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东正教与俄国社会各阶层

基督教自从被弗拉基米尔大公“引进”俄罗斯后，一步一步地从政治到文化，再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与俄罗斯社会各领域逐步调适，俄罗斯社会自上而下的各阶层都因基督教而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反过来又影响了俄罗斯社会的发展。下面我们将从政权统治者、农民和知识分子三个层面展开分析。

一 与政权统治者的关系

俄罗斯统治者与基督教会的关系，即皇权与神权的关系首当其冲。最先开始的弗拉基米尔大公与拜占庭基督教亲密往来，双方的动机源于各自需要。拜占庭需要通过教会使难于驾驭的北方邻邦成为盟友，而大公则需要用统一的宗教武装巩固其国家，并借以从拜占庭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好处。基督教从一开始便不负大公的期望，它给俄罗斯传入了君权神授思想。对公国臣民宣传“你们要敬畏上帝，要崇拜王公”，而王公则从经济上支援甚至供养教会。就是在蒙古人统治的近300年时间里，基督教与蒙古统治者的关系也基本处于这种相互支持和利用的关系。蒙古统治者把基督教摆在特殊位置，原先所有特权一律不得侵犯，而教会则告诫民众不要与蒙古人作对，并且说由于东正教徒信仰不够虔诚，所以上帝用异教徒作为“手中笞杖”鞭挞他们，为接受蒙古人的统治作了神学上权宜的解释，这是保家护种的需要。

16世纪中叶，伊凡四世彻底结束了蒙古人的统治。其间，以都主教为首的教会上层竭力支持大公政权及其集权措施。他们宣称：莫斯科是罗马和拜占庭的继承者，是真正的基督之都，是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罗马。莫斯科的君主是“普天下所有基督徒的沙皇”，伊凡四世是“宇宙的统治者，神权的庇护者，备受尊崇和膜拜的上帝”。黄袍加身的伊凡大公被附以神灵的光环，成为社会总价值判断的权威，而伊凡四世沙皇则大力支持教会，召开宗教会议作出《百条决议集》，统一了教会的教义、仪式，同时为教会建造了两座规模宏大的教堂，使教会也成为沙皇专制权力的组成部分。

16世纪的俄国完成了东方化进程。17世纪，因为军事与政治的需要，俄国开始面向西方。美国社会学家列维把现代化国家的形成分为“早发内生形”和“后发外生形”两种，俄国无疑属于后者。与中国不同的是，俄国主动接受西方的刺激，并自上而下地推动改革以促进社会进步。彼得一世“用野蛮制服了野蛮”，以东方的手段促使俄国西方化，成为改革的集大成者。彼得一世本人需要宗教，但他并不信仰宗教，教会人士曾制造“圣象流泪”的异象试图阻止沙皇对基督的不恭，彼得不但不以为然，反而戳穿骗局，严惩作伪者。1721年，彼得政府公布《宗教事务管理章程》，其中规定：取消总主教一职，沙皇为东正教“最高牧首”，教会受制于宗教事务管理局，教会活动只限于精神方面，不得干涉政治和插手俗务。彼得真正的意图在于，要把教会及其活动严格控制在国家的权力之下，这说明他深谙宗教对于专政的作用和意义。有一个小故事可以说明他的政治心机：当时有一位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贵族，有意效仿彼得，面对几本圣书冷嘲热讽，彼得以权杖击之并训斥道：“你怎么竟敢破坏这根使整个音调和谐的琴弦！我要让你知道，应该如何崇敬圣书，不要把维系整个结构的链条扯断。”彼得一世可以说是驾驭皇权和神权的高手，他在世期间，整个基督教会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

基督教是一神论，它不承认世间的人可以成为神。因此，在教会看来，沙皇不过是十字架的保护者，他的神圣性不过是国家权力的象征。至于他本人的灵性则仍须教会来监管。因此，教会虽支持大公们的皇权统治，然而也有限度，它需要自身的独立性。同时，俄罗斯教会产生后，很快便成为强大的经济组织，它的收入来源多种多样，到15世纪末，教会成了最大的土地占有者 (占全国1/3的土地)，成了最富有的农业企业和工商企业。经济的强大和政治影响的扩大，使基督教会需要向当权者要求更多的权力。17世纪中叶，担任教会牧首的尼康就说，“正像月亮的光来自太阳一样，沙皇的权力来自教会”。尼康作为教会的首领对宗教进行包括修订《圣经》译文、统一宗教礼仪在内的宗教改革，以消除各地教会在礼仪上的差异，这一改革也得到了沙皇的支持，因为借此可加强国家的统一，但改革受到地方势力和各地教会的反对，尼康为保持教会的独立性，不惜为此冒犯沙皇，最终，这场并无多少实际内容的宗教改革也因旧礼仪派以血的代价反抗、东正教会因此分裂成两派而告终。这个结果至少说明了两点，其一，沙皇的权威和权力力度是有限的；其二，东正教会也显示出一定意义的历史确定性。其实，“由尼康的宗教改革引起的俄罗斯教会的分裂，实际上是以宗教形式表现出来的西方文化与俄国传统的冲突”。尼康原本踌躇满志，希望一统教会，使之独立于沙皇，却没想到这个梦想原来只是一枕黄粱。

从彼得一世起，俄国教会就处于以世俗官吏为首的东正教圣主教公会领导之下，背后则是沙皇。沙皇是教会的实际首脑。而按照法律，沙皇要归属教会，国民信仰东正教也成为义务。尽管到20世纪初，俄国公民有选择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但东正教会始终处于垄断地位。沙皇对教会予以了巨大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而教会也成为支持沙皇政权的有力的精神思想机构。1917年2月以后，俄罗斯帝国衰落，教会陷入无序状态，这种无序产生于外部政治力量对教会的态度。了解这一点，也就了解了后来的俄国社会主义者例如列宁为什么对俄国教会采取了更多的批判态度，也就了解了一脉相承下来的俄国东正教会在今日俄罗斯政治舞台上的作用。

二 与农民的关系

农民处于俄国专制制度的最底层，也是人口最众多的被统治者。俄国的基督教化说到底，是最终要使俄国农民基督教化。

早在基辅罗斯时期，就存在家奴和依附性农民，但他们还不是农奴，他们仍享有部分的人身权，如迁徙权和自由更换地主权等，但随着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沙皇专制制度的确立，俄罗斯农奴制形成了。由于农奴既是地主的农奴也是国家的纳税层，在国家和地主的双重监管下，农奴制一直很牢固，而由于俄国地大人稀、气候寒冷的自然地理环境，又形成了强大的农村公社，公社制度反过来制约地主过度地侵害农民利益，这也使得俄罗斯农奴制的形成显得既缓慢又较为平稳。

彼得一世的改革，使贵族的地位与生活方式不断西化，但是这种西化是以俄罗斯劳动群众尤其是农民的生活处境不断恶化为代价的。直到1861年废除农奴制宣言以后，俄国传统村社的生活仍无多大改变，农民仍生活在贫穷、愚昧和屈辱之中。于是，宗教信仰便成为他们唯一的精神寄托。俄罗斯农民在基督教化以前信仰多神教，当弗拉基米尔大公领着农民站在第聂伯河中领洗，农民不过是在形式上的一种听命于大公的安排罢了。实际上，正如赫克在《俄罗斯的宗教》一书中谈到的：大多数俄国人对于基督教会的教诲是完全无知的，教堂不过是一个敬拜的场所而已。乡村教士的文化水平比他的道友高不了多少。所以，在教诲的道义与德训方面，教士们既无多少知识，又无施教意图。借用曾任圣教会议一位监督的话说：“我们的神父很少教导。《圣经》对于文盲来说是不存在的……在我国的偏僻地区，老百姓对宗教仪式用语的意义完全不懂，更不用说主祷文了……”赫克又说：对俄国人来说，宗教首先就是敬拜和冥想。对于俄国农民来说，事实正是如此，在农民的生活和思想中，基督教与原始信仰长期并存。他们一方面进教堂，但同时在做完礼拜后便走向湖边、河边，走向老橡树，走向圣石，按祖传规矩顶礼膜拜。而在家庭中举行的仪式，传统更占主要地位。

人们在接受一种外来文化的时候，总是要用自己的成见来加以解释。俄国农民对耶稣基督的理解，反映出浸润在他们精神血脉中的原始崇拜的性格，即信仰的功用性。他们没有能力接受基督教内在的精神超越性和道德净化性。他们之所以信仰上帝，是因为上帝关心穷人，体恤苦难。苦修苦行被看做是对上帝的虔敬，痛苦的呻吟也被解释为神谕，罪孽深重的人只要乞拜于神龛和圣坛就可以得到人们的同情。无知的老百姓把“苦难”“不幸”和“罪”混为一谈，更不分“原罪”与“犯罪”的界限。那些充斥在底层社会的蓬头垢面、丑陋不堪的苦行僧、游乞和罪犯被他们统统看做是一群“不幸的人”，是需要上帝特殊照顾的“孩子”。可以说，老百姓身上所特有的这种怜悯纵容了某些社会恶习，也腐蚀着由原始村社培养起来的淳朴民风。对此统治者并没有采取取缔传统习惯的暴力手段，他们知道，这种正面冲突只会遭到农民的反抗，对政权和教会的危险性更大。村社是沙皇专制的基础，以“公社之父”面目出现的沙皇体现着“俄罗斯独特的公社精神”, “宁可一切土地归沙皇，只要不归地主”是俄罗斯人忠君思想的现实基础。流传在俄罗斯老百姓中的谚语有：“只有一个上帝和一个沙皇”“上帝在天上，沙皇在地上”“沙皇统率，而上帝在正路上指引”“沙皇可怕，上帝仁慈”，从中可以看出，俄国农民抑或下层人民的上帝观是与沙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沙皇被赋予了神的特性，是他们的“父亲”。20世纪以前的俄国农民仿佛命中注定要承担整个民族的悲惨命运，但同时，他们对造成这种悲惨命运的沙皇统治者始终怀有难以割舍的“恋父情结”。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在当今俄罗斯的集体农庄私有化过程中，对其最恋恋不舍的也是农民，对政权和神权始终怀旧的情感是俄国农民固有的特点。

三 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让我们把视野转向俄国贵族知识分子。18世纪中后期，由于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开明专制”在欧洲不少国家盛行。在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 (1762~1796年在位) 即位以后，俄国的开明专制进入鼎盛时期。开明君主们一般都能有限度地接受自由主义的原则，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便输进了俄国社会，使俄罗斯思想开始步入近代化的进程，也为19世纪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在此之前，俄国社会只有贵族和农民两大阶层)，社会改革理论的实践准备了条件。在开明君主之后，正是俄国知识分子倡导的与基督教价值内核相沟通的社会文化理想奠定了俄罗斯走向现代化所必须具备的民族精神。

俄国的知识阶层迟至19世纪初才形成。19世纪，自由主义精神在俄国贵族阶层中广泛传播，俄国贵族中产生的知识群体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政治力量，影响着国内政策的实施。1815年，反拿破仑战争失败以后，深受法国资产阶级自由思想影响的俄国贵族青年在军官中秘密结盟为十二月党人，策划改革纲领，意图废除专制，并尝试以武力的方式实现政治自由。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失败之后，俄国贵族青年在寻找出路的探索中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思想政治层面，他们很快形成两个派别：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两派争论源于恰达耶夫 (1794~1856年) 发表的一篇抨击俄国落后原因的文章，他把这种原因归于俄国的农奴制以及落后的俄国文化，全盘否定俄国的历史传统，认为俄国“对人类文化没有任何贡献”。他在一连串的文章中为俄罗斯未来开出的“药方”就是：转向西方，向西方学习，认为落后的俄国只有学习西方文化才有前途。由于他的观点直接否定了沙皇制度和传统的东正教，因此他不但受到来自国家的压制，也引起了长达10年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斗争。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有基里耶夫斯基 (1806~1856年)、霍米亚科夫 (1804~1860年) 等人，他们反对恰达耶夫否定俄罗斯文化和历史传统的观点，大力宣传东正教信仰，宣传东正教信仰是纯洁的基督教；认为俄国文化远在西方文化之上，因为俄国人不搞暴力革命，因为俄国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和谐；俄国有自己独特的信仰，独特的“村社”制度，独特的权力制度，无须向西方学习。斯拉夫派主张回归俄罗斯神学价值思维方式，神之存在乃其思维基础。他们并没有统一的理论纲领，基本观点在于：俄国历史的发展道路与西方完全不同，其基础是人的道德和互信，所以俄国人民要走自己的路。西化派亦不是一个统一体，也有分别，但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非斯拉夫派观点。在当时的莫斯科，知识界几乎全部卷入了两派的争论，虽然两派之争很激烈，但此外尚有东正教自己的神秘主义哲学。它宣扬，上帝是世界和人的创造者、主宰者，因此基督教的一切观念都是正确的、完美的，它无须实践检验，只以信仰为前提，因此，在它看来，社会发展的规律、俄罗斯未来的走向等，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基督教是永恒的。应该说，这场争论也为知识精英们继续寻求俄罗斯未来发展之路提供了强劲的精神动力。19世纪30~40年代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同受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同属自由主义的阵营，这个阵营40年代以后分裂出以贵族出身、深受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赫尔岑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派别，但从客观上看，对法国二月革命抱有怀疑态度、主张以非暴力的手段有步骤地改造俄罗斯社会的自由主义派别仍占有着主流的地位。思想阶层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争论，预定了俄罗斯思想往后的发展，成为争论不完的话题。每当遇到历史转折，探讨俄国向何处去时，就会伴随俄国朝哪个方向走的争论。

俄国封建农奴制的长期存在使得其社会裹足不前。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年在位) 的时代是大改革时代，其中最重要的改革是1861年废除了农奴制，不但废除了农奴制，而且，其改革的诸多政策与自由主义的目标有一致的趋向，这个目标就是逐渐向君主立宪过渡。在这一时期，俄国迎来了文化的复兴，由文学和哲学的创作繁荣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开始了宗教思想探索。19世纪中后期俄罗斯各宗教思想流派的主要代表是霍米亚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索洛维约夫。此时，俄国上层社会形成的锐意改革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保守派和激进派，都与贵族知识群体有关。自由主义的精英们后来成为20世纪初立宪民主党人的代表，列宁曾说：“立宪民主党人既能说服庄稼汉，又能说服小市民。”而这对民粹派和社会民主派来说是做不到的。可见，自由主义在20世纪初叶的政治激荡中仍起着主导作用。他们不仅是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传人，而且也是基督教价值理想在俄罗斯历史进程中的实际承担者。然而，还是应当承认，具有高文化程度阶层的兴趣与平民和尚未经历思想、精神剧变的左派知识分子的革命社会运动存在脱节 (别尔嘉耶夫语)。赫克说：“俄国的革命运动，尤其是19世纪直到1905年的革命运动，与知识分子的精神运动有密切关系。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它是发泄激荡他们心灵的理想主义冲动的途径。”而俄国的“革命运动和美国宗教复兴运动有几分类似；常常是出身贵族和有钱人家的男女青年摆脱家庭束缚，放弃社会特权，走到老百姓当中去，同时受到政府和教会的迫害，忍受着他想要为之服务的那些愚昧、迷信农民的恩将仇报”。屠格涅夫1887年出版的小说《处女地》就是描写民粹派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农民们让政府抓走了那些想为他们的解放出力的知识青年，主人公因精神崩溃而自杀。这些事例表现了在历史意识中表层与深层的双重结构的错位。说明俄罗斯知识阶层，从形成的那一天起，他们的目光就注视着国家和社会的公益，以批判的态度看待社会现实，以同情的态度看待下层农民，但是，他们根本上脱离农民，不为农民所理解和拥护，因而往往以失败告终。

在革命受挫、前途不明的动荡的历史关头，俄罗斯知识分子惯于到宗教中去寻找答案，重新投入到东正教的怀抱。《路标》杂志反映了俄国知识分子在革命后转向从理论上否定唯物主义世界观，而有一部分人转向了宗教神秘主义。索洛维约夫的宗教神秘主义影响了很多领域：19世纪80年代末绘画艺术也一度出现远离生活的倾向，涅斯杰罗夫的《少年巴托洛缪的幻觉》反映了俄国农民对宗法制残余的依恋和对宗教的幻想，《神圣的罗斯》以及许多为修道院作的壁画也追求超脱现实的情绪。

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的理想与实践之路充满着悲剧色彩，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在他们身上蕴涵着巨大的精神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古老的犹太教之声在19世纪后半叶的东方之回响，因为，“犹太人的观念中只有上帝不死，民族不死”“自由应该是整个民族的自由，罪过也是整个民族在神面前的罪过”。而俄国贵族精英正是这样的一群，他们不是消极地等待着弥赛亚的降临，而是不畏艰辛地多方寻求普救的“方案”。“进步观念要以历史过程为目的，揭示对终极目的的依存意义，它是超越时代的，它来自弥赛亚的学说。”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贵族知识群体是欧洲基督教文化之价值理想传统的继承人。

俄国东正教会因为缺乏内在的理性思辨，使它一方面向宗教的外在形式倾斜，通过敬拜冥想和苦修走向神秘主义；另一方面又竭力向世俗权力靠拢，攀结和取悦于沙皇政权，堕落为专制制度的“帮凶”。当历史需要“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时候，东正教会没有能力甚至没有资格举起基督教精神的旗帜。鉴于东正教会的保守传统，使具有宗教情感与思想的知识分子完全疏远了教会。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对于基督教的认识就是走了一条理性批判的路子，但是，他们对教会所采取的态度却是理性的选择。因为，19世纪俄国的主要课题就是改造社会制度而非改造教会。当然，历史没能按照自由主义的逻辑来发展，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言，在俄国，“要求法制的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一种空想，它不符合俄罗斯的传统以及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的革命思想”。“自由主义运动与国家杜马和立宪民主党联系在一起，但是，它在人民群众中没有基础，并且没有能够鼓舞人的思想”。

但是，应该看到，在19世纪为贵族知识群体所倡导的这股强劲的自由主义思潮导致了20世纪初叶“多元主义”反对“传统专制”的格局。革命前夜，仍有一批俄罗斯思想家在基督教中保留了自己激进的热情，他们这种对世界、对社会、对文化的关注，因有了参与社会革命的经验而更加敏锐了。20世纪20年代，移居德国的一批俄国宗教哲学家在柏林创办了宗教哲学研究院；1925年，在巴黎这一离开本土流亡国外的俄侨中心也成立了宗教哲学研究机构，这里在差不多50年的时间里聚集了一批代表东正教各个流派的杰出学者。革命前那些“旧的”东西得以传给新的一代：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弗兰克、弗洛连斯基、卡尔萨文、洛斯基、舍斯托夫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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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俄国工业基础建立，催生了现代社会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俄国出现第一批具有无神论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不重视东正教，而专注于在思想领域探索俄国社会发展问题。19世纪末，一种更强有力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个人和小组起先是在境外具合法身份，而后才在俄国得到传播。不信神的思想一度只是纯知识分子的认识，而普通百姓仍然深信东正教，并且忠于沙皇。

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年革命”动摇了沙皇专制体制，同时神职界也提出了“更新教会”不再神话封建专制制度的诉求。1917年“二月革命”后掌权的临时政府试图建立非宗教国家，照此政策思路，1917年7月曾出台“信仰自由”法规，组建“宗教信仰事务部”代替东正教的圣主教公会，以便指导国家东正教与其他教派的关系。在这一条件变化下，1917年8月15日 (公历8月28日)，东正教会在莫斯科召开第一届地方主教大会，最主要的结果是恢复了牧首制，以此增加教会凝聚力，并独立于政权。

因此，苏维埃夺取政权之前的情况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试图建立非宗教国家；东正教会恢复了“聚和性原则”(соборное начало)。

直到1917年10月，无产阶级革命打破了政教一体的坚强堡垒；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布尔什维克获胜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