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心态的解释水平及向上、向下和互动模型

社会心态与个体心理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可以由其两个层次（上层和下层）及其方向作用关系的模型来理解。它们之间相互验证、相互作用。这也是社会心理学两种重要的也是基本的解释水平（杜瓦斯，2011）。根据杜瓦斯的观点，分析的水平也是解释的水平。不同的分析水平（levels of analysis）提供了独特的社会心理学的解释。对现有的分析水平和解释水平可以有多种划分，其中包括四种水平、六种水平等多种繁简不同的分析框架。其中，四种水平的分析框架比较多见：①个体内过程，解释个体如何组织其社会经验；②个体间（人际或情境内）过程，解释人际过程的动力机制；③社会位置/社会地位（群己、群际），解释情境互动过程；④个体与社会过程，解释普世主义意识形态信仰如何引发区分性的或歧视性的精神表征和行为（杜瓦斯，2011）。杜瓦斯特别强调，“这四种分析水平紧密重叠，因而对于分析水平的精确说明（articulation of levels of analysis）本身就应被视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个主题”（杜瓦斯，2011）。

一 向上模型

向上模型是指社会心态由个体自下而上汇聚而形成的整个社会或社会中的一些群体间弥漫的心境状态的过程和结果。目前往往采用社会态度的调查数据来描述社会心态。这些数据一般是量尺分数加总平均后得到的均值或人群中的累计百分比。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以推测某种社会心态表征在社会人群中的共享程度。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具有某种社会心态特征，那么我们可以假设，这种社会心态会很容易被人们感知和识别出来。

我们假设个体融入社会的机制可以有四条通路，即：①态度；②情感；③个性；④国民性。个体的融入和汇聚，最终会形成超越个体的共享的心理现实，成为现实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个体的融入，从深层看，还是一个个体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文化价值观）融合互动的过程，它引导和定向个体的社会态度、情感、个性和国民性，向着社会共识、社会整体的情绪基调、社会的一体感和归属感、文化性格的一体感的方向发展，并相互强化和调整（参见图3-1）。

在这里，我们着重讨论社会心态形成的机制——社会卷入与社会关联。如图3-1所示，我们将个体与社会的联系操作化为四条路径或通路。

（一）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是个体将自身归属于某个类别或群体的心理过程。研究发现，当一个个体将自我与一个类别建立心理联系之后，就会形成对该类别的认同（identification），并因此与该类别以外的人或其他类别形成积极的特异性（distinctiveness），并形成“我们”概念。个体所认同的类别被称为内群体（in-group），而其他类别被称为外群体（out-group）。这一个体与类别建立联系的心理过程被称为“自我归类过程”（self categorization process）。

这种通过自我归类而形成身份认同的过程一般会带来两种心理效应。其一，成员身份的原型化。当个体经过自我归类过程，建立了与群体的心理联系之后，往往以为自己具备内群体成员的典型特征，其他内群体成员也与自己一样，具有典型的内群体成员特征。在很多场合，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内群体的代表，这被称作“自我刻板印象化”（self stereotyping）。在社会复合主体中，当多个主体“复合”为一个“新主体”时，成员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建构，因此，原型化的心理效应，一方面可以提高主人翁感，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对其他成员的优势地位感。其二，内群体偏好（即“喜欢我们自己”效应）和群体自尊的提高。个体形成“我们感”以后，就会很盲目地喜欢内群体成员。其逻辑是“是我们的人，就是可爱的人”。群体成员往往看不到本群体成员身上的缺点、错误，即便看到了也尽可能地为其辩解，进行外部归因，形成为本群体服务的归因偏误（group-serving attribution bias）。相反，对外群体也会形成归因偏误，在对立的情况下，经常会对外群体的缺点、失败进行内部归因。

社会认同过程使个体与群体或类别建立起心理联系，形成一体感和我们感，共享类似的社会心态，并以这样的心态建立起群体内外的区隔。例如，仇富、仇官的心态往往伴随着人们对与之相对应的“工薪阶层”“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小老百姓”“无权无势的人”“下层”等模糊的类别的认同而生成。至于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我们将以专章详述。

（二）情绪感染

情绪是个体心理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个体态度与行为的重要方面。研究不断证实，情绪可以在个体间传递、蔓延，由此在组织或群体内产生成员共同分享的情绪集合，即群体情绪（Barsade&Gibson, 1998; Brief& Weiss, 2002）。

情绪感染（emotional contagion）是指个体或群体通过有意无意的情绪状态和态度行为影响其他个体或群体的情绪和行为的过程。这是因为个体在互动中会自动持续地模仿他人的表情、声音、姿态等，经过情绪的感染，情绪得以传递和复制，进而成为弥散在某一情境或时段的状态。

Barsade和Gibson还提出了“情绪热量”（emotional heat）的概念。这是指社会成员将他们自身的情绪或感受带到群体和社会当中，通过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交流、酝酿、传递，最后形成超越自身情绪状态的社会情绪，每个社会成员再分享这种情绪（杨颖，2012）。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的情绪此时被校正、被去个人化，也被强化，例如巨大的喜悦、振奋、豪迈、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力大无边等。这样的社会情绪状态包容和消解了个体情绪，但也重构了个体的情绪，将个别的社会成员与整个社会紧紧联系在一起。

情绪感染涉及的心理机制比较复杂，包括模仿-反馈机制、联想-学习机制、语言调节联想机制、认知机制、直接诱导机制等（杨颖，2012）。

（三）去个体化与去个人化

去个体化（deindividuation）是指个体在群体压力或群体意识影响下，导致自我导向功能的削弱或责任感的丧失，产生一些个体在单独活动时不会出现的失控行为。去个体化主要是身份的隐匿导致的责任模糊化。在身份不辨的情况下，个体受到外界约束、评价、规范的压力减小，对自我的责任感减弱。去个体化在集群行为中出现较多。

去个人化（depersonality）是当个体融入一个社会群体，感受到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同心同德，就会形成一个“大我”或“群体之心”，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就会消失。这是社会认同，特别是自我类别化的一种心理产物。去个人化使个体保持与群体或集体的一致性，并不一定出现责任扩散的行为，反而可能因此增强群体的责任感，更好地实现群体目标。

去个体化与去个人化在有些场合会交织在一起。但是仔细分辨，还是可以看到二者在机制上的差异。

（四）关系化与镶嵌化

“关系化”过程是中国传统社会所特有的，个体通过以亲属关系为蓝本、以尊尊亲亲为相处原则的交往而形成“自己人”感的过程。这一过程或是在先赋性亲属关系体系中按照“差序格局”保持或中断关系；或是在非亲属关系中，透过交往而建立拟亲属关系，将他人包容进自我的心理边界，从而使“我”与“我们”透过“自己人”概念相互沟通和包容，达到“小我”与“大我”在一些情境下的浑然一体。相反的过程是将他人排斥在自我的边界之外，而使“自己人”与“外人”区分开来。

关系化过程包含着很浓重的伦理道德色彩，在传统社会中，它在资源分配、家庭及亲属关系维护和维持伦理秩序上有着重要的功能。但是，“关系化”的“我们”（即“自己人”）概念的几个特点，不适应现代契约社会中“我们”概念的内涵。首先，包含在自我边界内的自己人，是被安置于上下尊卑的差序格局之中的，与个体自我的关系不是平等或同质的。因而，个体之间必然是远近亲疏，各不相同。其次，“自己人”边界中包含哪些人，依赖于个体自我的选择。少则只有自己一个，多则包括家人、邻居、朋友、同族、同乡、同事，再多包括国人甚至人类。尽管个体有可能通过修身的引领，从齐家治国，到平天下，完成从小我到大我的升华，但是，一旦社会文化情境发生变化或者个体道德修养不够，个体的自己人范围就会变小，无法保证与他人合作共事。最后，包含在自己人边界内部的人，并不是以与个体形成共同感情、共识或共同利益为必要条件，而是被动地“被包含”。因此，“自己人”并不以共识为基础。这样的“我们”概念，主要是在责任、信任和亲密情感基础上形成与“外人”的区别，主要功能并不在形成共有的一体感上。

通过关系化的途径，个体会将自身与差序格局中一个圈层的人和感受联系起来，形成某种“自己人感”，并将自身所选定的圈层与其他圈层区分或对立起来。圈层中的人并不都具有同质性，并不必然具有相同利益、目标和感受。这就是关系化与社会认同的类别化机制的不同之处，是一个更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社会联结机制。

所谓镶嵌化，是指在同一社会结构中每个成员的功能是无可替代的，既不是因同质而形成的类别群体，也不是其中一个成员以自己为核心对其他成员的包容，即通过“关系化”来凝聚的群体，而是由于一个共同的目标，各自为实现共同目标做出必要的、独特的贡献而结成的共同体。所有的成员对这个共同体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缺一不可的。因而，所有成员都必然相互依赖，有机结合。当所有成员无论贡献大小都不可或缺时，成员的平等性就可以得到保证。这样的“我们”构成机制，其结果就是一种“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状态。就像拼图中每一块图板和整幅图画的关系：缺少任何一块，都不能完成整幅图画，因此称之为镶嵌化我们感形成的机制。镶嵌化我们感的基本特征如下。

1．和而不同，多元一体

“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价值，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所谓“和”并不是强求一致，而是“和而不同”。“同”仅仅相对于“不同”，而“和”可以包含“不同”，这就是“和”与“同”的差异所在。“和”的含义如同费孝通所言，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不同”是“和”的基本条件，没有“不同”，就没有必要追求“和”，也无所谓“和”。“不同”本身彰显出个性和特殊性，而“和”并不是彰显其一致性，而是各个“不同”主体之间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关系。

2．强调沟通，平等协商

全通道式沟通是镶嵌化我们概念得以存在的条件。各个主体要想达到和而不同的目标，而不至于变成各自为政的一盘散沙，就需要保持充分有效的沟通，通过沟通来进行协商。

公开、协商是保证每一个成员相互有机勾连的基础，它充分地体现出镶嵌式我们组织的平等性。只有协商的参与者身份是平等的，才具备协商的性质，否则就是任务下派，就是讨价还价，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对手之间的谈判或是下属的服从。协商，能够保证所有的成员畅所欲言，能够让成员获得参与感、责任感和成就感。

平等体现在去科层化的组织结构设计上，更重要的是每个成员从中获得的平等感和相互交往中的自尊与尊重对方的做法。在社会群体中，性别、年龄、工龄、职称、职务、职级、经验、收入、受教育水平、语言、地域、民族、身体条件、习俗等都不是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区分指标，大家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帮衬，成为组成一个社会的共同成员。

3．建立共识，内化理念

沟通和协商的结果是达成共识（consensus）。共识是妥协的产物，它超越了个体及个别群体或类别的观念或选择偏好，形成一个共同的“下限”或“上限”。一个社会达成了共识，将不同价值取向的人整合在一种普适的共识之下，为完成社会合作提供心态上的条件。

4．相互支撑，相互尊重

扁平化的社会结构，不存在凝固化的上下级关系，淡化了阶层关系，缩短了权力距离。社会中的成员，要以整个社会为认同的对象，而不是强调自我认同、群体认同、部门认同、类别认同。有了“大”我们概念，成员才会以整个组织的责任为己任。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不是一种强调契约权利的文化，但却是强调整体与个体关系的文化。整体性思维为镶嵌化我们概念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二 向下模型与互动模型

当某种社会心态逐渐形成后，它就会作为一个整体自上而下影响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心态，这就是向下模型。由于具有整体性的力量，这种社会心态对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影响比较大。正如社会心理学家麦独孤在1920年便已经深刻指出的那样：

 

社会整体在任何时候都拥有一些源于组成该社会的各个体的非明确特性；而这些特性又使得社会整体以一种非常不同于社会个体间彼此互动的方式对个体起作用。进一步讲，每一个体，当其成为某一群体成员时，就会展现出某些潜伏的或者潜在的只要置身于该群体之外时便不会展现的特性或者反应方式。所以，只有把个体作为总体生活的元素来研究时，我们才可能发现这些个体的潜能。也就是说，社会整体也有自身的独特性，是一个实在的整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组成个体的本质和活动方式；社会整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社会拥有心智活动，这种心智活动并不是组成社会整体的各自独立单位的心智活动的简单加总。（转引自杜瓦斯，2011:3）

 

我们可以用以下示意图（图3-2）予以说明。

个体与社会层次之间的互动，建构出整个社会的心智活动——社会心态，从而个体的心智活动本身亦得到社会性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