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篇

语言的困境与反省

李锐

主持人 王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尊敬的李锐先生、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三月的良乡，草长莺飞，春意盎然。在这个美好的季节，我们有幸请到了著名作家李锐先生来我院做演讲，题目是“语言的困境与反省”，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对李锐先生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

李锐先生是深受大众喜爱的我国当代知名作家，曾荣获法国政府颁发的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2007年被香港公开大学授予文学荣誉博士学位。自1974年发表第一篇小说以来，李锐先生迄今已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两百余万字，代表作有：中短篇小说集《丢失的长命锁》《红房子》，系列小说集《厚土》，长篇小说《无风之树》《万里无云》《银城故事》，散文随笔集《拒绝合唱》《不是因为自信》等，作品先后获得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等多个奖项，被翻译成瑞典文、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荷兰文等多种文字出版，在国内外都有着广泛影响。

李锐先生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进行了“用方块儿汉字深刻表达自己”“语言的自觉”等主题的演讲，深受广大师生的好评。今天，李锐先生亲临我院，我们感到非常荣幸，下面，请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李锐先生为我们做精彩演讲！

李锐（知名作家）：实际上，因为我就是一个写小说的，用王朔的话说，就是码字儿的，我的生活也很单调，每天除了看就是写，几十年了一直是这样。所以说，今天，我给大家讲的，不是多么严谨的学术问题，而是我在自己的创作当中、在文学阅读当中，所遇到的真正的困境，是我自己也解不开的一些难题。这些难题，都是我用文学形式去表达的对象，如果感觉有表达不足的地方，就再写一次。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对困境不断体验、反省、批评的过程，是一个砥砺精神的过程。

刚才我进门的时候，看见门前的海报上，用的是2007年我应邀前往日本仙台参加活动的照片。邀请我的是当初鲁迅先生就读的仙台医专，现在叫日本东北大学，我有幸参加了日本东北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的庆典活动。学校做了一个专场校庆展览，叫作一百周年展览，展览的压轴戏便是鲁迅。前面的展台是校史及学术成果等方面的展示，包括如何建校的，有哪些外国的老师来讲学，有过哪些学术成果等，只有关于鲁迅先生的展览是一个系列，位于整个展览的最后一部分，大概有30米左右的展台，全部是鲁迅先生的照片、手记、用过的实物等。我当时真的挺感动的，日本的东北大学是以鲁迅先生这样一位中国作家、中国的文化巨人，曾经在此接受过教育为荣的。鲁迅先生写的那篇著名的散文《藤野先生》，大家也是熟知的。在当年鲁迅先生上生物解剖课的阶梯教室中，鲁迅先生的座位也摆了牌子，以示纪念。时值秋天，阶梯教室的外面，像火焰燃烧一样的红叶挂满了整个墙面。在学校老师的引导下，我打开纪念册，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并写下这样一句话：“三千年第一伤心人，纪念鲁迅先生。”

我为什么说鲁迅先生是中国“三千年第一伤心人”，其实这个提法本身与我的精神处境和文学经历是紧密相连的。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叫“语言的困境与反省”，到底是什么样的困境？这个困境是怎么来的？有没有突破这个困境的可能性？怎么突破？都可以从“三千年第一伤心人”这个话题讲起。

鲁迅先生是中国新文化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的作品大家都读过不少，虽然在社会学界或者说文化界，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比如，有的人处于比较自由主义的立场，有的人处在比较偏“左”的、左翼的立场，因此对鲁迅先生也会有不同的评价。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鲁迅先生无疑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位承前启后的文化巨人，即便是与国外的大作家托尔斯泰、萨特、加缪相比，都有他无法取代的特质。鲁迅先生不仅仅杰出地完成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使命，他还以一人之身，承担起了中国几千年文化反省和批判的重任，所以，他是中国“三千年第一伤心人”。鲁迅先生自己讲，他为什么弃医从文呢，就是因为在那个阶梯教室里，老师在做实验之前，有时候会给他们放一些幻灯片，他看到日俄战争中，抓住的所谓间谍，多是中国人，这些中国间谍被斩首的时候，旁边围观的看客恰恰也是中国人，他们都在那里很麻木地看着日本人把自己同胞的脑袋砍下来，鲁迅先生觉得，“与其把这么多的身体救活了，让他们继续当奴隶，当这种被人砍头的奴隶，或者当一个麻木的看客，我不如救他们的灵魂，让他们都醒过来”。这便是鲁迅先生对自我的一个反省，也是他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反省。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了，我作为一个跟着新时期文学一起成长的作家，越是不断地读鲁迅先生及其他作家的文学作品，越是觉得自己陷入了一个个的困境当中。

那是什么样的困境？德国的哲学家阿多尔诺曾经有过一句名言，他说：“奥斯维辛以后写诗，就是野蛮。”（关于他的这句原文，有的翻译家有不同的翻译，说这个翻译不够准确。但是作为一个读者，我更喜欢这句话）我当初读到这句话的时候，真的有所谓“醍醐灌顶”和“五雷轰顶”的感觉，我把正在看的那篇文章立刻放在桌面之上，愣在那里，陷入深深的沉思当中。对于中国人来讲，“文化大革命”就是中国人精神层面的奥斯维辛，我们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开始了所谓的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我们稍微回忆一下中国的现代文学史，看看历史的事实，我们曾经经历了倡导白话文的新文化运动及狂飙突进的全盘西化、全盘走向苏俄的过程。之后，我们又从全盘苏俄的道路，走向了“文化大革命”的语言分化。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15岁半，居然有一个偶然的机会，经过层层选拔，成为红卫兵中的一员，我坐在观礼台上，从上往下看，整个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全部都是红色的海洋，扩音器里高喊着革命口号，所有的人都举着毛主席语录，整个天安门广场人声鼎沸、红涛汹涌。当年观礼台上的我，就这样看着红色海洋在我的眼前汹涌澎湃，十分激动，我们所有的同学都热泪盈眶，不知为什么，这就是当初我们的精神状态，可见那个信仰是多么真实。

在天安门城楼上演奏最多的歌曲，除了《国歌》之外，就是《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我们的精神困境就是这段经历造成的。很小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说你们是祖国的花朵，长大了要成为革命接班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成为红卫兵，成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我们是从那个红色海洋，走到吕梁山、太行山、内蒙古、云南。“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的知识青年到底有多少，我不知道具体数字，但是我知道，北京当时有一个比较保守的统计，城市户口的“老三届”，当时有1000多万人，现在有的文章说，当时有3000多万人（这个数字可能是全国的）。那么，这几千万青年，就像我说的，从那个红色海洋，从信仰体验的顶峰走到云南、新疆、山西、陕西，然后见识了什么叫真正的劳动人民，什么叫真正的中国。从那时开始，我们才真正看到了当时的中国不是课本上、电影上、歌曲里唱的那个新中国，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状态下的中国。

当时我去的李家河村，位于山西省吕梁山区，距离县城30公里，村子里没有电，有的人还没有见过汽车，高高的天上偶尔会有飞机飞过，真有那种山高皇帝远的感觉。老乡对于北京的认识也是非常有限的，比如，锄地的时候，老乡会突然问我：“李锐，你见过毛主席吧？”我说：“没见过。”他说：“哎呀，你这个孩子，净是鬼吹了，一句实话没有，都在北京嘛，天天在一块儿待着，还能见不到毛主席？”我说：“哪那么容易就能见到毛主席啊！”他说：“那毛主席就不上供销社买包烟抽啦？”这就是吕梁山人民对于这个国家的想象，对于这个国家领袖的想象。他们所遵从的，是说书人教给他们的那套理论。对我来讲，有很多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许多事情无法解释，不能自圆其说了，这成为我们当时普遍面临的一种精神困境。

再来讲讲新时期文学。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所谓的全盘西化，经历了走向苏俄，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迎来的改革开放，主流的话语导向是让我们一切向前看，不要老写“伤痕文学”——凡是写“文革”苦难的文学，有一个统称叫“伤痕文学”。“文革”就渐渐变成了一个禁忌，变成了一个不可言说的话题。但我个人认为“文革”应该反省，否则，就是中国信仰缺失的体现。

中国在三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文化信仰，儒学体系在发展完善的过程中也吸收融合了部分佛教的、道家的思想内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的最高境界，便是为帝王师。儒家思想不但是“士”阶层以上人群的精神操守和道德规范，而且对下层民众的思想行为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大字不识的村姑村妇都知道，要孝顺敬重老人、兄弟之间要和睦相处、夫妻之间要相敬如宾、邻里之间要互帮互助、做人要讲诚信等。就是这样一个思想文化体系，不管你身处汉朝、唐朝，还是清朝，它都会成为一个超越时代的精神信仰。

我说鲁迅先生是“三千年第一伤心人”，因为到鲁迅那个时代，这个信仰彻底崩溃了，中国人需要重新建立一套信仰体系。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要废除汉字，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意图推动中国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发展，可实际上，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多数人的思想领域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白。

鲁迅先生有一句很悲情的名言：“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是要煮自己的肉。”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志士仁人所做的一件事情，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停止，就是从别人那里拿来好的办法，来治疗中国的病。可是我发现，我们的困境，就像是双向的煎熬，我们自己的传统，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引进的共产主义的革命理念，都遭遇了困境。当我们打开国门、改革开放，我们迎来的又是什么呢，我们迎来了西方一个非常大规模的“词语轰炸”，有人叫“主义轰炸”，后现代、后先锋、后社会主义、后“文革”、后写实主义等，当这些理论突然都被引进来的时候，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题，这成为我后来很大的一个困境。实际上，这也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我举一个例子，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先锋小说家，叫作库特·冯内古特，他最著名的一部小说叫作《第五号屠宰场》，还有一部叫《囚鸟》，他的小说对我有很大的触动。当时中国有一部分小说作品，作家采用了比较新的创作手法，被称为现代派小说，由此引发了中国文坛一场关于现代派真伪的论战。我当时也阅读了很多萨特、加缪等现代派作家的作品，包括存在主义的话剧、荒诞派话剧等，所谓的现代的、后现代的，先锋的、后先锋的文学作品，有一个非常大的共性，从《尤利西斯》开始，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都充满了批判意识，一种悲剧性的、绝望的情绪。比如，萨特的一篇小说，书名就叫《恶心》。再如，刚才我提到的《囚鸟》这部小说，最震撼我的一个情节，是写一个美军的下级军官，“二战”时到了欧洲，他认识了一个犹太姑娘，并爱上了这个犹太姑娘，他向这个犹太姑娘求婚，犹太姑娘拒绝了，他问她：“你爱我吗？”姑娘说：“我当然爱你。”他说：“那你为什么不能跟我结婚？”这个犹太姑娘说了一个理由，她说：“事实证明，人类的理智，不足以让人类办好自己的事情。”因为这个犹太姑娘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她说：“人类不过是这个宇宙里污染地球的一群生物体，所以，不希望人类再繁殖、再增加，不希望再扩大对宇宙的污染。”她不想生孩子，这就是她不愿结婚的理由。

西方的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于整个西方文明的反省和批判。和我们经历“文革”一样，他们的整个现代派思想潮流，包括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发展的背景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原来人们普遍认同的文化形态幻灭了。西方文化在几个世纪里，一直是全人类最高等级的文化体系，他们不惜用几百年的殖民史，向全世界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个最先进、最发达的文化中心里，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似乎证明了一个事实，科学造出原子弹，民主选出法西斯，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信仰危机，就导致了西方的艺术家对自己的处境，对国家千百年来的价值传统，进行深刻反省，其中充斥着绝望的情绪。我有一个形容，西方的艺术家们是坐在真理的尸体上发出哀歌，整个西方的现代艺术，其批判性、指向性是非常明确的。

中国的发展是和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经历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经历了苏联的解体和整个“冷战”时期政治格局的瓦解。在这背后，同样隐藏了一个相同的问题，就是原来一直坚守的信仰的遗失，这形成了一个大大的空缺。而这种空缺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填补。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由国民生产总值的多少决定的，但是这样一个经济大国，其实有着巨大的信仰缺失，当年那个红色海洋落下去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深入的、持久的、可信的、能够激励所有人的信仰填补进来。富国强民是一个共同的信念，但不是一个信仰，信仰应该是对整个世界的一个解释，对于人类未来远景的一个展望，而且信仰不会受一时一地的社会制度的局限，是具有超越性的。

西方现代艺术发展的巨大历史背景与我们有相似之处，但是我们比他们更难，我们是一个双向的煎熬，是自己的历史传统和引进真理的双重丧失。中国的新时期文学，到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为止，可以说是一个阶段。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并不能代表一个困境的突破。中国当代文学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极度缺乏精神性。生动的故事、复杂的情节、典型的人物，这些都是有的，但在这些复杂元素的背后，没有精神的渴求，不能给人以精神的推动。这就是一个极大的缺陷，我所说的困境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这个困境是从何而来的呢，我们稍微梳理一下。最近有一本书很红，叫《倒转红轮》，金雁女士写的，讲苏俄革命的历史和苏联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其中非常详细地讲了俄罗斯的民粹主义。根据我查阅的资料，民粹主义在新文化运动前后传入中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中国的读书人连篇累牍地在自己的文章当中检讨自己，“不认识任何一个庄稼”, “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学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忏悔意识、反省意识、自我批判意识，然后神话大众。但是不要忘了，任何人都不可以被神话，领袖不可以被神话，人民大众其实也一样，神话了就会出错。

鲁迅先生有过一篇很有名的演讲，叫《娜拉走后怎样》，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我们经历了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也终于梦醒了。梦醒了以后，我们开始了彻头彻尾的反省，我们对自己处境的反省，对别人处境的反省……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鲁迅先生讲到“娜拉出走以后”会怎样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核心的观点，鲁迅先生最关心的就是娜拉的钱包鼓不鼓，鲁迅先生认为，如果娜拉的钱包是瘪的，那很对不起，这个出走的娜拉的结局只有两个，要么饿死，要么还回来。如今说白话的娜拉们，终于放弃了文言文，建立了白话文的语言规范，钱包也鼓一点了，鲁迅先生当年担心的这个问题没有了，但这并不意味我们就会有一个能够让我们坚定信念的信仰，钱包鼓了的娜拉，也未必就不会再一次走进深渊。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特别艰难的处境，就是我们被权力和金钱禁锢。比如，主流意识话语对我们思想的规囿；再比如，金钱至上，孩子被撞没人及时施救，老人摔倒没人敢扶。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作《要么都高举，要么都下跪》,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有那么狂热的信仰，高举着《毛主席语录》，高呼万岁，那是一个高举的民族；“文革”一结束，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人为金钱而下跪，变成了金钱的奴隶，而你变成金钱的奴隶，权力是不干涉的，在这一点上，权力和金钱有一种天然的契合。

我最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张马丁的第八天》，写到义和团运动。故事其实很简单，在华北大平原上，天幕河两岸，有一个教区，一群意大利的天主教徒来这里传教，但是他们在这里遭遇了本地的中国农民的信仰对抗——对女娲娘娘的崇拜。小说中的主教大人一心要铲除本地异教徒的女娲娘娘庙，要在女娲娘娘庙原址建立自己的天主教堂，希望主的声音传遍世界。就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地方发生了旱灾，当地的农民们在祈雨活动中和教会发生了冲突，一个教士被乱石打死，主教就迫使当地的政府把这个他认为的凶手斩首。在斩首之前，他提出条件，想留住性命可以，但要答应拆了娘娘庙。这个人不答应，他说我宁愿杀头，也要留住老祖宗的娘娘庙，于是他真的就被杀头了。可没想到，那个被乱石打死的传教士活过来了，于是，当地的村民围住了教堂，屠杀了所有的传教士和教民。

所谓的复活的基督、活菩萨同时来到人间，能够搭救芸芸众生吗？我的结论是不能的。小说的题目叫《张马丁的第八天》，因为张马丁临死之前给自己留了一个墓志铭——“你们的世界留在七天之内，而我的世界是从第八天开始的”。因为教士们信仰天主教，他们认为每七天是一个轮回，每七天要做一次礼拜。这些信仰上帝的人，他们留在了这个信仰之内——七天之内，而张马丁居然走出了最终的界限，他坚守自己的信仰，最终，为了把一个真实的状况告诉人们，宁愿承担被教会驱出教门的后果。这样的一个故事，实际上是我对张马丁这个人物精神困境的一个表达。我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还很少有人这样，平等地把西方的信仰和中国的信仰放在一起，放在同一个水准线上，当这两种信仰遭遇了非此即彼的取舍的时候，我不想说谁对或谁错，我只想说，人类要不断去面对一次又一次的精神塌毁，一次又一次的精神重建。

怎样走出困境，从我的专业出发，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就是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我认为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作家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文化所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不可能建立起方块字的万里长城，把自己囚禁起来，与世界隔绝，全球化的浪潮早已经冲破了国境线，中国也早已不是千年前的中国了。英国作家拉什迪有一篇小说，表达了大英帝国艰难的困境，他说：“我们的尴尬，就在于我们的历史是发生在别处的。”大英帝国号称“日不落帝国”，作为一个殖民大国，它的历史永远发生在别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经历了无数次的激烈的社会动荡，现在中国也在影响着世界。对于中国作家来讲，应该有这样的气度，要用自己的创作，把那个我们曾经有过的千年的传统，变成此时此刻的叙述，把传统激活。

前不久，我刚刚看了一个新编的中国传统戏，是用越剧的形式来演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看后我深受震动。《四川好人》的剧情很简单，写几个神仙到人间找好人，于是他们就来到了四川这个地方。作品虚拟了一个四川省首府，这是一个半欧化的城市，神仙们想找一个住处，可所有的人都怀疑他，不管是官吏、阔佬儿，还是普通小市民，甚至是卖水的人，都不愿收留他们。最后，只有一个人肯收留他们——本城的妓女，她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沈黛。沈黛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这四位神仙，于是这几位神仙决定把他们所有的钱，都留给沈黛作为报答，沈黛一下子成了阔佬。她买下了一个倒闭的小烟店来经营，流浪汉、叫花子、破产了的小店主、贫困的市民，甚至是没有烟抽的工人，都要到她那里，让沈黛帮忙，她的小店成为草根阶层的“防空洞”，成为一个“慈善院”。可是很快，她的慈善事业就无以为继了，她的钱花光了。为了挽救自己的小店，沈黛请了自己精明的表哥帮助管理，严格计算利润收入，小店很快恢复了生机。可是，每一次沈黛的表哥把钱交给沈黛，沈黛就会把这些钱一点一点地花光，这样的事情反复了多次。神仙们回来了，建立了一个公开的法庭，要审判沈黛的表哥，于是沈黛瞒不住了，交代了自己表哥的真正身份。原来她并没有表哥，表哥就是她自己，她打扮成一个男人，经营小店去赚钱，之后，再用好人的方法去施舍。这部越剧版的《四川好人》，就是用中国的地方剧种，来演绎普遍的人性困境。

总之，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既是我们具体的生活处境的体现，也是我们深刻的精神困境的表达。艺术创作这件事，不像开荒种地，努力了就一定会有收获，有的人可能努力了一辈子，颗粒无收，但是，只要你尝试过深刻地表达自我，那你就有可能在某一瞬间，在某一行诗句里，思接千载，于历史的文化长河中自由徜徉。

我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主持人 韩育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团委书记）：非常感谢李锐先生给我们做了生动的演讲，虽然题目是“语言的困境与反省”，但实际上李锐先生给我们讲得更多的是精神的困境、信仰的缺失、制度的困境以及人性的困境。李锐先生从“三千年第一伤心人”鲁迅先生说起，给我们讲解了何为困境、如何自我反省、如何走出困境，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李锐先生作为一位优秀作家，他身上的那份可贵的品质，那种对国家、对民族的忧患意识，还有敢于用文字呐喊的这份担当，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对李锐先生的演讲表示感谢！

下面给大家留一些时间，有问题大家可以与李锐先生直接对话和交流，希望大家珍惜这个机会！

学生甲：李锐先生您好，我想请教一下，您认为鲁迅是“三千年第一伤心人”，这是您作为作家的感性认识，还是一个相对客观的理性评判？比如，在中国历史上，屈原也很伤心，甚至于更伤心。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李锐：我说鲁迅先生是中国“三千年第一伤心人”，这个肯定不是一个绝对客观的、可以定量衡量的说法，这是我对鲁迅先生的一种个人体会、一个文学化的表述。我之所以说他是中国“三千年第一伤心人”，是因为鲁迅先生正处于中国文化开始脱胎换骨的转型时期，他没有任何一个现成的价值体系可以依凭，而且他理解并且体会到了这种变化的深刻性和悲剧性。比较而言，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都没有鲁迅先生体察得深刻。对文学、对艺术是没有客观衡量标准的，鲁迅先生是中国新文化的创始者之一，当然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陈独秀，这些都是新文化运动领袖式的人物，都有很大建树，但从整个精神层面讲，鲁迅先生的担当和付出无人能及。

学生乙：李锐老师好，我想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前不久莫言先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据我所知，李锐先生被提名，或者叫意向性提名，好像比莫言先生要早，这是我想求证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据我所知，李锐先生在山西当作协负责人的时候，曾经对中国文坛有一些自己独到的看法和评价，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李锐：诺贝尔奖的评奖程序是固定的，过程是保密的。唯一可以认定的事实是，诺贝尔评奖委员、瑞典学院的院士马悦然先生，把我的四部小说——《厚土》、《旧址》、《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翻译成了瑞典文，而且每一部书他都写了序言。

我个人感觉中国文学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很多作家的作品里，缺乏精神追求。你可以看到道德谴责、价值批评，但是你终归看不到深层的精神追求和精神追问，读完作品没有精神解渴的感觉。

我没对中国作协做过具体的评价，当年我曾经宣布退出中国作协，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而且我也不参与以后的任何选举和被选举，做不到“兼济天下”，先做一个“独善其身”吧。

主持人 韩育哲：莫言先生作为中国本土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确是前无古人，但我们相信绝对不是后无来者，所以，我在此祝愿李锐先生，今后能够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并用好的作品去慰藉更多读者的精神，也包括诺贝尔奖的评委们，祝愿李锐先生能早日问鼎诺贝尔文学奖！

最后，让我们用更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李锐先生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讲！谢谢！

（初稿整理：李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