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大国关系：构想与实践
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构建与现实意义
赵明昊
在新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中国外交正在发生具有深刻政策意涵的演变，观察这一变化的重要窗口和切入点即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和实践，这也是评估中国周边安全形势以及中国周边外交战略变化的重要参照系。新型大国关系旨在破解“国强必霸、强国必争、争而必战”的历史周期律，破除以冷战思维、零和博弈、阵营对抗等为特征的传统大国关系定式，突出利益交融、兴衰相伴、安危与共的大国关系新特征，推动以合作求和平、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谋安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始于中美关系，但并不止于中美关系，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从实现两国在亚太地区的良好互动做起。如何充实新型大国关系内涵，如何统筹推进多组新型大国关系，如何使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周边关系相互促进，等等，都是中国外交在未来一个时期需努力破解的难题。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就任后，中国对外战略和政策是否出现变化成为国内外很多学术界和政策界人士争相讨论的话题。中国主要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于2013年8月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撰文论述新一届领导集体外交开局和布局的“战略性、全局性、创新性”。显而易见，在新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中国外交的方方面面的确正在发生新的且具有重大政策意涵的演变，而观察这一变化的重要窗口和切入点即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和实践，这无疑也是评估和分析中国周边安全形势以及中国周边外交战略变化的重要参照系。鉴于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践将主要集中在中美关系上，本章将首先以中国外交新变局的视角简要分析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继而就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问题进行探讨，最后阐析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在亚太能否实现良性互动。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政策理念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始自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2012年2月访问美国期间提出“推动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而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则首次出现于时任国务委员戴秉国2010年5月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的致辞中，他提出中美两国“需要回答能否创建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的疑问”，应通过共同努力，“开创全球化时代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历史”。
由此，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中国外交正式的政策理念的源起应是和中美关系紧密相连的，它体现了中国领导层希望为全局性、战略性、复杂性日益增强的中美关系寻求新的指导理念和范式的主动精神。然而，随着新一届中国领导集体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实际上逐渐具有了超越中美关系的深刻丰富内涵，它需要在中国外交近年从主观和客观上正显现新的演变这一大背景下进行探析。
自2012年底中共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彰显一种日益突出的进取精神和“战略明晰”，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向外界发出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明确信息。
2013年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为“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这实际上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外政策方面作出的一种重要宣示。习近平不仅强调，“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他还特别指出，“要加强战略思维，增强战略定力，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关键要看我们能否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能否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此后，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又通过金砖国家峰会、博鳌论坛等多边场合以及与有关国家、国际组织领导人会面的双边场合就中国外交作出一系列新的重要政策表述。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理解中国外交新变局以及新型大国关系理念，需要认清中国在未来5～10年甚至更长时期的国内政策主要目标。概括而言，这一目标集中体现为“两个一百年”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谓“两个一百年”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同时，“中国梦”业已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最鲜明、最重要的政策话语之一，而中国梦的对外政策意涵相对而言尚未受到足够关注。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强调，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周边环境，中国将坚持通过和平发展方式实现中国梦；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将努力带动和帮助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将与各国分享更多发展机遇，使他们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梦想；中国希望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人民希望通过实现中国梦，同各国人民一道，携手共圆世界梦。
上述紧扣中国梦主题且颇具新意的话语显然具有丰富的外交政策意涵，以至于杨洁篪在阐述中国外交理论创新时将中国梦作为重要部分。杨洁篪提出，“习近平同志就中国梦所作的全面深入细致的阐述，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重要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与发展，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理解和认同”,“中国梦重要思想不仅大大激励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有力提升了我国对外影响力和亲和力，增强了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充分体现了内政和外交的有机结合与高度统一”。
中国外交的新演变除了受到中国国内政策主要目标的强大驱动，还要因应国际环境的所谓“深刻复杂变化”以及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变化，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维也由此应运而生。仔细研读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关于对外关系的部分，可以一窥中国最高领导层对当今世界和中国国际角色的基本看法，这自然也是其制定中国对外政策的认识论依据。笔者认为，其要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认为当今世界虽然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但中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国际形势“总体稳定”，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但世界仍然“很不安宁”。二是用“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的表述强调当今世界相互依存日益深化的突出特征，提出要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目的是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尤其是突出“共赢”，强调“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三是提出“中国将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曾在国内政策界引发激烈讨论的“负责任大国”理念被正式接受为一种“国家身份”。四是对“周边国家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大国关系是关键，多边是重要舞台”这一提法作出新的和更加细致的阐述，还着重强调了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
此外，中国领导层对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和地位的变化也有着明确的认识：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历程，特别是通过成功应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国已经成为首屈一指的发展中大国，成为牵动国际力量对比演变的关键因素和影响全球大国关系变化的主要动力。显然，虽然国内各方面对于“大国”的内涵有不同理解，但“大国”已经成为中国一种越发明晰，具有广泛共识基础的国家身份认同。2013年6月27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上发表演讲，首次提出和阐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王毅表示，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世界聚光灯下，世界期待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中国愿把握自身国情与世情的结合点，找准中方利益与各方利益的会合点，通过更为主动、积极的外交实践，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国际角色的基本定位是“坚定不移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
由此，为了更加积极能动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为中国梦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中国正筹划、充实和实施2.0版的和平发展战略，并推动其外交从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70年代的“生存外交”、改革开放以来到21世纪头一个10年的“发展外交”迈向着眼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期的“大国外交”。这是理解新型大国关系理论和实践内涵的重要背景。
根据杨洁篪的阐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是充分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准确把握时代潮流，将中国自身利益与世界各国利益紧密结合作出的战略抉择，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在需要和坚持和平发展这一总体对外战略的必然要求”。所谓历史经验教训，即希望破解“国强必霸、强国必争、争而必战”的历史周期律，破除以冷战思维、零和博弈、阵营对抗等为特征的传统大国关系定式。所谓把握时代潮流，即因应各国相互依存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的现实，突出利益交融、兴衰相伴、安危与共的大国关系新特征，推动以合作求和平、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谋安全。
在外交实践方面，积极运筹与主要大国关系成为2013年中国外交新变局的重要篇章。习近平将俄罗斯作为首次出访第一站，加强了中俄经贸、能源和战略安全合作，夯实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基础。2013年6月，习近平赴美国洛杉矶安纳伯格庄园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蓝图。中美还成功举行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方面取得积极进展。李克强等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访问多个欧洲国家，还接待了法国总统奥朗德等欧洲国家领导人访华，不断开拓中欧互利务实合作的新领域。
在笔者看来，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新型大国关系的适用对象分为以下三个层面：一是中美关系；二是中国与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三是中国和发展中大国及地区大国的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受到政策优先目标、紧迫性、重要性和外交资源分配等因素的限制，新型大国关系的经营重点是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在相当长时期内，中美关系在中国外交中仍具有全局性影响。与此同时，还会积极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中欧战略合作关系水平，兼及深化与发展中大国及地区大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一种理想状态是，各组大国关系能相辅相成、统筹兼顾。此外，另一种理想状态是，新型大国关系与新型周边关系、更加积极的多边外交等形成良性互动。总之，新型大国关系（体系）的构建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系统工程，这给中国总体外交的变革和运筹带来了极大挑战。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从根本上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为了避免世界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大国对抗、军事扩张、争夺势力范围、冲突争霸的传统关系范式，避免中国和平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因此被打断。
中国在短短30多年时间里，以年均10%的GDP增长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权威机构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而那时正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二任期的最后一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智库则估计，中国问鼎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时间会来得稍微晚一些——2018年，而这个时间距离现在也不会超过5年。虽然中国自己不断强调未来发展面临诸多艰难挑战，但外界已经开始非常认真地讨论中国和美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一个实力快速增长的崛起国后来居上，挑战一个长期占据全球霸主地位的霸权国，在崛起国和霸权国实力日益接近时，要么是崛起国在“进攻是最好防守”的信念主导下主动挑衅，要么是霸权国为了打压崛起国而不惜先发制人。如此一来，两者之间的碰撞、摊牌乃至全面激烈的武装冲突似乎不可避免。
然而，单单是实力的崛起并不能必然导致新兴强国和老牌强国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崛起国选择什么样的战略，它将如何使用自身日益增长的权力，霸权国会如何回应崛起国构成的复杂挑战，这些都是决定崛起国和霸权国最终命运的重要因素。在20世纪初，大英帝国面临的不仅是来自德国的挑战，美国和日本海上力量的快速增强对于英国也是一种重大威胁。德国舰队隔着北海与英伦三岛相望，且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抛弃了俾斯麦的“韬光养晦”战略，甚至试图在非洲与英国一争高下。与之相对，美国和日本与英国签署协定，向英国舰队开放通往北美和远东地区的航道，努力缓和与老牌帝国之间的敌意。
此外，人们也常常倾向于用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类比今日之中美关系，这种类比也是有严重缺陷的。美国和苏联当年分别领导着两大相互对立的阵营，它们各自拥有相对封闭的经济圈，美苏之间长达50年的“漫长和平”建立在双方大体对等的军事实力基础之上，是一种“以核武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平衡之下的消极稳定。如今，中美之间有着高度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而且中国也不具备与美国全面抗衡的军事实力，美国根本难以对中国实施全面遏制战略。美苏关系带给中美关系的最大历史启示或许是，冷战越是到后期越是演变为一场对抗双方比试“内功”的竞争，美国靠国内变革赢得冷战，苏联及其集团的最终瓦解，恰恰是其“内功”不济的表现和结果。
显然，运用简单的历史类比并不能很好地理解中美关系的性质和走势，中美要想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建立一种“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没有什么现成的历史教科书可供遵循。要想解决这一世纪难题，中美两国唯有“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如何理解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性质，继而以最大努力引导这一重要双边关系在未来5～10年甚至更长时期的发展走势，避免中美两国陷入激烈冲突和对抗，为中国的未来发展谋取和平、稳定、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中国方面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意图。
近年，中美关系呈现出复杂性和两面性同步增强的态势，一方面两国相互依存程度不断上升，既有经济的相互依存，也有安全的相互依存；另一方面，中美实力日益接近和战略心态改变，两国各自发展前景存在的不确定性，地区和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等因素导致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增多，外界越发担心中美两国从战略竞争滑向战略对抗。中美现在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在2012年已达5000多亿美元，较建交之初增长了近200倍，每天有超过12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在两国之间流动。根据美国财政部2013年7月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国持有美债总额首次突破1.3万亿美元，创下历史之最。但是，相互依存并不必然带来分歧减弱、冲突消弭，中美仍在很多方面存在矛盾和竞争，这种情况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变得更加突出。
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成就了与世界大国身份相互关联的“百年梦想”。同年，起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恶化，其后又引发欧洲债务危机，这是二战后首次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核心地带的一场重大经济危机，美国因此经受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挫伤，巨额公共债务、高失业率以及黯淡的经济发展前景致使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1941年以来一直维持不变的最高级AAA被调降至AA+。而在金融危机中依然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的中国则被认为是“风景这边独好”，中国很多分析人士开始热烈讨论美国霸权衰落的话题，也有人提出这是中国加速崛起，实现民族复兴、强国之梦的重要窗口期。美国人不仅察觉到中国国内不断增长的“必胜主义”情绪，也认为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转向“强硬”。
除了实力对比变化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在很多美国精英人士看来，中国之所以会取得如此大的经济成就，主要是因为中国采取了一种“经济自由+政治专制”的发展模式，而这种以“国家资本主义”为特征的中国模式正从“一种软实力挑战”演变为“新的意识形态威胁”。甚至还有人认为，中国政府正有意识地将软、硬实力相结合与西方世界抗衡，对外“出口”中国模式已成为中国崛起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和实际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之间的结合更加紧密，这是今日之中国远比当年之苏联更加令人担心的重要原因。
此外，不少美国战略界人士对中国崛起前景并不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难以持续的经济发展、不断扩大的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急剧上升的资源能源制约，特别是越来越激化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等，都表明中国是一个“脆弱的大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大，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的挑动之下，中国与外部世界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性也会大大上升，即便中国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中国与日本等美国盟友之间的局部冲突也可能使美国陷入中美对抗的漩涡。
中美关系的对抗性还体现在地区和全球层面。近年来，随着美国政府推进将军事、政治、外交资源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再平衡”战略，中美之间的紧张感进一步增强。很多中国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重返亚太就是为了遏制中国，并且不惜利用中国和日本、菲律宾等周边国家之间的领土纷争“挑事”，纠集这些国家构建反华包围圈。而不少美国人则认为，中国在亚太地区越发强硬，其长期意图就是要把美国赶出亚太，要把西太平洋和南海变为中国的“内湖”，中国建设“海洋强国”将直接且严重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和关键利益，“中国梦”不过是“军国梦”“帝国梦”。
而在全球层面，美国被认为是通过建立跨太平洋、跨大西洋的经济政治联盟对中国实施新一轮孤立，中国被认为是要最终颠覆美国在二战后建立并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国和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网络安全、中东地区局势等重大国际问题方面缺乏共识。国际制度和规则的“赤字”越来越大，中美合作应对全球治理问题的意愿和能力都在下降，日趋复杂严峻的全球性挑战将对中美关系的稳定造成冲击。
显然，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意识到双边关系消极发展甚至“脱轨”的风险，也都认为中美关系实际上已处于一种新的全球环境之中，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任务就是管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竞争性共存”，为各自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让国民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和平与繁荣。
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美国，正式提出中美探索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半个月后，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对这一倡议做出回应，她在美国和平研究所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的讲话中表示，两国应“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在支持正在崛起的中国与增进美国利益之间并无本质矛盾。一个蒸蒸日上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一个蒸蒸日上的美国对中国有利。”
美国方面并没有从一开始正式同意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主要是没能完全搞清楚中方提出这一说法的真实用意，担心中国借此给美国“设套”，让美国“吃亏”；此外，美国对于“新型大国关系”所暗含的中美平起平坐，也感到难以接受。后来或许认识到“新型大国关系”虽然模糊但具有“潜在作用”，可以为其所用，向其中填充美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以此来促动中国与美国合作。201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多尼隆在阐述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亚洲政策时，正式接过了“构建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间的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州举行不打领带的“庄园会晤”，习近平用三句话概括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一是不对抗、不冲突，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奥巴马表示将“探讨构建在互利互尊基础上的国与国之间新的合作模式”,“要把比较宽泛的（共同）认识降到具体问题的层次上来”。
不同的话语在国际政治中具有不同的深刻政治含义，中美两国有关“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分歧和表述差异表明，双方之间仍存在显著的“信任赤字”，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将是复杂的、渐进的。这种差异实际上也反映了中美两国的政治文化和政策行为模式差异，即中国方面重整体、重概念，倾向于在建立信任后解决具体问题；美方重细节、重问题，倾向于通过解决具体问题建立信任。
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和方式看，它需要双方从国内和国际、政府和社会、双边和多边、地区和全球等多个层面付出共同努力。首先，如果说“好的外交政策始于国内”，那么，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无疑也将“始于国内”。中国和美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是两相对抗还是“共同进化”，这将从根本上决定中美关系的性质和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不确定性源自两国各自国内发展所存在的不确定性。其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国内发展支柱与国际环境支柱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包容、公正、开放，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将为中美关系的长期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保证。正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所言，“华盛顿和北京接近的最初动力（反对苏联）不复存在，继之出现的动力（为相互经济利益合作）也太过狭隘以至于无法仅靠它维持两国之间的和谐。在解决重大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方面的密切合作应当成为两国关系发展动力组合中的一个关键部分”。此外，如果中美对彼此全球战略调整能够有及时而恰切的把握，进而相互利用各自的战略再平衡，则有望顺势而为、渐行渐近；反之，则有可能误判形势，进而殃及两国关系。
值得强调的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有两项更具紧迫性的问题需要着力解决。一是建立和健全危机预防、危机管理机制，“两军关系要服从于两国整体关系”，中美两军交流应更具实质性，需要尽快确立两军海上、空中行为准则，并对双方就某些问题划出的所谓“红线”形成默契，管好各自盟友和伙伴，尽量避免中美直接冲突这类意外情况发生。除了军事性危机之外，中美应注重与政治性突发事件相关的危机预防和管理，比如王立军和斯诺登事件。二是寻求中美共享价值，优化各自国内舆论氛围，对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等重要价值理念的认知虽有不同，但在两个国家，这些理念在不同程度、不同语境和不同侧重点上其实都受到重视、得以倡导，“中国梦”和“美国梦”应有其相近相通之处，中美应通过人文交流、公共外交等方式努力减少两国之间的“认知赤字”，引导国民理性看待中美关系的成就与问题、机遇与挑战。
中美能在亚太实现良性互动吗？
中国领导人和负责外交事务的高级官员多次明确表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应面向全球，首先从亚太做起，实现良性互动，合作共赢。随着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以及美国大力实施针对该地区的再平衡战略，亚太已经成为中美利益交会最集中、大国互动最频繁、竞争博弈最直接的地区，中美能否在亚太地区形成良性互动，成为影响新型大国关系能否成功构建的关键所在。
在有力制约和规范“中国崛起”等因素的考量下，奥巴马政府2009年上台后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旨在通过“重构”亚太地区的安全架构、经济体系和多边机制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绝对优势地位（Primacy），从而促进美国经济繁荣和国力复苏，为美国在21世纪继续占据全球主导地位夯实基础。这一战略的核心内容是，着眼于“太平洋 -印度洋”新两洋战略框架（原是“大西洋 -太平洋”），推动亚太同盟体系由“毂辐模式”（Hub-and-Spoke System）转向“网状模式”（Networked Model），帮助提升盟国和伙伴的军事安全能力，扩展它们之间的联系，使之结成一个集体网络，能够迅速、有效地单独或联合展开行动，并大力推进兼顾防务、发展和民主的3D战略。应当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并不是完全针对中国的，更不必然是“遏制”（Containment）和“围堵”（Encirclement），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防范”或曰“两面下注”（Hedging）的目标。
虽然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并不以围堵中国为根本出发点，但这一战略在过去几年的实施过程中却出现四大缺陷。第一，虽然美国的“政策意图”未必是围堵中国，但其“政策态势”显露出过多的“反华”“制华”取向，从而使该战略丧失了成功的根本要件——稳定、积极、合作的中美关系。第二，对自身承诺的“信誉度”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大考量，出于“安抚”亚太盟友和伙伴的考虑，美国过于高调地推销和渲染亚太再平衡战略，但往往口惠而实不至，这反而损害了美国的“信誉度”。第三，过于突出美国重返亚太的军事色彩，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忽视或偏废了亚太再平衡中的经济发展等其他支柱。第四，偏离了美国在领土领海主权争端问题上长期坚持的“不采取立场”原则，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南海问题等方面作出的表态，不仅向有关国家释放了错误信号，而且还大大增加了将美国自己卷入冲突的风险。
毋庸置疑，美国近年持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导致中国周边战略环境趋紧的重要因素，但中国面临的更复杂、更长远挑战则是该地区各主要国家所展开的“再平衡”战略。在近年美国“转向亚太”的触动和刺激下，该地区的国家安全威胁认知出现变化，并由此对其地区政策作出积极调整。日本安倍政府谋求修改战后宪法和获取“集体自卫权”，大幅度修订《防卫计划大纲》；印度正谋划和推进“2.0版本的不结盟”战略，并日益从“向东看”（Look East）变为“向东进”（Go East）；韩国希望施展雄心勃勃的“中等国家外交”，力求在美日韩同盟外交和中美韩三国协调外交之间建立新的平衡；澳大利亚发布一系列有关亚洲政策和针对中日印等个别国家政策的白皮书，就如何处理澳美中三角关系持续展开国内辩论。随着地区主要国家接连推出自我版本的“再平衡”战略，中国实际上正在承受着美国“转向亚太”所带来的衍生性冲击。
奥巴马政府在第二任期开始后对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了明确的调整。2013年3月11日，多尼隆在美国亚洲协会发表演讲，表示未来一个时期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将建立在五大支柱之上：一是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国的关系；二是深化与印度、印尼等新兴伙伴之间的关系；三是与中国建立稳定、富有成效和建设性的关系；四是强化东亚峰会等地区机制，防范安全冲突；五是加大对“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的投入，建立覆盖亚太的区域经济结构。这表明，美国决策层认为与中国走向战略对抗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也将导致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难以成功。此外，由于埃及局势突变、叙利亚危机深化等原因，奥巴马政府在中东地区面临“阿拉伯之冬”的尴尬，盟友朋友化、政治伊斯兰化等现象成为美国亟须应对的外交难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美国的“重返亚太”步伐。
与此同时，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则以更加能动、更加务实的精神大力推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在朝鲜核危机、中美两军交流等诸多涉及亚太地区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增进与美国的政策协调。2013年4月，国务卿克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等美国高层相继访华，与中方就朝鲜半岛问题进行深入磋商。习近平和奥巴马在6月举行的“庄园会晤”中就朝鲜半岛问题“达成了相当程度的共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克里9月26日在美会晤，据称双方同意密切两国的合作，让无核化成为朝鲜的唯一选择，还同意要打破朝鲜长期以来违背承诺的恶性循环。
如果说，共同应对朝鲜半岛问题还具有“危机管理”的性质，那么，中国在亚太事务上进行的其他合作努力则展现出“机遇管理”的精神。根据与阿富汗和东帝汶三方合作的经验，中美将在其他第三国拓展新的联合发展项目。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支持“伊斯坦布尔进程”等地区性合作倡议，在2014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维护该地区的稳定。中美还将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性多边框架下的沟通与协调，加强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合作。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就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各自自贸区谈判也在进行持续交流，未来并不完全排除中方加入TPP谈判的可能。
应该说，中美在亚太地区形成新的大国协调和达成某种程度的权力分享安排值得期待，但绝不应低估这一进程的曲折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从长远来看，中美在亚太地区的互动关系存在以下五种可能前景：一是冲突性，美国全面遏制中国崛起，而中国也决定“将美国赶出亚洲”，双方走向全面冲突；二是对抗型共处，中美展开地缘政治竞争，甚至爆发局部冲突；三是竞合型共处，一些中等国家和地区集团（东盟）在地区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中美既形成一定牵制，又能缓解两者的竞争形势；四是合作型共处，中美实现良好的政策协调，合理分享权力和责任，合作提供地区公共产品；五是权力和平转移，美国走向衰落，中国在亚太地区扮演首要大国角色。应该说，最可能出现同时也是相对理想的一种前景即是中美竞合型共处。
最后，影响中美在亚太互动关系走向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一是中美如何处理与朝核危机、台湾问题、东海和南海争端、阿富汗地区局势等相关的危机型议题；二是两国如何以全球性视野和长远利益考量，创造性地应对海上安全、能源安全、可持续发展等公共型议题；三是中美如何与其他地区主要国家合作，解决地区经济一体化、地区安全机制等架构型议题。这三个层面的因素是相互密切联系的，并将充分体现中美关系未来数十年“竞争性共存”的基本性质，也是对两国如何以“共同进化”（Co -evolution）的方式实现“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局面的复杂而艰巨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