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选题意义及学术界研究现状

（一）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深层次的“全球化”趋势，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不过却使这种全球化过程重新笼罩上资本主义的阴影。在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情况下，一方面，并不改变人类社会继续朝着“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从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来看，又绝不能撇开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和对立，抽象地去奢谈无条件的、真正全面的“全球化”。

全球化的概念虽然是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才开始成为一个新的热门的话题，但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角度看，它实际上是从16世纪以来就已经开始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扩张的延续。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他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提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理论，并且指出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的这一理论，同样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已经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并且列强已经把世界领土瓜分完毕这一前提和基础之上的。这说明，就其本来意义和实质来说，所谓的“全球化”并不是一个仅仅到了20世纪70~8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新问题。只不过随着20世纪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统一的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分割为两大对立的世界经济体系和世界市场。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在生产力和科技等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世界继续朝着全球化发展的趋势。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全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重新出现了有利于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它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新的变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全世界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所谓的新一轮的“全球化”，不过是他们自认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终失败”的一种过分乐观的说法而已。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只不过是在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新的社会形态过渡的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插曲。不过这一切，同样没有改变人类社会逐渐走向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基础上的真正的全球化的必然趋势。

另外，各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都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全球化”的基础上爆发的。它们都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又无不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革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不例外。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历史曲折，人类历史的“全球化”过程也出现了许多新特点。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又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明智地选择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在这一条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在当今世界“全球化”条件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选择。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弄清新时期“全球化”的内容和实质，并且进一步弄清这一背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关系，就成为一项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的课题。具体说来，这些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助于人们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全球化背景和时代的本质及特征，从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如上所述，从根本上来说，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是一个从资本主义时代以来就已经开始了的历史进程。15~20世纪的历史时期，可以说是一个单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逐步扩展的时期。不过尽管如此，却也同时包含了生产力、科学技术、生产的社会化，以及交往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等一系列历史的进步。然而，这一切同时也伴随着资本对人和自然界的统治和剥削的范围的扩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其中尤其是以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转折点，经过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等一系列国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到20世纪50年代，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已经瓦解，一度出现了东西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互相对立的局面。后来又经过一系列的分化和改组，到60年代，逐步演变为美苏两极对立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格局。不过这一切也都并未改变生产的社会化与经济和社会现代化，以及全球化的总的历史进程。及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巨大挫折，世界历史的发展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再一次陷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霸独强和主导的局面。面对这一历史剧变，国际和国内思想理论界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判断。然而这一切，同样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以及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新的生产方式过渡的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换句话说，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在全球化进程中，20世纪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这两件事都关涉同一个国家——苏联，但影响却是全球性的。

第一件事是十月革命的胜利。这次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时代，从此结束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也由此看到了希望，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热潮。第二件事是苏联的解体。这件事的影响也是全球性的。它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使社会主义的力量大为削弱，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以福山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认为苏联解体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这种思潮不仅在国际上广为流传，而且也蔓延到国内。由此导致的一个最大的政治后果就是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信仰危机”。

正如江泽民指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世界社会主义遭受的巨大挫折。为什么苏联这样一个发展了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还会解体呢？一些善良的人们产生了疑问和困惑，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忧虑，甚至在我们一些党员、干部中也程度不同地产生了‘信仰危机’。这是客观存在，我们不承认、不正视不行。”然而，承认、正视问题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本书正是在此背景下，努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尝试以全球化为背景，对上述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从而努力为在加深对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认识，深刻认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长期性和艰巨性，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等方面，作出自己微薄的贡献。

2．有助于正确看待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质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基础上进行的。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也都是在当时的世界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选择，又是在新时期的新的世界历史背景下作出的。新时期的国际背景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一方面，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人类历史的“全球化”进程重又陷入资本主义主导的局面；另一方面，面对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新格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审时度势，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不动摇的前提下，毅然而明智地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这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走的既是一条社会主义的道路，又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两者缺一不可。而并非如有些学者所鼓吹的那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走的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认识这段历史，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大问题。本书拟在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走过的道路进行实事求是的评析，确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走的既不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也不是苏联模式的道路，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3．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从理论上说，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考察、审视、分析全球化问题，以及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关系问题，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等问题，都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只有从理论上阐明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客观性、必然性及其路径，才能更好地在实践中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4．有助于认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增强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全球化的发展为国家间的相互学习提供了前提与可能。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过程就是向其他国家学习、借鉴的过程。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国际上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赞同和认可。同时，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着艰巨的发展任务。这些国家同中国具有不少共同的地方，比如，受过殖民统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对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具有可资借鉴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有助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本身，就是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在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战争、侵略和扩张。受此影响，一些国家对中国这些年来的快速发展心存疑虑。所以，有些国家就抛出了“中国威胁论”。实际上，他们多虑了。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对世界来说，是机遇而不是挑战。中国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维护者和推动者。比如，在联合国改革、反恐、应对金融危机等问题上，中国都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阐明这一点，是确定本书选题的一个重要动因。

（二）学术界研究现状

1．国内外学术界对“全球化”问题本身的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如果不是单纯按字面上的提法，而是按其内容和实质来说，“全球化”问题其实本来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这种状况是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

 

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社会历史的“全球化”过程，早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因此，所谓的“全球化”，按其本义来说，本来并不是一个新现象、新概念和新问题。不过人们今天所说的“全球化”所指往往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更多的是指伴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而出现的美苏两极对立格局的消失而出现的、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占据主导地位以来的全球化趋势的新特点。或者，是把在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本身范围内所发生的足以说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的总趋势，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重新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点相混淆。也有的人所说的全球化，只不过是指跨国公司的生产和销售方面的情况。

具体说来，有人认为，在西方，对全球化进行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只是到了80年代中后期，作为一个描述世界发展趋势及其特征的“全球化”概念在西方理论界才被多数人接受。在西方，也有人认为，西奥多·莱维特（Theodore Levitt）在他于1983年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的一篇文章《市场的全球化》（The globalization of markets）中首先使用了“全球化”一词。不少人因此而认为，莱维特就是在用“全球化”这个词来形容此前20年间国际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即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但实际上，莱维特在文章中主要是从跨国公司的市场营销的角度来谈的。这与当代人们所说的“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概念。只是到了90年代以后，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和美苏两极对立格局的消失，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达到了高潮。据有关资料显示，单是从90年代到2002年，在西方就已经出版和发表了2000多种著作和30000多篇文章。关于全球化问题，西方理论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极端的全球化主张，主要代表是日本的大前研义。他认为，全球化标志着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各个民族日益服从于全球市场的约束，而他所说的这个“全球市场”，其实质无非就是统一的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第二，变革论者的全球化主张，主要代表是英国的吉登斯、德国的贝克。他们认为，全球化的当代模式是前所未有的，全球的国家和社会正在经历着一个深刻的变革过程，以努力适应这个相互联系更加紧密，但非常不确定的世界。第三，怀疑论者的主张，以赫斯特、汤普森为代表。他们认为，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个神话，掩盖了国际经济不断分裂为三个主要地区集团、国家政府依然强大的现实。此外就是来自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理论界的“反全球化”即反对全球资本主义化的主张。

国内关于全球化理论的研究情况从表1-1大体上能够反映出来。从表1-1中可以看出，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只有少数学者开始关注全球化问题。但是，由于当时国内外的特殊原因，对该问题的研究没有能够展开。进入90年代，我国学者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逐步展开，1991~2000年发表了3002篇研究文章。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迅速成了我国学术界的热点。2001年至今发表了17294篇研究文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这一年发表了2800多篇研究文章，可以说国内就这一问题的研究达到了高潮。

学术界不仅发表文章探讨有关全球化问题，还举办多次全国性、国际性的研讨会进行沟通和交流，如“全球化与社会主义”（1999年，南京）、“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2000年，北京）、“全球化与21世纪国际论坛”（2001年，河北）、“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国际论坛”（2001年，武汉）、“全球化与世界社会主义”（2002年，南京）、“全球化与政治转型”（2007年，北京），等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还翻译、撰写了许多有关全球化问题的著作。1998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全面反映国内外学者最新成果的第一套“全球化论丛”:《全球化的悖论》《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中国》《全球化与世界》《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等。

之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接连出版了“全球化论丛”和“全球化译丛”等丛书。“全球化论丛”大部分内容反映的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且这些作品已不是泛泛而论，而是专门性的研究成果。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反映了全球化研究领域的前沿理论。“全球化译丛”涉及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除中央编译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外，我国其他一些重要出版社，如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华夏出版社等，都把全球化丛书或论著、译著列为出版的重点之一。

综观国内学者关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大体涉及以下几个方面：①全球化的概念，即究竟什么是全球化，它的本质特征是什么。②全球化的类型，即除了经济全球化之外，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是否也在经受全球化的冲击，从而也存在文化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的趋势。③全球化对于中国的意义，即全球化首先是民族化或中国化，还是世界化或普遍化，中国应当如何迎接全球化的冲击和挑战，对全球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④全球化对于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而言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多，是福音还是祸水。可以说，几乎在上述所有的问题上，学术界都存在争论。

然而事实上，由于当今世界上主要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因此，中外学者在探讨全球化问题时，不能不关涉这两大社会制度。所以，在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中，事实上存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观点的对立。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2．国内学者关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概况

表1-2基本上反映了国内学者关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研究概况。可以看出，随着学者们对全球化问题研究的展开，关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研究也进入了他们的视野。20世纪90年代前，虽然能够见到关于全球化方面的文章，但还没有见到将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文章。进入9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大为改观。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文章明显增加，1991~2000年发表的有关研究文章为789篇。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研究更是不断升温，2001年至今发表了5422篇研究文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关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研究文章非常多。现列举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如许兴亚、张建伟、张昆仑的《对“经济全球化”的理性思考》（《现代经济探讨》2000年第10期），李慎明的《全球化与第三世界》（《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吕世荣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实质》（《焦作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宋士昌、李荣海的《全球化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程恩富的《反思和超越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河北学刊》2008年第1期）等。这些文章在学术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学术界不仅发表了许多研究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文章，还出版了不少这个方面的研究著作。比如，程恩富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之对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陈海燕的《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黄宗良、林勋健主编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王永贵等著的《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等。这些著作都探讨了全球化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同时提出了应对策略。

学术界的这些研究成果对于认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非常重大的参考价值，也为深入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大体来说，学术界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第一，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机遇。

（1）全球化为我们有效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种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建立，是社会主义理论走向成熟的前提，也是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生长点。经济全球化实现了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为我们有效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种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全球化为中国充分利用国际信息资源和技术资源提供了便利条件，可以更好地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及高素质的人才。全球化为21世纪中国充分利用世界上先进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提供了有利时机；为我国大力吸收外资，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利用后发优势赶超工业化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有利时机。

应当说，这些论述更多的是从有利的角度分析了新时期全球化背景下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这些分析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必须牢记的是：新时期的全球化仍然是以资本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为前提的，因而所有这些“机遇”都是与我们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相并存的。如果对这些机遇表现得过分乐观的话，也有可能会忘记其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有可能变成不利的因素。

（2）全球化催生了一些新观念，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球化使人们提高了生态与环境意识，认同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这些新的理念，极其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赋予中国现代化以新的内涵。全球化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的认识更加清晰。全球化打破了以往社会主义发展中思想观念的“禁区”，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观念变革，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的全面改革，为社会主义中国向西方学习、借鉴文明成果，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和良好的机遇。不过需要警惕的是：鉴于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西强我弱”的态势，并非所有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观念”都是有利于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的。对此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为指导，加以仔细辨析。

（3）全球化有助于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全球化迫使发达国家认识到它们的发展有赖于发展中国家，从而提高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地位。参与全球化不仅有利于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而且拓展了我国的外交领域，扩大了政治影响，提高了国际威望。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国际贸易地位、吸引外资水平和外汇储备额度，助力中国成长为居于世界前列的贸易大国和经济大国。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绝不会自动放弃自己在全球化过程中的霸权地位的。对此，我们也应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4）全球化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独立发展带来了机遇。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必备的文明环境；经济全球化可以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经济基础；经济全球化加快了先进文化的传播，有利于提高人民的民主素质。不过这里应当指出：这种观点虽然不无可取之处，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在本质上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因此，过分强调这个方面的机遇也是具有一定的风险的。

（5）从我国自身所具有的基本条件看，也存在机遇。第一，以和平、友好为主调的国际环境的营造，为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第二，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为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国内条件。第三，经济实力的明显增强，国际竞争力的迅速提高，为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经济基础。不过这里应当指出的是：这些有利条件或机遇，都是必须通过我们自身的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加上我们自身的努力才可以利用的，而并不是当代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必然就会提供给我们的。

（6）全球化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切实缓解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突出矛盾，有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此我们所要指出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的主体，仍是中国人民自身，绝不应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这些“机遇”上。

第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挑战。

（1）经济方面面临发展环境、国外竞争优势的挑战。就国际环境而言，“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经济崩溃论”等噪声就在交替起伏、混淆视听；国外“经济民族主义”（实质是搞贸易保护主义）思潮也呈现逐步蔓延之势，我国外经贸发展的国际环境趋于严峻。“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建立的，它反映着它们的利益，因此存在严重的不公平、不平等、不合理性。我国面临周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及一些正在兴起的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的竞争和挑战，以及全球化带来的经济震荡与压力。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大潮中所产生的外部矛盾是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外部挑战。

就国内环境而言，全球化对我国21世纪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构成强大的压力和挑战。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挑战、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严峻挑战、体制转轨过程中分利集团化与贫富两极分化趋向不断加剧的挑战、生态环境与人口的严峻挑战。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内部矛盾冲突和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也使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压力和挑战。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所衍生的社会内部矛盾是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内部挑战。

就国外竞争优势挑战而言，主要表现在经济、科技实力方面和国外有不小的差距。中国面临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科技优势的强大压力。我国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尚未形成可与外资相匹敌的、以核心技术为支撑的核心竞争力，因此，生产全球化必然强力冲击我国的民族工业。西方发达国家强大的经济科技优势使21世纪中国面临挑战。中国的综合国力还落后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因此，在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重要领域难以充当领头羊的角色。

（2）政治方面面临国际政治旧秩序、理论创新、主权让渡等方面的挑战。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所形成的最为严峻的挑战是在政治方面。这种挑战一方面来自西方国家主观上所施加的压力，另一方面来自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客观上所造成的影响和冲击。如何在面临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进行理论和制度的创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一是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二是如何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三是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国家主权和政治影响提出了严峻挑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独立发展的挑战主要表现为：观念模糊化带来的困惑、“先发展效应”的负面性、理论上创新的艰巨性、主体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国家主权遭到的威胁，从而使我国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面临挑战。这就是全球化导致的政治压力与困惑。

（3）文化上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冲击，西方文化得以渗透。随着中国对经济全球化参与程度的加深，中国的文化建设会受到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西方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挑战，二是西方一些腐朽文化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冲击。可见，全球化给社会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带来了冲击和挑战，还使我国面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化渗透的挑战。全球化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领地位经受考验，文化产业发展受到一定制约。

总之，全球化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开放条件，但也对国家的利益和安全构成了一定威胁。全球化为中国社会主义提供了发展动力，但也带来了相应的压力。全球化进程使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观念得以更新，也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新的挑战。

第三，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选择与策略。

对于中国是否要融入全球化，国内始终存在不同意见。怀疑论者认为，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虽可在经济上有一定收益，但最终是弊大于利，可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陷于难以自拔的从属地位。反全球化论者则明确指出，全球化是陷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新殖民主义，因此，中国必须反其道而行之。但是这两种观点不占主流，占主流的观点是主张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认为这是我们唯一的正确选择。这种意见认为，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融入全球化；必须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这是我们唯一的正确选择。

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局面，只有抓住机遇，迎接挑战，选择和构建合理的发展战略，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全球化进程中走向辉煌的未来。围绕着“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构建”这一主题，学者们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理论观点。

（1）进行创新。参与全球化会面临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因此，有学者提出，要进行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理论创新，认为这是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关键步骤、立足全球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和迎接全球化挑战的思想武器。

（2）全面深化改革。有学者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应对全球化的必由之路。主要包括：一是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主要举措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市场机制与体制；强化科技创新，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在经济效益上做大文章；进一步搞好社会主义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同时努力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监管职能，把国家的宏观调控与进一步增强企业的活力和核心竞争力更好地结合起来；加大金融系统改革的力度，在完善国内金融管理的同时，积极推进建立更加合理的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新秩序，以抵御世界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各种不合理的经济关系和危机。二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三是社会方面的改革，主要是完善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大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的力度，缓解就业压力；创造调解社会矛盾的新机制与新形式。四是文化体制的改革。如此等等。

（3）在与资本主义的交往与联系中壮大和发展自己。有学者提出，我们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克服害怕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错误观念，在坚持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方向的前提下，主动在与资本主义的交往中、联系中壮大和发展自己，并在与国际资本主义的竞争中，逐步取得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国应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方向，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的侵蚀，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成果，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必须把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摆在重要的位置。在此前提下，充分利用当代资本主义成果，为我所用，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中国要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要抓住历史机遇，积极发展开放型经济，以更加积极的态度走向世界；保持清醒认识，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和方针。

（4）冷静面对全球化。有学者认为，中国应冷静面对全球化。第一，应该对全球化的二重性有全面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坚持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的方针，客观地、积极地迎接全球化的浪潮。第二，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参与全球化竞争的过程中，要始终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同时运用外交手段广泛团结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团结周边有较密切共同利益的国家，逐步加强周边区域经济的集团化。第三，应认识到能否占据有利的分工地位，归根到底是由国家经济实力决定的。第四，要吸取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教训，尽力避免一体化的陷阱或削减负面影响。中国政府必须树立“全球化治理”和“国际协调管理”意识，正确引导和驾驭经济全球化潮流，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紧密结合，扬长避短，趋利避害，避免掉入经济全球化的“陷阱”。中国的社会变革和可持续发展因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而不断出现矛盾和干扰，必须高度关切、防范化解。

（5）加强文化和民主政治建设。还有学者从文化和民主政治建设的角度，提出了应对的策略。他们指出，就文化建设而言，一是要把民族利益与全球化进程的互动作为文化建设的基点，二是要在顺应全球化发展的同时对外来文化进行中国式的解读，三是要建立防范西方文化侵略的有效机制，四是要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就民主政治建设而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提高国民素质，确保社会主义民主主体的现代化与世界性的统一；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确保民主政治发展的独立性和有效性的统一；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与外来文化的中国化的统一；借鉴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共同经验，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道路。

（6）警惕“三股思潮”。有学者认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警惕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三股思潮。一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其核心是主张在经济领域全盘推行私有化，崇拜否定国家宏观调控的自由竞争；二是民主社会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其核心是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观和政治上层建筑模式；三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其核心是歪曲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英勇奋斗的历史，为现在推销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服务。

3．国外学者关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概况

关于这个方面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

一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性质。从国外学者关于这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来看，大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当下所走的路是资本主义道路，第二种观点认为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第三种观点认为我们正在走自己的“第三条道路”，第四种观点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类似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阶段，第五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的制度是一种混合型制度，还有一种观点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概括为“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其具体观点如下。

（1）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姓“资”，是“变相资本主义”。国外一些学者认为我们现在所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原因就在于我们搞了市场经济，这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相悖的。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更多地应与计划经济相联系，而不是与市场经济相联系。英国《每月评论》杂志是代表这一批判性传统的重要论坛，该刊登载的多篇文章指出，“市场改革”已从根本上颠覆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政府的“市场改革”规划，本意是要恢复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结果却造成了国家越来越走向资本主义道路，日益深陷外国的支配。这种观点错误的一面在于不了解或者不懂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同时也不了解中国社会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这个重大的国情。但是作为一种批评，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2）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是社会主义，是发展了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针对海外一些人对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性质的错误理解，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就指出：“无论是谁，如果从此得出结论，以为中国农业看见了光明，要学我们的样子，即搞‘资本主义’了，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种观点正确地看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流、主导和正确的一面。其不足之处是对来自右的方面的错误思潮的干扰，缺乏相应的了解和认识。

（3）中国正在走自己的“第三条道路”。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同于苏联模式，也有别于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就是说，中国的发展很好地处理了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英国学者彼得·诺兰在《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一文中指出，如果我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是指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创造性的、共生的相互关系，那么中国2000年以来一直在走它自己的“第三条道路”。在他看来，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是一种完整的哲学，把既激励又控制市场的具体方法与一种源于统治者、官员和老百姓道德体系的深刻思想结合在了一起。这种见解的正确的一面是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以及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区别。错误之处是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属性，而将其归入单纯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待的所谓“第三条道路”。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一个类似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阶段。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引起了工人、农民和士兵的反对，于是，列宁在1921年决定放弃这一政策，实施具有市场经济性质的“新经济政策”。日本学者不破哲三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是通过克服历史错误而确定的新的努力方向，而“新经济政策”能为今天中国倡导的通过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的尝试提供借鉴。他指出，列宁挑战市场经济的历史与中国1949年之后所走的道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中国的发展进程也类似于列宁实施新经济政策时的情况，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正进入一个类似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阶段。应当说，这一见解也是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和实践方面的依据的。其错误或不足之处是不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政策或措施之间的重要区别，包括历史时代、经济与政治背景、改革开放的程度和形式，以及长期和短期的不同政策的区别等。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混合型制度。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又有资本主义的因素，甚至还有封建主义的因素，所以很难确定当下中国的国家制度的性质。波兰学者亚当·沙夫持这种观点。他指出，对目前社会上存在的关于中国的三种说法都表示怀疑，即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中国式的资本主义、中国式的封建主义。他对这三种说法都不能表示同意。在他看来，要想说明今日中国的制度，也许可以用这样的话来概括：现代中国尚未形成稳定的国家制度，无法用准确的语言来确定。因此，他说：“由于我们分析的对象处于大变革过程中，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只能说当前中国的制度是一种混合型制度。”而这种观点，按其实质来说，只能算做一种折中主义的见解。

（6）有学者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概括为“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中国学者徐觉哉研究员指出，所谓“中国模式”只是国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解读，它不仅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态势的高度关注，也表明中国探索的道路已取得了举世的公认。所谓的“北京共识”，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西方学者那里的另一种表述，它是世界历史上有别于西方的一条大国崛起之路，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条全新的发展之路，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不过这种看法多少带有某种一相情愿的良好的主观愿望的性质。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就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混合模式，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西方模式的延伸；既否定了苏联的完全公有化模式，也破除了西方的极端私有化模式。它整合了各个方面的动力机制，因此成为中国高速发展的基础。中国模式是国际最优经验和中国本身实践结合的产物，既有世界性，也有中国性，但是，并无只言片语谈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属性。此外，“北京共识”是英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的。2004年5月，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论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的论文，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已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为“北京共识”。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主要表现在经济、政治、人民生活水平和国际地位等方面。从经济方面来看，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9~2006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接近10%。对此，美国学者阿尔文·托夫勒指出：“中国过去30年的成就可谓显著、惊人。我们当初也没有想到中国能发展得如此之快，能取得这样的成功。”从政治方面来看，中国政治文明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从人民生活水平来看，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生活实现了由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的转变。对于这种变化，俄罗斯学者米哈伊尔·季塔连科说：“数千年来，吃、穿、住一直是中国民众操心的大问题。但在改革开放10年后，这些问题就基本得到解决。可以说，改革开放成就了这一历史性的功绩。”从国际地位来看，中国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美国学者斯蒂芬·罗奇认为，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概为17.5%。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开放度非常高，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有某种乘数效应。中国对协调国际舞台上政治对话工作的积极作用也日益明显，贡献越来越大。欧盟委员会2006年10月24日在发表的题为《欧盟与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承担更多责任》的文件中指出，在过去10年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一个主要强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和第三大出口国，也正在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政治力量。

国外学者在充分肯定我国发展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我国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一是贫富差距扩大。这主要体现在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与行业收入差距方面。二是社会道德观和价值观滑坡。日本学者宇野重昭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种思想和道德标准的真空状态，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经济改革越是向前推进，就越是有必要重新加强传统道德，即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三是中国在国际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俄罗斯学者特别强调了中国在国际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他们认为，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提高，世界的传统领袖（美国、欧盟、日本）绝不会在自己控制的市场空间对中国作出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中国”就会被他们视为潜在的危险，必然受到来自他们各个方面的遏制，包括政治、思想、军事等方面的遏制，以达到削弱中国国际地位的目的。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对这种威胁作出正确的反应。四是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破哲三认为，今天的中国正吸引着来自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国家或地区的大资本，这就使中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即在向资本主义学习的同时，还要与它们展开竞争，而且不能被它们所吞并。也就是说，中国需要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不被资本主义所取代，需要使社会主义核心经济部分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来与资本主义展开竞争。此外，有学者认为，中国还存在环境问题、能源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

4．从上述研究现状可以发现，还存在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首先，需要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必然性问题作出回答。应该说，这个问题相当重要。特别是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不少人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甚至有人主张在我们国家搞民主社会主义，说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走的道路就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这实际上是未能“把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充分有效地转化为对于社会主义的认同”的结果，相反的认同还大有市场。针对这种状况，我国学术界和理论界应该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必然性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这对于坚定人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意义重大。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但是，我国学术界当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很不够。学者们很少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问题，只是就事论事，把全球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一个“实然”，分析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机遇、挑战和应采取的对策。当然，这种分析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问题；提出明确的观点，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证，以消除各种错误思潮对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从而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其次，需要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来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论是全球化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既是现实，也是历史。如果不从历史的高度进行把握，我们既不能说明全球化，也不能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要求我们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来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众所周知，近代中国是被迫进入全球化进程的。在这一进程中，中国人民历经磨难，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选择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并取得了胜利。当代中国是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历经艰辛，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因此，只有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才能够充分地说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必然性问题。然而，从现有文献看，这个方面的研究很不够。如上文所述，绝大多数学者只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历史方面进行研究的不多，而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更不多见。

再次，需要从比较的角度来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更充分地说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正确性与合理性。这种比较，既要同以往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及东欧国家进行比较，又要同现在在国际上比较流行的民主社会主义等发展模式进行比较。从现有文献看，有学者从全球化的视角对苏联模式进行了研究，也有学者对比研究了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总的来说，这个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认真地开掘。

最后，需要在创新上下功夫。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这足以说明创新的重要性。可是，从现有研究情况来看，这个方面还有待加强。尽管有不少学者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但从总的情况来看，重复研究的人居多，开拓创新的人较少。关于全球化的论文、论著可以说汗牛充栋、数不胜数，不过，这些论文、论著尤其是论文大同小异的居多，真正在理论上有所突破的科研成果不多。针对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翔实论证的论文、论著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