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荟萃

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具备底层关怀意识，这样才能够真正去做到一些特别切实的、对我们这个社会推进有很大帮助的研究。中国当下研究中有很多涉及边缘性群体、移民的社区、弱势群体的研究，这是我们学术里热热闹闹的名词。但真正花大精力来做这种类型的研究的人却很少。

——吴飞（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对研究来讲，提出问题要远远重要于回答问题。通常情况下，亚洲学生非常会回答问题，而美国学生却非常会提出问题。亚洲文化中对提问能力的忽视值得注意。

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是关键，它作为研究课题的灵魂，主宰着课题的命运。研究者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与内容。在选择课题时，研究者要避免课题过大。

——郝晓鸣（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教授，《亚洲传播学报》主编)

当下学术研究需要有比较的视角。首先，具备比较视角能更清晰地把握普遍与特殊的分界点。其次，具备比较视角能更清晰研究脉络与研究条件，从而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准度与有效性。最后，比较视角有助于创新。研究者在运用比较来思考与探究研究对象时，会做到视野更开阔，思维逻辑更缜密，分析更全面深入。

——陈韬文（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长江学者，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在处理与权力的关系的时候，媒体和媒体人应该发挥出自己的智慧。权力系统在面对媒体的时候，应该表现出宽容、理性、包容和雅量，从而使得媒体有更大的活动空间，更好地服务社会的共同利益。如此一来，媒介和权力这两者的关系才能够保持一种大体上的平衡。

——张昆（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

交流、传播导致地方文化特征的消失。当前民间文化的活力、自由、创造力大多是都市文化人的“他者想象”，在工业化、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传播与交流使得文化的地方特色正在消失。旧有文化在其本来意义上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但尽可能地保留一些已脱离原有文化丛的文化元素是必要的，因为它可能增强我们在文化演进中的适应能力。

——葛岩（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教授)

节庆活动一般以民族信念为基础，通过仪式分享狂欢，实现休养生息和群体认同。仪式和狂欢是理解节庆活动的关键。而仪式和信仰融合起来，强调参与、分享、聚合，这涉及传播学中所谓的信息在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扩张。狂欢是非理性的状态，体现在群体活动，尤其是文化活动中。

——张敏（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

当前中国电影批评存在四大流弊，一是冷落市场，与大众脱节；二是丧失立场，经不住诱惑；三是浅尝辄止，人文内涵匮乏；四是形式呆滞，缺乏亲和力。虽不尽如人意，但也并非乏善可陈，对网络影评的持续关注，对中外影评的审视比较，对评论方法的继续探究等都值得肯定。

——李建强（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委，教授)

香港传媒发展具有如下特征：一方面，高度激烈的商业化竞争；另一方面，媒体承担着特殊的社会功能，香港的一些大型慈善活动、纪念活动和文化活动等常常是由媒体而不是政府来组织，媒体除了是舆论支持单位，更是主要的组织者、筹备者和承办者。

——王伟（《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新闻晚报》主编)

互联网时代，电视受到了新技术所带来的强烈冲击。传统的电视时代，在渠道稀缺的环境下，一个媒体只有成为渠道的上端，才能成为权威和正统。而在当今这个新媒体时代来临的时候，因传播渠道下放，人人都有话语权。

——骆新（东方卫视著名主持人)

公视（PSM）具有如下特点：第一，财产权与创办宗旨是非营利的；第二，经营管理团队有四种范式，包括行政权挂帅、“专业”模式、国会/比例代表制、公民/社团模式；第三，财政来源，变化最大，节目表现略有差异；第四，从业人员规模与节目制播，通常员额众多，虽有政治压力，但内制规模仍可观；第五，营运资讯透明以示负责与周知社会，包括质化资讯和量化资讯；第六，节目表现要实现两种要求的平衡，包括收视率与收视质（欣赏指数)、欲求与需要、迎合与导引、短期与长期等。

尽管很多公共事业都在被私有化，但公视一直没有被私有化。

——冯建三（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台湾《新闻学研究》主编)

新媒体环境下的危机沟通，首先，应注重情势观察与分析、掌握即时情报，对重点社群媒体进行舆情监控。其次，应掌握“大咖”（意见领袖）们的动向、了解潜在的沟通对象团体（社群）的看法。

预防远远胜于治疗。第一，在危机发生之前，应设立危机处理小组、建立发言人回应制度、建立处理系统/流程和演练、设置咨询检测机制。第二，在危机发生时，应收集关键性资讯、厘清事件，制定发展沟通策略与方案，判定可能的伤害程度、拟定应对措施。

——吴宜蓁（台湾辅仁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