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日本右翼运动的源流
第一节 从“民权主义”到“国权主义”
一 “自由民权运动”的转向与玄洋社的成立
明治政府成立后，朝野上下围绕“征韩论”掀起一场纷争，被誉为“明治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被“内治优先派”击败，[1]西乡一怒之下辞官返乡，在鹿儿岛建立私学校，邀集同道友好，招收青年生徒，着手培养和积蓄反政府势力。随西乡一起辞职的明治政府参议江藤新平返回家乡佐贺，纠集旧士族起兵反政府，要求当局重新起用“中兴元老”（指西乡、江藤及萨摩藩主岛津久光等人），对内维护士族利益，对外征伐朝鲜和中国。结果，江藤兵败被处斩刑。西乡的另一支持者板垣退助也辞官在家乡高知县成立一个“立志社”，后组建日本最早的地主资产阶级政党——“自由党”，以“天赋人权”为口号，鼓动失意士族掀起民选议院运动，向明治政府索要参政权。
由于明治政府的官僚专制统治，一部分旧士族失去往日的地位和权益。广大农民也深受地税、兵役及货币贬值之苦。除少数既得利益者外，社会各阶层普遍对明治政府不满，骚动或暴动屡有发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自由”、“民权”为旗号的自由民权运动不仅有旧士族的骨干发动，而且得到下层社会的支持，各类民权运动团体方兴未艾。从1883年到1885年，许多地区的农民自发组建起贫民党、困民党、借款党等群众组织，向地主、高利贷者展开减租减息、延期还债的斗争。
日益高涨的自由民权运动无疑冲击着刚刚成立的明治政权的根基，引起政府专制派的担心和顾忌，于是采取了严酷镇压的手段，旨在扼杀方兴未艾的自由民权运动。1878年7月，明治政府颁布了太政官第二十九号令，指示各地警察机构务必监视各地民众的集会活动，“万一其举动煽动民心，妨碍国家安全，警视长官及各地方长官必须颁令禁止”。[2]1880年4月，明治政府又颁布了《集会条例》，要求所有集会必须接受警察的监视和检查，“包括有教唆诱导他人犯罪之意，以及妨碍公众安宁”的集会，[3]警察有权予以解散，命令参与者退去，并对参与者处以罚款或监禁的处分。另一方面，明治政府又以明治诏书的形式宣称十年后（即1890年）开设国会，以稳定民权派的情绪。还向民权运动的领导人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等人暗送秋波，提供资金送二人出国考察欧洲的立宪事宜，并把板垣拉进政府，恢复其参议的职务，使自由民权运动出现分裂的局面。
在平息“自由民权运动”的同时，明治政府对外强硬派开始把目光瞄向海外。1874年4月4日，日本以三年前琉球漂流民在台湾被害事件为借口，发兵征伐台湾，遭到台湾民众的顽强抵抗，但昏庸的清廷竟同意赔偿50万两银子了结此案，让日本侥幸赢得了这场战争，不仅把琉球纳入日本的版图，而且更增添了其对外扩张的野心，并把主要矛头首先对准朝鲜。1882年7月，朝鲜爆发“壬午兵变”，参议院议长山县有朋公开主张出兵朝鲜，“以我军队占据开港场所，或趁机占领要冲诸岛”。[4]在此强硬方针下，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攫取了在朝鲜的驻兵权。1884年12月，日本驻朝鲜公使又公然派兵，支持和协助金玉均等朝鲜开化派发动“甲申政变”，夺取了政权。但在朝鲜王朝和清政府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仅仅掌控“三日天下”的金玉均等人逃往日本，更刺激了日本朝野上下的“伸张国权”运动。有学者评论认为，“引人注目的是，明治初期的‘征韩’、‘征台’，是以不满士族阶层为中心，但从‘壬午’到‘甲申’，对外膨胀的侵略论同自由民权、开设国会运动融合在一起，并扩展开来，明治政府推行的侵略政策获得民间阶层的支持，从此开始奠定了基盘”。[5]
以明治政府的国权扩张为背景，民权派也开始向“国权主义”转化。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民权派中的旧士族原本就是支持西乡隆盛的“征韩派”。自由党头目板垣退助正是因为支持西乡隆盛的“征韩论”，在朝廷的政治斗争中失意而辞职，返乡后发动旧士族成立起“立志社”，喊出争取民权和召开国会的口号。其他如制造“加波山事件”、“群马事件”、“饭田事件”以及“萩之乱”的民权派领导人，无一不是对外强硬的“征韩派”，他们反政府的唯一目的是争取参政权，绝非反对当局的对外扩张政策。组织福冈“向阳社”的头面人物武部小四郎、越智彦四郎、箱田六辅、平冈浩太郎、头山满等人，也是地地道道的“征韩派”。在他们发动的武装暴乱失败后，在重新组织的结社章程里，明确阐明了“弘扬国权，辅佐皇家”等字样。头山满也说过，“大西乡主张的征韩论，直接的理由是膺惩韩国对皇国的非礼，其真实意义和大目的是将我皇道及我之正义弘布亚洲大陆，即，把我进出大陆的第一步印在亚洲大陆上”。[6]尤其是朝鲜爆发“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后，再度燃起民权派“大陆经营”的热情，“向朝鲜、中国扩张上升到结社工作的主导地位，其结果，逐渐对伸张民权失去了热情”。[7]自由党大员后藤象二郎公开声称，“必须把支那兵驱逐至鸭绿江以北……如果（中国）整治朝鲜，我们就应立即拿下支那！”[8]自由党的机关报《自由新闻》也发表题为《国权扩张论》的社论，内称，“我邦着手海外的顺序，首先应从近邻开始……现亚洲共同忧虑的是欧洲人的横行跋扈与兼并蚕食，只能以自己之力防御之。在亚洲，唯有我日本吸收了19世纪的文化、不亚于欧洲，所以，亚洲先进的我邦，无论从道德上还是必要上，都不能不拯救亚洲的衰运……我等有志青壮年当以热血从内事转向外事，政府宜应策划方法，利用这些人扩张国权，内固社会之安宁，外获海外之国利”。[9]这篇社论表明民权派终于屈服权力，开始向“国权论”转化。就在这篇社论发表的当月末，自由党宣布解散，另一个民权派组织立宪改进党也以党首大隈重信的脱党宣告解体。
1881年2月，福冈向阳社宣布更名为玄洋社。之所以命名为玄洋社，取意于福冈面前的玄海滩，因与大陆和朝鲜相连，表示玄洋社员要越过玄海滩向大陆和朝鲜半岛“腾飞”，开拓一番“新天地”。玄洋社以平冈浩太郎为社长，头山满等人为干员，并颁布了三条宪则：（1）敬戴皇室；（2）爱重本国；（3）固守人民权利。[10]表面上看，玄洋社没有放弃民权主张，但从宪则的“敬戴皇室”和“爱重本国”两条分析，该团体已经把自身的政治奋斗方向同天皇与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尽管它是以民间团体的面目出现，但其意义已经不同于民权运动时的士族结社，而是游离于政府外围，却是为政府（国家）大陆政策效忠的团体；该团体坚决奉行大陆扩张主义，与政府的强硬派保持一致，有时则对软弱派加以抨击；他们同政界保持密切的联系，甚至有左右庙议的影响力，有时又不受政府决策之左右，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另与士族结社不同的是，他们经常实施暴力恐怖手段，排除他们认为的“障碍者”或“绊脚石”。因此，中日学术界普遍认为，玄洋社即是日本近代以来第一个右翼团体。
所谓“右翼”这一概念，最初出现在法兰西大革命后，当国民公会讨论重大事宜时，因代表保守势力的一派坐在会场的右侧，而激进的雅各宾派则坐在左侧，从此，人们往往把代表保守势力的派别称为“右翼”，相对激进或主张革新的势力称为“左翼”。一般说来，“右翼”与“左翼”的区别详见表序-1：[11]
表序-1 右翼运动与左翼运动的区别
在日本，右翼的产生有其历史的渊源，它是建立在“神国日本”的思想理念之上，以国粹主义、超国家主义和大亚洲主义为主要特征，是明治维新后大陆扩张和对外侵略政策派生出来的民间团体。所以，它既不等同于官方缔造的御用机构，又同军政各界保持特殊的联系，同时还时而与政府决策相悖，甚至采取极端手段推行自我主张。另外，日本右翼与西方理念的右翼团体也有区别。概言之，日本右翼是植根在皇国史观的政治土壤上，在战前和战争时期，以日本的国权扩张为主要奋斗目标，积极参与国家对外的侵略扩张行径；到了战后，日本右翼又以反对“雅尔塔-波茨坦”体制（他们称YP体制），抨击“东京审判史观”，鼓吹“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主张自主制定宪法，发展军备，走政治、军事大国道路等为主要表现形式。而且，各个右翼派别的运动方向、宗旨、手段等均有微妙之区别。
二 玄洋社的早期活动
玄洋社成立后，把主要精力放在大陆扩张的国策上。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兵变”。头山满认为伸张“国权”的机会来到，公开声称，“若先取大者，小者则不得而获，若先取中国，朝鲜则不取自得。故，与其对朝鲜下手，莫如先将中国吃掉”。[12]遂联络熊本县的相爱社组成一支150人的“征韩义勇军”，准备派往朝鲜推波助澜、趁机搅乱朝鲜政局，以便火中取栗。但因朝鲜的兵变很快被镇压，组建“征韩义勇军”的计划流产。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失败后，金玉均等开化党人逃亡日本，玄洋社对金玉均等人格外庇护和关照，意在培植朝鲜的亲日势力。此后，在修改不平等条约方面，恼于日本政府同列强交涉时的“软弱”，玄洋社员来岛恒喜策划了暗杀外务大臣大隈重信事件，大隈身负重伤。事后，来岛独自承担责任，才使玄洋社其他成员免受牵连。
1886年8月，清朝海军舰队访问长崎期间，部分官兵同当地警察发生冲突，玄洋社上上下下将此事件视为“国辱”，“皆悲愤慷慨”，认为“徒讲民权，不顾国权之消长，欲维持日本帝国之元气，必须实行军国主义，以大申国权”，“于是放弃民权伸张论，转变为国权主义”。[13]
1886年，参谋本部“支那课”陆军中尉荒尾精受参谋本部的派遣，潜入中国汉口以开设乐善堂药店为掩护，实际是日本军部在中国建立的早期情报据点。玄洋社头目头山满随即派社员山崎羔一郎、藤岛武彦、中野二郎、石川伍一、田锅安之助、北御门松三郎、广冈安太、井深彦三郎、宗方小太郎等十数人汇入荒尾的旗下。参谋本部也派出根津一、浦敬一等军官协助荒尾工作。一时间，汉口乐善堂大陆浪人云集，[14]这些人蓄发留辫，着中国人服饰，学中国语言，每日出入于街市，徜徉于要害机关、部门和军队驻地，展开了秘密的军事谍报活动。
1890年9月，荒尾精又在上海建立日清贸易所，打着中日贸易的幌子，实则是一所培养间谍的学校。后来，日清贸易所改称东亚同文学会，附设东亚同文学院。进入日清贸易所和东亚同文学院的学员绝大多数属于玄洋社和后来黑龙会体系的大陆浪人。这些学员毕业以后，官方不仅承认学历，而且多被日本设在中国的军、政、外交、官营会社聘用。他们以“中国通”的面目出现，刺探中国情报，干扰中国内政，一旦战争爆发则直接投身其中，或者潜入战地窃取情报，或者随军充当翻译或向导，成为侵略战争的重要帮凶，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前，一直发挥着军政各界不可替代的作用。
1894年3月，朝鲜“开化派”领袖金玉均在上海东亚洋行被朝鲜当局派的刺客刺杀。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应朝鲜要求将金的尸体送还朝鲜，朝鲜当局随即将金的尸首示众。消息传来，玄洋社借机大肆攻击中国和朝鲜，认为此事件是中、朝两国对日本的蔑视，鼓动政府出兵朝鲜，“膺惩”中国，一举将朝鲜纳入日本的统治之下。只是由于日本当局考虑时机尚未成熟，制止了玄洋社的妄动。
同年5月，朝鲜东学农民起义，一度占领了全州，声势大振。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玄洋社头面人物预感时机已到，决定抓住机会，派员进入朝鲜把水搅混，为政府出兵制造口实。6月27日，头山满选派内田良平、大原义则先行赴朝，与玄洋社在釜山设立的据点“釜山组”联络，准备组织一支“日本义军”援助东学农民军。内田等人到了釜山后，会合“釜山组”的铃木天眼等14人，决定将这支小队伍命名为“天佑侠”，自喻为借助“天佑良机”的“侠士”。“天佑侠”组成后就抢夺了昌原金矿的枪支弹药，随后发布檄文，声称“闵妃恶政保护虐待百姓的官僚，而闵妃恶政的根源是袁世凯及他的国家”，东学农民军是为了“驱除支那势力，摆脱清国的羁绊”等。[15]“天佑侠”进入东学农民军后，以救世主自居，自封“军师”、“大将”、“副将”之类，对东学农民军颐指气使、指手画脚，摆出一副“大佬”的资格。自然，“天佑侠”的本意绝非帮助东学农民军推翻闵妃暴政，而是为了操纵这支农民武装，搞乱朝鲜局势，制造出兵口实，进而驱除清政府在朝势力，然后独霸朝鲜。但是，当日本蓄意挑起战端后，口口声声表示要与东学农民军“同生共死”的“天佑侠”们，早就溜之大吉了。
“天佑侠”虽然区区不过14个人，但是，“天佑侠”事件是右翼势力第一次以武力手段同他国反政府势力结合，干涉他国内政的行动，开了右翼势力在亚洲国家从事武力颠覆活动的先河。而且，这次事件使右翼团伙意识到，没有军部和政府的支持将一事无成，从此后右翼团体与日本官方特别是军部来往密切，建立起密不可分的联系，成为日本军部染指海外的一支特殊别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