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组建团队

问：一开始的五个人是怎么组织起来的？

答：一开始的五个人也是我千方百计地打电话联系上的。开始打给民政，民政告诉我这个归残联管，我就打给残联。咱们国家的官办机构对残疾人打来的这种电话肯定是非常冷漠的。我打给残联以后，残联就告诉我，他们残联不管就业，只管教育和维权。

好在深圳有义工联，我就打电话给义工联，义工联热烈回应，这种民间组织就是不一样。我一打过去，一个女孩接的电话。我打给民政、残联以及义工联的开场白全是一样的，就说我是一个残疾人，母亲刚去世，空了一套房，留了一辆车，留了30万（元）存款，我就直接讲这个故事。我说我希望找几个残疾人住到我母亲这套房子里来，用我这个车，周一把他们接过去，周五再把他们送回来，举办一个学习小组，看一看我们能不能做互联网。结果义工联这个女孩一听马上就说：“郑先生，我们正好有个理事在，他是深圳十大杰出青年，刚刚选的，他就是专门做助残工作的，我让他来接电话。”这个接电话的人就是义工联的助残组长，他认识所有的残疾人。他听完了以后就特别兴奋，他们正好要找项目服务残疾人，这下可好了，有个有钱的残疾人，愿意出车出房子出钱培训残疾人学电脑，他事后和我讲他当时是这么理解的。结果呼应特别快，就找了四个条件特别相同的残疾人，征求了意见，第二天晚上就带人来了。来了以后到我家把情况一看，就说他们义工也来帮助我教这几个残疾人。于是，“深圳市残疾人电脑兴趣班”就这样成立了。

问：那四个人的基本情况怎么样？

答：这四个人基本连电脑都不会用。我问深圳残疾人当中有没有会用电脑的，来的这些残疾人就说到这么一个人，叫刘勇，在长城打字社打字，一分钟能打230个字。后来那个打字社倒闭了，他也不愿意回家。因为他回家以后，他家就一个独生儿子，父母每天看着他，问：“对象怎么办？工作怎么办？”他的压力就会很大。然后他就躲在一个麻将室里，麻将室每天给他提供一个中餐，不发别的工资。他用别人捐的一台旧电脑，没事练练打字，然后就拿着开水给麻将室的老人家续续开水。

问：您听说后就开始去找他？

答：对，我去麻将室找的他。当时印象特别深，他才60斤，身高不到一米三，非常瘦小，提了一个大开水壶正在那走。我找到他以后，他把开水壶放了下来，走到放电脑的地方。实际上那是一个清洁角，也就是放笤帚和拖把的地方，放了一个架子，架子上放着一个电脑。那个电脑很老旧，Windows 95都不能用，装的是一个DOS系统，黑白的。他就给我表演打字，飞快。我就跟他说，我当时写了一份计划书——这个计划书他现在还留着，写的是通过网站我们自己能解决吃、住，就跟现在描绘的“乌托邦”一模一样。我把计划书给他看，他一看完马上就说要跟我签合同，马上住我家去。到了我们家以后，我们家当时有我炒股票用的一台电脑，我就装了一些软件，然后他趴在那个电脑上15天没回家。

问：15天？

答：15天。昼夜地学，那台电脑到后来就变成了一个交互式的，5个人轮流用。他竟然在1999年拿了深圳市的设计冠军、广东省的设计冠军，在上海又拿了中国的设计冠军，又代表中国到欧洲布拉格参加世界网页设计比赛拿了第五名，到目前为止这是中国最好的成绩。他出国比赛的时候是我们给他买了几瓶矿泉水送走的，回来的时候在北京一下飞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就派人去接他，给他颁发了高级技能证书。这个证书在国内要考试的，他因为参加世界比赛拿了名次，就直接给他发了这个证书。我们五个人当中就出了这么一个。到了16个人的时候，又出了李虹这个队长。李虹是深圳市的编程冠军，当时九万人参加比赛，其中还有很多中兴通讯、华为的工程师和高校的老师、大学生，他拿了冠军；然后又到广州，拿了个广东冠军；到杭州又拿了中国亚军，然后又代表中国出团到印度新德里拿了世界第一。我认为这两个人是老天给我带来的惊喜，五个人当中出了一个中国冠军，到了16个人的时候又出了一个后台网页设计的中国亚军，两个人还都在世界上拿了名次。所以对我来说一试就成功。

问：当时没有别人挖他们？

答：有。刘勇一回来，新浪看到他取得的名次马上找人跟他接洽，年薪一百万元聘他去做设计。商业公司很简单，只要这个人拿了名次就多给他钱，之前没有名次不保险就不用，当然他没去。

这样我一看，我就敢大规模招人。我是两套房子，一个楼层是一梯八户，正好我隔壁在出租，我就又租了一套，这样等于是三套房子连了起来，然后就接着招人。他们是1999年拿的名次，2000年我们就办了第一个公司——“残友网社”。

问：2000年办的？

答：对。我觉得我们这个组织可能从一开始就体现了他的使命，一个非营利网站，没有注册公司，三年没有商业账号、没有商业合同章。等到两个人拿了世界名次回来后，他们就是活广告，马上就有业务来做，这样开始就有了利润。然后就成立公司往前走，走到2004年又成立了第一个社团，总是在商业上一旦站稳了脚就往社会组织上跳。在2009年胡锦涛同志接见后，又马上成立了基金会，我们有这么几个跳跃。

问：您当时创业的时候为什么想到要找残疾人？

答：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面对这样的身体状况，后来发现不光我自己这样，有一批人也是这样。中国的残疾人是有就业的强烈动机的。对于我们来说，能更深地体会到西方人道主义那些核心思想。因为在残疾人一生中，最打击他的，我觉得不是生存，因为中国这种儒家社会里，即使在偏僻的农村，兄弟姐妹和宗族里面的这种赡养和抚养也不至于饿死残疾人；那么最打击残疾人的就是一生不停地伸手找父母要钱，不停地消耗家里的资源。

我们的故事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残疾人现状，这是非常核心的东西。然而，我们老说残疾人“被就业”了，其实中国的残疾人真的就不了业。除了深圳残友，到广州、上海还是其他地方，我敢这么说，99%的残疾人是失业的。残疾人的就业，这是第一个问题。

问：残疾人的福利也不好？

答：第二个问题就是残疾人的福利政策。中国的政策是全国一盘棋，不像西方。西方的福利是残疾人与其他的弱势群体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去分享当地的红利，这是核心。比如深圳只有七万残疾人，居民收入都已经超过了新加坡和韩国首尔，如果让深圳的残疾人去分享深圳地方经济发展的红利，那他的补助不会比香港少。但是在中国这种全国一盘棋的政策下，宁夏的残疾人享受什么样的政策，在深圳也一样。所以就是在深圳这种经济发达地区，不用说温饱，残疾人连社保、医保都没有，住院都没有办法。我跟王振耀老师讨论过一个问题，我跟他说，中国的低保政策还普及不到残疾人。中国的低保政策只能普及到能工作、能独立、有收入、能单独办理户口的人。中国的低保考核标准是以家庭为单位，而不是个人。那么深圳所有的残疾人，由于不能单独立户，家庭的平均收入达不到享受低保的标准，他就享受不到低保。比如在深圳随便抓一个残疾人，父母是老师，退休了，都80岁马上就会死了，这个残疾人40岁还是个弱智，他也拿不到医保，因为按他跟父母的平均收入来算享受不到低保政策。后来王振耀老师告诉我，他在民政部的时候专门出台了一个规定，残疾人可以单独立户。我在政协连续三年都提这个，要求残疾人单独立户，要不然他进不了低保惠及的范围。

所以说在一些福利上，全国的统一规定造成了中国的残疾人真的无法解决温饱。但对我们来说，既然没生路，就走入“残友”吧。彻底的无产者是无所畏惧的，我认为这句话是最对的。他本来就一无所有，那么到“残友”来，任何一点细微的改善都是对他人生的提高，最后学到的是一种能养他一辈子的手艺，那谁不好好学呢？所以我们的成功、我们的故事，还是有这样的一些因素在里面。还有就是中国高校招生政策的调整，之前残疾人都不让报考，2003年开始除了医生和师范不许报考，其他的都能报考。扩招以后，就有大量的残疾大学生毕业，但是健全的大学生都失业，残疾人大学生找工作比别人难十倍，所以对他们而言，毕业就是失业。

那就面临着一笔账，残疾家庭送残疾大学生出去花的精力和钱是普通大学生的四倍，他们毕业之后找工作的希望比别人低十倍，回家待上三五年，就会把大学里学的那点东西忘得一干二净。所以在这种状态下，走到“残友”来换活法的每一个人都是勇士，那真的都是没法回头的人。所以我们才说“残友”是一场残疾人生存方式的革命。因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定义，革命就是把艰难的生活经济地位去换成更好的。

总结起来，残疾人就是盼望一场改变，不像别的大学生那样，打一个工就一个业就能跟别人一样地生存，他不是。

问：您有一个理念，就是您把残疾人比作红树？

答：是。实际上就是抱团的意思。

问：您从哪里得到“残疾人能抱团”这样的一种启示？

答：当时是这样，我们在1997年做的网站，到了1999年，中华网成立了。他们当时有个副总李永长找到我们谈了多次，要收购中华残疾人服务网，当年的媒体有过报道。中华网当时希望残疾人和慈善公益这块也有个中华，一看已经有个中华残疾人服务网，就想用一千万元收购我们这个网站。当时中华网的总裁就把我们这些人叫了过去，但最后没收购成功。从这件事上我看出了我们是抱团的。

当时看到他的收购方案，我们非常开心，因为才做了两年半，就值那么多钱。结果我们去谈的时候大失所望。他只是告诉我们要收购，然后让技术总监和我们具体谈。技术总监说网站和所有域名都归他们，但团队他不要。因为那个时候刘勇他们还没出彩，他一看这个团队都是残疾人，文化层次又那么低，做得又不专业，他就说我们网站挂在他们中华网下，由他们中华网统一做。我们回来就商量，一说到所有人只能拿到钱，不能去工作，决定一分钟就做出来了：“不卖，让他们去死吧。”这是原话。所有人都是借着这个平台改变活法，现在终于找到一根稻草了，像我就不用自杀了，像刘勇就不用待在麻将室被人瞧不起了。我们这几个人当时的情况是：麦剑强是完全站不起来，街道为了照顾他，给他弄了个轮椅，安排他住在一楼，但他在一楼都不能出来，就在后面的阳台打了个门，他爬到阳台坐到轮椅上才能出来，前面是一个马路口，街道给他弄了一个书报亭，他就每天滚着轮椅到书报亭去卖报纸；最好的一个是钱斌，跟着工程队装路灯，别人爬上去修路灯他就在底下当小工递东西。就这么几个人，每一个人都是在社会的最底层，干着自己力不从心的工作，还被人瞧不起，大家来这都是为了找一个活法。所以如果反过来，中华网用十万块钱收购我们这个网站，但让我们去工作，我们早就卖了，到中华网去工作多有价值。所以这一开始就跟经济规律不同，跟主流社会不一样。

问：为了换一个活法？

答：是。所以对于网站不卖给中华网没有一个人有异议，一致通过，不卖，我们自己做。自己做是个什么概念？在我这儿吃，在我这儿住，但没有工资，因为我那三十万（元）不敢发工资。我们永远记着第一回发工资的时候，特别有戏剧性。我们第一次的工资是由香港的残疾人过来发的。香港残疾人通过互联网看到我们的网站，在网上跟我们交流，说我们太了不起了，建了一个残疾人网上的精神家园，后来就提出要过来看看我们。然后约好，他们就来了，来的几个都是坐在轮椅上，四肢都不能动，被菲佣推着来的。这些人知道我们是民办的，凑了三千港币，港币正好是五百一张，我们又正好是六个人，我们五个残疾人加我的司机。那天我记得是平安夜，白天他们来看完我们就走了，走了以后到晚上要送大家回家的时候，我就看了看这六张五百块钱，我说：“这样吧，这是香港残疾人来看咱们的，咱们就一人五百港币，大家回去过平安夜的时候也有点钱。”

问：你们开始的时候一直没发过工资？

答：没发过。大家就这么高兴的一人拿着五百港币走了，这是第一次的工资。但是即便这样中华网的一千万（元）想都不想就推掉了。所以换活法对我们来说多么重要。这是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好多东西在这个地方一比就能比出来，当然这有个前提条件就是我们都不是没饭吃。

问：可能经济利益不是我们这些残疾兄弟姐妹追求的价值？

答：是一个价值，但是有比这个价值更珍贵的东西。

问：这里面最核心的东西还应该是一种精神吧？

答：是，真是这样。不光是我，所有当初跟着我们干的人，和现在来干的，都不是说来选择一个职业，而是为了改变一个活法。所以我们的口号就是“越是残疾，越要美丽”，那个“美丽”就是一个活法。

问：您当时就对残疾人充满了希望？您认为他们真正的优势在哪？

答：这可能跟我自己的经历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上过学，但是因为残疾给了我非常好的学习条件和非常多的时间，后来发现自己跟社会接触和做任何事的时候，没有因为上学少而显得知识不够用。我心里面就一直在信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代偿，替代和补偿。比如盲人，眼睛看不见，但他的耳朵就特别好使，他老婆走过来，他妈妈走过来，不论谁走过来，他听着声音就能打招呼。我的代偿就是一种计划性。一般的健全人起来倒水就只是倒水，坐下后才想起来还要拿个钢笔，就再去拿个钢笔。由于我站起来走一趟路不容易，我站起来走的时候，立马脑子里就计划好我还要拿钢笔，我还要干什么，那我起来拿杯子倒水的时候，我就把所有的事情按先后顺序都做完。这就是肢残人的计划性。再比如聋人，由于听力不好，他要读唇，要看别人表情才能增加信息量的收集，他观察物体的细节就非常细致，所以他做设计的时候，就想得比别人生动。人体的这种代偿理论就是上帝给他关了一扇门，就会给他打开一扇窗，我是觉得在人的生理上和许多其他方面都特别符合这一道理。

所以，我当时明显是有计划地推动。自己的母亲去世了，把母亲的房子空出来，再把母亲给的遗产用来买硬件和解决残疾人的吃饭及交通费用。然后到父亲退休的那所海军大学请一个退休的老师，我就让他到我这儿来，就当是到深圳来休休假，住几个月，然后顺便教教残疾人。工资都没跟他谈，他来了以后，全天都在教残疾人，我就给他每月开800块钱，管吃管住。这明显是一个从上往下的推动。这个推动我觉得来源于两点：第一，从我自身经历来讲，由于我残疾，我就有时间，还有那种对抗寂寞的学习是非常有效的，我无聊的时候，我就拿起书来看，不想看了，我也得看，这种学习量是惊人的；第二，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差，就在别的地方千方百计地去克己复礼地做些事，最后就造成别的能力强。所以我觉得残疾人碰到的问题是身体和经济的问题，以及学历低的问题，但是他的那种残疾的状态造成的时间充裕和对学习上主观的那种耐心，有可能把那些弥补了。

问：所以您当时就觉得“残友”会成功？

答：是的。一开始就有几个东西在支撑我。第一个就是残疾人的这种特点造成了他的主观努力和客观的时间，可能会带强高科技。比如要做五级认证的话最少要五百个人，因为有五百个功能点，如果有功能点过不去的时候，美国的评估师不会告诉他们是张三没过这个功能点，他怕被员工打击报复。所以有五百个人在做的时候，他只告诉：“对不起，五百个功能点有一个没过。”就是一个功能点没过，五级就废了，也就是说当时申请认证的127万元就打了水漂，所以好多人都不敢做这个。

我们做这个的时候是两百多人，一个人负责两个半功能点，最后五百个功能点一个都不错。这需要两点：第一就是残疾人的这种代偿，第二就是残疾人的团结。不团结就会遇到所有IT小公司面临的共同问题，大公司让它成长，之后就收购，把人才挖走甚至收购整体项目，这就是硅谷的定律。小公司从车库走出来，灵活，创造好多创新的东西，大公司有无限的市场和已经上市的资本，这样就把小公司腰斩放到大公司，永远是这个逻辑。

那我们要想把自己的公司做成功：首先需要的是残疾人能成长，能完成别人的工作；其次，成长起来以后还不能被别人挖走。如果当时李虹和刘勇被挖走，我的公司就垮了，因为公司必须要有领军，有技术领军才能领着团队往上走。所以我认为残疾人在技术上的这种学习和他们的这种抱团很重要。这是第二个支撑我的东西。

问：可以说是因为您了解残疾人，所以把他们的热情都调动了起来？

答：可以这么说。邓朴方之前也对残疾人有几句话，我们这些残疾人非常认同。残疾人一般不能跟主流社会相比，但并不是说要索取，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渴望理解，志在奉献，这是真的。残疾人由于自身的弱点再加上不善于社交，他碰到最大的问题是周边人对他不理解，所以渴望理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志在奉献”的意思是，与其说残疾人想多要钱，不如说想更多获得周边人的认同。他缺乏价值感，他自我评价太低，看到自己破烂不堪的肉体就没法自我评价高。所以给他反向激发出来“志在奉献”，有机会让他奉献，奉献出来得到周边社会的认同和赞扬，这是最重要的。

还有残疾工作者出去办事的时候老碰钉子，碰到这种情况，别人不是不理解，而是不了解；不是不人道，而是不知道。我们这些社会工作者非常认同这句话。我经常出去，有时候也碰到这种情况。有一次，静安家具的董事长请我去讲课，我带着刘勇去，结果董事长还没有来，他们没有电梯，我们就爬楼，它的扶手都是水泥扶手，没有人扶，我们摸完，手是脏的，再碰到身上，身上就是脏的。我和刘勇气喘吁吁地一进董事长办公室，正好秘书在，秘书见到我们马上喊“出去”，还跟保安说这种人也放进来，赶快赶走。这种情况也能碰到，因为他以为我们是要饭的。我觉得邓朴方有这个洞察力，对这个阶层的洞察力是非常准的。所以我们能够把残疾人这种热情调动起来。

问：那些残疾人的家属认同你们吗？

答：家属对我们太认同了。我们有个员工叫李燕，是一个没有腿的女孩，9岁的时候在山上采茶被车轧了。在农村，车轧死了人赔钱少，把人轧残了反而赔钱多，所以车主又来回轧了几次，这样她的双腿全被碾断了，但还没有死。她上大学的时候学校不要，残联维权把她送到一个学校，进去了以后学校特许父亲在里面夹着她上课。然后她父亲在学校搭了一个窝棚，捡垃圾，大学4年她父亲就这么陪着她。她毕业以后也找不到工作，后来上了凤凰卫视的《海若心出发》以后被送了过来。她父亲来还是夹着她，一来我立马配了一个小轮椅，女士用的那种很小的轮椅，就是现在他们用的，度身定做，每个人配一个。他们当时没有这个概念，她爸说要是有这个，在大学里就可以不用陪她，回家种地了，因为她滚着轮椅可以走。但是我知道，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没有轮椅，也根本没有这个概念，也没有拐杖这个概念，这说明底层社会福利的普及还存在问题。她父亲后来要回去了，我跟海军说送送他吧，我们就走出来，走出来碰到她和父亲在门口对话，父亲面授机宜，让她不要钱，就好好干，这样我们就不能不要她。我们一听不好意思出去，就没有出去。其实就是家长来了一看，觉得子女在这儿一生都能解决，他最原始的认同就是这样。但是她在学校里就拿了软件工程师，还是党员，女孩为什么这么拼命？因为她知道自己肯定找不到工作。

问：所以每个在“残友”的残疾人都成了你们优质人力资源的核心？

答：学习的时候就拼命地学，每个人都这样。她来了以后6个月就挑大梁，现在是我们的主力工程师。还有一个没有双腿的男孩，是我们援助华为的底层驱动软件工程师。底层驱动软件工程师是写DOS里逻辑的，那个需要多年数理化的基础，可是他没有上过学，没有数理化基础，光凭自学，在“残友”就两三年，现在能给华为写海思芯片，就是安卓系统的核。别人就研究他是怎么做到的。他小时候在甘肃，被火车轧过以后，父母是打工的，一看他没有双腿了，送到医院付不起医药费就跑了，后来当地拾荒的老太太不愿意扔他，就送到医院，他活了下来。但老太太也根本养不了他，他也上不了学。到了9岁，他拿两个小凳子，移动其中一个，就把身体放在这个小凳上，再移动另一个就把身体再放到另一个小凳上，移动得非常快，就这样他扒火车出去要饭，到了13岁就扒到北京了，然后一直在北京街头要饭。

深圳有个义工调到北京工作，看到他，问他愿不愿意上学，他说愿意，然后义工就把他送到了速成学校，他就认了那个义工为干爹，在速成学校读了6年。深圳义工都有这种公益情怀。他19岁毕业了，毕业以后那个义工给我写了一封信，给他买了火车票，让他到深圳找我。我们这儿实际上要面试的，他这么来了我只能收了他，问他想干什么，他要做软件，我就把他放到软件部去了。他没有腿，所以也有特别好的休息条件，到晚上不回宿舍，他一歪就能睡，找个椅子就能睡，他就在这上面，白天干，晚上睡，反正醒了就这么弄，最后变成了底层工程师。这种例子是非常有意思的。像我这一生的学习，我大不了在文科上能学点，但理科的东西不是那么容易的，结果他就行。

问：他叫什么？

答：他叫来爱清。他刚来奶奶就得肝癌去世了，他也没有钱，我就悄悄给了他三千块钱让他回去。回去以后他给我打电话，说他们那儿可以有坟，还要三千块钱才能弄个坟，我就说弄个坟吧，我就又给他寄了三千（元）。一年以后他要还我钱，开始的时候我说算了，他的条件不方便不用还了，但他非要坚持，说这是他的信誉，我就把钱收了。所以有这些人在这里，“残友”不可能垮，每一笔交易他比我们还重视，他觉得这个平台好了他就有保障，他自己组个家不可能这么好。

我们有中餐宿舍，就是食堂的旁边，他们就住在中餐宿舍，要不然他们出去滚轮椅，路长了不行。住在中餐宿舍，每天把衣服往洗衣房那里一扔就上班，上班以后有三顿饭吃，可以说他所有的精力就是把业务弄好，生活方面被照顾得非常好。

问：是一种大家庭文化？

答：说到这个，我觉得到后来“残友”的文化不是我主动做出来的，而是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最早的时候雇了一个保姆，保姆每天做好饭，六个人就围着桌子吃。后来公司做大了，大家都有个共识，就是不管怎样也要有家的感觉。刘勇那些老员工说做“残友”这十五年里最快乐的时候不是现在做了董事长，拿很多的钱在外面建功立业，而是在大哥家里的那段日子。老员工最怀念那段日子，很惊喜走入了互联网世界，用搜索引擎能搜点东西出来就高兴得不得了。既然大家都这么想，那就保持吧。后来公司不论多大，十个人了，也一张桌子，二十个人就两张桌子，发展到一百个人就十张桌子，延续到我们现在快五千人了。所有的食堂全是这样，都是五菜一汤。好多营养、膳食专家跟我们讲四菜一汤或者三菜一汤就够了，没必要做那么多，但是大家就是怀念之前那么吃的，就这样一直沿用了下来。我觉得讲到这里其实是收获的时候，从刘勇和李虹出成绩以来，这些对我来说就是人生的收获。

问：善有善报的那种感觉？

答：是，非常开心。另外，我们也有几个很自豪的事。起初，国内知道互联网创业的还不多，当时的一个国务委员叫司马义·艾买提，他2000年首访深圳。来了以后，深圳就安排了一个参观活动，结果他莫名其妙地告诉深圳说，他要去参观一下中华残疾人服务网。当时还没有网站的概念，外事办就到处查，结果查不到。后来没办法只能去问司马义·艾买提的秘书，首长从哪里知道的这个东西，后来那个秘书说在网上有，外事办也跟着打开网站，查看到我们登记的地址，赶快就过来了。司马义·艾买提的题字就是这么来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微软对我们的支持。微软在网上发现我们的网站后，就马上跟我们联系，比尔·盖茨很注重这方面，他没想到弱势群体自己也能做这么一个中华残疾人服务网。2000年就出现了让我们最自豪的事，微软中国的公关总监从北京买机票飞到我们这里，跟我们共度了一个助残日，就是5月20号。这可把全国的残疾人羡慕死了，这不是钱的问题，这张照片现在从微软的网站上都能查到。接着微软宣布了一个政策，就是对我们中华残疾人服务网所有的软件永远免费捐赠，我们要什么给什么，一直持续到现在。有些海外机构做得真不错，这个当时比钱都关键，这样的人生多有价值？打开微软的网站找到社会责任这一栏，进去就能看到这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