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4期 总第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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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回顾

实力悬殊的不对称冲突在古代和近代历史上时有发生,通常表现为大国主动进攻弱小国家,小国主动向大国发起挑战的情况虽然存在,但由于人们普遍持“以强胜弱”的观念,因此对于这种“反常”情况的研究相对不足。西方学者在研究不对称冲突时,通常关注的是不对称冲突的结果、动机、实力和战略等。对不对称冲突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法国现实主义理论大师雷蒙·阿隆对法国和北非殖民地国家间冲突的分析。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Garden City, NY:Doubleday & Company,1966), p.86.直到1975年安德鲁·迈克才首次提出不对称冲突的概念。迈克认为:“大多数情况下,不对称冲突的概念是用来描述对手之间在实力和地位之间不对等的关系,可以被认为是神话比喻‘大卫和歌利亚’之间一种以弱胜强的战争。”Andrew Mack, “Why Big Nations Lose Small Wars: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ic Conflict, ”World Politics, Vol.27, No.2,1975, p.175.

对于不对称冲突中小国为何会主动挑战大国,美国政治学家费彻开勒·迈克尔从弱小国家的思想意识层面进行了解释。迈克尔在《大卫与歌利亚:非对称战争文化的解读》中详细讨论了弱小国家针对大国的侵略问题。根据他的计算,1816—1996年,有54%的不对称冲突是由小国主动进攻大国开始的。他认为,在均势理论和威慑概念框架下,人们通常依据物质资源,如部队和武器的数量、军费开支等对敌人实力进行评估,但这种方法忽略了弱小国家率先发动战争的非物质原因,如思想意识因素。他以纳粹德国当年在实力尚弱时发动侵略性战争为例指出,弱小国家发动战争的主要非物质因素,是它们把自己视为“文化发达”的民族,强大的敌人被视为“文化欠发达”国家。Michael P. Fischerkeller, “David versus Goliath, Cultural Judgments in Asymmetric Wars, ”Security Studies, Vol.7, No.4,1998, p.3.这一解释虽然具有一定新意,但忽视了最重要的利益因素,因此不能对所有小国发动的不对称战争进行有力的解释。

对这一问题,徐振伟给出了另一种解释。他在对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案例研究中运用前景理论,并从利益角度进行分析,得出弱小国家之所以主动向比自己实力强大得多的国家发起攻击,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不论是先天条件还是后天的发展都无法和美国同日而语,日本理性的选择是不去招惹美国,然而日本之所以冒极大风险偷袭珍珠港,是因为美国对日本的禁运政策将日本逼入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么向美国开战,要么选择忍气吞声。在日本人看来,没有石油、钢铁,日本无法维持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也无法维持战争机器的继续运转。如果选择忍气吞声,虽然可以避免暂时与美国开战,但这一选择对资源十分匮乏的日本来说,无异于自取灭亡,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日本与美国国力的差距将越来越大。徐振伟:《前景理论视角下的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史学集刊》2012年第2期,第94页。基于这样的考虑,日本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经过“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后,日本最终决定抢先向美国下手,以获得先发制人的优势。

小国主动向大国发起挑战的现象在东亚秩序的历史进程中也有明显的表现。周方银在对朝贡体制的分析中,利用博弈模型探讨了实力不对称格局下中国与周边邻国的策略互动,指出在朝贡体制下,周边邻国可以通过把骚扰控制在一定的规模内同时上表进贡以维持朝贡体制表象的方式,使中国在怀柔与征伐之间面临困难的选择。周方银:《朝贡体制的均衡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1期,第33页。在朝贡体制中,中国采取的怀柔政策为周边小国提供了靠骚扰中国来获取利益的动机,从而具有自我败坏的特征。对小国来说,其对中国的骚扰是建立在中国不反击的前提之下,一旦中国对小国开战,不管战争胜负如何,其代价都是小国难以承受的。而对于中国来说,对小国的边界骚扰行为偶尔进行几次反击和征讨是必要的,这可以使周边小国认识到中国在必要情况下使用武力的决心,从而使周边小国在行为上有所收敛。周方银:《朝贡体制的均衡分析》,第46页。

另外一个典型例子是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多次出兵伐魏。尽管最后蜀国遭受失败,但对于诸葛亮为何出兵攻打比蜀国强大得多的魏国,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解释,这同时也是对“不对称冲突中小国何以挑战大国”的解释。

(1)实现理想说。持这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弱小国家之所以向大国挑战,是为了实现小国的政治理想和国家抱负。为《三国志》做注的南朝著名史学家裴松之指出,诸葛亮北伐是“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这一点在诸葛亮的《前出师表》有所体现。在《前出师表》中,诸葛亮写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诸葛亮传》。可见,诸葛亮之所以北伐魏国,其背后的政治理想是“兴复汉室”。

(2)以攻为守说。在对诸葛亮北伐的研究中,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弱小国家向大国主动发起挑战,本质上是一种自我保护,以己方的进攻来避免或迟滞大国的进攻,从而达到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以攻为守说的代表人物,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指出:“夫公固全局于胸中,知魏之不可旦夕亡,而后主之不可一隅以光复也。其出师以北伐,攻也,特以为守焉耳。”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王夫之认为,蜀国之所以以弱攻强,是因为诸葛亮知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并非旦夕之间可以完成,北伐魏国是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目的是尽可能抑制魏国的进攻,最大限度地保存蜀国。现实情况也表明这种策略是起作用的,蜀国在北伐中虽然没有彻底击败魏国,但也取得了射杀魏国名将张郃、击败雍州刺史郭淮等一系列战果,这对魏军具有相当的震慑作用,使得魏国在诸葛亮死后近30年的时间里依然不敢大举伐蜀。

(3)蚕食扩张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指出,弱小国家向大国发起挑战甚至进攻,其目的不在于一举击败大国,而是通过不断蚕食的方式实现本国的扩张,进而改变两国的力量对比。蜀国北伐魏国,如果说最高理想是兴复汉室,那么最现实的目的则是蚕食雍凉。蜀国的谋臣法正在劝说刘备取汉中时提出:“上可倾覆寇敌,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三国志》卷三十七《蜀书·法正传》。这一点后来为诸葛亮所继承,诸葛亮北伐除了兴复汉室的最高理想外,还有这样的目的:就算未能消灭曹魏,也可使蜀汉控制雍凉地区。在主要战略目标“兴复汉室”尚未实现的情况下可以阶段性地实现目标,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日后继续达成主要目标。林榕杰:《诸葛亮北伐目的新论——以多重战略目的及其实现程度为中心》,《东方论坛》2012年第1期,第117页。

(4)疲敌扰敌说。除上述三种观点外,现实中也有一些弱小国家主动挑战大国,其目的在于对大国进行袭扰,消耗大国的实力,待到大国疲惫,露出致命破绽时,再发动决定性进攻,赢得最终的胜利。三国时期,蜀国最弱,魏国最强,诸葛亮通过北伐骚扰并消耗魏国的实力,是一种符合以弱胜强规律的行为。蜀国出动大军北伐虽然会消耗不少物资,但相比起来魏国的损失更大。因为诸葛亮每次北伐均占有主动优势,准备也比较充分,而魏国每次都是匆忙应战,后勤补给均需临时征调,且北伐的战场在魏国的领土,不仅对魏国的经济造成破坏,同时诸葛亮还常用魏国的物资和人员去打击魏国,使魏国损失巨大。由于蜀国北伐的次数比较频繁,给魏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为了应对蜀国的进攻,魏国不得不疲于奔命,且在战争中多次遭遇失败,国力受到较大消耗。应该说,蜀国的数次北伐充分实现了疲敌扰敌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