费用。因此国内一些医疗机构与药厂为了降低避孕药物的价格，致力于国产节育用品的开发与生产。1943年三星药厂出品“节育灵”口服避孕药，其广告称：“解除妇女多产痛苦，国药制剂，避孕圣品。服法简便每月一次，停止服用恢复受孕，绝不妨碍月经房事，长期饮服节育强身。”其广告陈述中“国药制剂，避孕圣品”字眼显得十分醒目。还有，从广告图案来看，“节育灵”是一种瓶装的液体药剂（或许是个药锭装），虽然无法得知其功效如何，但其使用方法非常简单，每月只服一次能保持长期的避孕效用。实际上，随着节育运动的推广，30年代部分医疗机构已经开始自造一些节育药物。如前所述，1937年中华医学会和上海节育指导所共同开发出节育“泡沫粉”，还有北平博爱医院也制造“避妊片”，向需要节育者提供其药品。但它们是只在部分医疗机构和节育诊所为了医疗目的所提供的专卖品，并非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而大量制造的商品。不过，我们可以肯定“节育灵”推销之后，人们可以以相对低廉的价格购买国产避孕药，这为节育需要者提供了更多的方便和实惠。

40年代，国内妇产科医院开始引进国外避孕节育的新技术，以进一步提高避孕节育与生殖保健水平，满足人们的节育需求。在40年代《申报》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妇产科医师和节育诊所的节育医疗服务广告，兹举数例：

 

例一，政府注册女医师黄爱：

节育福音。四大特色：壹次手术戴上，不戴仍可受孕，不碍房事月经，舒适永久可用。近世节育学理及其方法，不胜枚举，惜类皆利弊兼半，美中不足，鲜能尽满人意，故偾事者不乏其人。最近美国妇科泰斗麦琪医学博士始有WF节育器之发明，此器之构造，基于不背妇女生殖系统之一切生理中，而使之绝对不能受孕，同时廓清前人之流弊，戴后毫无感觉，诚节育最新之福音也。政府注册女医师黄爱，诊金挂号三元。（图4）

例二，节育保健所：

1942年6月10日德国妇科专家陈愈衷医师特设节育保健所的广告说：专为体弱多育、因病不宜生育妇女而设，经过二十余次皮下注射后，确能终身不再受孕，使身心健康，且无过去安置节育环、子宫帽等或扎输卵管发生易于难取出、经来疼痛、经期延长及精神症状之流弊，一切与平时无异，为近代最新安全可靠特效避孕良法。（图5）

例三，冯俊英妇产科：

广州侨美夏葛医科大学毕业妇女科女医师冯俊英，施用美国BCR厂节育环，一次戴上即可避孕，不碍经期。（图6）

例四，上海妇科医院：

解决多产痛苦，德国妇科博士主持。本院以无痛手术，解决多产问题，绝对安全，担保毫无痛苦，不碍健康，无须住院，并治（痛经）（不育）（白带）及妇女一切疑难暗病，负责根治。（图7）

上面的实例显示，当时妇产科医院主要运用节育器、节育环、皮下注射，向希望节育的妇女提供更安全、舒适、方便、长效的避孕措施。当时使用的宫内节育器和节育环大都以金属制成，主要作用是阻止受精卵着床，以达到避孕目的。这种方法的优点是长效安全，一经放入可连续使用5年以上，而且取出节育器后又能立即恢复生育能力，因此到现在许多妇女仍在使用。我们通过上面的节育医疗服务广告可以了解，40年代中国避孕节育技术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同时这些避孕节育措施日益普及和多样化。

40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结束后，上海医药市场更加混乱无序，美货中大批医药品潮水般地涌入市场，许多西药的伪劣仿造、虚假广告宣传触目惊心。上海特别市卫生局为维护消费者和正派商家的利益，保证医药行业的良性运行，于1947年专门颁布了《上海特别市取缔医药广告暂行规则》。《规则》明确规定，所有医药广告的文字图画，须经过上海卫生局审查核准后才能发布。而且“预防性病或避妊、壮阳、堕胎及其他涉及猥亵足以影响善良风俗者”都禁止刊登广告。1947年8月，《上海市卫生局医药宣传品管理规则》正式颁布，规定“医药宣传品不得有虚伪夸张猥亵或违背善良风俗的辞句”，因此一些有关性生活产品的广告都被严格禁止。例如，1948年4月13日《真实晚报》刊登香港大中西药行出品的“强肾节育防毒爱神友”广告，其广告称：“医学博士罗漪发明，强肾节育防毒两性神药爱神友。本品为毫无刺激性外疗剂，男用能使已经衰退之机能转弱为强。女用维持红额风度青春不老，合用更能防毒避孕增强性感。”上海卫生局经过审查认为“爱神友”是一种“春药”，足以影响善良风俗，于是查封经销商的邮箱，同时取缔该药的生产销售。由此可见，40年代医药管理规则的出台确实在医药广告的整顿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随着医药广告管理规定的出台，避孕药品和节育医疗服务的广告逐渐被禁止，1947年以后报纸上越来越难以见到有关节育的广告。

三 避孕药物广告的评估

以上我们对民国时期避孕药物和节育医疗服务广告作了一些分析。其广告背后带有广告主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前者企图借助广告创造或强化后者的节育意识，读者购买某种避孕药物的同时，也消费其商品所含的象征和逻辑，以便在生活中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实施避孕。不过读者也不是完全处于被动的接受地位，避孕药物广告所塑造的“避孕传奇”“避孕神话”是城市部分人节育愿望的浓缩，没有人们的需求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避孕药物广告。总之，上述的每一则广告都蕴涵了相当深刻的意义，我们可以在其广告的背后挖掘到许多具体的社会行为和价值取向。

民国时期避孕药物及节育医疗服务广告种类甚多，在此简单地列表，见表1：

表1显示，民国时期避孕药品和避孕医疗服务广告甚多，共有28种，其中中药和中医节育医疗服务广告为11种，西药和西医节育医疗服务广告为17种。考虑到登报的避孕药物广告有限，市场上流通的避孕药物肯定超过28种，可见避孕药物已成为城市居民的常备品。20年代的避孕药品大多是中药，但随着西方医药的引进，避孕药物的种类也更加多样化。三四十年代避孕药物大多是从美国、德国进口的舶来品，进口避孕药通常会注明“本部大药房均有出售”或详列各地的经销处。中医的避孕药物大多是口服的，虽然其避孕效果不如西药，但由于其使用简便，更受下层妇女欢迎。而且，中医的避孕药大半是停孕方药，常常与解除避孕的“还阳丹”“种子丹”配合出售，使得妇女更放心地使用停孕药。相反，西方的避孕药物大半是外用栓剂，因此一定要必备洗具，这对家庭环境受限制的妇女来说是较困难的事，所以一般利用西方避孕栓剂的是经济条件较好的知识妇女。避孕效果方面，当然西方避孕药品比中药好一点，它们一般含有“时间性”，不用时仍然能恢复妇女的生育能力，更具有科学性和专门性。

就避孕药物广告本身而言，广告内容则包括药物名称、要价、购买方式，此外绝大多数的篇幅用来说明节育的合理性和避孕药品的功效。至于避孕药物广告的诉求方式，广告商常采取权威的传播方式做宣传。有的强调祖传秘方，比如“孙氏秘制避孕药膏”广告称“此膏系孙氏独家秘制”；有的以医师或药品发明人的学位来号召，比如“制育良友”广告称“德国哈德富博士发明”，“她的友”广告也称“德国依诺去博士发明”，其他节育医疗服务医院的广告更是如此，比如“上海妇科医院”广告称“德国妇科博士主持”，“冯俊英妇产科”广告称“广州侨美夏葛医科大学毕业妇女科女医师”。它们都是借助医学专家的权威，刺激人们的节育欲望，从而塑造某种“避孕传奇”。还有，民国时期避孕药品广告常常打着山额夫人的旗号，因为山额夫人是提倡生育节制的世界著名人物，她的形象便成了一种文化的象征符号。民国时期人们的记忆当中“山额夫人”这个符号代表着节育的欲望，广告商通过“山额夫人”的形象，一方面唤起社会对节育的记忆而加强节育的欲望，一方面确保其商品的权威性而达到商业目的。

另外，民国时期避孕药物广告中针对男性的广告非常少，只有福华西药行与百灵药社经销的橡皮如意袋，并且其广告往往称为“防毒珍品”“防免染毒”，这表明它既是男性节育器，很多男性也把它当成防毒品在色情场所使用。除了男女共用的“康妥乐”和男性专用的如意袋，其他26种避孕广告的诉求对象都是“生产过密”“体弱多病”“经济贫困”的妇女。例如，上述“外按停孕金丹”是“屡次生产；生育太繁；多产难产；病候生产；白带症者”必用的圣品；“史斑通”广告中称“凡是女子不当生产者都可用之”；再如，1942年“节育保健所”的医疗服务广告也说，“专为体弱多育、因病不宜生育妇女而设”。这意味着民国时期节育用品和节育医疗服务的最主要的需要者是城市已婚妇女。但从另外一个方面可以看出，避孕广告无意中向女性灌输节育是妇女单方的责任。传统的男女性别角色规范在避孕药物广告中重新强化，广告宣传妇女为了增进夫妇间的感情、家庭幸福应该主动地承担节育的责任；城市小家庭的新妇女一定要学会现代的科学的避孕方法，以此控制子女数量而减轻丈夫的负担。这种所谓时尚观念的传播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传统的性别意识形态，其中归纳起来不外乎“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男主女辅”的工作模式和“男主动女被动”的两性交往模式。总而言之，避孕本来是男女双方共同的“义务”，然而民国时期的避孕药物广告不断地把避孕的责任推到妇女的身上，对男性中心的性文化的建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那么民国时期节育药物的普及程度如何？我们今天无法确切地知道民国时期节育药物的推销量和消费程度，但从一些报章言论可知，在上海、北平等一些城市里，已有一定的需求。1926年有文章说，“自从美国山格（额）夫人来华后，节制生育运动，可以说是风靡一时。一般学者，在报章、杂志上大鼓吹而特鼓吹；上海各药房从外洋贩进来的节育器具和药片，也大销特销”。在1934年亦有文章说，“空言的反对，结果敌不过实际上的需要。生育节制终于近来比先前流行了。这虽然不能用数字来证明，但从出卖节育器和药品的地方之多和讲节育法的书籍的流行上可以窥见一斑”。然而，从民国时期节育用品的价格来看，不是城市每一个阶层的人们都能够购买避孕药物。民国时期进口避孕栓剂和节育用具的价格相当昂贵，制育良友为“每盒装贮十二枚，售洋一元，每打十元”；产儿限制万应避孕球为“每盒内装二十颗，每盒实价一元，每打十元”；康妥乐为“每盒装三十片，每盒一元五角”；女用子宫帽为“每只一元七角五分”；男用如意袋为“每盒六只，洋九角”。对照当时普通工人家庭的收入状况，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这些价格的意义。1928年上海各业工人每月平均收入，男工从15元到44元，女工从5元到29元，童工从6元到15元不等。工人家庭的平均每月支出生活费37.86元，其中3/4是食衣住、燃料等必需的费用，1/4是交际、娱乐、教育、卫生、嗜好等杂用。从当时工人家庭收入和消费标准来看，避孕药物的价格并不便宜，购买一盒避孕药或工具大约就花费掉工人家庭一个月1/5或1/10的收入。并且，妇科医院的避孕节育治疗的门诊费、检查费、手术费都非常昂贵，非一般妇女所能承受。比如，从40年代女医师黄爱为“WF节育器”所做的广告看，要做手术放置宫内节育器，光是诊金挂号费就要3元，如果算上节育器以及手术的费用，虽然无法确定到底要多少钱，但肯定是不小的数目。因此贫困劳工阶级“没有购用节育器具和药品的闲钱”，而能够实行生育节制的“大概多为略有资产，或者实际上并无什么资产而地位上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人”。

那么避孕药物广告所反映出的观念和行为，究竟是当时社会中十分普遍的现象，抑或只是一小部分人们的想法与做法？我们应当承认节育用品广告的频繁出现，确实表明实行节制生育的都市女性人数在增长，然而，不能因此就认为节育已经成为都市女性的一种普遍行为。实际上，民国时期有关生育的广告远远超过避孕药物广告，例如有“妇科降生丹”“卢普安女科丸”，上海三元公司的“益母种子珠”，五洲大药房的“月月红”“女界宝”，九福公司的“百龄机”等药品广告，它们的诉求重心都是保证不孕妇女生育、生育男孩、多子多孙。这表明当时社会不少人仍秉持着“不孝为三，无后为大”“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这种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并没有因为节育思想的传播而有大的改观。有的广告主充分利用这种社会心态，在广告中公开叫板生育节制。上海中西药房所经理“雄寿丸”广告以“制育家的克星”为标题，其广告说：

 

大凡一物必有一物制！近自制育论盛倡，希望子息者，又多一恶魔，所以男子之患……肾衰，精冷，阳痿等病……而不及早求治者；适中制育家之下怀：幸而有……中法药房之雄寿丸，滋阴补阳，固本培元，足以补救此等肾部亏弱之病，为唯一的种子灵丹；制育的绝对克星；岂非一物一制吗？（图8）

“雄寿丸”的广告明显地反映出社会对生育节制观念的排斥态度。但在另一方面可以看出生育节制观念所引发的思想冲击，使一部分人感到某种焦虑，因此他们把“制育论”当成“恶魔”，极力维护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多育的生育观念和节育观念并不相悖，社会上存在这两方面的要求，两者能毫无冲突地结合在一起。就像在1942年“冯俊英妇产科”一起挂出治疗“不孕”和“避孕”广告一样，在医疗和生活层面“生育”和“节育”两者毫不冲突，因此处于不同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的人们，按照各自的价值取向而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总之，民国时期节育观念和行为，虽然没有成为社会普遍的现象，但了解节育意义和接受节育思想的人们已经不少，这不仅推动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也催生了节育行为在实践层面的发展。

那么避孕药的普及是否将性自由和生育控制权带给妇女？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避孕药消除了妇女对怀孕的恐惧，使妇女能够放松地去追求性爱的乐趣。作为第一个控制生育的医药措施，避孕药改变了妇女的性生活和生育节奏，打开了通向所谓“生命控制时代”的大门，使妇女能够重新规划自身的再生产。所以有人认为避孕药是妇女解放的象征。避孕药的普及虽然使妇女进入一个能够控制生育的新时代，不过妇女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生理和身体上的风险——避孕药会造成神经紧张、内分泌紊乱、月经不调，妇女的身体在药物的控制下逐渐失去自然力和平衡的规律。因避孕导致心理上的压力，避孕是否降低夫妻间的性快感？万一避孕失败是否要受丈夫的指责？因为避孕被划归为女性的责任由女性独自承担，影响妇女的生殖健康和性生活的男女不平等。总之，避孕药品的普及对妇女并没有带来更多的性自由，生育空间的男女性别角色并没有很大的改善。男人仍把生育和避孕的责任推到妇女的身上，“男主动女被动”的两性交往模式依然支配着妇女对避孕和生育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