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历史及现实事件对模型的检验

对于前面建立的三维模型，为了证明其有效性，我们需要选取具体的历史和现实中弱小国家和大国（或国家联盟）对抗的实例来进行检验。如果案例通过了检验，则证明模型是可靠和有效的。需要注意的是，该模型三个维度都是基于事发前的预期，因此需要重点选取在事件发生前，弱小国家对于特定事件对自身国家利益价值度、大国利益舍弃度以及获得外部援助的估计。本文选取英阿马岛战争、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斗争和2013年朝鲜连续释放战争“警告”这三个案例进行检验。之所以选取这三个案例，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三个案例的结果不同。英阿马岛（福克兰群岛）战争的结果是大国获胜，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斗争的结果是小国取胜，而朝鲜则是以主动收敛其行为收场的。第二，这三个案例的性质不同。英阿马岛战争胜利的一方属于比较完全的胜利，即军事和政治上均获得胜利。在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斗争中，埃及属于不完全取胜，即在政治上胜利，但在军事上失败。朝鲜则是由于第三方的压制而主动放弃战争“警告”，其挑战大国的目的没有达到，但也没有遭遇巨大损失，双方不胜不败，恢复到原有的状态。

（一）英阿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的模型检验

马岛之战发生前，阿根廷方面对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这一利益的利益价值度、英国的利益舍弃度，以及能否和获得何种程度的外部援助有其自身的预期。

马尔维纳斯群岛（以下简称马岛）最早于1690年为英国人发现，被命名为“福克兰群岛”, 1816年阿根廷独立后宣布继承马岛，但1833年英国派军队占领马岛，宣称拥有主权。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阿根廷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全国人民对军政府日益不满。此时，马岛地区却发现了石油和天然气，其储量可能是英国北海油田的三倍。对阿根廷来说，占领马岛的价值不仅仅是收回一片领土，还意味着得到缓解经济困境和政府危机的重要能源资源。另外，夺回马岛也有助于转移国内民众的矛盾，提高政府威信。因此夺回马岛对阿根廷的利益价值度可定位为第一等级，取值5。

对于英国的利益舍弃度的判定，阿根廷政府认为马岛对英国的价值有限，若要前来争夺，英国将付出巨大代价，得不偿失，因此英国会轻易将马岛放弃，就像放弃很多前殖民地一样。加尔铁里后来承认，他没想到英国会为一个远在千里外的小群岛大动干戈。“就个人来说，我断定那是几乎不可能或完全不会有的事，”加尔铁里说，“为什么一个地处欧洲中心的国家竟这么关心远在大西洋中的一些岛屿，而这些岛屿并不与任何国家利益攸关？”因此，阿根廷在对英国的利益舍弃度的判定上，认为英国对马岛的舍弃度极高，取值5。

在对外部援助的预期上，阿根廷政府也非常乐观。在当时的阿根廷，加尔铁里和他的多数追随者都以为美国会支持阿根廷。特别是在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任内，阿根廷军方对美国在中美洲的扩张予以支持。1981年，加尔铁里访问华盛顿受到热情欢迎，并认为美国会对阿根廷收回马尔维纳斯群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于美国当时是英国的最重要盟友，英国在国际上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因此美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质是对英国的釜底抽薪，对其行动设置障碍。阿根廷对外部援助的这种预期，可以定位为外部援助的第三等级，取值3。

根据以上阿根廷政府对三个维度的分别预期，最终获胜的总的可能性系数P=5 × 5+3=28，由于P/Pmax=93.3% ＞50%，因此阿根廷选择了挑战英国的策略，派军队占领了马岛。

而事实和阿根廷预测的截然不同。阿根廷本国的利益价值度本身保持不变。英国在事发后立刻做出反应，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认为这是决定英国国威能否重振的关键时刻，如果退让，将造成英国国际地位不可遏制的衰落。因此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对抗之路，派遣特混舰队开赴马岛海域。英国对马岛的实际舍弃度处于舍弃度的最低等级，取值1。

美国也并没有如阿根廷所预料的那样作壁上观。美国在调停失败后，宣布对阿实行制裁，并向英国提供作战物资、空中加油机和卫星通信等多方面的支援。欧洲则通过北约和欧洲共同体对阿实行经济制裁和禁运。原来向阿出售武器和零件的法国，不但停止出售，还不准其他国家转卖，从而使阿根廷军队大量消耗的武器装备得不到补充。实际上阿根廷没有得到任何的外部援助，取最低值0。

根据三个维度的现实情况来取值，最终得到的阿根廷实际获胜的总可能性系数P′=5 × 1+0=5, P′/Pmax=16.7% ＜50%，因此阿根廷在这场和英国的较量中必败无疑。由此可见，正是由于阿根廷在三个维度中的“大国利益舍弃度”和“小国获得外部援助”上出现了错误的预期，采取了错误的行动，因此导致了最终的失败。不仅未能收回马岛，还导致加尔铁里政府倒台。

（二）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斗争的模型检验

如果说英阿马岛战争的结局是以小国阿根廷的失败告终，那么发生在1956年的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斗争则是小国埃及最终获得了胜利。然而，埃及的胜利和马岛战争中英国的胜利是不一样的。在这场冲突中，埃及的胜利是不完全的胜利，其特殊性在于，埃及的胜利只是由于外部强大的援助力量而获得政治上的胜利，但在军事上则是失败的。能否检验出这种“不完全胜利”的特殊性是考验模型是否准确的重要因素。

这场冲突起源于苏伊士运河，这条运河是沟通红海和地中海的重要航道，并间接连接了大西洋和印度洋。自1869年开通以来，它一直受英法的控制。对埃及来说，苏伊士运河的价值极为重要，为了建造运河，埃及付出的代价包括800万埃镑的费用和12万民工的宝贵生命。埃及总统纳赛尔在1956年7月26日的演讲中指出：苏伊士运河“是由埃及人民的灵魂、头颅、鲜血和尸骨筑成的”。尽管埃及付出了巨大代价，但直到1956年，埃及还只掌握着苏伊士运河公司5%的股份，仅有7%的运河收入流入埃及国家银行。这是埃及所不能容忍的。1956年6月18日英军撤出运河区，结束英军对埃及74年的占领，但运河公司仍然处于英法两国的掌握之下。此时，彻底收回运河主权，进一步巩固民族独立，保卫经济权益，发展民族经济，成为埃及民族独立运动的首要目标。因此我们可以判定，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对埃及的利益价值度为最大值5。

对于英法两国利益舍弃度的判定，埃及政府认为，自二战后，第三世界出现了民族解放浪潮，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捉襟见肘。就在1956年，英国还在应对马来亚人民反英起义（1948.6—1957.8）、肯尼亚反英武装斗争（1952.10—1963.12）、塞浦路斯独立战争（1955.4—1960.8）、阿曼反英武装斗争（1955.12—1960）等多起民族独立运动；法国也在应对阿尔及利亚反法独立斗争（1954.11—1962.3）和喀麦隆反法武装斗争（1956.7—1960）；而且在当年6月18日，英国刚刚将军队撤出了运河区。如果此时埃及顺势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英法除了采取经济封锁和制裁等措施，将不会有太大反应。这一点通过当时在纳赛尔身边任职的一位前经济财政部部长的回忆可以体现出来。这位部长在一篇回忆性文章中提及，在1956年7月22日，纳赛尔总统召他到办公室，向他告知了已经做出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决定，并要求他立即着手下列三项工作：（1）估算运河公司股票总额以及埃方应支付的赔偿金额；（2）起草一份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法律草案；（3）迅速安排好必要的外汇储备，以防收复运河主权后西方国家可能采取的经济封锁。除此之外，纳赛尔并没有要求他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经济准备。由此可见，当时埃及政府已经预见到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行动可能招致英法等国的经济制裁，但并未认识到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会导致战争的立即爆发。埃及政府认为苏伊士运河属于不威胁英法两国国家生存的部分安全和经济利益，在殖民地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英法两国应接不暇，将无力采取武力干预措施，因此对英法在苏伊士运河上的利益舍弃度的判定为利益舍弃度中等，取值3。

在获得外部援助方面，纳赛尔也有一定把握。在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仅两个月前的1956年5月16日，埃及放弃了对蒋介石政府的承认，正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此外，苏联更是埃及政府有力的外援，自美英两国从阿斯旺大坝项目撤资后，苏联便承担了对阿斯旺大坝的投资，并成为埃及最主要的武器供应方。1956年7月26日，纳赛尔在确认得到苏联的支持下，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因此，埃及政府对外部援助的判断定位于至少将会获得少数物资方面的援助，取值2。

根据以上埃及政府对三个维度的分别预期，最终获胜的总的可能性系数P=5 × 3+2=17，由于P/Pmax≈57% ＞50%，因此埃及政府选择了挑战英法的策略，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

现实情况与埃及政府的预期大致接近。首先，埃及本国对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利益价值度依然取值为5，保持不变。其次，英法两国对苏伊士运河的利益舍弃度比埃及预想的更低一些。原因在于苏伊士运河作为重要的航线，每年要通过1亿吨的货物，其中3/5是运往西欧的石油。在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心目中，苏伊士运河是它们的生命线。英法两国认为，苏伊士运河虽然不直接威胁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但关系到两国的整体经济利益，因此，当埃及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后，英法很快纠集以色列，一同向埃及发起了进攻。所以，英法两国对苏伊士运河的实际利益舍弃度较低，应该取值为2。最后，在外部援助方面，埃及获得了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巨大支持。此外，阿拉伯国家首次把石油当做武器抗击侵略：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叙利亚都炸毁或临时关闭了输送到美、英、法等国的石油管线。美国大使急忙向纳赛尔保证，将尽快在联合国采取行动制止战争。美国早就为英法以三国背着它策划入侵埃及大为恼火，它也不愿英法势力卷土重来，盘踞中东。英法发动空袭不久，在美国主导下，联合国通过了997号决议，要求交战双方停火。英法最初不愿停火，美国不惜用游弋于地中海的第六舰队进行威胁。基于把英法势力排挤出中东的共同诉求，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也写信警告英法以三国领导人：如果不停火，苏联将使用武力干涉，必要时将实施核攻击。因此，埃及获得的外部援助的实际情况应为获得巨大外部援助，即外部援助威胁到对手大国的国家安全，应取值5。

根据三个维度的现实情况来取值，最终得到的埃及实际获胜的总可能性系数P′=5 × 2 +5 =15, P′/Pmax=50%，这一结果意味着在冲突中最终双方互有胜负，其中外部援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现实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结果的准确性。在由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引发的第二次中东战争中，埃及军队遭受了巨大损失，阵亡1650人、5000人负伤、6200人失踪及被俘、255架飞机有215架被击落；而英法以三国加在一起，一共只有226人阵亡、1030人受伤、4人被俘、20架飞机被击落。整个战场形势对埃及也十分不利，埃及面临三国进攻，阵地不断丢失，由于空军几乎损失殆尽，丧失了战场制空权，埃军处于被动挨打境地。应该说，在军事上，埃及是失败的。但是军事并不能决定最终的结果，由于美苏不惜以武力干预，英法以三国不得不放弃进攻，从埃及撤军，默认了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虽然在军事上失利，但是在政治上，埃及获得了胜利。由于埃及成功保持住了战争前的状态，即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因此历史学家基本认定第二次中东战争的胜利者是埃及，不过这一评价标准并非军事的，而是政治的。

（三）2013年朝鲜连续释放战争“警告”的模型分析

除了能对英阿马岛战争和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斗争这两个案例进行检验外，该模型还能够对2013年朝鲜连续释放战争“警告”这一现象进行分析。

朝鲜连续释放战争“警告”，起因在于2013年2月12日朝鲜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坚持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制裁朝鲜的决议，美日韩等国更是加强对朝鲜的制裁力度，向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部署先进武器及调派军队，并进行了一系列针对朝鲜的军事演习。面对国外的严峻压力，朝鲜连续释放战争“警告”，表明其毫不示弱的强硬立场：3月11日，朝鲜宣布废除《朝鲜停战协定》; 3月30日，朝鲜宣布朝韩进入战争状态；4月2日，朝鲜重启已关闭的核反应堆；4月4日，朝鲜军方称作战方案获最终批准；4月5日，朝鲜敦促外国驻朝使馆人员撤离；4月8日，朝鲜宣布关闭开城工业园区；4月14日，朝鲜拒绝韩国对话提议。在朝鲜不断发出战争“警告”，以及美日韩对朝鲜加紧制裁和防范的较量中，围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朝鲜是否弃核。

朝鲜是一个经济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尽管朝鲜一直以来渴望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发展本国经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但由于与美韩等国的敌对状态始终存在，朝鲜不仅缺乏发展本国经济的良好外部条件，甚至其国家还面临着在美国支持下被韩国“统一”的安全威胁。研发出核武器，并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的核国家地位，对朝鲜意义重大，它直接关系到朝鲜的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另外，鉴于伊拉克的萨达姆和利比亚的卡扎菲在放弃研制核武器后，由于缺乏必要的威慑手段，落得亡国身死的下场，朝鲜更加引以为戒，将核武器视为国家的生命。3月31日，在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召开之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主持召开了两年一度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金正恩在会上强调“核武器是朝鲜民族的生命，绝对不会放弃核武器”，并表示要加强对核武器的研发。这表明核武器对朝鲜来说，其利益价值度极高，取值5。

另外，美日韩的态度是绝不容许朝鲜拥有核武器，对此持有坚定的立场，作为当事方的朝鲜也深知美日韩对朝核问题的态度。朝鲜之所以敢于以战争相威胁，以达到与美国单独对话，迫使其承认朝鲜的核国家地位的目的，其前提在于朝鲜预期美国虽然对朝鲜拥有核武器持反对态度，但更不愿意与朝鲜甚至中国直接交战。虽然在此次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下中国并没有做出明确反对美国的表态，但2006年中国外交部在一次涉及朝核问题的新闻发布会时曾明确表示过：“中国坚决反对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这意味着美国如果发动对朝战争，首先将面临中国的坚决反对，此外，俄罗斯、日本甚至韩国出于本国或本民族利益的考虑，也不希望美国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这使美国很难组织起针对朝鲜的战争。日本的前防卫相森本敏在4月9日盛传朝鲜继核试验后即将发射导弹时接受TBS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即使朝鲜试射导弹，美国也不会主动进攻朝鲜。正是由于周边国家的反对，以及可能面临与中国的直接交战，使得朝鲜预期美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利益舍弃度能够从坚决反对至少提高到默认的状态，即达到利益舍弃度中等状态，取值3。

在对外部援助的预期上，朝鲜认为一旦爆发与美国的战争，将会至少得到来自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的直接军事援助。尽管中国并未明确表示将在冲突爆发时支持朝鲜，但朝鲜做这样的预期依然是有根据的。因为根据有效期至2021年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也就是说，一旦朝鲜和美国或以美国为首的联军爆发战争，依照条约规定，朝鲜将得到来自中国的军事援助。由于中朝两国的传统友谊，以及朝鲜地缘战略对中国的重要性，中国将极有可能再次出兵保护朝鲜。因此朝鲜对外部援助的预期取值为5。

根据朝鲜对以上三个维度的分别预期，其最终获胜的可能性系数P=5 × 3+5=20，由于P/Pmax≈66.7% ＞50%，因此朝鲜选择了以连续释放战争“警告”的方式来实现其国家目标。尽管目前朝鲜半岛的局势仍在发展，朝鲜采取这样的策略是否正确还有待时间检验，但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这一模型对朝鲜在4月中旬后发出战争“警告”的频率和强度逐渐降低的现象进行检验和解释。

在经历一系列挑衅性的言论后，自4月中旬以来，朝鲜半岛局势趋于缓和。美国战略专家布热津斯基于4月24日表示，朝鲜停止了挑衅行为，可能是中方已经向朝鲜发出了警告。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接受美国之音电台采访时说：“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如果没有中国，朝鲜就会崩溃。因此，我认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与中国共事。”英国前驻朝鲜大使约翰·埃弗拉德也曾撰文指出，在朝核问题上，只有中国能对朝鲜起到遏制作用，如果中国不改变对朝政策，那么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将是无足轻重的。

尽管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我们无法知晓中国是否确实对朝鲜的挑衅行为发出了警告，但依据国际关系学者的预测以及权威人物对中国在朝核问题中作用的肯定，我们可以假设中国对朝鲜确实发出了警告。当这种警告的程度达到取消对朝鲜的直接军事支援时，朝鲜对外部援助的预期将从最高等级的可以获得中国直接派兵助战降低到第二等级，即仅能获得来自中国的物质和资金支持，其取值降为4。而由于朝鲜无法获得中国的直接出兵援助，其对美韩等国在朝鲜拥核问题上的利益舍弃度的预期则从勉强默认的中等水平至少降低到无法容忍的较低水平，其取值降为2。由于核武器作为朝鲜国家生命的象征，其利益价值度并未发生变化，因此其取值依然为5。

在中国出面警告朝鲜的情况下，此时朝鲜继续采取释放战争“警告”的方式，其最终获胜的可能性系数P′=5 × 2+4 =14，由于P′/Pmax≈46.7% ＜50%，因此朝鲜将选择缓和局势的策略，不再发出挑衅性言论和战争“警告”，而这与目前朝鲜半岛的现实情况是相符的。所以“朝鲜自4月中旬以来不再释放战争威胁信号是由于受到中国警告”这一假设是具备成立条件的。而且根据模型的分析还可以得知，只要中国设法使朝鲜对外部援助的预期降低一个等级，就可使朝鲜改变咄咄逼人的挑衅姿态，有助于朝鲜半岛局势的稳定。

基于该模型对以上三个案例的分析和检验，我们可以认定，该模型不仅能够很好地解释在绝对获胜情况下和不完全取胜情况下不对称冲突中小国的预判及最终结果，而且对于新近发生的朝鲜连续发出战争“警告”的情况依然具有解释力，因此这一模型是可靠的，其使用范围也是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