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演化与宗教

范丽珠 James Whitehead Evelyn Whitehead

摘要：本文着重介绍社会学家贝拉（Robert Bellah）的“宗教演化”。贝拉根据广泛的人类经验提出了一个检验文化和宗教互动的模式，用以揭示通过某些方式把人类宗教性——面对并解决终极问题的认知能力——介入到心灵和社会的互动之中。贝拉认为，伴随着范围广泛的人类经验，宗教象征产生变化，趋向于更为千差万别、完善和理性化。通过系统性的与这些象征性手段相关的方式，宗教在社会中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作为新的认知能力出现，并在人类社群中发展、传播。贝拉透过时间脉络向前推进，言下之意是较晚出现的宗教解释和组织是更为复杂的模式；但事实上，不同阶段的宗教组织与解释形式有相当程度的重叠，早期社会的模式和解释形式并非简单地由后来出现的解释能力所代替。

关键词：文化演进 宗教 社会变化

 

社会学家贝拉（Robert Bellah）在其颇具影响力的文章《宗教演化》（Bellah, 1991: 20-50）中，根据广泛的人类经验提出了一个检验文化和宗教互动的模式。在当今社会科学家中，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提醒我们，进化论的作用更像是规范引导而非测试性理论。贝拉在其雄心勃勃的计划中还是相当谦虚的，他警觉到其所用的例证源于历史文献，而模式本身则不是历史。模式是“一种思考的工具”：一个用来指导思考的理论性框架，而非基于田野调查的经验性描述。在我们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使用贝拉的“思考工具”的基本模式，包括来自贝拉本人和其他宗教学者研究中的一些修正和补充的内容。

人类学的研究证据显示，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社会的组织越来越复杂——从以家族为基础的狩猎群体（他们的活动只限于相对狭小的地域范围）到现代文明中全球性相互关联的巨大城市。文化心理学家指出了在社会组织高级形态和人类意识的视野间的互动，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得以发展并依赖于人类认知能力范围的扩展。

贝拉将宗教定义为“将人与其生存的终极条件联系起来的一套象征形式”（Bellah, 1991: 21）。其发展模式揭示：通过某些方式和人类宗教性——面对并解决终极问题的认知能力——介入到心灵和社会的互动之中。贝拉认为，伴随着范围广泛的人类经验，宗教象征产生变化，趋向于更为千差万别、完善和理性化。通过系统性的与这些象征性手段相关的方式，宗教在社会中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作为新的认知能力出现，并在人类社群中发展、传播。

我们将借鉴贝拉的模式，检讨宗教发展的五个时期：从早期的宗教表述到在现代社会出现的宗教意识。每一时期都有一种主导性的社会组织形式（从部落组织到相互关联的全球文明）和一套主导性的解释工具（从姿势和符号，透过语言和文学，到系统性地思考复杂的互动过程）。我们的讨论将透过时间脉络向前推进，言下之意是较晚出现的宗教解释和组织是更为复杂的模式。但事实上，不同阶段的宗教组织与解释形式有相当程度的重叠，早期社会的模式和解释形式并非简单地由后来出现的解释能力所代替。随着文化发展，早期人类能力继续发挥作用，并通过新能力的出现而扩展。于是，兴旺于当代文化中的宗教传统保存了源于早期人类宗教表述的很多因素。贝拉继续坚持认为“没有失去任何东西……部落时期和古代宗教的面向仍活在我们中间。……轴心时代一如既往地作为我们决定性的因素”（Bellah, 2003: 273）。

一 早期宗教

早期人类生活在小的群体中，由亲属和所居地连在一起。19~20世纪，社会科学家们考察了很多仍然保持早期部落特征的群体——非洲、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屿的原住民，新西兰的毛利人、北美和南美大陆的原住民。几乎没有任何例子表明早期的社会组织还能一直保留到今天，因为到目前为止，就是在这个地球最偏远的地方也已经受到了现代文明的侵蚀。

凯伦·阿姆斯壮（Karen Armstrong）注意到，很多早期的人类群体，“经历着神圣作为其周围及内在世界的固有存在”（Armstrong, 2006: xv）。人们相信人、动物和植物，甚至石头与河流，有着相同的灵性或生命力。日常生活浸淫于这样一个神秘的世界，与善良和凶恶的力量同在。在这些人类的群体中，宗教活动与日常生活密切地融为一体。

这些早期社会是没有文字的，姿势、符号和语言是主要的解释性工具。通过故事和图像，人们讲述、聆听并记住过去，通过仪式和象征来共享信息。记忆也是群体团结的强大力量，传递着关于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谁是我们的保护者、谁是我们的敌人等信息。故事强化了群体认同，并帮助人们确认群体对其所在世界存在位置的理解。这些早期群体积累的智慧显示在艺术的图画和简单的神话中，后来，宗教神话被完美地整合进伟大的古代文化中。

早期人类并没有作为一套信仰和实践的宗教，明显地区别于其日常生活经验。事实上，有必要与宇宙力量保持经常的沟通交流，以便保证生活的正常需要——食物、安全、繁衍、健康、预防自然灾害和人类敌人的侵袭。宗教活动从个人在家庭或部落中扮演角色的熟悉功能——作为男人或女人，作为家长或子女，作为狩猎者或采集者或医生或首领——中产生。这些活动的目标——宗教的或其他的，是改善这里和现在生活需要的环境和结果。重要的仪式经常由整个群体参加，正如涂尔干发现的那样，强化了群体认同和团结。

二 前轴心时代的宗教

当人类群体发展出了农业和贸易活动，地方食物的供应得到了更好的保证，同时出现了更为复杂的社会模式。在公元前2世纪，很多人生活在定居的村落。在希腊和中国、埃及和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大型的贸易集市兴盛起来。大多数人就是生活在小国寡民的状态中，很少离开故土远游。但人们却常常意识到一个大的社会关系网络——王国、王朝和统治者控制的领域——是超越于家庭和家族的。在这些大型的群体情境中，生活在一起变得更加复杂。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和社会阶级出现了，带有明确等级结构的官僚体系发展起来，掌管法律和统治集团的经济利益。早期的社会，部落首领和宗族领袖会扮演中心的角色，整个群体参与到仪式活动中。此时经过训练的宗教神职者成为必要的——主持祭祀仪式，确保葬礼按照规定进行，恰当地解释占卜的符号和预兆，王朝的命运有赖于此。普通老百姓最多是旁观者，很多时候他们参与宗教仪式的活动受到限制甚至禁止。

为了运作这些高度组织化社会的事务，单单靠语言和记忆是不够的。书面语言和文字系统逐渐出现，最初是在中东的某些地方，随后很快沿着贸易线路和地域的扩张而传布。读和写的能力，在这个时期并没有遍及所有的社会。但是，对于后来出现的专门化的群体，文字能力则极大地增加了他们的解释资源，特别是宗教教职人员和政府官员。

超越通过记忆和言语保存内容的限制，此时社会发展出有关其历史和认同的更加细致的记录。在这个过程中，“原始宗教让位给古代宗教，古代宗教汲取了原始宗教信仰进入其更为复杂与等级化的世界观中”（Barnes, 2003: 288）。大宗教和文化神话出现，编织出在叙述上相互关联的早期神话和民间故事。早期宗教意识的宇宙精神和自然力量此时作为神，变得更加个人化：宗教学者有时用“多神论”这个词来指涉承认很多神的宗教传统。这诸多的神明通常表现出各种各样人类的性格：爱、恨、志向、不诚实、慷慨、贪婪、慈悲。诸神们经常彼此争斗；他们被视为对人类既有益又有害的存在。宗教行为——供奉、占卜、崇拜——需要不断地增加有力量的神来帮助人类社群。

在大多数古代宗教中，关于死后的想象尚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埃及的金字塔以及中国贵族的墓葬，表明统治者的丧葬受到很大的关注。其墓穴常常配有食物和其他物品，显示着贵族们的奢华和特权，预示着他们生前的荣华富贵在死后依然可以延续下来。在大多数古代文化中，有关生命在死后世界延续的想象很模糊，而且不是特别令人愉快。对大多数人来说，祈求神护佑的希望都是侧重于改善自己和家庭的现世生活。

三 轴心时代的历史智慧

从大约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200年，在四个不同的地区，逐渐形成不断地孕育着人类的伟大世界传统：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以色列的一神教、希腊的哲学理性主义。

这是佛祖、苏格拉底、孔子和耶利米（Jeremiah，《圣经》中的人物，公元前7世纪到前6世纪希伯来先知）的时代，奥义书（Upanishads）、孟子和欧里庇得斯的神秘主义。

在这个创造力旺盛的时期，精神和哲学的天才们引领着全新的人类经验。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称这个时代为轴心时代，因为这个时期是人类精神发展的关键（Armstrong, 2006: xii）。

古典文化的高水准标志了这一历史时期。在这复杂的东西方文明中，商业和贸易繁荣起来。很多人改善了生活条件，创造了财富支持学者和艺术家的工作。人类的知识面大规模地扩展，此时理论建构的策略——形式逻辑、演绎推理、系统分析——在教育精英中得以广泛传布。流行的信仰和既有的惯例成为广泛讨论的对象，从两个方面看问题的正确性受到争议。这些新的认知方式指导经典哲学寻求作为理解一切基础的单一原则，这种现实的终极原则在那个时代的经典传统中得到不同的描述——哲学家关于超越一般存在的（绝对）存在的概念，一神教独特的神、一、道、自我、绝对、神秘。但每个传统都承认某个单一的原则或力量，它包含了所有的现实。

这个一元化的原则满足了传统精神对整体秩序、一整套解释一切的相关真理的渴望。这种完整的世界观在经典文本、学者注释、正统规范和普世道德定律中得到表述，并在全世界不断地塑造着人类文明。从时间顺序来看，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出现得较晚，不在轴心时代之范围内。但是，多数当代学者同意贝拉的判断，这两个伟大的一神教传统“只有在以色列轴心时代的突破性发展情况下，才取得了历史性意义”（Bellah, 2005：注4）。

轴心时代有关终极秩序和理想价值的观点为评价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哲学家和宗教思想家们同样地对日常生活的行为和习惯表达强烈的不满足感，现实生活似乎距离这些超越的理想极为遥远。对于一个更为圆满境界的渴望，超越了日常生活经验的世俗世界，导向一种“拒世”的态度。贝拉提出宗教意识在早期和轴心时代的差异问题：“部落宗教和前轴心时代宗教（archaic religion）主要是以现世为取向的……轴心时代的宗教则是拒世的。”他进一步澄清了他对这个术语的使用：“在部落社会和前轴心时代社会（archaic societies），自我和社会被视为融合在自然宇宙之中，而轴心时代的宗教和哲学在原则上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个人抽离于社会，社会抽离于自然界”（Bellah, 2003: 257）。

对现存世界这种不满足感，有时表现为人脱离社会进入修院生活，有时则表现为人寄希望于死后彼岸世界的报偿。于是，宗教发现了更重要的内在关注，以个人的虔敬和超越的精神关系为特征（Bellah, 2005: 83）。哲学家约翰·希克（John Hick）描述了存在于轴心时代所有伟大传统中的这种对人类状况的重新评价：每一种传统都以各自文化独特性的方式提供了一种生活观点——“指出人类日常生活的痛苦、非真实性、平庸和邪恶，确认现实与永恒的美好存在之价值的终极统一的可能性，展现了实现那个极其美好可能性的途径”。希克又言，在这些伟大传统中，我们发现有一个相似的共同目标：“将人类存在从个人中心转变为现实中心”（Hick, 2004: 36）。

四 宗教对现代性的回应

“现代”这个词我们在这里使用并非指的是“当代”或“现在”。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使用“现代性”来确认欧洲（宽泛地讲，西方）思想史和文化的一个重要阶段。现代性的文化与欧洲启蒙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哲学、科学、政治上卓越的创新时期。在西方，这个时期通常是从17世纪哲学家笛卡儿（Rene Descartes）开始，追溯到20世纪初期。西方现代性的价值和理想在19世界末和20世纪初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清朝日益衰败，中国逐渐向外面的世界开放。“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为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的符号。

人类进步是无可置疑的这一信念，塑造了现代性的世界观。人类头脑的天赋能力和科学方法的实证策略紧密关联，似乎足以保证所有人类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科学越来越被视为能够提供最为可靠的接近真理的途径，心智的独创性和技术的创新性给人们改善社会条件带来最大的希望。结果，人们不再信任宗教对人类起源和神圣目的的解释。“神”的概念，超越性的现实，似乎不再是解释世界及其世界持续运行的要求。

现代性还接受了一种对人类自由的广泛理解：人们既有能力又有权利来做出其有关政治和道德的决定，没有政治贵族或宗教权威的干涉。这种对理性的信心支持着民主的发展并鼓励广泛的宗教宽容，同时还支持世俗的世界观，世俗世界观中以神圣为基础的道德法律概念不再是社会有效性的需要。从这个影响着现代知识领袖的世俗观点出发，“按照科学的理解，自然是一切真实存在的居所和源头；男人和女人是价值之源，他们的需要和愿望是价值观的唯一标准。于是，这个世界及其历史代表（人类）希望的唯一所在”（Hodgson and king, 1985: 97）。宗教在现代世俗政治中仍会有其位置，但只是在私人信仰和个人抚慰层面上。

在现代性的特定时间段内，宗教和（西方）文化间产生了深刻的对抗，紧张关系很大程度上在思想时代是空前绝后的。人类文明早期的辉煌，通过14~15世纪文艺复兴扩展和16世纪宗教改革得以在欧洲扩展，在宗教意识和人类对知识追求间出现丰富的互动，宗教组织及其成员往往起到引领文化发展和社会改革的作用。然而，伴随着17世纪出现的哲学启蒙和科学革命，文化和宗教的和谐被打破了。

在欧洲现代性的背景下，很多人看到在理性和信仰、科学和宗教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避免的冲突。由于“理性”被狭隘地理解为“产生确定结论的清晰观念”，而基督宗教——包括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则是理性的倒退。人类心智的批评能力不再作为宗教真理的重要同盟，以前宗教信仰就意味着在互动中联结上帝和人的爱、信任，现在信仰（faith）常常意味着“相信一套说法是真实的”（Borg, 2008: 20）。很快，知识分子有关信仰的必要条件似乎是对特定信仰立场的接受，仅仅依靠现成的宗教权威，故不需要理性的解释。

经历欧洲启蒙运动成果丰硕的时期，科学方法——依靠实证性证据、量化测定和还原分析——为认识自然世界和人类起源提供新的视角。这个时代有很多知识巨人——牛顿、康德、达尔文——都自认是宗教信仰者。对他们来说，由科学提供的对自然法则的深刻理解与宗教世界观之间并非不相容的，而上帝仍然是物理秩序和道德秩序的源头和保护者。那么，科学发现并不总是被视为对信仰的破坏，而是对造物主的设计赋予了新的理解。

但是，一些启蒙运动时期的学者连同一些基督徒，将这些科学发现作为对《圣经》中所描述的上帝与世界关系的诋毁；一些宗教学者通过坚持认为《圣经》记载是历史事实的文字报告来回应这种攻击。于是，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一个最新发展——“圣经无错谬”主张的出现，是反对科学怀疑论的一种防御性反应。在过去数百年，基督教的神学家们经常强调在《圣经》文本中包含的符号性意义，将故事解释为具有更深的意义而不只是“历史的事实”。但是，在欧洲现代性的学术气氛下，任何有关事实的主张都需要有理性/实证的确认。由于《圣经》的世界观不能从实证的途径得到确认，也就不能得到理性的支持。宗教信仰只是从“信仰”中寻求其基础以及其合理性，也就是说，从思想上对于真理，即对《圣经》文本中的字面理解的接受。

启蒙运动对理性的信心，似乎使通过宗教启示得到的真理不再具有必要性。宗教信仰和实践能够得到更为精确的解释，而无须任何神学的解释为参照。在现代时期的社会理论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开始根据社会功能来讨论宗教。这种功能主义的观点将宗教作为人类的结构来描述。在这个观点下，宗教的最初出现与持续存在完全由于宗教恰好满足了心理和社会的需要。宗教加强了社区的联系，通过强化当前的法律和习俗，宗教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同时宗教还提供了指导社会行为的共同道德架构。认识到这些多重的好处，很多现代的社会科学家将宗教视为社会中积极的因素。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怀疑论者，保持着宗教为迷信的观点。

这种怀疑主义强化了被马库斯·伯格（Marcus Borg）称作出现于基督宗教内部的“绝对主义”的趋势。作为回应，很多基督徒强烈地将自己的信仰辩护为“一个真的信仰”，坚持认为基督教信仰和实践（只有这些）直接地来自上帝的启示。所有其他宗教主张，连同世俗性的需要，都被当成不是错误就是故意误导。

现今很多人仍然将科学和理性分析作为宗教的敌人。当然在晚现代世界，这种相互的敌对情绪已经趋于缓和。很多有思想的人——科学家和其他人——承认科学方法本身对其发现应采取更为谨慎的立场。然而，正如迈克尔·巴恩斯（Michael Barnes）所提醒的那样，“通过保持相当程度的自我批评性的怀疑，或对自我结论的怀疑主义态度，正好可以促使科学进步”（Barnes, 2003: 322-323）。

当今，就宗教的立场而言，一个同样的谦逊态度也存在着。很多有思想的人——宗教信徒或其他人——认识到《圣经》文本提供的既不是历史记载的也不是科学的信息；更确切地说，使用神话和符号的语言是为了表现宗教的真理——对人类生活意义和现实终极奥秘的深刻领悟力。通过认识那些有损宗教形象的内部矛盾和历史的前后不一，当代神学家证实逻辑分析和理性批判的严格标准能够加强宗教的传统。

五 晚现代世界（The Late Modern World）

20世纪前半叶发生的各种事件，将西方人对现代性的希望抛入疑虑中。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大多数先进的文明都卷入生与死的冲突之中，最终还使世界上更多国家陷入战争之中。那个时候，最聪明的科学头脑致力于生产毁灭性军事武器的工作，集权主义政权击垮了早期争取民主的运动，导致现代性的梦想成为一个残酷的梦魇。

战后恢复的努力带给西方文化新的力量，然而学术气氛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科学和技术保持着主导性地位，施惠于医学、食品生产、全球通信等领域。但是与科学带来益处相伴的是更多的棘手问题——自然资源的损耗、空气和水的污染、物种的消失、大范围的环境破坏。不同国家经济发展存在的差距反映了社会进步并非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也不是按照现代化理论所倡导的那样是普世的。同时，也证明了民主很难实现——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常常令少数人群体陷于危险之中，扩大选举权不能总是保证自由而公平的选举结果。没有民主得以实现的条件——诚实的政府、公正的法官、广泛普及的教育和就业机会，“人权”很快就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当今很多有思想的人仍然坚持现代性的基本价值——维护人权、支持经济发展、推广科学研究、扩大普通教育、鼓励政治自觉。不过，晚现代性对现代性尚未完成的任务又有更为细致的认识，多数这些理想已经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得以实现。学者们认识到，事实上存在着“多重的现代性”,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将继续以不同的方式回应21世纪人类群体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六 后现代意识

在当今世界范围，多数人生活在高度复杂、相互依赖的社会中，一个新的知识立场开始出现。高等教育机构的扩张使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到了系统分析和批判反思的先进技能。人们接触到这些知识性策略，变得更多地进行自我反思、质疑自我信仰和观念等。他们使用这些批判性能力来评判源自自身文化、宗教传统的思想观念。

在晚现代社会，人们获得信息和解释有着多重来源。科学和科学方法已经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知识的边界，当然源于定义，科学知识始终是暂时结论并接受进一步的改进。哲学和人文学科、宗教信仰和政治意识形态——全都自认为是为人类状况提供基本的领悟力。当然，现在人们对此还有顾虑，因为这些解释仍有很多地方有待澄清。

当今有一种更清醒的意识，所有的知识都从一个特定角度展开：我们让生活富有意义的努力并不始于普遍真理的某些客观标准，而是出现于我们自己经验的特别情境。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所有的理解都需要阐释。我们的阐释必须以证据为基础，而这些证据常常是部分的、有限的甚至有时是带有偏见的。然而，即使意识到我们掌握的真理是如何的有限，我们需要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对世界的人民、价值和事业承担义务。面对复杂和不稳定的当代经验，人们意识到他们要对自己的行为和信仰负起责任。

七 晚现代的宗教性

晚现代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同时会影响到宗教实践。个人生活经验和批评性反思在评价宗教话语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对很多人来说，宗教觉悟首先不是根据对相关神学教义的接受，相反地，其精神生活反映了对一直以来围绕人类生活和所有存在经验的问题更加留意。于是，在现代宗教意识中，神秘（mystery）比信仰（belief）来得更为重要。当代很多人以尊重和信仰的虔诚来继续拥抱历史性宗教传统，但是其中很多人认为宗教教义的立场应该留有进一步讨论和争论的余地。

当今怀有宗教意识的人们经历着日益增加的跨文化接触的机会，以及亲身面对全球多元主义的挑战。信仰唯一真神的正统神学的传统宗教意识，认为多元主义是需要克服的一个问题。尽量减少，甚至禁止与其他宗教的接触，以避免损害真正信仰的纯洁性。这种传统宗教经常寻找转变非教徒信仰的机会，为他们提供唯一真理的精神慰藉。现代性对个人自主普遍的深刻领会，促使很多宗教信徒反对将所有人纳入相同的精神轨道上的努力。

宗教多元主义和价值多样化定义了晚现代文化的特征。晚现代敏感性常常将多元主义视为一种资源，如今很多宗教信仰者从这些多重资源中获取精神滋养，世界性的多元智慧传统被视为具有丰富的精神领悟力的宝藏。通过使用神话、诗歌、形象和动作等符号语言，这些多元的传统得以扩展并深化了人类与神秘事实的关系。

这一晚现代敏感性并没有描述所有当代宗教的信仰者。现代的“信仰与理性”和“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对立，在很多地方仍然存在；前现代有关宗教信仰和忠诚的表达方式，继续支持着当今世界很多虔诚者的信仰；然而，晚现代意识的增长正在影响着21世纪的宗教经验和表达方式。

八 后现代思想的解说

正如我们所言，晚现代性将当代全球文化描述为实践欧洲现代化三项革命持续影响的努力——与科学发现、技术创新相关联的工业革命；与哲学对个人与社会新的理解相关联的知识革命，以及在美国和法国发生的社会革命，标志着现代政治制度的兴起。晚现代的社会运动包括继续（对自由和平等价值的尊重）与改变（在表述这些核心价值的同时对跨文化多元性的认知）。

另一种知识的力量在当代思想界发生作用，常常被确认为后现代（post-modern）的运动在哲学和艺术领域有意识地确立自己与现代性的价值和目标形成反差。后现代思想代表了一个对欧洲启蒙运动设想的激烈挑战：知识的完善系统是可能的，人类进步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基本的价值各处相同。由于认识到现代性所找寻的真理表现方式（被认为是普世的）的有限性，后现代思想家们敏感于多元性和差异性。这些学者们强调语言的重要性，不是简单地将语言作为描述经验世界的工具。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语言是我们建构经验世界的工具。“后现代时期的伟大发现”，正如沃特·安德森（Walter Anderson）注意到的，“语言不仅仅代表现实，而且建构现实”（Anderson, 1997: 263）。因为语言是一个社群真实性的反映，不是私人发明，我们有关这个世界的经验是共同建构的。有关世界的意识不是作为自主的自我，而是透过我们社区共同的词汇和共享的符号被我们掌握。宗教意识和信念同样是根植于社群之中的。

这种后现代的领悟对宗教信仰有着深刻的意涵。后现代主义质疑根据信仰自由决定的个人宗教信仰的现实。相反地，“后现代主义坚持认为作为个体我们无法完全负责任，因为我们的信仰和价值都是那些社群的产物”。从后现代的视角来看，宗教信仰是“相信生活意义的决定，尽管如此，不能证明任何一套有关生活的明确信仰是终极真理”。这里，宗教信念被视为更多地存在于信仰社区的实际可信性中，而非某种教义的真理之中。“当我们将自己投入到某种生活方式中，我们就是在信任形成我们的社群”（Barnes, 2003: 328）。

参考文献

范丽珠，James Whitehead, Evelyn Whitehead：《当代世界宗教学》，时事出版社，2006。

Bellah 2003, “Epilogue,” Richard Madsen（ed.）, Meaning and Modernity: Religion, Polity and Self,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llah 2005, “What is Axial about the Axial Age,” European Archives of Sociology XLVI.1.

Charles Taylor 2004,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Diarmaid MacCulloch 2003, The Reformation, New York: Viking.

Huston Smith 1991, The World's Religions, Harper Collins.

John Hick 2004, An Interpretation of Religion, 2ndEdi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Karen Armstrong, 2006,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Beginning of Our Religious Traditions, New York: Knopf.

Marcus Borg 2008, Jesus: Uncovering the Relevance of A Religious Revolutionary,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Michael Barnes 2003, In the Presence of Myste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ory of Human Religiousness, Mystic, CT: Twenty-Third Publications.

Peter Hodgson and Robert King 1985, Christian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Its Traditions and Tasks, Philadelphia, PA: Fortress Press.

Robert Bellah 1991, Beyond Belief: Essays on Religion in A Post-Traditional World, 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alter Truett Anderson 1997, The Future of the Self: Inventing the Postmodern Person， New York: Putn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