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北京的崛起

国都的位置

一国的首都通常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它不但集中了该国人民的有代表性的成就，同时亦能反映出一国的文化特征以及它在当时的战略地位。在中国，研究国都位置的学者大部分认为这是理解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的好管道。史念海（1987）因而提议建立中国古都学会以发展中国古都研究。

外国学者康利殊（Cornish, 1967）提出了古代国都选址的三大因素：交通交汇点、粮仓及防御。在古代，交通交汇点明显地以水道为根据；粮仓意指国都应处于一国农业最发达区域之中心点；最后，军事或防御考虑乃指防卫之外还涉及它乃易于控制全国之地点。但国都之最后选点可能是三个因素其中的部分的组合。在研究国都位置时，我们还要考虑到每个国家不同的地理环境、所处的历史时期，以及当日的主要国家矛盾以及解决问题的主要国策。沙学浚（1952），以研究世界各地不同时期的国都为基础，以地理、历史时期和防御为考虑，将国都选点分为不同的类型：

甲类 岸边型（海都）

甲一型：制海的海都

大部分的海洋国家首都在滨海，因此需要海洋空间与交通空间，和陆地的经济空间与交通空间互相补充、配合和依存；如罗马、雅典及哥本哈根。

甲二型：制陆的海都

与甲一型的不同之处是在历史的演进上，前者是由陆地发展至海洋，此类别是由海洋发展到陆地。一般它们是所谓“滩头阵地式”之殖民地，如雅加达、仰光及新加坡。

甲三型：控制力源之海都

若干国家并非海国，也不是白种人的殖民地，但其滨海部分地带却是全国最富、最重要的部分，是国力的泉源，可以控制全国，如科伦坡、首尔和赫尔辛基。

甲四A型：进取的海都

大陆国的生命线原在陆地，但为了文化上和国防上的理由，在滨海建都以吸收外界文化和保障海域安全，如俄国的圣彼得堡及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坦布尔。

甲四B型：退守的海都

南宋的临安是个例子，主要乃“藉江南之卫”以全半壁河山，是弱国借天然险阻以自守的办法。

乙类 大陆型（陆都）

乙一型：均衡邻国压力的陆都

内陆性国家，海岸线短，领土略近方形，四周有邻国，首都宜在中央，可均衡邻国压力，以保安全，如华沙及中世纪之莫斯科。

乙二型：控制力源的陆都

建于全国最优及最重要的区域，如渥太华、波哥大及墨西哥域。

乙三型：控制交通的陆都

在国土中央或偏在一方，视交通情况而定，如巴黎和开罗。

乙四A型：进取的陆都

内陆国但因强大而有进取性之防御国策，将首都放在邻近外地之所，如中国汉代至唐代的西安及印度之德里。

乙四B型：退守的陆都

弱国在退守时建立之陆都如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由列宁格勒迁至莫斯科以避德国，中国东晋由洛阳迁南京等都是采纳了退守的国防政策。

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国都做过了多次的迁移。因此沙先生的任何一个类型都不足以说明中国古都的特点。李炳均和刘敬坤（1986）对中国各古都的位置和特点作出研究，他们得出了三大规律：首先乃建都位置的迁徙性。这是世界各国少见的。古代埃及和现代埃及的首都，只限于尼罗河下游一带，古罗马帝国和现代意大利首都，一直是罗马；巴黎在5世纪起即是法兰克王国的首都，今天仍是法国的首都。唯独中国，从古至今，首都重大位置变化就有六次，都是向超过1000公里的东、西、北和南方向的迁移。其次是“两京制”。在世界史上，只有古罗马帝国时，实行过首都罗马与陆都拜占庭的两京制，而我国自西周开始就实行两京制。在以后全国统一时很少有一朝是不设置陪都的。我国地理差异，主要在南北之间，当首都设于北方时，南部应有一个第二首都以资辅助。最后，到了近代，我国建都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我国和来自海上的资本主义接触以后，逐渐在长江流域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吸纳了资本主义，形成了以南京—上海为中心的新型文化。这时，我国的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逐呈分离状态。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而南方的南京—上海（包括苏杭）乃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中国文献有关国都选址的，可溯至周代。其最核心的选地原则乃保持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界之和谐。这与我们第一章所说的中国人世界观及中国城市的性质是有关的。在实践上，这些概念演化为三个具体原则，即中心论、防御论与和谐论。

中国古籍《太平御览》对中心论有清楚的解释：

王者受命创始建国，首都必居中土，所以控天下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制万国者也。

《吕氏春秋》亦有言：

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

当周公选洛邑（洛阳）作为周朝的新国都时，他曾经说：这里是“天下之中”。这并不是新的设想，乃周人长期以来不断探索而获得的一个经验。周人当时的疆土是西起陇山之西，而东至于海滨，北边已越过霍太山，而南及于汉江之阳，洛邑正好大体处于其疆土之中点（见图2-1）。因此周代之中心论与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Christaller, 1933）的中心地学说有近似之处。《尚书》就具体列出了五服的制度，这个制度以都城为中心，将疆域分成等份，或五服，每服五百里，五服共两千五百里。这即是说国都约和国土之四边距离两千五百里。汉孝文帝时，贾谊曾上疏说，“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之中为都”，“公侯地百里中立而为都”，其入贡纳赋半径分别为五百里和五十里。它透露出公侯之都环绕国都，还有更小的城邑环绕公侯之都的另一层中心论的意思，即一个以国都为中点的大小城市的空间分布体系。

中心论和中国人世界观中的帝王乃天子的概念很吻合，作为人类社会和上天的中介人，天子应立于执中的地面位置。国都在国家的地域中心位置，不但可以平衡四方以和谐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而且形成一定的向心力，在中国百姓中产生一种被统治的崇敬心理。以地理中点为中心自然亦便利了交通运输以及行政命令向四周的发布，以及集中军力与政力于中央内，同时可以机动地施之于四方。中央集权对一个结点区域（nodal region）来说亦加强了中央对地域的经济及文化的影响。作为一个单元，结点区域亦是开拓新殖民地的有效的政区的划分。

中国学者如侯甬坚（1989）称防御论为“内制外拓原则”。它是中国古都选址的第二大考虑因素。《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指的是军事考虑。历代王朝都在其都城附近驻有相当兵力。唐初，全国有折冲府634个，都城所在的关内就有261个。宋仁宗时，天下兵额1259000，京师就有826000。由于首都养兵太多之故，必须讲求地利。同时，京师亦必须处于一个可守的地理位置。西安乃是个很好的例子。秦国初期，晏敬便认为它“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唐人张守节对此险要之地有较详细的解释：“东有黄河、函谷、蒲津、龙门、合河等关；南有南山及武关、峣关；西有大陇山及陇山关、大震、乌兰等关；北有黄河南塞；是四塞之国。”张良进一步说，关中的南、西、北三面都有崇山峻岭，可以阻隔敌兵侵犯，而且当时这三面均没有诸侯疆土，不用顾虑。关中东面同样也有有利的地势，更有一座函谷关，因而可以控制关东来的诸侯。

作为防御外敌的国都，北京亦是好例子。燕山和太行山的北段正起到这样的作用。明代在这两座大山上设关较多。这些关隘的设置，使当时的都城更显巩固。然而国都的防御主要存在于城外的各个战略性关隘，而不是在国都之城墙或护城河本身。当然这些关隘与险阻和国都同处于一个结点区域之内。因而，防御因素是一个选点考虑而非国都自身的功能。

人和原则具体上比较表现为立都于故土的要求。东汉崔寔曾说：“安土重迁，宁就饥馁，无造乐土之虑。”王符更说：“民之于徙，甚于伏法。”在中国建都史上，开国或新立君王依循故地人和原则择都的不乏其例。周人灭殷，秦统一六国之后，均都关中故地，同时占据地利和人和。东汉统治集团主要来自南阳等山东地区，都洛阳既处天下之中，又兼顾帝乡和缙绅故里。明灭元，在讨论建都何处时，朱元璋也要定鼎南京，定中都于故里凤阳临濠，而徙都北京的明成祖的背后原因乃北京是其开拓多年的封地。明显地厌恶前代亡都并以之为不吉利乃不少新皇朝开拓者选择新都的“人和”原因。除了旧都受战火的毁坏外，亡国的不吉祥亦是重要的考虑。成祖选择北京的原因既如前述，在其规划上他亦建景山以压前朝之大明殿以防不祥之气。另一人和之表现乃占卜择地。谋筮从龟，卜识至兆，以证实他们奉膺天命的神圣。占卜当然和天子奉天承命有关，只要天命在，天子择都固可以“在德不在险”，“以德王之”。占卜的过程不但可以予择都一种神秘性，而且为帝王的抉择加上神圣的天象的色彩（侯甬坚，1989: 49）。

朝代更替，而天子的疆域在扩张，因而中国的经济中心也在移动。国防上最重要的外敌的来源也在变动。在周和汉代初期，关中平原上的长安（现今之西安）可说是上述三个原则在地理上的交叉点。当日的中原是肥沃的，并处于周代疆域的中心。因此全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交汇于长安（见图2-1）。但自西汉（前206～25）起，情况有了变化。中国的经济重心慢慢的向东和向南移向黄河下游以及长江流域，但政治与防御的需求使国都依然位于北方。这个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现象成为国都学的一个热门话题。数个世纪以来，中国帝王想尽办法以补救国都不处于经济中心的经济困境。其一乃上述之两京式多京制。其二乃迁徙国内其他地方的豪富之家以充实国都的人口与经济能力，如秦朝的例子。其三乃广建运河以便利由远距离的经济重心运来的粮食、布及盐等关键物资，以供养国都的庞大人口和周围的驻军。其四乃在国都所在地及京师周围发展灌溉，改善耕作技术，以及用其他办法促进本地农业的生产以提高京师地区的自给能力。

这些国都选址的原则以及解决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办法，虽然似乎和现今之北京无关，却也反映出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规划与管理精神。我们将在相应的章节内予以再讨论。现在我们转而探讨自周朝以来国都迁移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