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猪养殖户兽药使用行为与主要影响因素研究

谢旭燕

摘要：兽药在生猪养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兽药的不当使用将导致生猪体内兽药残留，同时引起耐药细菌产生并在食物链体系中蔓延，对人体健康构成潜在危害。本文以江苏省阜宁县654个生猪养殖户为样本，基于收益预期的分析方法，运用MVP模型（Multivariate Probit Model）研究生猪养殖户的兽药使用行为与主要影响因素。实际调查与研究结果表明，养殖户在生猪养殖过程中超量使用兽药、不遵守休药期的行为较为普遍，其中不遵守休药期的养殖户约占样本比例的70%；养殖户的性别、年龄、家庭人数、养殖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养殖规模、养殖年限、对兽药残留的认知以及对政府违规处罚的了解程度等均不同程度地影响其兽药使用行为；政府监管仅对养殖户在生猪养殖过程中的人药兽用行为产生作用，对兽药的超量使用与不遵守休药期的行为并无显著影响。

关键词：生猪养殖户 兽药使用不当行为兽药残留 MVP模型

一 引言

我国是猪肉生产与消费大国，生猪饲养量和猪肉消费量均占世界总量的一半左右。在生猪养殖过程中，兽药特别是抗生素类药物，作为饲料药物添加剂在治疗和预防生猪感染性疾病，控制寄生虫及非传染性疾病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兽药在预防和控制人畜共患病的产生、遏制生猪潜在的流行病传播、保护人类身体健康与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等方面均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生猪养殖过程中科学地使用兽药，对保障全社会充足的肉制品供应具有积极的意义。相关数据表明，除预防和治疗动物疾病外，用于提高饲料转化率、促进动物生长的抗生素类药物在全部抗生素使用总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1]。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的估计，大约有一半的抗生素用于食品动物[2]。然而，抗生素类药物作为促生长剂会引起病原菌耐药性并可能残留在动物体内及其产品中[3]。大量证据显示，兽药残留作为影响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的一个主要因素，是畜禽产品风险危害的主要来源[4～5]。一旦过量使用甚至滥用抗生素类药物，动物体内的兽药残留将对人体产生急慢性毒性作用，引起细菌耐药性的增加[6]，且未被动物吸收的抗生素以原型排出，经由土壤、水体等途径被植物吸收并累积[7]，导致耐药细菌在食物链体系中蔓延，从而对人体健康构成潜在威胁[8]。事实证明，当人类感染某些耐药性病原体后，死亡率大约提升50%。2011年在全世界的1200万起结核病病例中，63万例涉及耐药结核菌株，即便使用昂贵的药物治疗并接受最佳护理，此类患者中也仅有略多于50%的人能够痊愈[9]。

基于此，国际组织与诸多国家均规定了兽药最高残留量标准。丹麦在20世纪90年代末逐渐终止抗生素作为生长促进剂的使用，在禁令颁布实施后丹麦农场和肉类中的抗生素耐药性降低了，同时家畜家禽的实际产量也有所提高。同样我国也根据国情分别实施了《饲料药物添加剂使用规范》《动物药品法》《畜牧法》等法律法规，并逐步完善了兽医防疫检验、兽药及其添加剂在动物食品中的残留检测等方面的技术法规，但在畜禽养殖过程中兽药残留严重超标的问题仍时常发生[10]。

目前我国兽药行政执法部门的监管重心在市场环节的兽药经营，忽视了对兽药使用终端的养殖场（户）的监管。实际上，处于猪肉供应链源头的养殖户的理性是有限的，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养殖的基本目的的。当养殖户的利益与猪肉质量安全的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理性的养殖户总是以满足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由于在生猪养殖的过程中，政府监管机构并不能也难以实现全过程监管，无法快速、便捷地检测生猪的兽药残留是否超标，消费者更无法辨别猪肉的潜在风险，更易诱发养殖户突破道德底线，不当甚至违规、违法地使用兽药，因此直接影响了猪肉的质量安全水平。因此，研究生猪养殖户的兽药使用行为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在源头上探求猪肉安全风险的治理路径具有重要价值。考虑到兽药使用行为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本文的研究以养殖户是否超量使用兽药、是否人药兽用、是否遵守休药期为重点，对养殖过程中的生猪防疫行为和兽药使用记录档案等情况进行分析，为规范生猪养殖户的行为，保障猪肉质量安全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二 文献综述

基于现有的文献与作者在调查过程中观察到的实际情况，生猪养殖户不当甚至违规、违法地使用兽药的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超量使用抗生素类药物。祁诗月等[11]对生猪养殖场抗生素使用情况的调研发现，83.30%的养殖户超量使用抗生素，生猪粪便中检测到抗头孢氨苄的细菌比例高达49.12%，而且在生猪幼龄期为了防病及促生产而大剂量使用抗生素，导致幼龄期生猪的粪便中检测到的多重抗性基因比例明显高于成熟期的生猪。王云鹏等[3]对畜牧养殖业主使用抗生素的调查显示，饲养场滥用抗生素的现象相当严重。高旭东等[12]以羊肉、牛肉、鸡脯肉、三文鱼为样品，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出鸡脯肉和牛肉中四环素类抗生素残留量均超过国家标准限量。张玮、魏建忠等[13]对规模养猪业主饲养健康猪的调查发现，健康猪携带的沙门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已相当严重。现有的科学研究显示，对生猪等长期使用或滥用抗生素所引发的耐药菌的生长和抗药基因的转移，将对人类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2）非法使用违禁药品。为获得经济利益，养殖户将禁用药物违法添加到生猪饲料中以促进肌肉发育，并可能导致肉制品兽药残留超标。因在饲料中添加违禁药品所引发的恶性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如瘦肉精事件等。吴林海等[14]指出部分食品企业降低生产成本的重要方法是不规范使用甚至滥用食品添加剂，而在动物饲料中非法使用添加剂是导致食品污染的四大路径之一[15]。我国《兽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明确禁止将人用药品用于动物。然而调查显示，我国的生猪养殖户对使用违禁药品的后果缺乏足够的认识[16]，在生猪养殖过程中无意或有意地将人用药用于动物的违规行为并不罕见。陈敬雄等[17]对肉鸡养殖户的调查表明，土霉素的添加率达到100%，并且80%的饲养户在使用土霉素时同时使用多种人用药物如庆大霉素、环丙沙星、青霉素。在生猪养殖过程中使用人用药不仅浪费抗生素资源，而且其产生的抗药基因将通过猪肉食用重新进入人体并产生新的危害[7]。

（3）不遵守休药期规定。大量研究已证实，提前出栏造成兽药在生猪体内不能被完全分解而大量蓄积，导致生猪体内残留药物超标或出现不应有的残留药物，从而降低猪肉的食用品质[18]，影响猪肉质量[19～20]，对人体造成潜在危害[21～22]。因此，严格执行休药期的规定是减少兽药残留的关键措施之一[23]。然而，虽然药品标签包含明确的休药期规定，但生猪若发生疾病，养猪户往往会加大剂量以保证出栏量[24]。Cooper等[25]的研究认为，不严格遵守休药期可能是病死牛肉中所含有的驱虫药物残留量高于健康牛肉的主要原因。Nonga等[26]的调查发现，在对抗生素的休药期有一定认知的养殖户中仍有80%的养殖户在休药期之前售卖鸡蛋。黄福标等[27]对生猪进行随机采样，研究发现，由于在生猪饲养过程中大量使用抗生素且未能有效遵守休药期的规定，因此生猪肠道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沙门氏菌污染，并且分离菌株存在较严重的耐药现象以及具有较强的致病性。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生猪养殖户的兽药使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展开了大量的先驱性研究，主要观点如下所述。

（1）养猪户的自身特征影响行为。吴秀敏等[19]、刘万利等[4]的研究均显示，相比于男性饲养者，女性饲养者对安全兽药的采用更趋向保守的态度。钟杨等[28]的调查显示，生猪散养户中男性相较于女性更倾向于采用绿色饲料添加剂。Young等[29]的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养殖户对布鲁氏菌可以通过牛肉或者牛奶传给人类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而吴秀敏[19]的调查发现，养殖者的年龄与兽药的安全使用意愿有很强的相关性，而且年龄越大的养殖者越不愿意采用安全兽药。陈帅[30]的研究认为，相比于较年长的养殖户，年轻养殖户的兽药安全使用的意愿比较高。汤国辉等[31]的研究发现，文化程度高的养猪户更了解使用新技术的成本收益，对新技术的学习和接受能力更强，因此更倾向于采用养殖新技术。孙世民等[32]的研究表明，养猪户的文化程度是其良好质量安全行为实施意愿的根源因素之一，受教育水平与农户生猪养殖的生产决策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2）养猪户的家庭人口与养殖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影响行为。我国农户分散的小规模经营方式，使其对生产损益的判断受到家庭特征的影响。杨子刚等[33]的研究发现，家庭人口与养猪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刘清娟[34]指出，普通农户由于条件约束不能雇工从事农业生产，家庭农业生产中劳动力的缺失影响普通农户的生产行为。王瑜等[35]的研究发现，小规模养猪户的非农就业人数越多，则越倾向于使用更多添加剂，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孙致陆等[36]的研究表明，生猪养殖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高，养殖户记录生猪兽药使用档案的可能性越大。李红等[37]的调查发现，随着养殖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的提高，养殖户会显著地选择定期消毒行为以保证质量安全。由此可见，养殖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大，表明其专业程度越高，其承担的风险越大，兽药使用等行为也就越规范。

（3）养殖年限、养殖规模与兽药使用认知影响行为。吴秀敏[19]的调查发现，养殖年限较低的养猪户更愿意采用安全兽药。而王海涛[38]的研究表明，养猪户的养殖年数越长，其生产决策行为越接近于安全。刘玉满等[39]的调查发现，规模化养猪户大多使用工业饲料，而散养户则大多沿袭传统饲养方式。白桂英[40]、张跃华等[41]的研究均表明，规模越大的养猪场越倾向于使用更为严格的生物安全措施，规模较小的养猪场不仅本身具有较高的生物安全风险，且对其他养猪场也会造成潜在的威胁。刘万利等[4]的研究发现，当前养猪户对兽药的效果、兽药残留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和安全兽药效果的认知程度都很低，由此影响了生猪的质量安全水平。Garforth等[42]的研究表明，养殖户的态度及对疾病风险的感知是影响其疾病控制行为的主要因素。Hollier等[43]的研究认为，正是由于农户缺乏农业知识和经验，才造成了潜在的生物安全风险。

（4）违规处罚的认知与政府管制力度影响行为。郑建明等[44]实证分析了水产养殖质量安全方面的政府管制对养殖户经济效益的影响，发现养殖户对违规处罚的认知显著影响其经济效益。尹春阳[45]的研究表明，对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的认知越深，养殖户越倾向使用安全兽药。Norbert[46]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设计了政府-农户二元随机道德风险模型，分析了农户在政府管制下的机会主义行为，结果表明农户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随政府管制力度的加大而变小。王海涛[38]从违禁药物的检查次数、防疫水平、检疫力度、违规处罚力度四个方面衡量政府管制水平，研究表明政府管制水平越高或约束力越大，养猪户的生产决策行为就越趋于理性。

三 调查基本情况与样本的统计性分析

（一）问卷设计与调查组织

为了研究生猪养殖户的兽药使用行为及其主要影响因素，本研究以江苏省阜宁县为案例展开调查。调查问卷主要基于现有的文献来设计，并采用封闭式题型设置具体问题。之所以以阜宁县为案例，主要是因为阜宁是全国闻名的生猪养殖大县，连续15年卫冕江苏省“生猪第一县”，号称“全国苗猪之乡”。2011年和2012年的生猪出栏量分别为157.66万头和166.16万头，当地众多农户以养猪作为谋生的主要职业，是农户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

对江苏省阜宁县的调查于2014年1月展开，调查之前对该县下辖的龙窝村、双联村、新联村、王集村等村的不同规模的生猪养殖户展开了预调查，通过预调查发现问题并修改后最终确定调查问卷。调查面向阜宁县辖区内所有的13个乡镇，在每个乡镇选择一个农户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村，在每个村由当地村民委员会随机安排一个村民小组。在13个乡镇共调查13个村民小组（每个村民小组的村民家庭数量不等，以40～60户为主），共调查了690户生猪养殖户，获得有效样本654户，有效比例为94.78%。在有效调查的654户养殖户中，生猪的养殖规模为1～1000头，规模不等，涵盖面较广。在实际调查中，考虑到面对面的调查方式能有效避免受访者对所调查问题可能存在的认识上的偏误且问卷反馈率较高[47～48]，本调查安排经过训练的调查员对生猪养殖户进行面对面的访谈式调查。

（二）养殖户基本特征及相关认知的描述分析

（1）养殖户的基本特征。表1显示，在654位受访的养殖户中，男性养殖户占59.17%，高于女性；平均年龄为56.15岁，受教育程度以小学及以下、初中为主体，分别占样本总数的58.71%、28.90%；家庭人口为5人及以上、养猪收入占家庭总收入30%及以下者居多，分别占样本总数的51.38%、70.64%。受访养殖户的调查显示，2013年生猪出售价格为600～700元/百斤的占66.97%，价格在700元以上的仅占19.27%。对价格很不满意、不满意的受访养殖户分别占样本的36.24%、52.29%, 47.71%的养殖户表示生猪养殖有盈利。

49.08%的受访养殖户是自繁自养，28.44%为专业育肥猪养殖，18.81%为专业母猪养殖。77.06%的养猪户是兼业养殖，专业养猪户占22.94%。养猪经验在10年以上的养猪户居多，占样本比例的78.90%。

（2）疫苗与兽药的认知与使用。兽用生物制品是用于预防、治疗、诊断生猪疫病或改变动物生产性能的一种兽药，俗称疫苗，是生猪养殖户普遍使用的兽药。在654个受访养殖户中有642个养殖户使用了疫苗，并且其中有144个养殖户使用自己购买的疫苗。表2显示了498个受访养殖户使用政府免费发放的疫苗的效果情况。分别有84.34%、49.40%的受访养殖户认为政府疫苗发放得比较及时、疫苗效果比较好，而超过50%的受访养殖户认为政府发放的疫苗效果不好或效果一般，主要原因是疫苗的存贮要求比较高，在运输途中因保管不善而失效。

表3是生猪养殖户对兽药的认知与使用行为的统计情况。由表3可知，仅有9.17%的受访养猪户对生猪用药等保存了记录档案，90.83%的受访养殖户并不记录兽药使用情况，认为没有必要或不知道怎么记录。生猪生病时，不请兽医自己注射药物的受访养殖户比例为25.69%，也有少数养猪户选择直接屠宰投入市场。

调查发现，占样本比例66.05%的受访养猪户对禁用兽药完全不了解，且有48.17%的受访养殖户完全不了解兽药残留的危害，比较了解、非常了解的受访养殖户仅占样本比例的15.13%，并且在实际饲养过程中占样本比例68.35%的受访养猪户不遵守休药期的有关规范。在654个受访养殖户中，有201个养殖户在兽药使用效果不佳时主要靠换药来解决问题或等猪自然恢复或死亡。如果兽药效果不佳，有363个受访养殖户将选择调整配比浓度超量用药，有132个受访养殖户表示会提前卖掉，有159个受访养殖户将用人用药替代兽药。由图1可知，有54个受访养殖户既超量用药、将人用药替代兽药，也不遵守休药期。

四 养殖户兽药使用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理论框架

养殖户在生猪养殖过程中的兽药使用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净收益的预期，而这在现实情境下难以直接有效地观察。假设养殖户生猪养殖的预期收益与其愿意承担风险的额外收益有关，则第i个养殖户选择第j个兽药使用不当行为相对于正当行为所增加的额外收益为[49]：

其中，EΔTRij为生猪养殖户选择不当兽药使用行为相对于正当行为所增加的平均收益；Vij养殖户选择兽药使用不当行为特有的收益标准差，主要指被处罚带来的负收益，θ表示被监管部门抽查的概率；ΔTCij指养殖户不当使用兽药所增加的额外成本。如果ΔUij≥0，则养殖户i愿意选择第j个兽药使用不当行为，反之亦然。据此构建如下二元离散选择模型[50]：

基于前文的文献研究，养殖户对兽药使用行为的选择受其个体与家庭特征、养殖特征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式（1）可进一步表示为ΔUi=Xiβ+εi。

其中，ΔUi为j维列向量，Xi为j×m维准对角矩阵，Xijk表示第j次选择中，第i个养殖户第k个自变量，β=（β11,β12, …,β1m,β21,β22, …，β2m, …,βj1,βj2, …,βjm）′为待估参数向量，εi=（εi1,εi2, …,εij）′为残差项。

因此，养殖户i愿意选择不当使用行为的概率可表示为：

如果εi满足正态分布，即满足MVP模型的假设，则：

（二）变量定义与赋值

相关变量的赋值与定义如表4所示。

（三）MVP模型建立及估计

基于本文的变量定义，生猪养殖户需要在三种兽药使用行为中做出选择，并且由于MVP模型假设残差项服从联合正态分布，因此εi～N（0,∑），则Yi～N（Xiβ, ∑），其中

为对称的相关系数矩阵。

基于Chib和Greenberg（1998）的模型基础，本文的MVP模型对数似然函数可表示为：

其中为联合概率密度函数，Bij为积分区间，与Yij的对应关系为：

θ=（β, ∑）为参数空间。

由于对数似然函数ln[L（θ）]的形式极为复杂，本文采用MCEM算法[50]（Monte Carlo Expectation Maximization Algorithm），并借助MATLAB分析工具进行模型拟合，最终结果如表5所示。表5显示了相关参数的估计结果，模型总体拟合效果良好。其中，σ12=0.8801,σ13=0.8002,σ23=0.7803。

分析模型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性别、年龄对养殖户的兽药使用行为有显著影响。表5显示，男性较女性更可能在使用兽药时提高配比浓度而超量用药，但在人药兽用、不遵守休药期的行为中性别未显示出显著差异。表5显示，HAG2、HAG3的估计系数为负，表明年龄在65岁及以上的养殖户发生人药兽用、不遵守休药期的概率显著低于年龄在45岁以下的养殖户。这与吴秀敏的结论有差异。吴秀敏的研究发现，年龄越小的养猪户越倾向于采用安全兽药。产生差异性的原因可能是，养殖户安全兽药的使用意愿与其实际使用行为并不是一回事，使用意愿能否转化为实际使用行为取决于其对利益的判断，而年轻养殖户更善于成本-利益分析，在对兽药残留的危害及法律法规不熟悉的情况下，更可能发生不当行为。可见年龄对养殖户的兽药使用行为也有显著影响。

（2）家庭人数、养殖收入显著影响兽药使用行为。表5显示，家庭人数在3人及以上的养殖户使用人用药替代兽药的概率显著低于家庭人数为3人以下的养殖户。可能的原因是，当劳动要素不足时养猪户会选择较便宜的人用药以减少资本要素的投入。表5显示，MPCT1、HPCT1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养殖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为30%以上，80%及以下的养殖户超量使用兽药的可能性显著低于养殖收入比重占80%以上的养殖户。因此，养殖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也影响养殖户的兽药使用行为。

（3）养殖规模显著影响养殖户的兽药使用行为。由表5可知，MSA1、LSA1、MSA2、LSA2均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即规模大的养殖户超量使用兽药、用人用药替代兽药的概率显著高于规模小的养殖户，但养殖规模对养殖户是否遵守休药期的影响并不显著。事实上，在对阜宁县生猪养殖户的调查中笔者感知到，无论规模大小，大多数养殖户并没有休药期的概念，生猪能否出栏大多看卖相。表5显示，EXP3的估计系数为0.4448，即养殖年限在10年及以上的养殖户不遵守休药期的可能性显著高于10年以下的养殖户。养殖年限是影响养殖户是否遵守休药期的关键因素。可能的原因是，养殖经验丰富的养殖户有更多的销售渠道，当市场行情较好时其会提前售卖。

（4）对兽药残留的危害与政府处罚规定的了解度显著影响养殖户的人药兽用行为。表5显示，RES2的估计系数为负，表明对兽药残留的危害认识清晰的养殖户使用人用药替代兽药的可能性低于对此认识不清的养殖户；对政府处罚规定的了解度对养殖户的兽药使用行为有显著负影响。表5中的PUN1、PUN2、PUN3分别在10%、5%、10%的水平上显著，即养殖户对政府的处罚措施越不了解，其兽药使用不当行为越明显。

（5）政府监管对养殖户是否超量使用兽药与是否遵守休药期并无显著影响，但对人药兽用行为产生影响。表5显示，在政府实施监管的情况下，养殖户使用人用药替代兽药的概率显著低于无政府监管的情况。事实上，现阶段政府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还较为薄弱[51]，就生猪养殖环节而言，政府监管部门无法快速、便捷地检测养殖户是否有超量使用兽药或不遵守休药期的行为。

五 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以阜宁县654个生猪养殖户为调查对象，基于收益预期的分析方法，运用MVP模型分析生猪养殖户的兽药使用行为及其主要影响因素。主要研究结论是：养殖户的个体特征对其兽药使用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男性比女性更可能发生超量用药行为，年龄在65岁及以上的高龄生猪养殖户人药兽用、不遵守休药期的概率显著低于45岁以下的年轻养殖户；养殖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80%以上、养殖规模较大的养殖户更易发生超量用药以及人药兽用行为；养殖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高、规模大的养猪户为节省成本、缩短存栏时间，往往会选择兽药不当使用行为。与此同时，对兽药残留的危害及对政府处罚规定的了解度对养殖户的兽药使用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即随着生猪养殖户认知水平的提高，其发生兽药使用不当行为的可能性逐渐降低；虽然政府监管对养殖户是否超量使用兽药与是否遵守休药期并无显著影响，但是对遏制人药兽用行为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实证分析的结果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主要是：务必提高农村兽医师的素质，提高其专业水平；加强对养殖户兽药使用的宣传培训，普及兽药使用的基本规范，改变养殖户对兽药残留的危害认识不到位的现状，引导建立用药档案，促使其严格按照规定使用兽药；完善兽药残留检测体系，制定养殖环节中使用违禁药品、超量用药的速测方法标准，加强出售前的兽药残留检测，保障猪肉质量安全；切实加大对农户生猪养殖的监管力度，加大对农户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强化其守法养殖观念，杜绝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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