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科学性、学科性与文化研究

鉴于有关学科性与科学性问题的若干个案涉及上面提到的几个知识报告以及更广泛、更复杂的政治思想背景，因而我们关注某个案时必须注意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相互关联，对在整体综合上带有后现代异质特点的皮亚杰的认识发生论更值得注意。

后现代有关知识的问题首先当追究到后结构主义者福柯。福柯著作数量巨大、领域极广、所涉问题庞杂，与学科性及科学性有关的论著主要是《词与物》《戒规与惩罚》《知识考古学》等，其关键词为“话语实践”和“知识考古”，核心思想为“前科学性”，基本思想方法是不连续性。近年来“话语实践”不仅在西方也在中国学术界流行开来，甚至有人专门研究将之名为“话语学”并写出了有关论著。然而，其确定意义是米歇尔·福柯的“话语实践”，在学术界广泛流传开来却是其模糊的意义。福柯从1965年的《事物的秩序》（另名《词与物》）到1969年《知识考古学》问世之后，40多年来，对“话语”作为某种学术词汇运用得越多以及相关论著越多，对这个词用得越广泛，离福柯也就越远。福柯以“话语实践”从方法论上所提出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知识性、科学性与学科性上变革的问题。他使“话语（Discourse）”不仅走出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古典范畴，也划清了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界限，使话语走向实践成为“知识考古学”，也作为泛文化对学院式人文学科的挑战，最终形成一种知识分子对主流意识形态统治的权力的反抗。知识考古学的对象就是话语实践，“话语实践”与“知识考古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知识考古学所谓“知识”已经不是传统所理解的知识，“考古学”更不是传统的以出土文物为对象的考古学。福柯借“知识考古学”填补学术史之间不连续的空隙，“不讲述科学的历史，而是讲述那些不完整的、不严格的知识的历史，这些知识历经坎坷却从未达到科学性的形式”。同时福柯意在以“话语实践”在学科与话语之间建立某种关联，描述一些“实际上不是科学的学科”，带有“前知识”“前科学”与“前学科”形态，目的是弄清“科学是怎样建立在前科学层次之上”，“科学是怎样超越那些障碍和局限”。在福柯看来，正统学科的局限在于，认识为了达到科学的界限，“就不得不抛弃自身以外所有的东西”，而话语实践将它们捡了起来。这些被科学抛弃于自身之外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大量与非本质现象联系着的经验的事实。它的“前科学性”是对认识论所划定的“科学与非科学”界限的超越。它与学院制科层化知识的区别在于非系统性和零散性，在时间纵向上不是表现为线性学术思想史而是表现为断片的《考古学》。话语实践与知识考古学起着在纵向上颠覆学术史、在横向上消解学科性的作用。当然福柯的这种对科学性与学科性的观念与他的思想方法上对不连续性历史观的重视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与后现代主义否定以进步连接的历史沿着一定方向、朝着一定目的运动的线性成为一种整体性社会思潮。所以福柯提出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与他同时，1966年德里达在美国作了一个报告《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以语言的游戏打破封闭宣告与结构主义决裂，接着于1968年推出了其代表性的著作《论文字学》等。在《知识考古学》发表之前，利奥塔以更为激进的风格写出了《死掉的文科》。1968年巴黎的左派运动正是向当时法国陈腐守旧的教育制度特别是人文学科的种种弊端的冲击引发的。在运动中利奥塔又发表了一系列激进的教育革命与文化革命“宣言”式文章。在20世纪早期，马克斯·韦伯就开始抱怨资产阶级对教育生产数据占有与知识生产者的脱离之弊病，似乎隔了半个世纪方才爆发出来。60年代在学科问题上这股“左”的思潮的最为极端的形态是中国“文革”中提出的“教育革命”，其基本根据是建立在“迄今为止的教育都是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是为资产阶级培养人才，为其统治服务”这一政治理念之上的。毛泽东就教育问题有过较多论述，比如他说：“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在这一问题上，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左派运动有着基本的共同点，这些偏激的观点中不乏合理之处，但是越来越激进的运动直到中国“文革”把教育革命推向了“知识越多越反动”之极端。

相隔“五月风暴”大约10年之后，利奥塔著名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提出“信息时代知识合法性危机”问题，从对待启蒙—解放的叙事来看，利奥塔前后判若两人，不过在对待学院式人文学科建制的颠覆来看，还是有贯穿性的。“知识合法性”在根本上就是知识所反映对象世界的真理性。他所谓知识合法性危机表现为科学知识与叙事知识这两大方面知识的完整与完备性的动摇。这个思路与德里达提出的“在场形而上学的动摇”一致，都被笼罩在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现代性与启蒙理性之颠覆性反思中。利奥塔认为，现代科学建立真理的条件或规则“只能建立在已经成为科学本性的辩论之上；而这些条件或规则除了一群专家对它们的共识趋向，没有别的什么来证明它们是好的”。因此它们的存在遭遇到合法性危机。

如果说在学科性问题上利奥塔、德里达和罗蒂的基本姿态是颠覆，伊曼努尔·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的基本姿态可以说是从颠覆到“重建”转向的开始，虽然这种重建最终并没有提出一种确定的模式，而主要是以面向未来的方式提出了“开放”社会科学的问题。这个报告概述了从18世纪到20世纪中期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历史性形成与发展关系中社会科学的问题，认为“我们正处在现有学科结构遭到质疑、各种竞争性的学科结构亟待建立的时刻”。报告集中提出“二战”后至今社会科学内部争论的三个问题：（1）各门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分是否有效。（2）社会科学遗产在多大程度上是褊狭的。（3）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划分的“两种文化”是否具有实用性和现实性。三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提出来的，那就是突破现有的学科性边界的限制。社会科学发展本身对创新的要求使封闭在边界内的学科向邻近的学科交叉互动，同时学科性所赖以建立的欧洲中心在殖民体系瓦解后转向非西方区域打开，这是对以普遍主义相标榜的社会科学褊狭性的挑战。

通过以上的几个知识报告及有关的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想背景，我们已经不难看出所谓“后学科”之端倪，罗斯诺对之做出了概括：“后现代主义像幽灵一样时常缠绕着当今的社会科学。在许多方面，几分可信几分荒诞的后现代方法对最近三十多年来的主流社会科学的基本假定及其研究成果提出了诘难。后现代主义提出的挑战几乎无穷无尽。它摒弃一切认识论的假说，驳斥方法论的常规，抵制知识性的断言，模糊一切真理形式，消解任何政策建议。”

“后学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这一段人文科学的学科性状况的前沿甚至是主流，后现代主义与之有思潮的内在联系。同处于后现代时期，让·皮亚杰把主体在心理结构上的成长提升为“认识发生学”，就其对人文科学认识论提出一种“非中心化”的思想与后现代主义的“去中心主义”虽在同一出发点上，但皮亚杰没有追随德里达走下去，他的“结构主义认识发生论”更着重的是作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共同基石的客观真理性。立足于“发生论”来研究人的认知结构就把历史主义带进了以不连续断裂为特点的结构与后结构主义历史观之中，皮亚杰自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所以我们可以把皮亚杰的理论作为后现代主义中的一位独特的异质现象来看待。他的结构主义认识发生论创建于20世纪70年代，这正是后现代主义解构“二元对立”的阶段，然而，皮亚杰关于认识发源于主客体分化对立的见解不会使后现代主义者们高兴。如伊·沃勒斯坦提出“超越年鉴派历史学”，还要“超越多学科性”时，强调“最重要的是超越那种普遍-特殊的二元对立研究方式”。然而，皮亚杰的成就正基于此，他跨越心理学与哲学的界限，把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上升为哲学认识论，把认识的起源和发展之历史观带到心理结构之中，描述人类个体认识的发生是从婴幼儿时期的主客体不分到主客体二分的过程，这个过程恰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把自身作为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是相应一致的。他还把生物学、物理学、数理逻辑学的某些方法和原理贯穿于发生认识论研究之中。皮亚杰在对学科性的批判上也超越了某些后现代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片面性，他指出，传统的认识论只顾及认识的某些最后结果，发生认识论研究各种认识的起源，从最低级形态的认识开始，并追踪到这种认识向以后各个水平的发展情况，一直追踪到科学思维。由此他指出：“任何一门科学都总还是不完善的，经常处于建构的过程之中。因此认识论的分析必然迟早会获得一种历史批判的高度和广度。”由此，我们也可以找到皮亚杰与后现代主义契合之处，他认为，把自19世纪以来知识从“前科学”状态到科学状态的进步归为“非中心化”，因为科学与神学的区分在于科学要面对客观世界，就要“对最初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本身进行非中心化”。这种非中心化首先是通过“比较研究”使研究规范的要求拓宽，其次是历史的发展演变观念。这一点对文化研究也有着明显的推进作用。然而，皮亚杰与后现代的“去中心化”根本不同在于，他以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去接近客观世界的真实，达到真理性的认识，这确实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基本一致。关于这一点，法国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也说过：“社会科学表达了社会本身，而不是主观上个人对社会的思考”。“科学的作用就是将各种心灵转变为非人格的真理，消除矛盾和特殊主义倾向”。而后现代的“去中心”则带有强烈的主观主义色彩，如消解客观存在的“二元对立”，这样就导致以一种中心主义代替另一种中心主义，这在文化研究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从福柯的“话语实践”、德里达的“中心主义解构”到利奥塔的“知识合法性危机”以及皮亚杰的“认识发生论”，都指向科层制人文学科性的边界，文化研究是对这些理论的操作性响应。

沃勒斯坦说，1968年的左翼运动严重削弱了19世纪建立起来的关于学科性的“范式”的合法地位，虽然“没有粉碎这种范式的建制基石”，却使大学“第一次成为一个开放（或多元）的学术场域”，然而充满吊诡的是，“当看见学院知识走向四分五裂时，知识分子显然并不乐意接受”。这番话是1991年以“超越年鉴派，反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界限”为题讲的，它却道出了文化研究与人文学科性关系之契机。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文化研究可以看做是20世纪60年代左派运动在学院式知识领域中的继续。知识左派以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文化政治，重新拾回70年代失之于虚无之中的批判主体，再显身手，正如理查德·罗蒂在猛烈挞伐美国左派之后平心反思，新左派们无论干过多少蠢事，在改变这个世界上功不可没。文化研究继承着左翼思想运动的批判传统，其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对文化消费主义的冲击以及争得边缘弱势群体（包括边缘化的知识界）的话语权。但是由于文化研究的种种矛盾和局限，精英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他们所声称要维护的群体，这不是无需反思的问题。

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的普遍特点有很大的契合，但在主体性问题上仍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理查德·约翰生所说，被后现代放弃的主体性在文化研究中尤其重要，“它向意识中诸种缺席的东西提出了挑战”，“聚集于‘我是谁’，或同样重要的文化上的‘我们是谁’的问题”。文化研究突出了知识群体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批判的主体性，把批判性带进社会学也在相当程度上改造了以实证性为特点的价值中立。文化研究对人文科学学科性的冲击集中在“中心化”上，科学发展体现了人的认识的自由同时也对自身带来主体性限制。在人文学科中“自我”既是研究对象又是研究主体；自然领域在牛顿的绝对时空之外出现了玻尔与爱因斯坦的主体参与的相对时空。在历史学上，史实、史料与史识的分裂，使其科学的客观性受到质疑。社会学从考察对象与问卷设计到结论性推导，主体无不“既当导演又当演员”。人类学在与殖民主义及种族中心主义话语的关系上也有同样的问题。因此这些以“科学性”著称的实证学科同自然科学同样有“测不准”的问题。量子力学之父玻尔的互补定理认为，在微观世界主体对于对象的观测产生的扰动不可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客观。胡塞尔以“主体间性”来取代客观性，经过哈贝马斯的“共识”到罗蒂的“非强制性一致”，整体（类）与群体的“共识”替换了科学客观性。这样，19世纪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普遍性、客观性和价值中立的科学性受到了严重的质疑。

以统治阶级为群体主体性编写的学科化历史中，边缘群体被遮蔽了；在男性中心主义的叙事中，找不到女性的位置；在历史的文化构形中没有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考察；欧洲中心的人文社会科学中，第三世界消失了，正如斯皮瓦克提出的“属下能言语么？”在认识的主体性创建的学科界限之外总是徘徊着一个“他性”幽灵。福柯在《戒规与惩罚》一书第三部分专门考察了戒规如何从教会、军队扩展到学校，“对于已被规训的人，正如对于真正的信徒，任何细节都不是无足轻重的，但是这与其说是由于它本身隐含的意义，不如说是由于它提供了权力所要获取的支点”。福柯从负面考察了一向作为正史的学科与规训，但是他过于注重知识—话语与权力关系之偏激的片面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权力为社会群体主体性力量的表现，科学知识除了权力制约的一面，还有抗拒这种力量指向客观真理性的另一种群体的主体性，福柯本人就表明了这种反抗的主体力量的存在。

沃勒斯坦认为，多学科研究“看起来是超越固有的学科规范，可是在实践上，它往往只是强化了固有学科的存在——预设了学科分类的合法地位”。他的这个观点也道出了文化研究的悖论状况。文化研究与一般学院式的跨学科研究的显著区别在于它一开始就与“二战”后英国新左派运动密切相关，在德国表现为带有思辨性特点的社会批判，在法国是与左派运动有着思想联系的后结构主义，美国综合了欧陆的多重影响。作为对抗资本主义世界之左派运动的分裂是从战后欧洲新左派对以苏联为核心的思想统治模式不满开始的，进而引起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动摇，主要表现为对经济决定论与意识形态理论等问题的质疑与挑战，如以文化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种族主义消解历史唯物主义等，因此新左派思潮的理论基础与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见本书“文化篇”）。新左派代表人物的主要倾向还是对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文化研究是这股思潮在学院系统内以“后学科”形态的折射。

就某种意义而言学科化确实为技术官僚控制学院机制可利用的一种行政手段，包括终身教授的聘任等。就总体状况而言，学院左派地位始终在学科体制之外，社会批判与马克思主义被排除在正统学科性教程之外。左翼教师固然可以把自己的批判思想带上讲堂，但这种对抗难以改变长期制度化造成的固有状况。文化研究体现着知识分子左翼需要重新成为一个如葛兰西所说的“有机化”群体，以非学科化与右翼保守主义抗衡。他们在学科性问题上消解欧洲中心主义，非欧地带区域性研究机制的拓展也与文化研究中的后殖民批评、少数族裔话语有着密切的关联。持续将近半个世纪的作为“后学科”之文化研究振荡在“学科化”与“去学科化”以及意识形态与非意识形态之间。“学科间性”与“学术间性”的边际形态在后现代为后知识分子左翼提供了一个社会批判与思想自由的空间。后现代主义思潮推动了文化研究的发展与鼎盛，而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潮又以文化研究得以表现。而文化研究最为本质的东西是与左翼思想运动和批判理论的联系，但也有一些文化研究者偏离于此则走上了文化消费主义歧路（见本书末篇）。

1964年设于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中心”作为文化研究学院制度化代表，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并结合欧洲其他文化研究与社会批判思潮，对世界的文化研究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种影响于新旧世纪之交扩展到中国，一时间中国大陆各大学也纷纷建立文化研究中心，开设文化研究课程，以及许多跨学科研究机构，相应的学术刊物和网站也应运而生，文化研究成为许多学术会议的主题。然而中国又赶了一趟末班车，而且部分走上了认同文化消费主义之岔道，与西方文化研究的反主流意识形态之批判性初衷相背，纳入主流意识形态维持现有社会秩序之保守倾向。在这趟末班车上，另外一股支流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新左派，在后殖民话语反西方中心及“去美国化”文化理论影响下，清除了西方文化研究中的本土批判精神，以民族主义及民粹主义立场汇进国家意识形态之中。

“文化研究”在世界范围之兴盛纳入了一种新的学科化轨道乃成为“后学科”。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经过20世纪60～70年代的鼎盛时期后，80年代与社会学系合并，改称“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2002年伯明翰大学以“重组”名义宣布文化研究中心解散，本科课程改为文化研究与社会学课程，而研究生课程已全部取消。知识与学术领域中大凡某个科系的冷热主要的决定因素不外乎经费、师资与学生的来源与成果的推出。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缘起与它的结束同样都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们都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人文社会科学新格局的关系。正如其兴起与兴盛与德、法、美等国的种种批判思潮相关，其式微与终结也莫不如此。伯明翰学派的主要兴盛与当时英国几位主要代表人物的世界影响力有关，那一黄金时段之后便在英国本土呈现衰落迹象。与此同时，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仅哈贝马斯为硕果仅存的第三代人物，也有后继乏人之虞。法国学派在福柯、布尔迪厄、鲍德里亚、德里达等扛鼎人物相继辞世之后，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与文化批评同时陷入困境。美国也有相似情况，那就是赛义德的去世使后殖民批评失去了一位开创性的顶梁柱，女性主义等批评话语也不像80年代那样红火。这正是伊格尔顿描绘的“理论之后”的状况。从学科性问题来看，文化研究自身存在着以下不可克服的矛盾。

第一，学科化与非学科。文化研究非学科化性质和特点与其在学院建制上的学科化要求相悖。伯明翰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斯图加特·霍尔被作为后起之秀的美国文化研究的勃兴惊得“目瞪口呆”，他说，美国出现的“巨型爆炸性的文化研究”，正迅速地走向“专业化和制度化”，“伯明翰这样的大学也曾试图建立起一个边缘化的研究中心”，然而，美国文化的这种走向使他想起，“我们在英国总是觉得制度化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时刻”。这番先于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解体的话等于一种对文化研究危机的警示预告。“制度化”也包含着“学科化”倾向，那就是以文化研究作为“后学科”来重构人文社会科学，这与文化研究自身以“非中心化”“非学科化”起因严重相悖。当然除了“制度化”之外文化研究还面临着的“精英化”等一系列悖论式问题将它带到了“终结”的语境，正如它把哲学、文学艺术等理论推向“终结”那样。这恰似福柯对其“知识考古学”所说的：“我的话语正如把它带到这里的形态那样正在消失之中。”

第二，文化研究内部的左派精英化倾向与反精英的平民意识的冲突。文化研究中提出之“大众化”本身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身份显示的话语姿态，如杰姆逊指出，“大众化”本身就是一种“知识分子意识形态”，也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也许会把“宣扬大众文化当作一种仪式”。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解散的决定公布之时，有许多反对的社会舆论，有意思的是当时英国《卫报》评论此事的文章标题为《文化精英反对伯明翰关闭》。文化研究本身以反精英方式表现出的精英意识和姿态也使之陷于悖论困境。近年刘康的《西方左翼知识界的危机》一文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知识界开始出现左翼文化理论与批评的学院制度化与精英化的趋势，加之学术明星化、商品化与专业主义，使之修辞越来越讲究，文句越来越精致，内容却越来越空洞，社会关怀和社会批判锋芒越来越少，并与社会生活、大众文化的距离越来越远。西方左翼知识界的思想危机在亦步亦趋的中国也现出端倪，2010年王彬彬的《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一文，除了指出我国新左派代表汪晖著作中若干涉嫌抄袭问题外还尖锐地批评了其文风晦涩问题。如果说知识左派文字晦涩已经蔚成风气的话，这种文风所掩盖的是理论原创性的贫乏；在一些左派的艰深的论著中，除一大堆花样翻新的概念、生造的语汇达到的“陌生化”效果之外，把语句的晦涩平易译解之后，找不到多少新的东西。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担忧也正在于此，过世的后现代主义大家们无论怎样悖谬、偏颇，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原创性的东西，在他们的遗物废墟中拾荒的“精英”是更令人失望的一代。如果说文化研究盛于左翼思想运动的话，其衰却在左翼思想危机。

第三，非学科化要求以及在理论陌生化生产中过于自由的思维方式与写作风格给文化研究带来了学科失范之困窘。不同学科之间的实证性与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冲突在文化研究中的融通给它带来广阔的视野与无限的生机的同时也带来错位与失语。学者离开自己学科的狭窄领域既是思想开放之旅，也是学术冒险之途。在一个陌生的领域施展身手非一日之功，功利性浮躁常常带来种种学理破绽。某些个案研究容易像钻进去出不来的死胡同。通识式宏观概括有时总难免顾此失彼，即使大师也难免此虞。某个领域的专家，在另外的领域就可能是业余爱好者，虽然，外行有时可能说出专家说不出的精彩之言，这既是文化研究存在的理由，也是其存在的尴尬。刘康还指出这样一种情况，左翼的文化理论批判在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越界”，“在公共领域里发言，虽然讨论的是公共的事务，但多半关注的是私密、个人的无意识领域和情感与欲望。因此，公共与私人的界限都被模糊和越轨了”。罗斯诺指出：“在总体上不甚严谨的后现代语言特性有利于语言的生动灵活，但是同时也实在导致了混乱和含糊。”这个问题在作为“后学科”之文化研究中得到充分体现。

第四，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如果说文化研究之兴起对中心化经典马克思主义话语既是挑战又是机遇，那么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主义的再度复兴又与其之衰微相关联。而文化研究作为新左派运动从街头政治向学院政治的转移，它本身包含着不同的群体、地缘政治与文化地理上的多元主义。这种多元性既有共生共存的兼容性，又有一定排他的异质性。这种矛盾集中在“欧洲中心”与非欧边缘之间。一些反欧洲中心主义者在他们本身的身份差异政治中仍然隐藏着“谁为中心”的问题。后殖民话语中包含着的强烈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正如杰姆逊指出的，文化研究中，性别、种族与阶级之群体性关系中有着不可克服的障碍，要想解决这些障碍，“我们必须再次回到马克思主义”。

第五，怎样“回到马克思”，对于杰姆逊本人这不是不成问题的。正如艾贾兹·阿赫默德针对他对作为“民族寓言”之“第三世界文本”的分析指出，杰姆逊“过高地评价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落后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都是由阶级的分化构成的”，“伊斯兰民族主义的反共产主义并没有带来社会的复兴，而只带来了教权式的法西斯主义”。“在那些曾通过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斗争所赋予我们全球的统一性内部，有越来越多的文本不能轻易地被归入这一世界或那一世界。杰姆逊的文本不是第一世界的文本，我的文本也不是第三世界的文本。我们在文化方面并不是各自文明的他者”。这就是说，在文学文本与文化中穿透三个世界的本质性的东西不是民族性而是阶级性的意识形态。杰姆逊在“第三世界文本”问题上偏离了阶级分析，而在实际的民族宗教冲突上又有阶级斗争公式越界之嫌，如他把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暴力冲突简单归结为“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民的斗争”。他还认为，“9·11”不是战争，“主要还是阶级斗争……这是南北之间的战争……是南北间的阶级斗争，是在贫困的人民和富有的国家之间进行的”。杰姆逊对有关全球化/后现代/现代性一系列问题的分析是很精辟、很深邃的，但在这些问题上他没有排除简单化、粗糙化，没有从社会结构与阶级状态的变化发展历史地分析新时期民族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问题。由此可见，无论对于德里达或其他招魂者还是对于杰姆逊本人，“再次回到马克思主义”本身都是一个困惑的问题。

这个问题本书将于末篇展开论述。

第六，无论以“理论何为”或“理论之后”来表达，还是以“西方左翼知识界的危机”，或是“当前事件的倒退”来论说，抑或其他更新颖的话题，都表明新的历史语境下文化研究不能再像原来的样子继续下去，正如美国著名文化研究学者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所说：“左翼自认为是普罗米修斯，在世人眼中却越来越像西西弗斯。”在文化研究中知识左派过度张扬的那种主体性中似乎很难与自由主义右翼那种“单子”式绝对自我的主体性严格区分开来。文化研究在“批判的批判”“对于文化研究的文化研究”之循环中作为“后理论”展开对新理论的期待。在期待的过渡性中，唯一不能丢弃的是知识者的批判性与叛逆精神。

在左翼知识界危机的同时，右翼知识界也在起着微妙的变化，激进的自由主义者理查德·罗蒂20世纪90年代频频抨击美国左派，批评左派除了“不爱国”之外，还有好夸夸其谈等弊病，到了晚期突然他改弦更张，认为左派运动在改变美国社会的压迫和歧视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甚至认为美国宪政的进步性成就亦非文化左派之功莫属，如果没有60年代的左派运动，美国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因此他总结出“不读马克思是一个错误”。看来“回到马克思”不单单是左派的问题，亦代表着自由主义转向之趋势。此外，在知识左翼创造性建构的缺失与批判话语危机中包含着相反政治倾向之间的一种张性引力，那就是为弱势者张目而在“维护福利国家”之共识中，知识左翼与右翼都对未来怀着一种新乌托邦的后形而上学希望，并趋向形成一种前进的合力。有理由期待这样一种思想萌芽在“理论之后”的一代新人中成长壮大。

“再次回到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在一种更新的话语中回到以真理为目标的学科与学科间性在人文与科学性上的统一。这在皮亚杰那里表述为在主客体关系上结构与建构的统一，他指出：“客观性肯定是存在的，客体又具有结构，也是独立存在我们之外的。主体的建构在于以客体作为一个永远不会被达到的极限，去不断接近而被达到。”如果把“解放”作为这样的一种终极目标，文化研究与人文学科性的统一在于对这一目标的追求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