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本书试图勾勒了东正教会在俄罗斯千年史上显、隐、起、伏的命运，从文化战略的视角，考察、梳理、分析和评述东正教在各个时期的具体背景中与俄罗斯社会的关联和作用。其着眼点，不在于理念和理论的探讨，如“姓资姓社”“苏联解体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而在于对历史经验的观察和表达。我们通常爱说“还历史本来面目”，其实“历史本来面目”难以恢复，也无由恢复，如果做宽泛的理解，我们说恢复历史常态就足以了。看待东正教会在俄罗斯今天的状况，大概应作如是观。

第一章中，笔者从东正教何以成为斯拉夫人的正宗信仰写起，描述了俄罗斯与东正教的历史渊源，将其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基辅时代的确立期；第二，莫斯科公国时代的自立期；第三，19世纪上半叶尼古拉一世推行“三信条”运动的卓立期。人的精神力量内在地得到了调整、聚集。作为一个民族，健康的生命力有赖于国家的动员。在俄罗斯，一是向外扩张，二是自己雄强。扩张与雄强，两者都很重要，这与其民族的生存环境有关。这就要求这个民族要坚强有力，也正是东正教培育了这一生命体。对统治者来说，它标示出一个更高的境界，对普通人来说，它给予了一个神圣的共识，一句话，它是这个民族的文化母体。东正教有着犹太教的品格，集体被救赎，民族高于一切，“民族的统一比阶级的统一、党派的统一……更为深刻”。在基辅罗斯时期，东正教已经成为斯拉夫人的文化奠基；在蒙古人入侵时，东正教成为俄罗斯人民在异族统治下的重要慰藉；此后莫斯科王公驱逐外族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王国，东正教更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并与俄罗斯民族意识结合在一起。俄罗斯民族自诩为上帝的特选，宗教、沙皇和民族三位一体，这就是尼古拉一世推行的“三信条”运动——东正教、君主制和民族性。在皇权与教权的合作下所奠定的莫斯科大一统帝国中，俄罗斯东正教徒更形成了一种救世的使命感。

18世纪彼得大帝实行现代化改革以后，俄罗斯国家政主教从的格局形成，这对以后直至今日的俄罗斯社会影响甚大。

1917年以前，俄罗斯宗教与民族互相所属，一个人的宗教所属是看他出生在哪个民族。宗教作为一种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被理解。

梁漱溟先生曾说：“我们知道，非有较高文化不能形成一大民族，而此一大民族之统一，却每每都有赖于一大宗教。”“人类文化都是以宗教为端，且每依宗教为中心，人群秩序及政治导源于宗教，人的思想知识以致各种学术，亦无不导源于宗教。”重温梁先生这段语录，有感好像是专门指对彼邦俄罗斯的。

第二章记述苏联时期为抑制宗教采取的对策及其效果，以及教会是如何生存的。已有研究者指出：“苏联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承载了千年以来俄罗斯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弥赛亚意识的体现。苏联 ‘世界革命’的理想确实具有救世主义情结。这样，在反宗教的苏联时期，弥赛亚意识已经变成一种集体无意识，在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中与之产生共鸣，于是，马克思主义遂成为 ‘具有苏联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的解体并不意味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因此，“俄罗斯共产主义比大家惯于认为的更具传统性，是古老的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的转化和变形”(别尔嘉耶夫语)。对此观点笔者很认同。

苏联时期，没有宗教的位置。可以说，在大多数时间政教关系都是非常紧张的。布尔什维克与东正教展开过全方位的斗争：先是政治上的打压，然后是经济领域的剥夺，最后是在意识形态阵地上的批判。如果我们说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采取极端做法是当时政治斗争所必需的话，那么在后来和平建设时期，特别是当教会在卫国战争中表现出爱国主义精神和之后配合社会主义国家一系列政策方面，仍把无神论与宗教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提到首位，将铲除宗教“残余”作为追求目标，即是脱离了实际，因此也达不到预期效果。我们看到，经过若干年，宗教与民众的联系斩不断理还乱。

笔者在这部分用了一定的篇幅综述苏联宗教理论批判的文章，看上去可能有些过时和冗长，但笔者的考虑，一是真实反映了苏联当时人文科学领域烦琐的理论研究成风和僵化教条主义延续的原貌，二是现今我国很多年轻党政干部对那时我们所借鉴的原装理论并不太了解，免得重复研究。

第三章写苏联—俄罗斯社会转型期，即1985~2000年，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东正教复兴的背景、过程、原因及特点。苏联解体前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处于风雨飘摇中，生死存亡之际，历史将东正教推上了俄罗斯社会舞台，填补真空。诸多尖锐的社会问题促使人们到国家体制外寻找希望，而宗教作为一种反映其民族文化精神的历史存在最受民众信任。宗教开始被理解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这种颇具普遍性的社会认知促使政府重新看待宗教。1989~1990年之交，社会呼唤民主，呼唤自由，修改“信仰自由法”提上了日程。1990年的宗教法以个人主义为基础，过于自由，为境外形形色色教派进入俄罗斯开了绿灯，外来宗教一度猖獗，在俄罗斯起了分裂人民的不好作用。为此，俄罗斯政府采取的策略是，1997年以立法形式确认东正教在国家历史民族中的不可替代的地位，让它发挥重要作用。由于俄罗斯东正教在民众中具有深厚的心理和感情基础，在此前的国家意识形态失落以后，它已成为俄罗斯民众公认的精神纽带。更为有利的是，它的复兴与普京采取的借助东正教无可比拟的资源优势、恢复俄罗斯民族传统、建立强盛的新俄罗斯的政策不谋而合，所以它能得到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这是其他宗教难望其项背，也必须面对和适应的。

俄罗斯政局的巨变来得太快，当历史把东正教推到为俄罗斯重振雄风担当文化战略的主力军的位置上时，东正教发现，如果没有自己的东西，没有成熟的社会方案，传统的东正教则不能成为主体。俄罗斯教会意识到这一点，因而自立自强，陆续形成许多重要文件。所有这些文件特别强调与国家民族文化传统的联系，并且首次公开地表达了东正教对待现代社会和政权的看法与原则，对待人权、非斯拉夫人的态度，以及对“全球化”的观点立场等。在全新的社会形势下，试图恢复革命前的社会学说或者盲目效仿国外，都是不现实的，也是不会有生命力的。于是，东正教会探索一条独特的道路解决俄罗斯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到了。

第四章论及进入21世纪十余年来俄罗斯东正教在继承传统与开创新局面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和贡献，也涉及新时期政教关系的现代性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任何一种文明的社会文化特征都具有历史的稳定性，是常态的，它可以经受政治制度的变更，适用于不同的社会制度，即可在很长时期内发生作用。文明对社会建制的这种相对独立性，在俄罗斯社会也得到了证明。俄罗斯千余年的历史证明，俄罗斯与东正教为一体两面，息息相关，它的价值观和伦理观的取向，它的神学教义的神秘性、保守性 (两概念作中性理解)，对现今的俄罗斯民众的思想行为和俄罗斯发生的一切事件都有深刻影响，尤其是当今俄罗斯在政治生活上实现了民主化以后，其传统宗教 (东正教) 对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外交以及文化教育的影响颇为复杂，它作为俄罗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怎样发挥作用，亟须我们了解和借鉴。进入21世纪以来，东正教对俄罗斯在国际国内政治舞台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它是普京“主权民主论”的支持者、诠释者和实践者，被其人民看做是俄罗斯民族之精神、道德、文化和语言的“守护人”。但是它仍根植于社会之中，它要生存，就得拓展自养空间，它要实践和发展，就得扩大传教渠道。就目前来看，它的活动应该说没有越出常轨。

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各种宗教信仰者占到总人口的半数以上，其中东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被视为其传统宗教，此外还有基督新教、天主教以及一些小教派。尊重它们为“俄罗斯各民族历史遗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已写入俄罗斯国家法律。普京亦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在不同的节日，他都会分别发出贺信，表明各种宗教都是俄罗斯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政府所倚重的力量。同时，在宗教自由法律原则实施框架下，国家也不隐瞒它会与传统宗教中“那些对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社会秩序和安全不构成威胁的宗教组织优先建立伙伴关系”，东正教自然首当其冲。教会方面，尽管与国家使命不同，然而与政府恢复良好关系亦是其深思熟虑后的选择。

俄罗斯政府在保障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时十分重视宗教的因素，特别是从国际战略高度重视传统宗教的作用。2007年，普京在一次讲话中就谈到，俄罗斯的传统宗教与核能战略是对内对外保卫国家安全的两张盾牌，一为“软实力”，一为“硬实力”。就前者来说，对内，教会的确为抵御外来文化威胁和维持社会安定作出了巨大努力，“对于俄罗斯的发展而言，人民精神上的团结和道德准则的一致与政治经济的稳定同样重要”；对外，它作为国家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可以对海外俄罗斯人进行整合，以便在平衡地缘政治的战略中发挥作用。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普京为针对美国和欧盟的政治、军事战略同盟而提出的“欧亚联盟”恰恰是原东正教的势力范围。显然这两种不同的同盟的对抗，既是政治、军事战略的对抗，也是基督教与东正教的抗衡。当然，必要时也可以充当双方交往联系的纽带。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等政治精英希望东正教会在俄罗斯联邦及独联体版图内扮演跨信仰对话倡导者和协调者的角色，而作为俄罗斯政府，它把稳定中求改革作为当前的大方向，把打造强国作为大目标，俄罗斯当前一切思想努力和实际工作都围绕并服从这一方向和目标，而对宗教的认知和政策也不能离开这个大方向和目标。与此同时，这也已成为教会的努力方向，从大牧首2008年出版的文集的标题——《自由与责任：探求和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还应该注意的是，后苏联时期宗教意识特点也有苏联世俗化的影响。但是它也与西方不同，西方的宗教世俗化是多种文化中的个人选择；而后苏联时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回归和寻根，日常生活的民族习俗方面认同的成分大，支撑宗教传统的是间接通过民间保存下来的艺术、建筑、谚语等。后苏联时期宗教意识表现为“寻根”，宗教感不强的人通过文化再去了解教义教规，对各教各派不加区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俄罗斯正探求消除民族成分的宗教意识之发展，以便能使俄罗斯宗教复兴可持续下来。

总之，我们看今天的俄罗斯，以斗争求团结求国家福祉的共识早已消隐，取而代之的是以合作、和谐求富强与繁荣的方略。2011年10月15日的《环球时报》载文《脱意识形态看俄罗斯》中有这样的话：“俄罗斯显然已经挣脱了思考国家道路的意识形态角度，‘主义’的探讨在这个国家没有市场，普京的权威，军事工业受重视，强硬外交，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一党独大，这些都似乎围绕着它是一个地广人稀却又民族复杂的大国，保持统一和守护资源都有一定难度，民主政治同俄罗斯的文化传统，以及它的现实需求很复杂地搅在一起，某种妥协是必然的。”

“妥协”的积极意义便是和谐，“俄罗斯的文化传统”便是东正教文化传统。前者的意思是，俄罗斯各种宗教之间的竞争并未妨碍其各自与彼此的信仰，反倒是活跃了其整体参与的积极性；后者的意思是，东正教文化给予了这个民族性格以规定性，却不论其信仰是何种样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东正教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象征力，政治佐助的精神力，社会整合的软实力，心理寄托的归宿力。对于东正教在俄罗斯社会文化发展战略中的这种独特意义，我们应当高度重视，深入研究。

2012年，普京在就职典礼致辞时说：“我们要捍卫俄罗斯的民主，扩大人权的自由还有经济的自由，我们俄罗斯有自己的特点，因为它是多民族、多宗教信仰，所以我想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来说，捍卫这个国家的凝聚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那么只有在非常稳定的、非常良好的文化和社会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渡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而俄罗斯的富强之路，亦正有赖于把此良好的政教关系推向一个新境界。这也是当今俄罗斯政府与东正教会深思熟虑后的共识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