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乡村危机与应对方略：路径探索与现实关怀

池子华

内容提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农村危机的加深，流民问题日趋严重，引起整个社会的普遍关注，从而引发一场“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的论战，意见纷纭，其中“重农派”、“重工派”、“第三条路”即“农村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流派引人瞩目。本文对此进行考察，认为尽管上述路径选择在近代中国成为“泡沫”，但仍具有深沉的时代价值：“重农派”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无疑是正确的，特别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大国，农业的基础地位不容动摇；“重工派”的理论在近代中国没有实现，但其结论并没有错，要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必须发展城市工商业，这是人口城市化、农村城市化的客观要求；“第三条路”在近代中国没有走通，但并不是说“农村工业化”本身有什么重大缺陷，要实现农业劳动人口的转移，实现农业自身的转型，实现农村的城市化，“农村工业化”是必由之路，事实证明，也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人口出路的较好办法。但三者都不应偏废，面对“民工”浪潮的迭起，历史启示我们，应大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水平，造成农村劳动力剩余；充分发展城市工商业和第三产业，充分吸收消化源源而来的农民工，这是宏观调控的基本点，而中间环节则应为农村工业化之取向。

关键词 民国时期 乡村危机 重农派 重工派 第三条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经济濒临破产，流民问题异乎寻常的严重。乡村危机中，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于焉兴起。在这场运动中，社会各界上下求索，试图探寻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路径。虽然许多尝试无果而终，但却有着深沉的时代价值，值得我们认真发掘。要说明的是，对运动本身的研究，并非本文的任务，流派庞杂，亦非此处所能一一缕析，即同一流派，理论要点亦有不同，不可能面面俱到。这里仅从解决应对乡村危机、解决流民问题的角度，择要进行剖析。

一 “回归”乡村：“重农派”的理想

流民或农民离村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而是涉及经济社会各个层面的重大现实问题。农民离村只是一个表象，在这一表象背后，则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遇到的深层次问题——“三农”问题。因此，解决农民离村问题，不能不在解决“三农”问题的总体框架中寻找出路。时人把注意的目光转向乡村，乃顺理成章之事。

农民离村问题，从总体上说，主要是由农村经济的经常衰退引发的，这是一般人的共识。浩平在《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之研究》一书中即论及：“因为农村经济的破产，才有农民离村之发生，因有农民的离村，更增高农村破产的程度；农村破产的程度愈增高，而整个社会问题亦趋恶化……如此看来，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之所以严重，谁都不能否认是由于农村问题而牵连到整个社会问题的。”这个分析当然很不全面，但谓农民离村问题是由于“农村问题而牵连到整个社会问题的”，确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既如是，就很自然地提出了“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在晚清时期已经提了出来，而到民国时期，随着农村危机的加重，农民流离失所者日增，更引起整个社会的普遍关注，从而引发一场“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的论战。

在“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的论战中，“重农派”（或称“乡村建设学派”）可称最引人注目的理论流派。他们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简称“乡建运动”）也“如花怒放，如日初升”,“大有掀天盖地而来不可遏止的形势”。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使“重农派”成为时论的焦点。

“重农派”以梁漱溟、晏阳初、高践四、漆琪生、王鸿一、严慎修、米迪刚、杨开道等人为代表，持论者众多，阵容强大。其理论要点很多，漆琪生在《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心安在——重工呢？重农呢？》一文中概括为“八大要点”，其中强调“发展农村，建设农业，可以解决数千百万过剩人口的失业问题，不仅农村的无职业农民可以获得谋生之道，就是都市的失业劳工，亦可回转农村以图生存”。由此可见，“复兴农村”进而解决农民离村问题，是“重农派”的主要目标之一。

“重农”理论，流品驳杂，强调的重点亦有不尽一致的地方，如20年代初以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为代表的“重农派”，提出“返求诸农，以安国本”,回归到封建时代的主张，这是历史的倒退，无足称述。乡建运动中崛起的“重农派”，若梁、晏、漆等人，如果我们不抱偏见的话，是不应该与章士钊相提并论的，尽管他们都把“农”强调为立国之“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重农派”并非决然反对中国走工业化道路，这一点为过去的研究所严重忽视。“重农派”的领袖梁漱溟就直截了当地说：“中国民族的能否复兴再起，中国社会的能否繁荣进步，定规要看中国社会能否工业化。”工业化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重农派”看到了这一点，亦属难能可贵。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农民离村问题严重到不能再严重的特定历史情况下，“除了东北问题（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引者）,再没有比农村的崩溃与救济更为严重了”。因此，“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即谓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换言之，即必从复兴农村入手”,才能解决农民离村问题，才能提高国力，至于工业化，并非当时所急。这是“重农派”与“重工派”分野的基本点。

“复兴农村”，不言而喻，是解决农民离村问题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这在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农业的“复兴”，可为工业化奠定基础、创造条件，这在事实上和逻辑上都难以挑出毛病来，至于视“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惟一可能的路”,倒有偏执之嫌。

乡村建设运动是“重农派”的理论实践，轰轰烈烈，但实施的方法和目的，却五花八门，各有千秋。孙晓村先生在《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估价》一文中将乡建运动分为七种类型，其中从“教育”入手的乡建模式最为典型，影响亦最大。梁漱溟认为，“中国内地农民百分之八十不识字，知识极浅”,这是“中国问题之解决”的最大障碍，因此，乡建运动的“目的是要化社会为学校，可称之曰：‘社会学校化’”。他主持的邹平乡建实验区就以“教育的设施为中心”，欲求达到“于乡设乡学，于村设村学”的理想目标。晏阳初认为，农村问题虽然千头万绪，但“愚”、“贫”、“弱”、“私”是基本问题。有此四大问题，“任何建设事业，是谈不到的”。要根本解决这四大问题，就需要相应的“四大教育”——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去克服。这就是晏阳初集中人力、财力在定县“作一个彻底的、集中的、整个的县单位实验的内容”。

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的经营素质，当然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离村问题的解决，“社会成员中受过教育的人会比愚昧无知的没有文化的人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好处”。事实也证明，教育落后，农民文化素质较低，不仅影响他们对谋生方式的优化选择，而且也是农业实现转型的巨大障碍。因此，教育农民，绝非无此必要。特别是“重农派”倡导的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打成一片的做法，仍有值得借鉴的价值。

“重农派”的乡建实践活动有声有色，在教育农民方面的确取得了点滴成效，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教育农民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巨大工程，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能或不可能在短期内收到明显的效果。尽管如此，“重农派”在教育农民方面所做出的若干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当时农民所急需的并非是接受教育，“精神食粮”无法满足饥饿农民的生理需要。在离村农民遍地皆是的特殊历史情境下，靠教育去“救济”，未免脱离实际太远。这就决定了“重农派”的理论实践，无法使“农村复兴”，更不可能解决因农村凋敝而被大量抛到社会上的流民的问题。

定县这个乡建运动的模范实验县就是一个极典型的例子。据平教会社会调查处李景汉的调查，平教会定县乡建实验的结果，除了使农民多识几个字之外，再就是下列情形：“前五年定县的乞丐是凤毛麟角，上年（一九三三）冬季增至三千左右。民国二十年内在定县因债务破产而为债主没收一切家产之家数不过五十家左右，二十一年增至三百家左右，二十二年内竟达二千家之多……目下定县欠债之家数占全县总家数百分之六十七，约四万六千家，不欠债之家数，占百分之三十三……农民处此种经济情况下，有的实在无法生活，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另谋出路，尤其是其中的壮丁，遂不得不抛弃其眷恋之故乡，出外谋生于异土。民（国）十（年）以来已渐有往关外谋生者，每年约在七百人左右。民国二十二年内生计困难之程度远过于从前，因此离家谋生者数目亦呈空前的陡增，竟超过一万人，今年春季出外谋生者亦已达七八千人，多系壮丁，其中大多数系往东北——农村破产之状况可见一般。”事实表明，“近年来风起云涌的乡村运动，并不能解决农村中大多数穷人的吃饭问题”。所谓“复兴农村”、解决农民离村问题，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

“重农派”的理论实践，因脱离实际，“药不对症”，而招致失败。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大批农民被强制性脱离土地背井离乡，说明农村生产关系到了亟须变革的地步。农村的“复兴”，还依赖于农业的发展，农业如何实现自身的转型，走出传统，走向近代，是“复兴”农村的必要条件。在历史的挑战面前，如何调整农业内部产业结构，吸收、消化剩余劳动力，也是振兴农业的重要途径。所有这些问题，“重农派”几乎没有触及，终致陷入“教育万能主义”的泥潭。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在江苏黄巷实验基地从事乡村建设的“重农派”在反思“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原因时，有所感悟，谓：“局部之建设，常常在枝枝节节上下工夫；根本改造，当非教育所能为力。黄巷民众所最需要的为 ‘耕地’，为 ‘工作’,而耕地无多，地权不属，丝厂倒闭，蚕价惨落，同人听到黄巷民众哀痛的呼声，只觉心余力绌，所谓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只是将颓墙败壁略加修补，并非根本改造。”这一认识，可以说是难得的收获。

尽管“重农”理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未能行通，但提出了至今不容忽视的极有价值的重大课题——教育农民。没有农民综合素质的提高，就没有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英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发展最终所要求的是人在素质方面的改变，这种改变是获得更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方式，同时也是发展过程自身的伟大目标。”这是耐人寻味的。

二 针锋相对：“重工派”的路径选择

与“重农派”论争不休的另一大学术流派是“重工派”。“重工派”以吴景超、陈序经、袁聘之、贺岳僧、张培刚等人为代表，其理论要点归纳起来，主要有：“1．现在世界各先进国家，国民经济都已发展到高级的工业化的，逗留在前期资本主义的中国，当然也要走上工业化的坦道，以谋国民经济的展开；2．提倡工业，制造应用物品，弥补每年巨大的入超；3．提倡工业，可以集中全国的经济人才，抵御世界恐慌的侵袭，并能吸收农村过剩人口，解决社会问题；4．工业发达后，农村原材料才得出路而发展农业的机械资金等，都须工业界的供给。”

针对“重农派”代表人物漆琪生提出的“八大要点”, “重工派”的代表人物袁聘之针锋相对，逐条进行驳斥，其中认为“资本主义化的农业建设，不仅不能解决数千百万过剩人口的失业问题，使农村无职业的农民可以获得谋生之道，更不能使都市失业之劳工转回农村以图生存，反而能使农村失业之人口增多，造成农村广大的失业军，以致农业劳动大众愈益贫困化，因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方式同样因机械代替人工，驱逐一部分劳工于生产领域以外，而资本主义的农村经济生产关系，又为一种农业资本家对农业劳动者的剥削关系，在这样的剥削关系继续发展之下，农业劳动大众只有日益贫困化”。在他看来，“发展工业，实为现阶段中国国民经济建设之要途，且为救亡图存之急务，故吾人不欲解救中国国民经济之危机，以谋救亡图存则已，如欲解救中国国民经济之危机，以谋救亡图存，则除积极发展民族工业外，其道莫由”。

袁聘之还阐发了“重工”的四大理由，他从解决农民离村问题归根到底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角度，强调指出：“中国农村经济之所以日趋破产，实由于生产率低降，收入减少，农民失业所致。而生产率低降，收入减少，农民失业，又基因于农产品之销路狭滞。农产品销路之所以狭滞，更基因于民族工业之不发达，及原料需要之不能增多。故积极的发展民族工业，增加原料之需要，开辟农产品之销路，吸收农村中之失业人口，实为解救中国农村经济之良药。”

在农村复兴运动中，提出中国该不该走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这个问题早在洋务运动前已讨论过。但“重工派”认为，“提倡工业……能吸收农村过剩人口，解决社会问题”,应是“重农派”难以驳倒的。

近代中国因农村经济衰退而迫使农民逃脱农村引发了严重的农民离村问题，既然农村本身无法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寄希望于城市理所当然为时论所关注。戴星如指出：“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为农民，劳力丰富之来源，当在广大的农村。今后工业化中劳力问题之核心，不在产业工人本身，而在如何吸收农业工人以应工业之需要。工业化之结果，必能容纳大量农村过剩之人口，原来附着于土地，从事耕作之农民，必将纷纷投入工业，成为新兴产业工人。以往农村人口充斥，劳力低贱之现象于是消失；工资随之提高，从而利于使用机械耕作，促进农业之现代化。故一方面工业化所需之劳力必求自农村，他方面农村过剩之人口亦赖工业化而适当之解决。”“重工派”的领袖吴景超更在《中国移民之趋势》一文及《都市社会学》、《第四种国家的出路》等著作中，反复强调“都市集中”（农民进城）的时代意义，大声疾呼“生存在今日的世界中，我们只有努力走上工业化的路，才可以图存。我们只有一条路是活路，虽然这条路上的困难是很多的。大家不要再在歧路上徘徊了”。其他“重工派”人物也都认为“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但“重工派”的理论，只能是一种理想，在近代中国的现实面前，这种理想无可奈何地破灭了。在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充分、健康的发展。不仅如此，近代工商业一定程度的发展，反而造成更多的农民失业，据马札亚尔估计，在“上海纺织工厂之中，现有十二万工人，利用机器，生产二千五百万至三千万农民在家庭纺织车旁所生产的纱布数量，所以十二万农民的变为工人，是表示有千百万农民失掉了家庭的工作”。近代工业的发展面临着两难的境地。

民族工商业能否取得发展，发展程度如何，还取决于国内市场。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游离出来，当然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力，同时也创造了国内市场，即马克思所说，“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定性”。但是，中国国内市场大众的购买力，因农村经济的经常衰退、农民日益贫困化而处于极低状态。据《东方杂志》第32卷第24号统计，1933年各主要国家的进口额，中国每人年均占有进口额仅2.9元，每月不过2角，较之英、法、德、美诸国不可以道里计。这种购买力的急速下降，使工业品无法脱售，生产利益无由实现，再生产的继续难以维持。中国幼稚的民族工业衰颓没落，此为一大要因。

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得不到充分发展，除了资本、技术、购买力下降等限制因素外，主要在于“帝国主义的毒焰”，这是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时论在对重工理论进行批评时，尖锐地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平等条约之桎梏未解除以前，一切发展工业的计划都不能谈，不配谈。近二十年来一部中国民族工业之发展史，已足为此事之明证。现在一般工业建国论者，亦不过如在沙漠上幻想着建筑一座巨厦，离现实性是很远的”;“在帝国主义控制之下的中国，欲发展工业，开展国民经济，那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干脆的说在没有扫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毒焰以前，民族工业的发展，真难乎其难的。”

近代中国，由于受到外部条件和内部环境的制约，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企盼通过发展民族工商业来解决农民离村问题，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想化方案，只能付诸东流。相对于近代中国的现实，“重工派”理论显然有一定的空想性，但其构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式并非空中楼阁。

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特别是工业，吸引农村人口向都市集中，逐渐实现社会经济的转型，毫无疑问，是世界各发达国家所普遍遵循的道路。英、法、美都是通过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吸引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从而实现社会经济转型的典型事例，日本、德国等国也不例外。“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就近代中国而言，欲求农民离村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不仅可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人口，同时，也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提出要求，特别是对技术以及园艺作物的生产是一个推动。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

棉花生产。据载，“中国棉织业发生之初期，市上所知之华棉，只有三种，大都产生于江、浙两省及湖北之一小部分。当时上海有纱厂七家，苏州、汉口、宁波各一家，共计锭子三十七万九千枚。当时中国虽不产原料，然创办以上各厂之人，均抱有大希望：以为中国土壤宜于植棉，将来华农必能应原料之需求，广为种植。今日彼等之期望已验，山、陕、豫、鲁、直各省棉产，日益增多……足供一九〇〇年后本国各厂锭子之需要……迨至今日（一九一九年）……总计中国全国，现有锭子一百四十万一千五百五十六枚。棉业进步之速，实为可惊”。可见，棉纺织工业的发展，有力地推动着棉花的生产。

蚕桑事业。江苏无锡“二十年前，农民都种稻、麦、豆等类。近因丝厂发达，农民见蚕桑之利胜于稻麦，于种植农作物外，更从事蚕桑矣……城廓之外，桑麻毗连，几家家栽桑，户户育蚕矣。每至收茧之时，人民担茧至行中求售者，势如潮涌，欲再觅旧式车缫丝者，不可复得矣”。这表明，丝织工业的发展又推动了蚕桑事业的发展。

小麦的种植。“近年来小麦的栽培有了迅速的进展……面粉工业正在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之一；在长江流域，现有面粉厂已达四十家以上，由于禁种鸦片以及因津浦铁路建成而开辟的市场刺激了小麦种植……由于这种新的发展，中国已经不再像前几年那样，要从外国输入面粉了；事实上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已输出面粉十六万担，大部分是运往英国。”面粉工业的发展刺激了小麦种植的增加。

以上几例不难设想，如果资本主义工商业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那么势必带来农业的发展，农民生活条件亦会得以改善。其从消极意义上说，可使农民安居乐业，而从积极意义上说，农民可以进行正常的分化与流动。亦即说，如果不是外部条件和内部环境的制约，“重工派”的理论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总之，“重工派”理论既有一定的空想性又具有一定的现实性。相对于近代中国的现实而言，它是空想的。但“重工派”着眼于世界大势，描绘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蓝图，这一点应加以肯定。而且，近代苏南的现实表明，工商业发展的速与缓和吸收农村剩余劳动人口数量的多与寡相一致，如果没有外部条件和内部环境的制约，充分发展工商业，充分吸收“离村”的农民，进而实现社会经济的转型，并不是没有可能。

尽管“重工派”的理论模式在近代中国成为“泡沫”，但其理论本身并没有重大缺陷，且具有不可低估的现实价值。当下要解决农民工问题，归根到底要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即必须充分发展城市工商业，这是人口城市化、农村城市化的客观要求。现在如此，将来亦然，直到完成经济社会转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将农业搁置一边，在一定时期内，农业要求优先发展。但要实现经济社会转型，必须充分发展城市工商业，总的趋势是这样，这是解决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农民离村问题，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实现工业化的最佳途径。

三 “我们可走第三条路”

当“重农派”与“重工派”论争不休之时，“我们可走第三条路”的呼声又起，主要代表人物有郑林庄、齐植璐、方显廷、何廉以及英国人戴乐仁等。

“走第三条路”，即走“农村工业化道路”，从经济功能上看，可以说是“在农闲基础上用来解决生计困难的工业”,是一种“副业”的经营形态。既名“工业”，当然不会排斥机器的使用。“主张提倡乡村工业而不怕资本主义大机器来吞灭整个乡村工业生命的人们所持的理由有：1．消除农民人口众多的危险；2．挽救农业技术落后的恐慌；3．弥补农业季节生产的缺点；4．解决农村金融缺乏的困难；5．树立农村自给自足的基础。”

农村工业化的提倡，主旨之一就是解决严重的农民离村问题。1934年，英国人戴乐仁在中国社会问题讨论会的年会上发表意见，认为中国“十五岁至五十五岁的农村人口，每年至少有五千五百万人是失业的”。并提出，要解决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只有走农村工业化的道路，即把现代化机器生产的方式与技术介绍到农村，对原有手工业加以科学化的整理，造成一种现代化的农村新工业。它可以是以一家为范围的手工业或以一村为区域的小作坊，也可以是联合数村而成的制造厂。在戴乐仁看来，理想的农村工业，要具有下列几个特征：（1）农村工业是为利用农闲时间，或失业者、无业者的劳动而设。（2）农村工业的兴办，是以切合农村之实际情况，以科学方法的实验做根据的。（3）农村工业是引用合作的原则组织起来，购买、运销，悉以合作方式为循，即使是农村之居民，也能得到都市中大规模的工业所得的一般利益。上述意见，可以说对当时中国理论界存在的农村工业化取向做了较为全面的概括。

实际上，主张农村工业化最力者，当推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郑林庄先生。他在1935年1月发表《我们可走第三条路》的文章，最终使“第三条路”成为引人注目的理论流派。他对吴景超“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观点“深为赞许”，但他认为，中国不易立刻从一个相传了几千年的农业经济阶段跳入一个崭新的工业经济的阶段里去，而只能从这个落伍的农业社会逐渐地步入。在由农业社会转进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应该有个过渡的时期来做引渡的工作。换言之，我认为我们所企望的那个工业经济，应该由现有的这个农业经济蜕化而来，而不能另自产生。因此，我们现在所应急图者，不是吴先生所主张的如何在农业之外另办都市的工业，而是怎样在农村里面办起工业来，以作都市工业发生的基础”; “我们应该在农业上想工业化的办法，应该在农村里建设工业的基础。换句话说，因为受了客观的限制，我们已不能在农业之外另建立大规模的都市工业，但我们却可以在农村里面培植小规模的农村工业”。

在郑林庄看来，引发中国经济危机的成因，就是失业和无业的问题，“挽救目前的经济危机乃在失业与无业问题的解决——换言之，乃在为无业者开辟工作的机会上”。郑林庄承认都市工业同样可以增加工作机会，但都市的“现代的工业重在机械的利用，吸收人工究属有限。而且即使都市工业能够吸取一切的失业民众，他们由于受了乡土观念和知命观念的限制，是否肯背井离乡到城市里去求工作还是问题”。何况“都市工业的建设需要大资本，大改造，也非中国一时所能办到的”。而农村工业则不然，“它是在每个农家里，或乡村工厂中，集家人或乡民共同进行的，是不需要大量的资本的，而且是注重在过剩劳力利用的，故兴办较易，设立也较快。如此，在农村里面有了农业与工业相并进行，失业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一个国家在改变制度间国民所发生的彷徨心理也可以免除了（这种心理是绝对有害的），最后，而且最重要的，都市的工业亦可由此而萌芽了。这不是个过渡时期的最简捷的办法吗？”

发展农村工业，未尝不是复苏农村经济、解决农民离村问题的一个方案。因此，有学者以为“方显廷、何廉诸君所主张之发展乡村工业，若能实现，更为极佳之对策”。问题是如何兴办农村工业，如何将农业与工业融为一体，理想的农村工业在当时有没有实现的可能，资金问题、技术问题如何解决，农村工业产品有无竞争力等等，都没有给以明确的、令人信服的回答。正因为如此，农村工业化道路能否走得通、该不该提倡就引起激烈的争论。张培刚在《独立评论》发表《第三条路走得通吗？》一文，对“第三条路”的理论依据提出质疑后认为“把它当为救亡图存的方针，固然评价过高，同时又把它用作解决失业和无业问题的方法，也未免不实际了”。他认为：“产业革命的结果，是使得机器代替了人工，是使得工厂制度代替了手工业制度，是使得工业生产代替了家庭生产，工业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在这个时候，提倡农村工业，尤其是把农村工业当作走上工业经济的过渡方法，自然是倒行逆施。因为这样做来，不但是农村不能走上工业化之路，而工业本身倒反回到产业革命以前的那种工业制度去了。都市工业的发展和工业经济的建立，除非是从天上掉下来，否则仍旧不能达到。”所以“把农村工业当为中国经济建设的路径，不但在理论上近乎开倒车，在事实上也是行不通的；退一步言，万一其本身是树立了，但也不能引发都市工业，从而不能蜕化出工业经济来。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农村工业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也有反对者认为：“在中国工业未发展到很高的阶段，才允许农村中有一部分家庭工业的存在，但这亦不过是走向机械化，走向被工厂出品压迫下的过渡阶段”, “所以各种家庭工业迟早总会打起这样的丧钟，让机械来把它变为在技术上没有用的东西”, “于是农民们就更无限制的加紧劳动力的强度，更厉害的降低他们生活上的需要，并且大量的加重他们家族成员的苦工，如此他们想在和机械的竞争上不致落后。但是将来竞争的结果，悲惨的命运，还是定要降落在农民的头上的”。

从安置农村剩余劳动人口、解决流民问题的角度而言，发展农村工业应该是一种选择：可以解决剩余劳动人口的出路问题，可以补充农家收入之不足，可以减轻流民对城市的压力，可以为农村走出传统创造条件，等等。但是在当时，所谓“第三条路”只能喧腾于报章杂志，即便个别地方做过“实验”，也收效甚微。这是因为，“农民，贫困已极，副业之兴，有赖资本，农民谋衣食之不遑，安有余赀以兴业？”此其一。“农村工业”立足于农村，特别是原料的供应，唯农村是赖，这就决定“农村工业”的发展以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前提，在农业经济濒临破产的前提下走农村工业化之路只能是梦想。此其二。其三，当时提倡的“农村工业”，是以手工劳动为特征的，与传统的家庭手工业有许多相似之处。传统家庭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倾销下的悲惨命运历历在目，如果用这种“农村工业”来“抵制舶来之商品”，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正如金轮海所说：“中国农村固有的家庭工业，确被资本主义的商品所驱逐而吞没了整个的生命。在各业趋向大工业化的时代，我们还要想提倡零零碎碎的手工业，来和工业商品颉颃，则无异于螳臂当车，失败当然是应得的酬报。又好比独轮车和机器化的火车相竞赛，独轮车无论如何努力前进，落伍是应有的结果。”如果把现代机器引进农村，开办合作工厂，又会出现怎样的情形？苏南的“江村模式”也许能说明一点问题。费孝通先生对“江村”进行考察，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现代机械被引进农村经济，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在农业中引进了水泵，使有缫丝机的家家户户发生了一个新的劳动工具利用的问题。换句话说，这个村庄过去至少有350名妇女从事缫丝工作。现在开办了工厂，同等量的工作，不到70个人就能轻易地担负起来……这一改变对农村经济意味着什么呢？将近300名妇女失去了他（她）们的劳动机会。”江村是经济发达的江南太湖流域的一个乡村。机器引进农村经济的结果，适造成突出的“失业”问题。而且这个得自政府扶植的“合作工厂”，也难以为继，“在沦陷期间给敌人拆成了平地”。由此可见，在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第三条路”面临的是两难境地。要使近代中国农村步上工业化的坦途，只能是一场难圆的梦。

四 深沉的时代价值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解决因乡村危机引发的农民离村问题，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动用整个社会的力量加以调剂与控制，倘仅仅偏执一端，尽管可能收效于一时，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重农派”的理论，“重工派”的理想，以及“走第三条路”的路向选择，揆诸当时农民离村的情势，虽不乏合理性，但这些“药方”均未能收到“药到病除”之效。原因并不复杂。流民现象不是一种单纯的社会现象，它反映的是整个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变态”运行状况（常态的内容较为隐晦），而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处治，自然难以奏效。

尽管上述路径选择在近代中国成为“泡沫”，但仍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其一，“重农派”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无疑是正确的，特别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大国，农业的基础地位不容动摇，否则，“谁来养活中国”将成为一个沉重的社会现实。而且农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使之具有越来越强大的消化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功能。无农不稳，历史的经验以及“重农派”的警告，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更值得我们在建设“新农村”运动中认真记取。“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种突出的“三农”问题如果不能在“新农村”建设中得到根本扭转，势必驱动更多的农民走上“农民工”之路，后果不堪设想。

其二，“重工派”的理论在近代中国虽未能实现，但其结论并没有错。按照“临界最小作用”理论，“农业方面的生产率必须充分提高以使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就足以为整个经济提供食品和原料，从而使农业工人得以解放；同时，工业部门也得到充分发展，为那些解放了的农业工人提供就业机会”。显然，要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必须发展城市工商业，这是人口城市化、农村城市化——社会变迁的主流——的客观要求。现在如此，将来亦然，直到完成经济社会转型。这也是一般人的共识。值得注意的是，“重工派”所憧憬的并不是低水平的城市化，而是更高程度的城市化。按照吴景超的话说，“需要更深的都市化”。因此，笔者认为“充分城市化”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充分发展城市工商业和第三产业，充分吸收源源不绝的进城民工，并创造条件，使其逐渐完成非农化的转变过程。“当工业化进行到充分发展的阶段时，劳动力从农业到其他行业的转移将极为引人注目。”这是可以肯定的。另外，从流向上看，近代、当代农民工主要流向基本一致，即“孔雀东南飞”。近代东南沿海沿江以上海为中心、以苏锡常为次中心的城市近代化格局至今并没有根本改观，这是造成农民工流向“偏好”东南的基本原因。“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由此可以得到一点启示：城市尽可能平衡、合理的分布，是调节农民工合理流动、消灭城乡差别、实现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的必要条件，因此，我国在制定城市化政策时应当给予充分的重视，向中西部倾斜。

重农重工“是一物的两方面，又（犹）如飞机的双翼，人体的双手，偏重一方面的理论都陷于极端的错误，农村建设的开展，有以工业振兴为前提，反之工业建设的推进，有以农业发展为条件，总之彼此都有密切关系的”。目前的“城市化过度”迹象以及“三农”问题突出，就在于以往没能够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以牺牲“农”为代价，现出近代社会“城乡并发症”的朦胧阴影。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换句话说，农工并重、城乡协调发展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理想状态。

农工并重、城乡协调发展，固然是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趋势，但没有对农民工的“分流工程”，城市化“过度”等衍生出的负面效应，将会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在“分流工程”中，“第三条路”理论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时代意义。

“第三条路”在近代中国没有走通，但并不是说“农村工业化”本身有重大缺陷。在农业中国，要实现农业劳动人口的转移，实现农业自身的转型，实现农村的城市化，“农村工业化”是必由之路。现在隆兴的“乡镇工业”，就是农村工业化的一种形式，事实证明，这也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人口出路的较好办法。由此而言，近代农村工业化的尝试，是有价值的。目前的农村工业化，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方式、经营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缺陷，“理想的农村工业”究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

总之，“重农”、“重工”、“第三条路”三者都不应偏废，这是笔者提出的现代化进程“均衡论”的基本含义。面对“民工”浪潮的迭起，历史告诉我们，应大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水平，造成农村劳动力剩余；充分发展城市工商业和第三产业，充分吸收消化源源而来的农民工，这是宏观调控的基本点，而中间环节则应为农村工业化之取向。

〔作者池子华，苏州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