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塔吉克族研究的理论、意义与方法

一 文献综述

涉及本项研究的有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和理论。本书的文献梳理部分按“核心概念”和“研究对象”分别论述。其中，核心概念涉及生态人类学及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适应、文化变迁这样一些理论的发展脉络。当然，研究对象即关于中国塔吉克族研究的文献也是本项研究所关注的重点。

（一）核心概念的述论

1．生态人类学

“生态人类学”由美国的维达和拉帕帕特（Andrew P. Vayda and Roy A. Rappaport）于1968年最早使用。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类学者普遍开始对生态学的研究角度产生兴趣。生态人类学研究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20世纪初到现在，人类学的生态研究可简单分为两大类：一为决定论（determinism），一为互动观点（interactional views）。

在人类学历史上，生态人类学衍生了诸多理论流派：①“环境决定论”。是指文化形式的外观及进化主要是由环境的影响所造成的。②“人类地理学”。具有强烈的环境决定论倾向，以单一的环境因素做涵盖性的推论，认为文化由环境所造成。③“可能论”。认为地理环境并没有造成人类的文化，只是设定了某种文化现象能够发生的界限而已。④“文化生态学”。探讨环境、技术以及人类行为等因素的系统互动关系，以社会科学的方法分析特定社会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的适应与变迁过程。⑤“民族志生态学”。主张揭示被研究者对其生态环境的看法，即从内在认知的视角了解环境与文化之间的关系。⑥“系统生态学”。强调生物群体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具有整体的观点，并可用流程图来表示系统关系。⑦“群体生态学”。用于人类研究时，是指一定数量的某一特殊群体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⑧“文化唯物论”。试图在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中融入文化内在认知及整合研究者的观点与被研究的当事人的观点。⑨“历史生态学”和“政治生态学”。将传统意义上更多关注于环境、技术、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研究与对政治、经济上的权利、历史不平等因素的强调联系在一起。

在研究方法上，生态人类学逐渐注重多学科的合作研究、比较研究、应用性研究和综合性分析。总之，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本项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价值，对于观察和分析塔吉克族从高原搬迁至平原的过程、理解文化上的适应性具有理论指导作用。

2．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适应理论

适应论最早是由英国人文地理学家P. M．罗可斯比（Percy M. Roxby, 1880～1947）提出的。他认为人文地理学包括两个方向：一是人群对他们的自然环境的适应，二是居住在一定区域内的人群和地理地域之间的关系。俄国学者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曾经就“通古斯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做过详细的论述。他认为，在与自然环境建立关系的过程中，通古斯人的生活具有各种不同形式——有时完全是自觉的，有时则是不自觉的。这些习俗影响着通古斯人的行为、性格和心理状态。

进化论学派是19世纪中叶西方出现的第一个民族学流派。但是，文化人类学在引进进化论时并没有将遗传、变异、适应、生存竞争等生物进化论中必不可少的基本概念同时引入，更没有做出符合本学科需要的消化和吸收，只是就文化本身探讨文化的进化。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文化人类学将地理环境因素视为文化传播的主要障碍，在播化论学派的视域中，文化成了一大堆随机拼合的碎片。至于文化本身如何对环境做出响应，同样模糊不清。

20世纪30年代，文化人类学转向对一种文化的内部要素做结构功能分析，因而有可能认真地观察和研究不同文化要素与其所处环境的关联性。法国社会学年刊派的莫斯（M. Mauss, 1872～1950）对因纽特人（Inuit，旧称爱斯基摩人）村社聚落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首次以个案方式剖析了社会组织对环境的适应。这篇文章也就成了文化人类学研究环境适应问题的开山之作。但他仅仅提供了文化中的某个组成因素与一些环境因素的关联性，并没有涉及文化的整体以及自然环境中众多的构成要素，而且文化适应的过程也没有得到充分揭示。

新进化论学派是美国在20世纪40至50年代形成的民族学和人类学学派。该学派对文化适应这一概念做了深入研究，其创始人为美国学者斯图尔德（J. H. Steward）。他的文化建构理论已经为文化适应的深入探讨做了坚实的理论铺垫。斯图尔德在理解文化适应时，不仅注意到文化的整体性，也注意到单一文化要素与相关环境因素的适应关系。

无疑，斯图尔德的论述对我们认识文化适应的本质起到了很大的启迪作用，标志着文化适应这一概念在文化人类学中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消化与吸收。此外，他还使用“文化生态”来解释人对环境的适应问题。遗憾的是，斯图尔德虽致力于对文化适应的研究，却没有给文化适应下一个明确的定义。

瞿明安借助西方文化模式、文化适应理论，在《超越传统——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一书中，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转型模式及文化适应机制做了深刻的、颇有见地的论述。曹红曾就维吾尔族“转型模式与文化适应”进行过讨论。她认为：“文化适应是文化对环境变化作出反应的一种文化变迁，文化的某个方面因响应环境变化而发生变迁的话，文化的其他方面也可能发生相应的变迁。这一切都表明，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不是不连贯的零碎体系，而是有着内在的、相互适应的一整套系统，是有固定模式的。”

近年来，有人又对“文化适应”做了如下定义。黄育馥认为，适应是指为了生存和更加繁荣而对变化做出的反应。这一术语可以指由于对事物的更大需求而发展更好的技术，或随着气候和土壤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耕作方式。郭家骥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对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性体系。文化与自然的互动或文化对自然的适应可被称为生态文化，生态文化是一个民族对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的适应性体系，包括民族文化体系中所有与自然环境发生互动关系的内容，主要是这个民族的宇宙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

美国内华达大学人类学教授唐纳德·L．哈迪斯蒂（D. L. Hardesty）认为：“适应是通过行为、生理和遗传的变迁方式与环境产生有利关系的过程。并且，适应是一种动态过程，因为，无论生物还是其环境均非一成不变，新的问题不断产生，提供解决方案的新的关系也不断建立。”

王恩涌认为，从人类历史发展的经历来看，人类脱离动物界独立发展，有两个主要特征。这两个特征都是在人类适应环境发展中产生的，前者一般称为生物适应，后者一般称为文化适应。所谓生物适应，是指人类在其发展中为适应环境、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而在体质方面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具有遗传特性。利用工具、制造工具、技术发展、群体组织与分工以有效获取食物和改善其生活条件，这种方式与利用自己体质方面的变化以适应环境的方式完全不同，其依赖的工具、技术、组织属于文化与制度，故被称为文化适应。

杨庭硕、吕永锋的观点更适合本书的研究。他们认为，文化适应是指“一种文化在面对生存环境的变化时，或出于提高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益的需要，为了使该种文化获得更强的生存和稳态延续能力，凭借该种文化所属成员的经验积累和技术的提高，并通过实际运行以新陈代谢的方式淘汰、改造或新增某些文化要素，经过逐步地进行文化要素及其结构的重构和整合，形成一种更具生存能力和稳态延续能力的新型文化”。

3．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变迁理论

文化变迁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在学术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有针对文化变迁的界定、动因、分类、层次特征、实证等方面进行的深入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学界明确提出文化变迁这一课题并进行专门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将文化变迁定义为：“文化内容或结构的变化，包括因文化的积累、传播、融合与冲突而引起的新的文化的增长和旧的文化的改变。”

西方由于受发展研究的影响，“文化变迁”常常同“社会变迁”相混同。尤其在美国，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经常使用“文化变迁”一词，有时也用“社会变迁”。克莱德·M．伍兹认为“文化变迁和社会变迁都是同一过程的重要部分，在概念上也可以区分，倘若文化可理解为生活上的多种规则，那么，社会就是指遵循这些规则的人们有组织的聚合体”。

西方民族学领域内的文化变迁研究是与该学科的历史发展同步前进的。只是在不同时期，各学派的侧重点不同。早期古典进化论学派的研究，实际是文化变迁的研究，主要说明文化发展的普遍性，但不太注重民族之间的文化接触。传播学派侧重于进化论学派所忽视的文化的地理、空间和地方性变异，着重研究文化的横向散布，但忽视人类创造文化的能力，对文化变迁的过程或传播的时间顺序的解释缺乏说服力。而按功能学派的观点，文化变迁是适应社会生存发展的需要而发生的。

关于文化变迁的动因论，根据司马云杰的归纳，大体有五种说法，即生物因素决定论、地理因素决定论、心理因素决定论、文化传播因素决定论、工业发展因素决定论。杨镜江在他的《文化学引论》中将文化变迁的原因细化为以下四个方面：①各种社会的原因，最根本的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变更；②文化自身的矛盾冲突、分化；③地理环境条件的变化；④外来群体文化传播的影响。石奕龙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梳理，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确认为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才是文化变迁的根本原因”。

在文化变迁的分类上，西方有多种分法：①以参与变迁的人的意愿为标准，划分为“自愿变迁”和“强制变迁”；②根据变迁在整个文化中所占的范围和比重，划分为“有限变迁”和“无限变迁”；③以变迁的速度为标准，划分为“文化渐变”和“文化突变”；④以人为参与的程度为标准，划分为“自然变迁”和“计划变迁”。还有学者认为，文化变迁可以分为两类：内源性变迁和外源性变迁，即由内部发展引起的变迁和由外部发展或者交往引起的变迁。

当代西方的文化变迁理论，以美国最为发达。以美国为范例，其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①视变迁为一切文化的永恒现象，文化的均衡稳定乃是相对的；②以个人为变迁的最小单位；③以既定的社区为中心，进行相对完整、系统的解剖；④在强调引起文化变迁的外部刺激的同时，也强调文化内部的发展导致变迁，重视文化变迁的内部整合与调适机制运行过程的分析；⑤不是侧重于对变迁现实结果的说明，而是力图把握正在发生的具体的变迁过程并着眼于未来，试图建立富于预见性的理论架构；⑥通过参与分析而指导变迁，这体现了文化变迁的研究具有应用人类学的实质；⑦在应用多种研究方法的同时，大量采用计量人类学的手段，以尝试建立精确的模型。

关于文化变迁的实证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就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写出了一批高质量的调查报告，如凌纯声、商承祖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等，对研究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具有重大价值。对汉文化及其变迁的研究，首推林耀华的《金翼》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进入80年代，胡起望、范宏贵合著的《盘村瑶族：从游耕到定居的研究》是在费孝通教授的倡议和指导下对广西大瑶山地区进行调查的研究成果之一。到了90年代，研究向纵深拓展，如郭大烈主编的《云南民族传统文化变迁研究》等。

综观国内外的研究状况，我们不难发现这样几点：①关于文化变迁的理论或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国内目前还是以译介为主，即使有部分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不是针对“现代化”这个全球背景而言的。②国内关于文化变迁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实证调查研究相对薄弱。③国内对民族地区文化变迁的研究，一般都只涉及个别文化因素，全面系统地研究整个文化复合体的变迁过程的成果，迄今难见。因此，完全有必要将这一课题深入下去。

（二）研究对象的述论

塔吉克族是跨境民族，也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据2010年人口统计，塔吉克族共有51069人，主要聚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的塔什库尔干县、叶城县、莎车县、泽普县，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阿克陶县，以及和田地区的皮山县等地。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1953年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始，我国塔吉克族的研究才逐步得到发展。当然，20世纪50年代除了以塔吉克族报道性材料为主的资料之外，还有比较系统的研究，如1956年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及1958年的塔吉克族简史等，这些资料为后来深入研究塔吉克族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随着国家“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村寨调查、扶贫移民搬迁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塔吉克族作为人口较少民族日益成为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内容涉及塔吉克族的社会历史、语言文学、文化艺术、体质健康、移民搬迁等诸多方面。本书就我目力所及，对塔吉克族的研究进行综述，以展示塔吉克族研究的新进展与新成果。

1．社会历史研究

首先，在塔吉克族的形成方面。塔吉克人是中亚古代土著居民的一支，属于欧洲人种地中海类型。塔吉克人“指的是操伊朗语的民族，他们是古代雅利安人的后代”。学术界一般认为，欧罗巴人的先祖雅利安人公元前2000年前在里海以东的中亚草原过着游牧生活，约在公元前2000年，雅利安人开始大迁徙，一支迁入伊朗高原，一支迁入印度，一支迁入欧洲，还有一支迁入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地区，这就是活动在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地区的操东伊朗语的古老部族的来历，他们在帕米尔地区即现在的塔什库尔干地区定居下来并创建了自己古老的文化。因此，中国塔吉克族的形成涉及古代的塞人、粟特人等操伊朗语的部族和居民。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塔吉克族的族源可以分为两支：一支是白种人之伊兰人；另一支是黄种人之羌人。”

其次，在塔吉克族的历史方面。塔吉克人世代居住在祖国西陲帕米尔高原之上，一些学者对塔吉克祖先建立的朅盘陀国（历史上长达近600年）有过考证。清王朝时期，政府对帕米尔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进行了强有力的治理，政治上“因俗设官”，经济上兴屯田、订赋税、改币制，文化上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近代以来，帕米尔问题成为英俄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结果。一些学者对“帕米尔的有关协议、英俄私分帕米尔的原因、英国入侵坎巨提及其影响以及瓦罕走廊的法律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3月，成立了塔什库尔干县人民政府；1954年9月17日，成立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一些学者也对塔县成立40年（1994年）来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回顾。

关于塔吉克的历史记述，英国探险家扬哈斯本分别于1887年、1889年、1890年三上帕米尔高原，撰写了《帕米尔历险记》。《中国共产党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历史大事记（1949.12～2000.12）》则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记录了发生在塔县的重大历史事件。一些研究者还从中国正史、中国古籍和外文书籍三方面广泛搜集塔吉克史料，内容包括地理、历史、语言、民族、宗教、文化等。对于帕米尔地区的一些外文历史资料，中国当代著名民族学家吴泽霖进行了较好的翻译、整理工作。

关于塔吉克族的考古材料，1976年7～8月，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塔吉克自治县进行了调查，特别是对当地的墓葬形制、葬具及葬式、随葬器物等进行了细致研究。1983年8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测绘大队有关专业人员所组成的考察队，在塔什库尔干县城郊发现了一座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并对“遗址的位置和地层概况、文化遗存”等进行了研究。2001年，为配合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之一即下坂地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自治区文物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及喀什地区文物管理所等单位派人对分布在塔什库尔干河南北两岸水库淹没区内的古墓葬进行了考古调查，共发现13处墓地。通过考古发现，学者们对塔什库尔干地区的吉日尕勒文化遗址、香宝宝古墓、古石头城和公主堡等历史文化遗迹进行了考察，找到了它们与塔吉克族古代历史文化的内在联系。马苏坤则对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的伊斯兰墓葬进行了重点了解和踏勘，共调查麻扎及大的伊斯兰墓葬群9处500多座，并对其中的文化融合现象进行了探讨。

再次，在塔吉克族的社会方面。20世纪80年代，国内对塔吉克族的研究开始转入对塔吉克族社会和文化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塔吉克族发展的简要历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经济形态、塔吉克族的文化特点和风俗习惯以及目前的发展状况等。一些学者还对塔吉克的历史源流、社会经济、物质文化、婚姻与家庭、宗教信仰、文化和艺术、风俗习惯与娱乐活动等做了研究。还有一些学者在研究新疆世居民族时，也涉及塔吉克族的社会情况。随着研究的深入，由塔吉克族学者进行的塔吉克族社会研究格外引人注目，特别是新疆大学的西仁·库尔班教授，研究成果颇丰。2008年起，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修订本对“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等进行了修订。

2．语言文学研究

中国塔吉克族使用的语言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东伊朗语支，也称为帕米尔语支。我国的塔吉克族主要分为色勒库尔（也译作萨里库尔）塔吉克和瓦罕塔吉克两部分，因此，我国的塔吉克语也分为色勒库尔塔吉克语和瓦罕塔吉克语。高尔锵是我国第一位塔吉克语专家，编著了《塔吉克语简志》，并对塔吉克语的基本句型、谓语、名词与格功能、动词语态特点、句子结构、语态结构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曾钫编著了《汉、英、塔吉克语900句》，推广汉、英、塔吉克语的学习。另外，西仁·库尔班和庄淑萍从语言学理论角度对中国塔吉克色勒库尔方言的语言、词汇、语法、土语和借词进行了论述并阐述了其主要特点及规律。

上述内容是从塔吉克语语言本体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则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安潘明（Pam Arlund）分析了“萨里库尔塔吉克语中的双语现象，弄清当地塔吉克人会说哪种语言以及如何选择语言，断定其双语程度并算出双言的比率”，还预测“萨里库尔塔吉克语的未来，论证它是否有灭绝的可能”。此外，西仁·库尔班和李永胜对塔吉克语的分布状况、内部差异、使用范围、使用情况和发展趋势做了初步讨论。刘玉屏认为，“新疆塔什库尔干县的塔吉克族较好地保持了本民族语言。随着交通、通讯、广播电视和教育等事业的发展，塔吉克人的语库逐渐扩大，很多人成为双语人或多语人，在县城及周边地区，兼通塔吉克语、维吾尔语和汉语的塔吉克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多。塔吉克族对本族语言的态度有助于塔吉克语的继续保持，而其对汉语的高度认同将成为促进汉语教学进一步发展的有利因素”。

在塔吉克文学方面，阿提开姆·扎米尔对新中国成立后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文学的形成、发展及民族和地方特色进行了叙述，介绍了一批塔吉克作家和作品。艾布勒艾山罕从形式和题材两方面介绍了塔吉克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艺术和民间口头文学。蒋宏军、蒋方珍认为，“塔吉克族的民歌构思模式主要有兴体构思、比体构思、赋体构思三种形式，内容上表现了爱情生活方面的伦理、道德、审美、婚恋观，格律上采用了格则勒、柔巴依、玛斯纳维等体式”。西仁·库尔班将塔吉克民间口头文学分为“‘soug'（赛吾格，即故事）和‘beyt'（比依特，即诗体）两大类，前者包括神话、故事、寓言、笑话和谜语，后者包括抒情诗、柔巴依、颂歌、两行诗和哀歌”。学者们还对塔吉克文学、民歌给予了关注，进行了搜集和比较。

3．文化艺术研究

塔吉克族文化在新疆众多少数民族文化中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段石羽就从宗教信仰、自然地理、文化地理、社会生产方式等方面指出，塔吉克族文化的特征是：第一，历史上有过多种宗教信仰；第二，有着最为独异的自然地理环境；第三，有着最为独异的文化地理环境；第四，过着以畜牧为主、以农耕为副的经济生活。西仁·库尔班阐述了鹰与塔吉克族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并探讨了塔吉克族文化中的四大象征。肖之兴则描述了塔吉克人的生产、生活、婚丧、社交、节日、宗教禁忌。热合曼库勒对塔吉克族的婚姻、服饰、房屋建筑、婚丧嫁娶、节日及待客等传统风俗的介绍，“从侧面反映了塔吉克人民的社会道德和品质”。熊坤新、马静和代晓旭对塔吉克族的人生礼仪、婚姻家庭、宗教信仰、谚语传说以及塔吉克族传统的爱国主义等方面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进行了提炼和概述，从而大致描述出塔吉克族的伦理思想。

在塔吉克艺术方面，关也维研究了塔吉克族的传统音乐，主要讨论了塔吉克族的民间音乐（民间歌曲、器乐和舞蹈音乐）和宗教音乐。他认为，塔吉克族的传统音乐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第一，在音乐的调式音阶方面，既有七声调式音阶，也有不完整的调式音阶；第二，在音乐的节拍与节奏方面，丰富多彩的节拍与节奏是塔吉克族音乐的主要特征之一，其中，7/8、5/8节拍的广泛运用在其他民乐中较见罕见；第三，在音乐结构方面，无论是民间歌曲还是舞曲，都比较简单，以两个相近似的材料和同样终止音的乐句构成的平行乐段结构是其典型的特征。

在美术方面，顾炳枢介绍了塔吉克人的头饰艺术，张新泰主编的《中国新疆少数民族民俗风情绘画全集》第6卷中汇集了龚建新、买买提·艾依提、李勇等创作的塔吉克族民俗风情画。赵芸认为，“作为塔吉克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主要标志之一的民族传统服饰装饰纹样，不仅是其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也体现着塔吉克族与众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杨青香提出，新疆塔吉克族服饰文化具有祆教这种宗教的意象。

4．体质健康研究

在人口发展方面，马合木提·吐尔逊根据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对塔吉克族人口形势进行了论述，并对塔吉克族人口规模的发展、变化以及人口再生产类型进行了研究，姚卫坤对分散杂居的塔吉克人与维吾尔人组成的混合家庭进行了研究。

在体育方面，庞辉指出“高原生态环境、多元文化融合、传统生活方式对新疆塔吉克族传统体育具有较大的影响”，孙刚对塔吉克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产生渊源、特征、内涵、价值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喻名可、孙成林强调，塔吉克族传统体育处于自生自灭状态，其前景令人担忧，亟待扶持。

近年来，塔吉克族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较具代表性的有：邵兴周、崔静、王静兰调查了新疆塔什库尔干县塔吉克族成年人155人（男100人、女55人），观察24项，测量72项。调查结果表明，塔吉克族有其民族特征，如发色黑且呈波形、胡须多、眉毛发达，头最大宽、面宽、鼻宽均较窄，鼻根高、鼻尖下垂、鼻孔最大横径以斜和矢状位为多，未出现蒙古褶。经比较，塔吉克族与其他黄种人、东亚人种差异较大。由此，他们认为，塔吉克人的这些特征与白种人中的印度-阿富汗类型很接近。此外，李卫民、张雅玲、郝文亭、王新等人对塔吉克族7～18岁青少年的健康状况、塔吉克族初中生的身体形态、塔吉克族13～17岁女生的身体形态和塔吉克族成年人的身体素质进行了调查研究和分析，为塔吉克族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健康方面，张涛通过深入调查阿克其克村，发现该地区区域性长寿人口的形成与该地区独特的自然生存环境和人文生活习俗密切相关。吾斯曼江·米吉提、阿孜古力·祖农、麦乌兰·卡迪尔、王立杰对2007年6月至2008年1月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报告的876例流行性腮腺炎病例进行了分析，认为“流行性腮腺炎已成为危害学生和托幼儿童健康的主要传染病之一”，“建议开展流行性腮腺炎免疫策略研究，制定合理、规范、科学的接种方案，并加以实施，以提高易感人群免疫水平，从根本上减少流行性腮腺炎的发病率”。

5．移民搬迁研究

移民搬迁与环境变化有密切关系。杨圣敏认为，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吉克人所处的环境与其传统的社会组织说明：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社会组织形式会有一定的影响，当一个人类群体的生产力水平较低并处于一个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时，这种影响就比较大，他们就只能选择那种能有效地帮助他们抵御自然环境带给他们重重压力和灾难的社会组织形式，血缘家族就是这样一种组织形式。

对此，白振声、黄华均指出，变迁中的塔吉克族社区井然有序，起支配作用的主要是家系主义的内控力量。刘正江特别强调移民搬迁中塔吉克人从牧民到农民身份的转变，努尔古丽·阿不都苏力注意到塔吉克族妇女在家庭经济中的劳动分工和地位，吴琼则对开发性生态移民建设中移民心理危机明显、文化适应慢等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敏俊卿等对生态移民中的社会文化适应给予了关注。我也曾较为系统地对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因环境变化引起的迁徙与文化适应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实地调查和研究。

综上所述，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独特的历史与文化正吸引着越来越多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研究者的目光，有关塔吉克族的研究已形成一支粗具规模的研究队伍，研究成果正逐年增加，但应看到塔吉克族的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第一，目前对塔吉克族的研究广而不深，介绍性多，研究性少，边缘性交叉研究尚显不足。第二，塔吉克人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目前缺乏深入实地、长期性的调查和研究。对塔吉克族社会变迁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从整体上把握塔吉克族文化的发展动态，并对其未来的发展做出预测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