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家庭不牢靠的平衡

家庭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单元。如同我们经常观察到的那样，中国的家庭是一种高度复杂的组织，其外观有时会显得极其矛盾。当我们转向对中国家庭进行多侧面考察时，我们希望读者从精神上做好准备，因为我们所要考察的现象中包含一个主要的真理，而它与许多其他常见的现象相左。

中国家庭平衡的不稳定性起源于它的构成、它的环境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概述一下它的外部原因。在中华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降雨量多少随天而定，饥荒时有发生。在过去的25年里，在中国的外国人有极多的机会研究重度饥荒的现象，其悲惨状况人们难以想象，在此我们只想谈一下家庭的瓦解。我们所能发现的最平常的事情，莫过于养家的男人远走他乡以求糊口，而让妻儿、父母自谋生计。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不关心妻儿，也不是因为他渴望分离，用中国人的话说是因为“于事无补”。

中国大部分地区易遭水灾，在此之前又缺少预报。设法自救的人只好四处漂泊，尽管一般是以家庭群体为单位，但单个人出走并不罕见。在无论向何方都无任何计划可言的行程中，小孩出生不久即夭亡，连大孩子们的命也难以保住。有时为了活命，一个到了结婚年龄的女孩会被卖给负担不起婚礼开销的人当妻子。众所周知，再婚无典礼。每当家庭解体时，几乎所有的寡妇都能立即再嫁，只是这种结合在遇到又一次食物短缺时还会破裂。

政策失调常常会引发小规模的反叛，它的作用与饥荒和洪水是一样的。在每一种情况下，广泛分散的家庭都难重新聚合。

家庭并不只是在特别紧张的时候才会分散。在中国的某些省份，相当一部分成年男子是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谋生。北方的许多中国人就是这样越过长城到千万里以外的满洲或其他地方谋生，许多人再也没有回过家。无数的中国母亲毫不知晓她们的儿子如今的情形，因为他们自小远走他方，从此难闻音讯，联络既不定期又不确定也不可靠。难怪中国会流行一种说法：儿行千里母担忧。中国的伊诺克·阿登可能在离家10年或20年后走进自己的家门，他不对任何人提问或致意，扔下包袱后就开始畅快地吸烟。他离家实在太久了，没有谁认出他来，他也许会被当作一个游民而受到警告。他只是反问一句“为什么我不能在自己家里随便行事”后就接着抽大烟，而将详情留待以后描述。

中国每个家庭的平衡都容易受到一种灾祸的破坏，它未必不会比一次寻常的地震产生更大的危害——这就是官司。

在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中，没有哪一天，他的安宁、富足，也许还有生命，不会受到一些纠纷的威胁。其实对于这些纠纷，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责任，但也没有逃脱的可能。这并不是说大多数中国人都深陷法网之中，因为这并非实情，而只是始终存在这么一种难以避免的倾向。人们因任何一笔欠账而导致瞬间的感情失控都可能引发一场危机，这一危机会让人耗费更多的资源，严重的话会让人遭受拘捕、询问、拷打乃至禁食等，除非其家里人打通人事关节，否则断难避免。并非每一件官司中都包含了上述现象，但这些现象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该案会在何处以何种方式结束。在这类情况里，也不是只有当事人受到损害，正像谚语所说的：“一家有难，四邻不安。”

我们要反复提醒大家注意一个明显的事实，即没有哪个中国人能够保持资金上的独立。对于西方人而言，再没有什么比不计后果的举债更令人吃惊的了，因为这笔债务以后会给整个家庭带来无尽的祸害。问一个人为什么要借钱，往往得不到什么有意义的回答，这就如同一个整夜待在苏格兰山地浓雾中的人身上为什么会湿透一样。丰富的阅历造就了中国债权人对于无力偿还的债务人的冷酷无情。中国有许多资金有限的小商人，他们的生意在寻常年份相当不错。其中一小部分人甚至置下了田产，这样他们的家族就在土地上扎下了根。但更多的人会遭遇破产，这样他们就被迫出让自己的小额财产以偿还应付的款项。自此以后他们就加入了人数众多的无地阶层之中。而对于许多小商人来说，一次重要的事务就可能招致这样的后果。在中国，承受着他们无法偿还的债务负担的人或家庭会发现，他们就像被安放在一架底部已经朽烂得无法修补的滑板之上。

贫困的家庭没有为任何一种疾病保留储金，而疾病却可能出现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当养家人躺到了一边，当有几个儿女的母亲不能再料理简单的家务时，真正的麻烦就降临了。假如一个少妇病了，人们首先会把她的母亲叫来，一般来说，婆家人没有时间和心思去照看她，尤其是她的丈夫，他自觉受到了妻子病痛的侵扰，常常更倾向于期待妻子的娘家负担全部费用而不是自己支付。合法离婚（休妻）的理由之一即为恶疾，当然我们从没有听说过单纯哪一个离婚案例是以此为正式原因的。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可见，家庭经受的磨难有多大，被考验的事情就有多少。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人们还时常惊奇而愉快地发现许多值得大力赞扬的温情和容忍。然而，在中国的社会建构中，这样的感情表露也只能发生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作者熟识的一个人在提到他患病的妻子时说，他曾经问他妻子打算呻吟多久，其实这种呻吟是溃疡病造成的难忍疼痛引起的，他还表示要给她一根上吊用的绳子，这样他就可以从烦忧中解脱出来，也可以将她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作者从生命可贵的角度出发对他们这种非人道的想法进行了劝诫，这个人也坦承烦恼使他变得“愚蠢”。对于这类事例，人们有一种意味深长的说法，即穷人染上了富贵病。

在中国，穷苦家庭中离散力量的作用较富贵家庭要更有效，因为前者中的整合力量较后者要弱小。在这些离散力量中，有两种在完全发挥出作用之前就已经具有某种效力，它们是赌博和抽大烟。中国人的这两大恶习相生相伴，其中每一种都会突然无情地给家庭带来灭顶之灾。每一种情况下最终的结果实际上都是一种意志麻痹，无望出现转机。而中国社会没有对抗这些恶习的任何防范措施。我们很容易具体地说明这些力量是如何悄然、广泛、不可抗拒地发挥作用。令人惊奇的是，破坏的范围并不太广。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它们可归入最具破坏力的手段之中。确实，我们很少听说过有谁在不借助外力推动的情况下戒除任何一种恶习，更鲜有所闻的是有谁能够或愿意施加这种推动作用。

在这种邪恶力量的黑色目录中，我们还应当加入一种力量，即对社会公德的侵犯。没有哪个中国人能够权威地指出这一遍布四方的邪恶力量渗透到何种深度，更别说外国人。不管多么健谈的中国人都有值得称道的缄默本能。因为四处充斥着谣言和秽语，所以明智的人不会相信没有确凿证据的任何事情。中国人的伦理准则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看都非常崇高。社会生活是精心安排的，其细致在西方人看来几近刻板，但数千年经验的积累使得中国人具有了适应它的智慧。

尽管存在上述明显的反面证据，我们仍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的社会道德在其最好状态时与任何西方国家的社会道德完全相同。然而，正如我们已十分熟悉的，在中国现有的环境条件之下，恶行很难受到抑制和根除。每个人都主要关注家庭的“面子”或“脸面”。为了维护这一虚幻的自尊，一些人随时都可能会因微不足道的起因而以身试法。没有哪个中国人会不惧怕其某个邻居采取这一行动。中国的法律特别规定了对这些能够证明致人“死命”的人实施惩罚的条款，它规定以过失杀人罪处置这类犯罪。仅这一事实即可看作中西方文明间巨大差别的一个典型。

人们可能会说，所有中国人都有着对家族的强烈依恋，他们在家庭中生长，大多数人都对家庭怀有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发挥着特定作用并且不会平均分配。中国人与其他民族一样，希望自己的家庭永恒存在，因为他们与其故土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为了更深入地探讨他们渴望成功的一些原因，我们有必要深入中国家庭的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