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城市的性质

西方对城市的定义

从科学角度看，历史上城市的出现，基于两种因素：一是生产技术、运输技术和仓储技术的发展；二是人类在组织和管理能力上的突破（Hauser, 1965; Johnson, 1967: Meadows, 1957）。早期城市的出现，如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散布在不同地区的最早城市依治（Erech）、胡阿（Ur）等，皆是人类在不同的环境中充分发挥这些新能力而取得的成果。同样的，公元前2500年以前在尼罗河谷出现的孟菲斯（Memphis）和印度河谷内形成的摩亨佐达罗（Mohenjo Daro），以及在公元前2300年在中国黄河流域中下游出现的龙山城市，都是因应科技与组织能力的突变而出现的大型聚落（Meadows, 1957）。

城市聚落的形成，有赖于人类能生产自需以外的剩余食物，而这些剩余又能成功地集中到某一些点上去（Turner, 1949）。

西方观点认为城市的起源是以物质为基础，而城市的发展是科技与社会的进步。因此，一些西方学者就将科技与社会进步的各个阶段，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举例说，苏比（Sjoberg, 1960）将它分为三个阶段：民俗或前文化社会、封建社会（亦称前工业文化或文化性的前工业社会）和工业—城市社会。后两阶段的社会包含了不少城市聚落，它们有不同的结构和特性，反映出不同的科技水平和社会结构发展的历程。苏比相信，无论在中世纪的欧洲，还是在传统的中国或印度，或其他地方，前工业社会的城市都是同一个样子的，但与工业—城市社会的聚落却明显不同。今天我们仍可以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印证前工业城市，该地居民仍生活在前工业社会里。里斯曼（Reissman, 1964）以近似逻辑假设在整个人类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着四个阶段，即前雏形、城市定型、传统型和工业型，每个阶段的城市都有不同的功能与形态。

上述的西方概念大抵都认为城市和文明是密不可分的，比如苏比在他的《前工业城市》一书中的第一句便如是说：

城市和文明是不可分割的：城市的出现和推广使人类离开原始社会阶段。同样的，城市能使人类建立一个越来越复杂，而相信是更使人满意的生活（1960: 1）。

这些文字其实隐藏了一个重要的假设：城市的普遍性。我们可以引用苏比的另一句话以证实这一说法：

庞大而复杂的多功能城市，反映了演变中的工业技术的广阔和复杂性。有时这表现为机械技术的统一和标准化：有时却表现为某一机器的特创和独特及专业化。这就是目下对城市文化的一个见解，它被一个称为工业主义的技术所定形……世界上所有的工业城市正在诸种社会构成上越来越相近……现代技术……包涵了科学的知识……因之，科学的方法似乎支持了，而自己又被一种意识形态所支撑，是它促进了民主过程，以及不同的普遍主义的形态和现代官僚主义中的对成就的追求（1965）。

苏比不单假设了一种同一的科技，亦假设同一的价值观和城市化的结果：一个民主、现代和官僚的社会。这种看法将不同文化及其作用的假设都舍弃了。这一类学者因而认为，城市的结构、样貌，城市化的性质，它的强度与广度，以及城市的性质、类目、大小全是一个单一运动或过程在量与质发展上的体现。这个过程可以以史米士（Smailes, 1967）的简单程序表现出来：

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

这个由希腊和罗马演化而成的理论或者对西欧城市适用，但它是否适用于其他城市，特别是中国城市，确成疑问，如金斯伯（Ginsburg, 1972）所言：

我们有必要去探究究竟城市化是个单一的过程还是多元的过程，并且要了解它除了时间上不同之外，是否还受制于不同的文化和地域。

阿纽等（Agnew et a1. , 1984）认为上述的“经济主义”是西方一种恒久的自负心理。它源自现代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乃至集体，斤斤计较于利润和亏损的理性经济行为。当这种自负用诸其他地方或时间时，就对这些地方的城市化和城市生活化出现了一种不实在的、自以为是的错误理解。

比利（Berry, 1973）基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地的案例，也认为城市化的经验各地不同。他体察出各国间存在不同模式，包括由高度私人主义的自由放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度中央集权。他更发现了各国政府的不同政策干预，对城市化、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加上每个政府的目的不同，推行政策的能力不一，以及因体制不同而产生的不同影响力，遂形成了“多程序的有意识城市化过程”。在这基础上，他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历程总结为五种模式，每种模式产生了不同的城市功能特征及城市结构。美国和加拿大代表了“自由企业动力”模式，其政府比较少参与和导引，而以市场机制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澳大利亚、日本和法国代表了“市场性集体谈判”模式，不同的利益集团，通过谈判、角力，去争取影响国家的城市化政策和城市化进程。在西欧，特别是英国，则存在所谓“分配式福利国家”模式。它通过政府的大力干预和导引，使城市趋向区域性人口和经济都得以平衡分布和发展。至于共产主义国家，如中国、东欧各国和朝鲜，战后以来则存在着“社会主义指令”模式。它以消除阶级社会为城市化的方向，透过中央规划和政府高度干预而达到目的。最后，在新兴的第三世界中，不少新独立的穷国跟随了“新激烈主义式的现代化和传统的结合”的模式。其特征是糅合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经济和政治倾向独立自主，人口急促膨胀，并大量存在人口的城乡流移、高失业率、城市设施及基本设施严重短缺。此外它还显示出不稳定、官僚和独裁的政权等政府特质。

比利的研究实际上对前述一些看法提出有效的反证。这些看法认为工业主义导致现代化，再导致城市主义以及普遍性的城市化特征和城市化后果。其实，现代科技以及现代工业在前苏联和美国并未产生或导致同样性质、样貌的城市。苏联城市与西方城市在实质上和感觉上都不一样：前者普遍地以工业为主要功能；居住区的阶级分隔并不明显，建筑式样多为单调的预制件式的多层公寓，排列僵化；店铺很少而且商品不多（French & Hamilton, 1979; Bater, 1980）。当然，苏联城市本身自有另一种文化：一种近代的文化或意识形态。将城市和文化在宏观层面上连在一起是对的，但我们却要意识到文化是个变数，城市亦然。

正因如此，在西方城市概念中所流行的经济主义和现代主义，虽然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欧城市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演化，以及美国两百年来的城市发展，却不适用于研究其他文化所产生的城市，例如本书所研究的中国城市。西方的城市概念在文福（Mumford, 1961）的著作《历史上的城市》中有清晰的阐述：

城市乃一由古老的乡村文化跃进而来的新聚落。在这新的层面上，旧的乡村成分被带动而糅进了新的城市单位中去。但由于新的因素，它们被重新构成，使之更复杂而更趋向于更新和发展。这个新组合使得人类的潜能向多方面推广：更有力地集中力量，对时空的控制能力更为扩张，在土木工程上产生大量的发展而伴以很多的新发明。最后，它亦使农业生产大幅度提高。

文福的城市显然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儿，它是受到时空和当时的文化所局限的。然而，在同书的另一段落，当他讨论到城市的起源时，却有如下的话：

我所提出的乃是：由分散的乡村经济过渡至一个有高度组织的城市经济的最重要因素乃皇帝，即或帝制。我们目下视为城市发展的动因，即工业化与现代化，在多个世纪以来只不过是些次要的因素，它们更可能只在人类历史后期才出现……在城市的内向发展中，皇权占有中央的位置，它如北斗星一样将四方吸至城市中心，并使皇宫庙宇成为新的文化的动力（47）。

文福对城市起源的解说具创见性，可惜未受西方注意，西方学者只强调城市的经济性起源。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一命题，我们引用梅杰（Mayer, 1971）的一篇短文，他将这些概念综合为“城市的十八个定义”，认为城市是文化的承载者，它是人类记忆，风俗和习惯，人类在文学、艺术、科学上最高成就的集中点；自由与民主的泉源；财富、权力、享受与休闲的体现。作为一个人类群体，它有如下一些特征：分工、非农业生产和无限的创造力。它是个受保护之地，一个实际和广义上的“堡垒”，是人和意识的避难所，是人口密集之地，在众人之中个人得到保护。它又是一个服务中心，有各种中低档和高档的服务，明显地与周围的农村不一样。它是一个市场，是它周围的经济腹地的中心，亦是非农业性的生产中心，以其贸易和商业满足自身的城市人口和邻近的非城市人口。它是一个聚会之地和运输中枢，吸引大量非城市人为了贸易，也为了其他的刺激而集中其上。它亦是个大染缸，更是个环境败坏之地。

梅杰的十八个定义看来似乎包罗万象，其中一些亦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地方，但这些定义明显含有经济主义的影子。一些人认为城市的源起，产生剩余粮食的经济原因仅属次要，政治作用才是主因，它使剩余粮食流入独裁者之手。这些学者指出，交换剩余粮食的自然需求并未能集中政治和社会权力，促成历史上城市规模的建立和出现。考古发现已经将这个理论显示出来。此外，这种自然交换亦不能将这些权力结构化 [阿纽（Agnew et al.）, 1984: 10～11]。韦利（Wheatley, 1971: 318～319）更直接指出宗教因素与经济因素对城市的起源同样重要：

我们怀疑一个独立单一的导因促成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变，从而导致城市的出现，但有一种活动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实现某种总的控制……这并不是说宗教……是主要的导因，但它的确渗透每一活动，每一结构性的变化，同时达至社会上的共识。

中国的城市与梅杰所述明显并不接轨。在传统中国，城市和乡村在经济和文化上并不截然有别。如果说城市代表了一个独特的区域，比乡村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这样的见解，“只是西方传统的陈腐思想”（Mote, 1977）。对毛（Mote）来说，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同是网上的结，两者都用同一物料造成，只不过城市是较稠密的结而已。柱华他（Trewartha, 1952）也作出了如下的结论：

看来在中国之外，并没有其他国家，政治影响对城市的发展是如此的一贯和强烈的（82～83）。

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传统的中国城市的结构备受统治意识所规范，布局和外貌十分一致。每个城市的城墙均按指南针的方位走向，主街亦如是。城门上都有门楼；衙门都在城的中心点或城中吉利的地点，一般在中心点或中心偏北的方位；其南面乃城之主街及主要城门——南门。这些传统在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城市规划中，仍然沿用。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要求降低城市标准，减少城乡的差别。的确，在1949～1976年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要求城乡去除三大差别：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工业和农业的差别以及城乡的差别。中国城市不像西方城市，以经济作为其主要功能。现代的中国城市也并不主要的是现代工业主义和现代主义的集中点及其代理。以下将研究中国传统城市的“中国性”。此一命题对理解现代的中国首都北京甚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