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会心态的结构

（一）社会心态的表层和深层结构

以社会转型和变迁为重点的社会心态研究更强调其变化特点，依照稳定性和变动性特点，可以把社会心态的结构分为超稳定的社会心态、稳定的社会心态、阶段性社会心态和变动性社会心态四个层次，如图3-2所示。在社会环境中，社会心态中既有随社会转型和变迁而变动较快的、较明显的部分，如社会认知、社会感受、社会态度这些情境性、评价性内容；也有在一个时期内较为稳定的，表现为阶段性变化的内容，如社会情绪和社会信任等；还有较长时期内表现稳定，变化非常缓慢的内容，如社会价值观念；社会心态中最为稳定的是社会性格（人格）部分，也就是英格尔斯所讲的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或民族性。（沙莲香，1992: 2～3）英格尔斯认为，国民性是指“一个社会成年群体中具有众数特征的、相对稳定持久的人格特征和模式”，也称为“众数人格”（model personality）。（艾历克斯·英格尔斯，2012: 14）台湾学者庄泽宣认为，“民族性系一个民族中各个人相互影响所产生之通有的思想、感情和意志，对个人深具压迫敦促的势力”。（沙莲香，1992: 3）国民性、民族性是指社会性格，它是社会心态中最深层的也是最具动力性的核心成分，作为社会文化的体现。费孝通从个体与社会关系角度阐释过文化的作用，他指出，“‘文化’就是在‘社会’这种群体形式下，把历史上众多个体的、有限的生命的经验积累起来，变成一种社会共有的精神、思想、知识财富，又以各种方式保存在今天一个个活着的个体人的生活、思想、态度、行为中，成为一种超越个体的东西。”（费孝通，2003）费孝通追问的ethnos概念与民族性很接近，而Psycho-mental Complex更接近于社会心态。孙隆基用“良知系统”这种文化的“深层结构”来分析中国文化历史演变和特征，这种观念明显受到精神分析心理学思想的影响，不同的是，他分析的是作为中国社会的心理特征，“良知系统”要表达文化影响下的社会演进，接近于一个“社会的超我”，其文化的深层结构也可以理解为“文化潜意识”。（孙隆基，2011: 20～25）社会心态的四个层次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外层的变动性社会心态到内层更稳定的社会心态是一个逐渐内化的过程，社会心态的一些相对稳定的成分，逐渐积淀为下一层的社会心态，但进入最内层的超稳定社会心态，成为民族性格，成为文化层面的东西一般要经历漫长的过程。与之相反的过程，最内层的文化和民族性对于稳定的社会心态具有支配和控制作用，稳定的社会心态如价值观等也会影响阶段性社会心态，而最外层的变动性社会心态也会受到最深层社会心态的影响，但更多会受到最接近的阶段性社会心态的影响。也就是说，从变动性社会心态、阶段性社会心态、稳定性社会心态到超稳定社会心态，由外而内，内在化的过程由快到慢；反过来，由内而外，影响力逐渐减弱。

图3-2 社会心态的结构层次

社会心态并非作为一个独立体，被动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心态本身就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而且就社会的心理构成来说是更大的部分，是一定社会范围内多数人的心理或占较大比例的几种心理。社会心态随着社会转型和变迁而变化，既是社会转型和变迁的推动者，同时也以其变化构成了社会转型和变迁的特征。

（二）社会心态的构成

马广海（2008）提出以社会情绪、社会认知、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意向四个方面作为社会心态测量的基本维度。认为这四个方面与社会行为高度关联，是决定社会行为最重要的心理要素，在从实践的角度探讨社会心态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有益于社会行为的预测与控制，可以作为社会心态的测量指标。他认为社会心态研究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搞清楚社会成员在哪些问题上具有积极肯定的情感，而在哪些问题上容易产生消极否定的情绪。测量社会情绪要根据引起社会情绪反应的具体的社会条件，对概念进行更进一步的操作化。社会认知强调群体或社会中人们对某些社会现象的相对一致的认识或理解，社会成员共识的社会认知是形成社会心态的认识基础，它对社会心态的其他方面特别是情绪方面的影响也十分重要。当某种价值观念普遍地被社会成员所接受时，它便成为了一种社会的价值观，而社会价值观是隐含在一套社会结构及制度之内的，它对现有社会架构的保持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时刻反映着各种客观存在的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和发展状况。社会行为意向是集体行动的萌芽状态，受社会情绪、社会认知和社会价值观的影响，这些社会心态成分的合力促成了社会行为意向。

杨宜音（2006）认为社会心态是由社会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构成的，而且社会心态的心理层次由表及里为社会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及社会价值观。而社会价值观是指“隐含在一套社会结构及制度之内的一套价值，这套价值的持有使现有的社会架构得以保持。社会制度在这里包括社会化、社会控制、社会规范及社会奖惩等。它通过规范、价值、惩罚等，给个人带来外在压力，也通过社会价值的内化，给个人带来就范的压力”。

杨宜音和马广海的社会心态构成的观点是目前仅见的依托于社会心理学学科基础的分析，但他们对于社会心态的概念化也仅仅是迈出了一步而已。他们的相同点在于都认为社会共识（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是构成社会心态的重要基础，马广海强调在这三个因素影响下的社会行为意向，杨宜音强调社会价值观念内化、个体认同后的国民性。可以看出，他们二人的观念都受到心理学认知、情感、意志三分法的影响。

笔者认为社会心态的结构是由社会心态的核心要素为结构的框架与社会心态的边缘元素结合构成的。尽管人们对社会心态含义的理解不同，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以上对于社会心态含义的不同理解中找到其核心的成分，在社会心态与社会心理差异的理解上人们突出强调的是社会心态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强调社会心态的核心内容，包括以社会需要为社会心态的动力基础，由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行为倾向构成，如图3-3所示。社会需要对社会认知产生影响，同时，社会认知能够感知社会，可以对此进行包括思维在内的认知活动；社会情绪来源于社会，是社会满足与否的直接体验，也是作为社会动力特征的延续，从一种内在的驱动表现为情绪能量，社会情绪也会影响社会，调节社会；社会需要是社会行为倾向的动机因素，反过来，社会行为或者朝向需要的满足，或者抑制需要的满足。这些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协同发生的，并且都受到一定的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和支配，社会价值观念是在长期社会文化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因此，社会需要、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行为倾向和社会价值观构成了社会心态的核心。社会心态核心是社会心态中最主要的构成，影响着社会心态的变化，但社会心态核心也受到其边缘因素的影响，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许多概念属于这样的边缘元素，如人际或群际的信任、社会认同、社会认知策略等。在一定时期，社会心态的表现是由社会心态核心中占主导地位的因素构成，这些因素分别是社会比较一致的社会认知，也就是社会共识，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主导情绪，社会团结和合作行为以及社会核心价值观念。

图3-3 社会心态的核心要素

很明显，这个社会心态核心的模型是个体心理学基本理论体系的延伸，但这种从个体向社会，由微观向宏观的延伸也可以在社会学理论中找到支持。在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中，从行动单元向社会系统的转化中，起源于个体在一定情境下的动机和价值观，这里的动机就是调动能量的愿望，价值观就是关于什么是正确的概念。他认为动机可以分为三种，认知的、情感的和评价的，认知的动机是对信息的，情感的动机是对感情寄托的，评价的动机是对评价的。这三种动机对应着三种价值观，认知的、鉴赏的和道德的，认知的价值观就是按照客观标准进行评价，鉴赏的价值观就是按照审美标准进行评价，道德价值观就是按照绝对的正误标准进行评价。在这三种动机和价值观之下，会有三种行动相对应，分别是工具性的、表意性的和道德性的行动，工具性的行动是指行动定位于有效地实现既定的目标，表意性的行动定位于实现情感上的满足，道德性的行动定位于是非标准。对于行动者个体来说，具有不同的行动取向，而具有不同行动取向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逐渐产生了约定，并维持成为互动模式，这种互动模式不断制度化后，就形成了地位、角色规范的社会系统。（特纳，2001: 33）

社会表征理论认为社会表征的结构可以分为中枢系统（central system）和边缘系统（peripheral system），中枢系统是社会表征的核心，直接与历史的、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条件相联系并被其决定，同时带有强烈的它所涉及的规范系统的印记。中枢系统形成了社会表征集体共享的基础部分，决定了社会群体的同质性，是稳定的、一致的和不变的，对即时的环境不敏感。而边缘系统依赖情境和个体特质整合的个体经验和历史，支持社会群体的异质性，是灵活的，有时可能是矛盾的，对即时的环境非常敏感，反映了社会群体的现实性。（刘力、管健，2010）社会表征理论对于理解社会心态的结构很有启发性，社会心态的核心要素也应该是一定社会群体共同存在的、相对稳定的、具有一定时代烙印和文化特征的系统。社会、社会共识、社会主导情绪、社会合作行为和社会核心价值观念都属于社会心态的核心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