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农产品基地建设及扶持政策研究述评
(一)我国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基地建设研究
1.农业产业化研究
农产品基地建设是农业产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产业化是指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的现代结构。农业产业化的目的是实现农业的社会化与专业化的分工,从而达到农业现代化。国内农业产业化的提法最初源于山东省诸城市1987年提出的“商品经济大合唱”、“农工商一体化”的农业发展模式。随后在山东省寿光市出现“以市场带农户”为特色的“产加销一体化”的农产品经营形式。1993年初,山东省潍坊市提出“确立主导产业,实行区域布局,依靠龙头带动,发展规模经营”的农业发展新战略,收到了较好的效果。1993年8月19日,《农民日报》发表《产业化是发展市场农业的重大战略选择》的文章。1994年,中共山东省委1号文件明确提出了农业产业化的经营思路,使农业产业化经营在山东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1995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在报道潍坊经验的同时,配发了《论农业产业化》的社论。1996年,“农业产业化”被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纲要》, “农业产业化”的提法也因此在全国逐步推广开来。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有关部门和学界对于农业产业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产业化的内涵、农业产业化的作用与意义以及农业产业化组织演进等方面。对于农业产业化概念,比较权威的是《人民日报》1995年11月的《论农业产业化》社论,将“农业产业化”界定为:“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当地农业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把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条龙经营机制。”农业部《农业白皮书》(1996)赋予农业产业化的定义是:农业产业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将农业生产中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实现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提高农业的增值能力和比较效益,形成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和发展机制。山东潍坊给予农业产业化定义是:“确定主导产业,实行区域布局,依靠龙头企业带动,发展规模经济,即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以科技为支撑,围绕主导产业,优化组合应用各种生产要素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形成市场带动龙头,龙头带动基地,基地连农户,集种养加、内外贸、农科教于一体化的经营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在学界的研究领域,陈吉元(1996)将农业产业化界定为:市场化、社会化、集约化的农业。所谓市场化的农业,是指要以市场为导向,依据市场的需要调整农业的产业结构及其产量;社会化的农业,是指要将分散的、互不联系的个别生产过程转变为互相联系的社会生产过程。建立社会化农业就要求逐步扩大农业生产的经营规模,实行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以及加强农业生产、加工和流通在生产诸环节的内在有机联系,直至达到一体化;集约化是相对于粗放农业而言的,要求有更多的资金、技术和科学的投入,通过优化结构、技术进步和实施科学的管理,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牛若峰和夏英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方式和运行机制》(2000)一书中不仅系统探讨了农业产业化概念,还从微观方面研究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激励、组织方式和运行机制,考察了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缘起背景和条件、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方式,研究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经济学本质和运行机制,如农业产业化的实施步骤、演进方法、政策与策略,并结合国内外的案例展开分析,对于理解和发展农业产业化具有指导意义。朱湖根等认为,农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促进农业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把产供销、贸工农、农科教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带农户的“一条龙”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有利于带动广大农户按照市场需求进行专业化、集约化生产,形成优势产业集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效益(朱湖根、万伦来、金炎,2007)。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村劳动分工深化的必然产物,是农业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的过程,是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严瑞珍,1997)。随着农业产业化在全国的普遍推广与实施,产业化的组织形式、产业化的载体、龙头企业在产业化中的作用、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等问题日渐被关注,大量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政府部门对产业化中的龙头企业等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熊友云、张明军等,2009)。有学者从龙头企业空间分布角度,分析龙头企业在宏观、微观地域及分行业空间布局特征。结果表明:(1)龙头企业以东部地区聚集为主,西部地区比重有一定提高,东部地区比重有波动;农业发展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省份聚集企业多,一省农产品丰富度与其龙头企业数相关性亦很显著。(2)龙头企业在各省内分布聚集程度不一,总体都以聚集为主,尤其以省会城市或中心城市聚集居多。但河北、浙江省内呈均匀分布状态。(3)在县级区域,存在一些龙头企业聚集县、专业化县,东部地区聚集县多,中部地区专业化程度高,西部地区特色产业聚集。(4)划定的17类龙头企业行业,聚集程度大体可分为四类,但总体上对原料依赖行业聚集程度高,对市场依赖行业聚集程度低(万伦来等,2010)。该研究还以安徽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对龙头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相比“公司+农户”组织模式,“公司+基地+农户”和“公司+专业合作组织+基地+农户”组织模式对龙头企业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这表明,不同组织模式对龙头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程度不同。专业合作组织与基地建设和管理同步发展,可以明显提升龙头企业技术效率;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相比小型企业,大型企业技术效率较高;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所处地区对其龙头企业技术效率也有显著影响,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生产要素供给的地理位置优越,其技术效率相对较高。
在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或者说农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过程中,参与产业化经营的农户、企业与政府等主体,都必须依存于农业生产过程即农产品基地建设。农产品基地建设滞后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影响逐渐显现,农产品生产基地成为约束农业产业化的重要环节。为此,农业部在21世纪初相继开展了全国优势农产品区域规划、特色农业发展规划以及农业综合功能发展规划等,从基地建设的角度来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
2.农产品基地建设研究
农产品基地是农业产业发展的载体与有效组织形式。围绕农产品基地研究,国内学者从农产品基地概念、基地内涵、基地发展演进与发展形态等进行了研究。一些学者将农产品基地视为一种规模化经营组织,是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有效载体。他们认为,农产品基地是以农户、政府和市场为主体,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与农业生产效率,使“农民增收、农业增产、农村增色”而根据比较优势(内生比较优势与外生比较优势)在适宜区域,利用科学生产、规模化经营从事相关农业初级产品生产,发展区域主导产业的农业经济组织形式(王丰、蒋永穆,2010)。农业的多功能性是农产品基地的客观属性,农产品基地应具有经济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与载体功能等四大功能(王丰、蒋永穆,2010)。在农产品基地发展与演进中,农户是农产品基地的参与主体,以发展农业产业化为基本发展目标且具有一定的区域范围。农户、政府与市场是农产品基地的三个基本组成元素,三者的参与使得农产品基地的生命力得以延续和发展。按照农户、政府与市场在农产品基地形成中的主导作用,将全国农产品基地演化分为三种类型,即农户自发促成型农产品基地(指农户自发形成,以家庭分散经营为基础,从事某种具有外生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生产,且经营面积达到一定规模的农业组织)、政府引导型农产品基地(指乡镇或更高一级政府组织集中村社,甚至乡镇范围内的部分土地,强化原有自发型农产品基地或建立新的经营实体,进行统一规划、集中管理的组织形式)、市场导向型农产品基地(指在保持家庭承包制基本稳定的基础上,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内生比较优势为依托,以经济效益为中心,通过政府扶持、中介组织与企业带动,进行产业化经营、科学化管理、机械化生产的组织形态)。学者们还对三种农产品基地进行了系统评价,指出农产品基地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凸显出的三个主要问题是:利益联结松散、三重风险并存和管理不规范。
(二)西藏农业发展和农产品基地建设研究
1.西藏农业发展研究
农业是西藏最大的支柱产业,也是学界重点关注的领域。目前,学术界对西藏农业研究的重点领域与主要观点如下。
一是关于西藏农业发展阶段定位。温军(2000)认为,受西藏特殊的自然环境条件与区位因素制约,农牧业长期以来是西藏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1998年西藏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的97.2%,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41.9%,远超全国平均水平,西藏农业仍处于传统农业阶段(温军,2000)。王清先认为,经过多年的发展,西藏农业逐步实现了从自然农业(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自给自足农业向市场农业、“封闭”农业向“开放”农业的转变(王清先,2000)。叶文显认为,西藏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部分农产品已处于供求基本平衡,农业的主要障碍开始由资源约束转向资源与市场双重约束,农产品供求已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叶文显,2008)。随着时间的推移与西藏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西藏农产品本地供给量明显提升。
二是西藏农业发展现状与发展限制。有关学者对农业发展现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藏农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与发展成效两个方面,重点是对西藏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进行梳理。其中:温军从农业可持续发展角度,提出青藏高原农业发展受到五大原因的限制:地理区位偏远封闭,导致农业发展停留于自然馈赠型阶段;创新变革风险高,形成农牧民收入依赖于土地价值的简单实现;依赖政府心态浓郁,表现为农业计划经济色彩浓重;民族文化交织复杂,传统文化高度渗透到农业的各个环节;农牧民文化素质偏低,导致农牧民吸纳新技术的能力受限(温军,2002)。叶文显从农业内部产业结构角度,提出西藏农业内部产业结构表现出明显的不合理,种植业发展在农业中的比例持续下降,经济作物发展年际间有较大波动(叶文显,2008);熊镇邦等同样认为西藏农业生产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农产品生产呈现出“三多、三少”的明显特征,即大路产品多、低档产品多、原料型产品多,优质产品少、高档产品少、深加工产品少(熊镇邦,2009);唐琳等认为,西藏农业发展面临着“资源局限、地区经济发展局限、基础设施局限、市场局限、机械化局限、生态局限、科技攻关局限”等七大局限,进而造成西藏农业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唐琳,2009);李少伟等用定量分析方法,同样得出西藏农业结构调整后劲不足,农业发展过度依赖政策优惠与资金扶持的结论(李少伟等,2009)。
西藏高原农业发展条件特征如表2-1所示。
表2-1 西藏自治区高原农业发展条件特征
三是西藏农业发展的重点产业和优势品种识别研究。针对西藏高海拔的自然环境特征,学界广泛讨论了农业发展的重点品种与特色产业。中国农科院陈印军研究员在对青藏高原的农牧业进行考察后认为,青藏高原农业应重点发展四大产业,分别是牦牛产业、藏羊产业、藏药产业和青稞产业,这四大产业均是青藏高原地域特色十分鲜明的产业(陈印军,2003)。李双元进一步将产业重点落实到具体产品上,提出西藏特色农产品的重点产品是蚕豆、油菜籽、反季节蔬菜、青稞、汉藏药材五大类,拉萨、昌都、山南和日喀则地区以青稞、油菜籽为主,林芝、昌都、山南、拉萨、日喀则、那曲地区等以汉藏药材为主,藏东南、藏北中部建立牦牛、藏羊生产基地,在藏西北建立白绒山羊生产基地(李双元,2009)。熊镇邦(2009)等则采用数学模型,从比较优势角度,计算筛选出适合西藏地区发展的优势农产品是小麦、油菜、薯类、豆类、青稞等,具有综合比较优势的畜产品是绒山羊、藏绵羊、牦牛等。结合西藏的地域特色,提出应大力发展青稞、油菜等农产品并进行深度开发,以延长农业“产业链”(熊镇邦,2009)。
四是高原特色农产品的竞争力研究。李双元通过指标体系构建与计算,认为青藏高原特色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整体不强并呈现下降趋势,原因是受农业劳动力、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技、政府保护与支持和农业合作组织等发展不足制约(李双元,2007)。李少伟等指出:西藏的农业结构调整已初现成效,但对农业优惠政策和资金投入具有极强的依赖性,结构调整后劲不足;西藏农产品在国内不具有规模竞争优势,但最近10年有所改善。西藏农业发展模式为超强投资拉动型,与国家经济发展等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一旦国家投资减弱、各地援藏力度下降,西藏农业发展将面临困境,农业产业自身缺乏持续发展能力(李少伟,2009)。
五是西藏农业发展的政策需求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叶文显提出应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农业区域布局形成区域支柱产业和重点产品,实施产业化经营并健全社会服务体系等。未来西藏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根据西藏的农牧业资源优势,坚持“优势资源、优势产业、优先发展”的原则,发展农牧业特色产业,培植农牧业经济新的增长点,以绿色生态和特色农牧业作为未来西藏农牧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叶文显,2008)。陈陵康(2007)等将西藏农业分为三大可持续发展区:“一江两河”流域区、藏东—藏东南农牧结合区、藏北牧区,提出了“一江两河”的农耕模式、藏东—藏东南农牧结合模式与藏北限牧模式(陈陵康,2007)。温军(2002)提出青藏高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重点是农业生产可持续建设、农业经济可持续建设、农业生态可持续建设(温军,2002)。张晓莉等对西藏农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禀赋与发展限制进行了研究,提出从生态农业建设、农业投入与农业人口素质提升等三方面来保障西藏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张晓莉、李辉,2006)。
2.西藏农产品基地建设研究
农产品基地建设研究与农业发展研究不能截然分割。农产品基地建设的思想源于农产品区域布局与基地建设设想。王清先(2003)提出西藏农产品的区域布局思路与基地建设构想,第一是立足畜牧业五个产业带(藏东北牦牛产业带、藏西北绒山羊产业带、藏中奶牛产业带、藏北草地型绵羊产业带、城郊猪禽产业带),抓好“两绒一毛”、牛羊肉、奶和饲草饲料加工、储运、保鲜,培育发展龙头企业,推进畜牧业产业化发展;第二是“一江两河”中部流域地区要以青稞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的粗加工和深加工为基点,培育发展龙头企业,促进阳光产业发展,推进种植业产业化经营;第三是围绕特色资源和藏东南林下资源产业带,培育和发展藏药材加工、林果茶、杂粮食品加工为主的龙头企业,推动特色产业发展。马宁认为,西藏农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是认真做好农业区划工作,建设农产品生产基地。西藏目前的农业主要布局在“一江两河”地区,即雅鲁藏布江中游及其支流年楚河、拉萨河中部流域地区的一大片区域,东接林芝,西抵阿里,南近国境线,北与那曲接壤。辖拉萨市的城关、达孜、林周、墨竹工卡、堆龙德庆、曲水、尼木,山南地区的贡嘎、扎囊、琼结、乃东、桑日和日喀则地区的日喀则市、江孜、白朗、拉孜、南木林、谢通门18个市(县)、231个乡(镇)、1890个村,是西藏的腹心地带和粮食重要产区。这一区域是西藏经济、科技、文化最发达地区,资源开发程度、产业和城镇聚集程度较高,投资环境优越,在西藏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誉为西藏的“金三角”。西藏草地畜牧业的区域发展布局,宜调整为发展东南部,稳定、提高中南部,保护西北部(马宁,2006)。
陈陵康等从农业可持续发展角度,对西藏农业区域布局进行了分区研究,提出在“一江两河”流域发展现代农业耕作区,藏东—藏南农林牧结合区以及藏北高原限量牧业发展区(陈陵康、夏抱本、陈海霞、张伟等,2007)。卓嘎等从农牧结合的功能角度,系统研究“一江两河”地区农牧业发展现状与面临的发展约束,从农牧结合角度提出农牧业发展的对策举措(卓嘎、扎西多布杰,2010)。魏兴琥等从农业生态环境角度对“一江两河”流域农业发展面临的农地沙化问题进行了研究(魏兴琥、杨萍、董光荣,2004)。
西藏农业可持续发展分区大致如2-3所示。
表2-2 西藏自治区农业可持续发展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