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曾被忽视的净土信仰、净土宗与印光思想研究

相对于民国高僧与宗教学术界对净土宗与印光的颇高评价，20世纪后半叶即便是到了90年代，大陆佛教学术界对于净土思潮与净土宗的研究，显得薄弱乃至暂付阙如，对于印光思想的研究，也同样如此。

探究其中的主因，至少有三点值得一提：其一，对净土思潮、净土宗的常识判认所致。其二，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与思想大变局，直接加快了因传统宗教衰退而导致的终极关怀的断裂与失落。其三，与印光的信仰纯粹与做人低调有关。

首先，历史上广义的净土信仰——不论是主观内归的唯心净土还是客观外依的弥陀净土、弥勒净土，自西晋以降，就逐渐成为佛教信仰的归宿。到佛教兴盛的隋唐时期，弥陀净土成为各种净土信仰的主流，形成与其他佛教宗派比肩的净土宗。但与佛教多数宗派不同，净土宗没有形成纯粹独立的宗派组织与直接的法嗣传承制度，主要靠佛门中的高僧大德来提倡念佛法门，提倡信众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阿弥陀佛”以求往生西方弥陀净土，此意此举超越了上中下根之分，在广大佛教信众中得以流布，整体呈现出具流派而非宗派、重信仰而非知解、重修持而非玄思的特征。这也就很容易给学术界留下净土宗缺少学理、缺少哲理的初始印象，以至于认为包括印光在内的各家净土信仰观，连大字不识一个的愚夫愚妇也能修行，无甚秘密可究，无甚堂奥可窥，加之与学者的已有学术训练与取向的距离，故对净土信仰与净土宗，对包括印光在内的净土宗大家的研思，也就暂付阙如。海外佛学学术界对净土宗思想不乏译介，美国学术界对净土宗的研究集中在宋之后，对宋之前的净土思想与净土宗，则只有零星研究。虽然如此，因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有关研究也屡有遗珠之憾。

也正因为此前国内学术界对净土宗的历史与信仰的研究相当薄弱，李富华先生主编的《佛教学》（2000年出版），就将净土宗列为佛学研究的难点之一。

经认真细究，笔者认为净土信仰与净土宗因简单也就不必深入研究的预设印象，未必就是真确的。仅以印光为例，认真阅读尤其是思考印光那160万字的书信文章，认真细究印光的思想，即可见他依据佛经尤其是《净土五经》来立论，系统地把握了千余年来净土宗思想的精髓，力倡弥陀净土信仰。他在面对传统文化主流时，主儒佛互资，力求融合入世与出世法。对于中国佛教各宗，他明确提出了不宜混淆“宗”与“教”之分，主张即使是禅、教、戒、净兼修，也必以净土为归，更直接提出唯有念佛法门才适合时人的唯一选项。他在永明延寿的《禅净四料简》的基础上，认为禅唯自力，净兼佛力，比较禅净二法，净最契机，等等。相较于同时代佛门的其他大家名家，印光的思想及其信仰所推崇的念佛法门，具有最大的包容度，他的思想深度与广度，不逊于晚明四大师，而且更直面中国社会近现代所发生的巨大转型与变迁，更深植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信仰思潮之中。思想影响方面，在现代佛门龙象群体中，印光的佛学思想，在虚云、太虚和弘一这些一代高僧的心中，同样引起了深深的共鸣，获得了佛门高僧的一致推崇。既不忘下里巴人的信仰需要，又不乏阳春白雪的信念共鸣，正表明了印光的思想及其内蕴的终极关怀主旨，具有普适性，真切而活泼地体现了佛陀主张的众生平等观与普度众生观。这些初看似简单，然深究其中，却是内有乾坤的。对于认为净土宗、净土法门过于浅显的世俗误识，印光、弘一等大师早已判认这种误识并不成立，如弘一法师就直指人们在面对净土法门时，是“深者见深，浅者见浅”，如人过河，河之深浅，确实不是非亲历的外人旁观者尤其是道听途说者所能知晓的。

其次，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正处在5000年未遇的时代大变局中，在这个大变局中，时代思想的主流呼声是要冲破几千年皇权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而求解放，科学的引入与民主的启蒙，成为时代语言中最令人关注的主题。五四运动后，科学与民主已经成为主流文化的主要追求，相应的诉求也就近乎成为这个特殊时代的一种终极追求，作为“民主”与“科学”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也就成为新引进的“德菩萨”与“赛菩萨”，“一方面‘五四’知识分子诅咒宗教，反对偶像；另一方面，他们却极需偶像和信念来满足他们内心的饥渴。一方面，他们主张面对现实，‘研究问题’，同时他们又急于找到一种主义，可以给他们一个简单而‘一网打尽’的答案，逃避时代问题的复杂性。就是在这样一个矛盾的心态之下，他们找到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而‘德先生’与‘赛先生’在他们的心目中已不啻变成了‘德菩萨’与‘赛菩萨’。”换言之，举目向洋的知识分子将当时孜孜以求而不可得的“科学”与“民主”，变成新偶像和新信念，其思想实质，依然是追求信仰，依然是信仰在高歌。但新问题也随之产生了：由“德先生”“赛先生”变成“德菩萨”“赛菩萨”的“民主”与“科学”，作为两项在现实世界，即此岸世界可能实现的理想，能成为大众信仰的真正的终极关怀吗？

新问题还没有新答案，更直接更残酷的打击已接踵而至。同一时期，作为传统宗教之一的佛教，虽没有如儒学因“孔家店”的招牌而面临被完全打倒推翻的最直接冲击，但当一些地方势力寻找各种借口来侵夺寺院及寺院地产的“庙产风波”之风刮起时，作为传统佛教承传主体的僧尼们，就直接面临着被没收田产、房产等不动产，以至被逐出庙门，沦入投宿无着的生存窘境。名僧八指头陀寄禅为此而气不过，亲到北京向有关政府部门投诉，终致因愤怒至极而病逝。其后，在一系列不期而至的人祸战乱与饥荒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佛教僧尼居士们或死于非命，或颠沛流离，或被迫还俗，或被批斗游街受尽侮辱，财产、生命乃至个人的信仰选择，每每没有得到最基本的尊重……现实的生存压力再加上对宗教信仰的直斥讨伐，更促使传统佛教进一步演变为边缘文化，佛教僧尼们进一步演变为边缘人乃至荒野孤魂。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进入改革开放后，社会是百业待兴，佛教与佛学也开始缓慢地进入了复兴的阶段，在传统文化热中甚至出现了禅宗热和禅文化热，这直接呼应了当时国内学术界与知识界处在拨乱反正的时期，急需思想解放与冲决网罗的氛围；这还跟禅宗和禅文化独有的活泼与艺术品格密切相关，跟禅宗和禅文化独有的可提升俗世生活的功能密切相关。作为纯信仰的净土宗、弥陀净土信仰，在学术界依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90年代末。

最后，作为佛教净土宗一代宗师的印光，其一生的大部分时光，生活在虽是国家与思想的边缘地区，但是佛教信仰中心地区之一的普陀山——观音菩萨的道场中，在那一片被称为“海天佛国”的海中孤岛上，海潮梵音、暮鼓晨钟、弥陀声声伴青灯古佛，印光在闭关、读经、著文、做功课、回复书信……生活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印光，始终执著地坚守着传统佛教信仰的领地，他发出的诸如“如来不出世，万古冥如夜游”之类的语句及由类似语句构成的语境，或被同时代的一些有思想无信仰者或无信仰无思想者、深刻者或浅薄者同声嘲笑着，却是他最真实的内在的信仰心声。其中的缘由，在于佛陀与传统佛教教义早已指出，个体生命的历史就是生老病死的历史，包括人类在内的众生有情生命的历史就是生老病死的历史，为了最终解脱生老病死，就要有相应的般若心路与相应的功夫修持。印光对弥陀净土的信愿行，印光的所思所言所写，要而言之，就是这样一条般若心路与相应功夫修持的记录与写照。我们今天在阅读印光的绝大部分书信文论时，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印光是生活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佛教净土宗的一代宗师，那么，对他的印象，就很容易被导回到1000年或数百年前，而不是100年或数十年前弥陀净土信仰的氛围中。

其中的原因何在？答案很简单，在被世人视为风云激荡、变幻不已的晚清与民国时代，在印光的思想世界中，依然是微澜不兴、处变不惊的。对他而言，净土信仰是第一的，念佛法门是第一的，往生净土是第一的，超越现世的生死轮回是第一的，只要通过信仰修持来保证落实这些第一，那么，社会、家庭和个人的种种变故，就是不足挂齿的。一言以蔽之，他是以不变的信仰来应对万变的世事变迁。自古及今，千古人生难在一死，而有情生命终归是要死的，通过弥陀净土信仰及相应的修持来解脱死亡的羁绊，化世俗的“极悲”为佛法的“极乐”，那么，如何死？何时死？死在何地等问题，也就不成其为问题或仅是限于事物处理层面上的问题了。他早年那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已演化成为一种意味深长、风骨独立又坚持不懈的信仰象征。他对传统佛教尤其是净土宗的虔诚信仰与强调，使其在生时，即使是在佛教僧团的内部，也曾被小部分新潮青年僧人视为守旧人物的代表。这些，多少也可以解释佛教学术界在20世纪后半叶即便是到了90年代，在研究近现代佛教时，何以对谭嗣同乃至杨度等非纯粹佛教人物及其非纯粹佛学思想的关注，也远远多于对印光、虚云、谛闲等纯粹佛教人物及其纯粹佛学思想的研究，与学术界关系密切的出版界，乃至对印光其人其著也感到极度陌生，以至出现了最不应该出的错误。

只是，认知上的陌生与理解上的欠缺和困难，不应也不可能继续成为不进行相应研究和相应思考的理由，不应成为保持相关研究停滞的理由。身为净土宗一代宗师的印光，其信仰与思想中的世俗关怀和终极关怀的智慧蕴涵及其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从来就不是与生活在政治中心或边缘地区、归属主流文化或边缘文化成正比的，也未必是与其在市面上是否走俏成正比的——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之一，是早在唐朝，身为岭南一樵夫的慧能，就在当时偏远边缘的岭南地区，说出了一部记载着中国人的说法而唯一被称为佛“经”的《六祖坛经》。在过去千百年里，这本书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与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世道人心。印光的信仰与思想源自佛教传统，与提倡现代佛教革新运动的太虚相比，其思想取向是保守的，但这并没有妨碍印光名满中国佛教界内外。这些现象，看似矛盾，实不矛盾，对此的合理解读，重点就蕴涵在印光的相应思想及其蕴涵的终极关怀因素中，蕴涵在其无比彻底的终极追求及意蕴悠远的终极关怀的情怀中。

印光并不匮乏思辨的才赋和相应的成果，这即便仅从他的《净土决疑论》《“宗”“教”不宜混滥论》等著名论文中，也可窥出端倪。印光将信仰奉为至高无上，他的所有思辨建立在信仰基础之上，信仰远重于思辨，换言之，思辨是为信仰论证的。以信仰为基础与以思辨为基础的相异点之一，是以思辨为基础的随机思辨，由于依据不同的先设前提规定，结论往往会出现不能解决的类似“二律背反”式的难题；而在有着明确先设前提规定的信仰中，这种难题却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如印光所坚持的护生思想，就是以坚持众生佛性平等的先设信仰观念为前提的；他强调传统佛教的因果观念，就可直接导引出独立个体生命必须为自己的所有思言行负全责的伦理观；他坚信三世时空观，身体力行地念佛祈愿往生，大力提倡净土宗的终极关怀，具体界定临终三大要的临终关怀，等等。他的护生思想所最大限度包含的和平主义倾向，因果思想所导出的悲天悯人观，往生思想所内蕴的终极关怀和积极入世时所掩不住的出世情怀，等等，都将包括人在内的众生生命视为目的，绝非视为单纯的手段或工具。他的这些观点及其内蕴，在包括所有人在内的众生生灵更易也更多被涂炭的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均发生在这一时期），更多地传递出了一种不合时宜的悲悯与悲情，对于世俗社会所流行的暴力竞争、纯功利倾向和乐不思归乃至沉沦苦海的入世倾向，多少都会起到一种既消解又清醒的作用，特定时期难免有如空谷足音般的寂寞，不可能被世俗社会尤其是占据中心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