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方法

（一）田野调查

自1995年我第一次到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县算起，至今已去过不下20次，几乎是每年都去看一看，了解当地农牧民生产、生活的一些变化。1995年至2003年以旅游、访友为主，2004年至今以田野调查为主。因此，本项研究具有持续性和追踪调研的特点。课题组依据本项目大纲中所涉及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思路来具体实施本课题的田野调查。

首先，本课题主要研究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因环境变化引起的迁徙与文化适应问题。课题组首先面对的问题是：塔吉克人为什么要搬迁？对此，政府是怎么说明的？当地的塔吉克族农牧民又是怎么解释的？寻找信息提供者是颇费周折的，我当时找到努尔艾力（曾在新疆师范大学中语系就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访谈，而后又找到肉孜·古力巴依县长了解了搬迁地址的选择等问题。我还多次对主管塔吉克阿巴提镇各项工作的李凌峰副县长进行了访谈，并跟随塔吉克阿巴提镇的政府工作人员下村干活，体验农业劳动对塔吉克人的影响，从而了解到塔吉克人对移民搬迁的真实想法。调研过程中，塔吉克阿巴提镇新一任的刘德勇副县长与我们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访谈和交流。

其次，本课题的主要内容之一——生态环境该如何选取切入点？通过实地观察和与当地老百姓聊天，我发现“水”/hats/在整个塔吉克族社会运行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理清思路后，我有意识地对大同乡的农民、牧民，塔什库尔干县教生物、地理的老师，塔吉克阿巴提镇的妇女等进行了访谈。当我试图对植物资料和动物资源进行资料的搜集、整理时，发现存在很大的困难：第一，农林管理站缺乏地方性植物种类的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第二，普通老百姓对植物的说明很难与现有科学体系的植物种群一一对应；第三，我缺乏植物学方面的知识，很难对植物进行属类归纳、说明。于是，对这两个专题的深入研究暂时被迫放弃了。课题组在访谈中是随场景应变的，不可能依照简单的结构性访谈或非结构性访谈来进行，而要依据访谈对象的生活情况、工作情况、经历等，以他们所知信息为主展开访谈。访谈中，重要的是访谈对象知道什么、最了解什么，而不是我们希望得到什么资料。比如，我们一开始在对塔吉克人进行访谈时，很多人确实不知道与水文化相关的神话和故事，直到遇见对这一话题非常感兴趣并且有生活阅历的老人，这个问题才被化解开了。再比如，关于陇渠、毛渠等水利知识，我就是跟随当地管理水利工作的孜拉甫夏学习的，并画出了草图（可参见第三章）。

再次，虽然翻译是由许多当地的塔吉克人充当的，他们给我们提供了最大的帮助，但是，课题组缺乏塔吉克族族内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人员，那么，我们所做的研究如何才能被塔吉克人所认可、接受呢？我们采取的办法是：经常性地向新疆大学的西仁·库尔班教授等一批塔吉克专家、学者请教；田野中，每做完一个访谈，我们还就某一主题向3～5个塔吉克人再次求证、落实，以至于一些翻译有点不耐烦地说“都一样”。我们的原则是，“那不行，我们需要这个塔吉克人的原话，他是怎么说的，你就怎么翻译过来，哪怕重复，没有关系”。很荣幸的是：塔吉克阿巴提镇原镇长库尔班库力·卡玛斯参与到我们的课题组里，为我们提供了诸多便利，从塔吉克族族内管理者的角度对我们设计的访谈问题提出了建议；塔吉克阿巴提镇原副镇长王鹏专事农业并精通塔吉克语，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从族外当地管理工作者的角度对我们设计的访谈问题提出了建议。

照片1-1 专家们提出指导性意见

照片1-2 课题主持人仔细地记录专家们的建议

（二）问卷统计

在田野调查的初期阶段，我们需要对移民搬迁中每户的人数进行仔细、认真的核算（这是做访谈的第一步，了解访谈对象的一些基本情况），需要对农田的亩数、生产周期、日常生活开支、经济收入与支出等进行简单的统计。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统计就不够了。为此，我们专门设计了一些问卷。例如，关于语言生活环境的问卷是我在查阅文献、对以往学者所做调查问卷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后来由课题组成员曾开于2010年7月、2011年7月进行了数据收集和整理工作。

照片1-3 曾开做语言调查讲座

照片1-4 刘晨在阿巴提镇做家访

在问卷调查和输入方面，课题组成员曾开、刘晨和尹露静可以说是夜以继日。白天，他们在塔吉克阿巴提镇做问卷调查，几乎涉及阿巴提镇五个村的每一家、每一户，或者在塔县做问卷调查，直接就在主干道上随机进行抽样调查。有时，会遭遇尴尬，例如，刘晨在热情地请求对方做问卷时被对方怒斥。晚上，课题组成员要整理访谈笔记、输入数据、写一天的感受，还时不时地要开碰头会，交流访谈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出现的新情况等。

难能可贵的是，曾开、刘晨和尹露静很善于发现问题并总结经验，常常能弥补我自身的不足。例如，他们都积累了驾驭翻译的经验，对翻译不能很苛刻，但又不能降低问卷调查的真实性，为此，他们常常自己出资给翻译买东西，和翻译打成一片，与翻译成为很好的伙伴或朋友。例如：曾开的翻译就将自己家的哈密瓜和西瓜拿给曾开吃，让我们很是羡慕；在离开阿巴提镇时，曾开恋恋不舍地与翻译告别并送给翻译一些礼物。尹露静请翻译喝饮料，给翻译当汉语家教。翻译要送给她库勒塔帽，由于太贵重（商店一顶好的库勒塔帽需要400～500元），尹露静婉拒了。刘晨的翻译更有意思，被刘晨称为“哈利·波特”，现在还常常给刘晨发短信，与刘晨保持联系。这些都是课题组成员与塔吉克人打成一片的最好例证。因此，可以说，有时过于谈论研究方法会让人觉得很生硬，但凡做出好的民族学、人类学调查的学者，没有不与当地人成为朋友的。

（三）比较研究

本课题的主要内容之一——生产环境中有关农业、牧业生产情况的资料，一部分是我通过在大同乡所做的调查（翻译尼木吐拉）搜集到的，另一部分是我到高原牧场（乔莫厄孜牧场）、提孜那甫乡和塔合曼乡交界处的克孜勒凯勒沁牧场体验生活，与当地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田野调查记录梳理出来的。

此外，本课题的主要内容之一——生活环境，是我居住在塔吉克阿巴提镇赛依旦家时挨家挨户走访所获得的资料，宗教生活环境是通过努尔艾力的帮助与当地两位宗教人士进行深入访谈（每次访谈近5个小时）获得的资料。

比较研究所引用的资料来源如下：有些是基于文献材料，如基本情况等；有些是基于访谈材料，如阿巴提镇民族关系的调查；有些则是基于数据的统计，如女性社会化程度、社会生活环境中经济方面的情况和语言使用状况等。

最为重要的是，我与塔吉克人之间的体验和交流。这种比较研究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学术的角度看，过去，学界认为语言只是工具，但语言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没有语言的帮助，就无法深入，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族内信息提供者，能与之互补，这一点在前文已有所提及。此外，课题组还采取了主动学习当地语言的方式，在当地的新华书店购买了《汉、英、塔吉克语900句》，一边做问卷，一边用国际音标在问卷上标识塔吉克语语音，逐渐熟悉一些简单的语料。第二，对于阿巴提镇的人来说，当地的社会环境对其影响更大，当地的塔吉克族搬迁至此还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那么，变迁是整体变动还是局部的影响？这种比较可能还需要做更持续性的研究。第三，在做调研时，课题组主要考虑的是：在环境变化后，文化是如何适应的？比如：塔吉克人在环境方面所关注的内容是什么？在原来的环境下是怎样生存下来的？怎么看待自然？由此找出其中的差异，当然，这是最核心的部分。可接下来，课题组开始思索：塔吉克族对环境的感知、依存是什么？又是如何延续和体现到行为上的？这样的行为与其生计方式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只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比如，对于亲属制度研究的初步探讨就涉及这方面的比较。当然，更深层面的比较，还有待于更长久、更细致的田野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