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理想国都的结构

有关周朝城市建造的最早记载可见于《诗经》中。文王的祖父，亶父（前1352）在祁山山脚创立了一个城市（Wright, 1977: 35）。建造的仪式十分庄重。他首先视察了附近的地区以选出一个合适的地址，借罗盘及日影而厘定方位，流水的走向也被考虑到。最后还要卜卦以确定这选址乃上苍的意旨。然后便要在选址的内外祭祀上苍及土地。《史记》亦对最早期的周朝城市的创建有同样的记载。在其后的朝代中，相类似的过程和祭祀问卜亦被执行。从这些记载中，韦比得出有关早期中国城市建造的几个要点：

①城市是预先有成文规划的。

②城市是在选址上按图则而建成的。

③城市完成后分别有两种祭祀举行，一是对上天及同代先祖的祭礼，通常在城外的祭坛上举行；一是在城内一个高起的土台上进行的祈求土地丰产的祭礼。

④劳工预先雇用，并各有专长。

除了第④项外，其他几项对我们理解传统中国的理想城市的规划至为重要。在这些文献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有关建城与规划的关键细节：

①将城市建在准确的方位上。

②城墙筑成正方或长方形；重要的庙宇、大殿及其他建筑都南向，主城门及整个城市都是南向的。

③将城市建在近水边的平地上。

④以夯土做的台阶承托主要的政治和宗教建筑。

⑤将城市划为功能分区：中心区，通常另有围墙，是宫殿及贵族用的重要建筑；围绕中心区是另一由围墙包围的地区，是工业及工艺用地、一般居民住宅、市集及店铺，亦有少量农地；外边很多时候会有一护城河。

第①②③④⑤项有礼节上的代表性及重要性，它们是从古代明堂所依托的中国人世界观转变而来，而后者又演化为儒家学说。文王所建的成周就是这类初期城市的代表（见图1-3）。

而最具代表性的是儒家经典《周礼》所载的有关传统中国城市功能与规划的段落：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周礼·天宫》）。

地中，天地之合也，四时之交也，风雨之合也，阴阳之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周礼·大司徒》）。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王宫门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周礼·考工记》）。

这个理想化的城市规划图样见图3-9及3-10（见第三章）。虽然《周礼》谈的主要是天子的首都，如第三段所言，同一的原则与规律亦应用于诸侯国以及省会。当然，其城郭之大小，马路之长短阔窄，城楼之高低，适如其分地按其等级规划，这些原则亦以更低的规格适用于更小的城镇。因此《周礼·考工记》中的理想，是所有传统中国城市在规划上的最高和最全面规范。

在上引的第一段，我们可以假设说：传统中国建设国都的主要目的是为封建帝王按照中国人的世界观去组织及推行他的政令和管治。简言之，这个传统中国人世界观包括了三个概念：执中、秩序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伙伴关系。上引的第二段显示在国都中的执中概念以及父权（秩序）成分的较详细演绎。它说明了首都是代表天和地和谐相交的地方。具体上，它是指在农业社会中的农业地区的中心点，以及在具体规划中王宫城门以及各种礼祭建筑的代表性方位。这些使我们想起了明堂这组建筑的结构，它涉及各月份准确的祭祀方位，以及位于农业地区的中点，以便圣王观察天象和接受天意。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个理想化的城市规划是扩大了的明堂布局，以适应扩大了的帝国的功能分工。虽然很多明堂的代表性功能依然存在，但它们本身却分别是不同的建筑，而成为整个城市的一部分了。虽然我们仍欠详尽的证据，但以下这个假设似乎十分重要：理想城市的方正城墙源自明堂的围墙。中国传统概念认为地是方的，而帝王是地上的统治者。城墙的护城河，可能就代表了明堂周围的圆形水沟，即辟雍，它可象意为上天，或四时在地上的循环，或天子教化之流行于国内。

上述的见解以及《周礼》的记载对我们有关中国城市的性质以及它们的外形与规划乃源自中国人的世界观是至为重要的。而我们又将这些联系至中国早期圣王创建的明堂。当然后代的一些思想和概念，如汉代的阴阳五行，以及次科学性质的风水学说，对日后中国城市的规划亦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在讨论北京时会再加以补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